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与决策科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主义论文,科学论文,波普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方法论对科学活动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科学发现和科学检验所遵循的基本规则，并为科学预测和科学决策提供合理的依据。我国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学发现和科学检验这两个阶段，而对科学方法论的应用阶段——科学预测和科学决策——的研究则较为薄弱。本文通过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与决策科学的比较，认为无论在决策科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在决策科学的方法上，证伪主义方法论对决策科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自英国经济学家特伦斯·哈奇森（Terence W.Hutchison）于1938年在其著名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前提》一书中，首次将波普尔哲学明确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以来，证伪主义方法论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被人们称为是19世纪和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新旧观点的分水岭”。
然而，由于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给西方经济学理论所带来的强大压力，使得不情愿自己的理论面临经济生活中的“判决性实验”一驳即倒的很多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实践中并没有完全奉行他们所理解和鼓吹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原则，其中一部分人转向了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试图以拉卡托斯的“弱”证伪主义来代替波普尔的“强”证伪主义，使经济学家在面对具有证伪性威胁的事实时，能够坚信他们自己的信念，保持自己的理论不至于被证伪而赢得“科学”的地位。
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虽然在经济学领域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但在决策科学中却是另一番景象，它对决策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
波普尔把理性主义区分为“批判的理性主义”和“非批判的理性主义”或“综合的理性主义”两类。他称自己的理性主义为“批判的理性主义”，即是一种承认理性的缺陷和自我批评的理性主义。被他称为“非批判的理性主义”或“综合的理性主义”则是“不准备接受任何不能通过论据或经验手段而得到支持的事物”，由于这类理性主义是与经验证实原则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又称为“证实的理性主义”。波普尔对理性主义作这样的区分，对西方决策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被称为决策科学之父的赫伯特·西蒙，在创立其基础理论时，从决策科学的角度把理性主义区分为有限理性论和全面理性论。
西蒙对理性主义作这样的划分，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古典经济学以经验证实原则作为其哲学基础，奉行全面理性论的信条，假定了一种全知全能的“经济人”，“这种人具备关于其所处环境各有关方面的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即使不是绝对完备的，至少也相当丰富，相当透彻。此外，这种人还被设想为具备一个很有条理的、稳定的偏好体系，并拥有很强的计算技能；他靠这类技能就能计算出，在他的备选行动方案当中，哪个方案可以达到其偏好尺度的最高点。”因此，在古典经济学看来，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极大化；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决策者收集所有必要的信息，然后根据边际效用原理，决定其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并不受环境变化的影响，具有前后一致的价值准则体系。
波普尔哲学引入经济学方法论之后，这种全面理性论的观点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主流经济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保罗·萨缪尔森于1948年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经济分析的基础：经济理论的操作意义》一书中就明确表露出具有证伪主义倾向的方法论观点。在萨缪尔森看来，经济学的基本目的是推导出有操作意义的经济学理论，而有操作意义的经济学理论只是关于经验的假说，这种假说在原则上应是可以被驳倒的。一个在操作上有意义的理论就是一个可证伪的理论。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M·弗里德曼虽然力图用实用主义的工具理性主义方法论来代替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事实证据永远不能‘证实’一个假说，它只是没能驳斥该假说”。经济学界这些著名代表人物的思想表明，“经济人”的观点发生了动摇。尽管这样，很多经济学家仍然相信，努力追求最大化的收益是人们行为最重要的动机，最大化构成现代经济行为的本质。在经济决策中，“最优化”仍然是选择方案惟一的价值标准。
为了“用一种符合实际的理性行为，来取代经济人那种全知全能的理性行为”，西蒙对全面理性论的观点展开了批判。西蒙指出：“人类理性，较之它作为探索特定的局部需要和问题的工具而言，远不足以成为构造和预测全世界系统的一般均衡模型，或者创造一种包罗一切时代的所有变量的宏大总模型的工具。”可是，“古典经济理论对人的智力做了极其苛刻的假定，为的是产生那些非常动人的数学模型，用来表示简化的世界”，使之足以保证能算出最优解。古典经济学所讲的这种全知全能的理性其形式的简洁和优美虽然令人赞叹，但对人类行为所处的环境形态所作的刻画，与人类行为的实际情况相距甚远。在如何看待人的决策行为的问题上，全面理性论对最优决策方案的追求也是不现实的。一个决策方案要达到最优，至少必须满足如下条件：（1）决策目标可以量化；（2）所有可能的备选方案必须全部拟定出来，不能有所遗漏；（3）每个方案的执行结果必须是确定的；（4）有一个绝对的择优标准；（5）时间上不受限制。在实际决策中，难以同时满足以上条件，尤其是在复杂的决策问题上更是如此。因为，第一，人们在进行决策时，要受到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情报的限制、人的认识能力和计算能力的限制、目标不易数量化的限制。这些限制，实际上就使决策者很难把所有的可能方案拟定出来，所以也就很难断定选出来的方案是否最优。第二，决策也有个时间要求，如果为了寻找最优方案而花了很长时间，贻误了决策时机，那末，即使找到了“最优方案”也毫无用处，从而使最优方案成为不优方案。第三，人的价值取向和多元化目标并不总是始终一致的，往往互相矛盾且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尤其是复杂的决策问题要涉及几个部门，包括几个目标，其执行效果的影响要持续相当长的时期，所以，对于这个部门、这个目标来说是最优方案，从另一个部门、另一个目标的角度去看就不见得是最优的，可能只是“次优”的、甚至是不优的；短期效果看来是最优方案，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效果可能并不好。第四，决策对象和现实的决策环境是高度不确定的，决策者很难对每个方案的预计结果估计无遗。从以上方面可以看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在西蒙看来，绝对的最优化是不存在的，为此，他提出了另一个现实的标准，即“满意标准”，认为只要方案“足够满意”就行了。这样，西蒙就否定了全知全能的“经济人”的存在，主张用有限理性论代替古典的全面理性论。
试把西蒙的有限理性论与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根据波普尔的“试错法”（the method of trial and error），科学起源于问题而终于问题。从旧问题的解决到新问题的产生，猜测和证伪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在波普尔看来，问题一旦提出，科学家就会作出试探性的解释，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说。这些假说必须接受批判和检验，批判和检验假说的过程也就是反驳和证伪理论的过程。通过批判和检验，有的假说被淘汰，有的则被确认（corroboration）。但被确认的假说必须接受更为严格的批判和检验。科学的发展就是由不断提出试探性的假说，并通过反驳和证伪不断排除猜想中的错误而实现的，是一个通过探索和批判不断向客观真理接近的过程。波普尔把他的“试错法”与达尔文关于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理论联系起来。他认为，无论是生物的随机变异，还是科学理论的随机猜想，都必须经过批判竞争进行选择，使适者生存或经受住检验的理论保留下来，但保留下来的物种或经受住检验的理论必须接受更为严格的批判和检验。波普尔虽然强调科学知识的增长是理论通过生存竞争而不断提高逼真度的历史，但他同时又认为，由于人的理性的局限性，科学的最大逼真度是达不到的，“最大限度的逼真性只有通过一种不单单是真而且还是完全真全面真的理论才能达到”。由于理论只是猜测自然，是对自然的尝试性假设，从而不可能绝对正确；加之世界是无限的，科学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所以科学总是在不断地向客观真理接近，不可能有“完全真全面真的理论”存在，具有最大逼真度的理论仅仅是一个遥远而达不到的理想。波普尔的这些思想，对有限理性论的诞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西蒙在阐述他的有限理性论的思想时，把“选择性搜索”和“寻求满意”这两个要素当作该理论的基本特征。西蒙认为，决策者在遇到问题时，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现成的备选方案，他必须要去搜索方案，而搜索方案的过程也就是尝试和试错的过程。这个过程好像生物进化中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过程一样，“是一个先产生一定的可能变种，然后检验它们，并保留其中较优者的过程”。西蒙之所以把生存竞争中保留下来的物种称为“较优者”，他认为，如果从进化论的角度看，是由于生物进化过程中没有永久性的物种平衡状态，新的有效竞争者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产生，一个物种对环境的适应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存在绝对适应环境的所谓“最优”的物种。从决策方案的选择过程来看，西蒙认为，在搜索方案之前，决策者对于应当寻找一种好到什么程度的方案已经形成了某一欲望水平，“欲望水平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可以随体验的变化而升降。在好方案多的良性环境下，欲望提高；而在恶劣环境下，欲望则下降”。他一旦发现了符合其欲望水平的备选方案，便结束搜索，选定该方案。西蒙把这种符合决策者欲望水平的方案称之为满意方案，而这种搜索满意方案的过程就称之为“寻求满意”选择模式。西蒙建立的“寻求满意”选择模式避免了全面理性论盲目寻求最优方案的片面性。在决策科学中，某个具体的决策问题从理论上讲可能有最优解存在，但由于决策对象在不断变化，客观存在的最优解也在变化，人们追踪这种变化的能力却是有限的。即使像全面理性论自鸣得意的线性规划这种高度抽象的数学模型，对决策问题变量关系的描述也是在一组约束条件下对客观对象的近似和简化，它的所谓“最优解”实际上只是相对于其他解而言的一种较优的满意解。所以，在方案选择过程中，决策者是难以选出最优方案的。
西蒙用有限理性论来取代全面理性论的目的，正如他于1978年12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表演讲时所说的那样：“对经济科学来说，我们只是想接近真理；我们并不想找到一个能囊括全部真理、且不含任何杂质的公式；……我们满足于一种逐步逼近（真理）的策略。”西蒙的这些话，同波普尔的逼真性真理观是何等的一致。
二
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不仅为西蒙的有限理性论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还为决策科学的发展给予了方法论的支持。
在科学哲学中，传统经验主义经验证实原则的方法论基础——归纳法受到休谟的质疑之后，现代经验主义为了替经验证实原则辩护，认为归纳法得出的结论虽然不具有必然性，但却具有或然性；理论虽然不能被经验“证实”（verification），但却能被经验所“确证”（confirmation），从而用或然真理论代替必然真理论，试图从概率论和数理逻辑的新成果中寻找出路。在决策科学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西蒙的有限理性论虽然使全面理性论遭受挫折，但由于“效用和概率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公理化，以及贝叶斯统计学的复兴，为从实验上检验统计决策论，检验抉择环境中的人类行为是否谋求最大的主观期望效用，打通了一条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决策科学领域中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反行为主义思潮。全面理性论主要以“主观期望效用理论”的形式复活，试图在方法论上维护古典理论，认为“不必牺牲全面理性这一重大假定，便可以对付那些曾使古典经济学感到棘手的重要问题了”。波普尔和西蒙等人对各自论敌的批判，都是从反归纳法入手，并围绕现代概率进行的。波普尔指出，现代经验主义虽然对归纳逻辑进行了改造，但它同古典归纳主义一样，未能解决归纳原理本身的论证问题。波普尔说：“如果我们要设法证明归纳推理是正确的，我们就必须首先确立归纳原理”，“这个归纳原理本身也必须是一个全称陈述。假如我们试图认为它的真理性来自经验，那末，导致引入归纳原理的同一个问题就再一次产生了。为了证明这个原理，我们就必须运用归纳推理；而为了证明这些归纳推理，我们就必须假定一个更高层次的归纳原理；如此等等。这样，想把归纳原理建基于经验之上的试图就破产了。”因为这种论证方法是用一个自身尚待证明的论据来论证自身，结果不是导致无限循环论证就是导致先验论。由于归纳原理本身的论证存在问题，所以，现代经验主义试图从局部辩护入手，借助于“概率”语言，把概率演算引入经验证实原则，在或然性理论中寻找非完全证实途经，并不能使之摆脱困境。在波普尔看来，理论的科学性与它的内容和解释力成正比，而与它的概率成反比。一个理论所包含的内容愈丰富，对它所描述的对象解释愈精确，就愈科学，但它的概率反而就愈低。再说，科学理论是一种普遍陈述，而普遍陈述不仅无法通过观察和实验的检验而证实，而且也无概率程度可确证，因为从数学的观点看，证实一个科学理论的经验证据总是有限数A，而任何全称陈述所包含的经验事实的总数X是无限的，根据
可以看出，无论分子A多大，与无限大的分母X之比永远是零，即无限的全称陈述的概率为零。科学理论、定律是无限的全称陈述，既然概率为零，其或然性当然也就是一句空话。经验主义借助于现代概率（包括决策科学中广泛使用的贝叶斯定理）这个工具，并不能挽救它的命运。
波普尔围绕概率演算这一主题从理论上对现代归纳主义展开的批判，为西蒙所代表的行为决策学派的发展从理论上铺平了道路。
西蒙提出有限理性论之后，古典全面理性论观点有一些动摇，人们把目光转向了不确定事件的概率分布，在决策科学中引入期望值这一概率演算形式来处理风险型决策问题。但是，在如何看待用期望值来表示未来事件的概率分布问题上，管理科学界却产生了分歧。以西蒙为代表的行为决策学派仅仅把期望值看作是对未来不确定事件的一种近似的、寻求满意的简化形式，而另一些人则把期望值看成是“全面理性的重大防线”，主张决策者在选择方案时应按照最大期望效用的准则行事。西蒙等人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表明，主观期望效用理论并不能描述人们的实际决策行为。比如，当决策者面临期望值相等的两种选择时，根据主观期望效用理论，这两个方案的优劣并无差异，决策者的偏好应当相同，无论选择其中哪一个方案都无所谓。但心理实验结果证明，不同的决策者在评价这两个方案的优劣时会有三种不同的态度。例如，现有这样两个方案供决策者选择：一个是经营商品A，其期望值为（100000×0.5）+（0×0.5）=50000；一个是经营商品B，其期望值是（200000×0.5）+（-100000×0.5）=50000。两个方案的状态概率和期望值虽然完全相同，但风险厌恶的决策者认为不冒风险稳收益5万元比含有风险（有50％的可能亏本10万元）而收益5万元有更大的实际价值，所以他宁愿选择经营商品A而不去经营商品B。风险中立的决策者认为既然这两个方案的期望值相同，无论选哪一个方案都无所谓。而风险追求的决策者则会选择经营商品B，因为这个方案存在获利20万元的诱人前景。西蒙等人把不同决策者对风险持有的不同态度称之为风险偏好。他们指出，期望值并非支配人们选择行为的惟一因素，除此之外，风险偏好、方式偏好、状态概率和报酬优势等，都可能对决策者选择方案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主观期望效用理论与决策实践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差距，是由于它的方法论基础存在很大的问题。
西蒙指出，主观期望效用理论是20世纪上半叶最令人振奋的知识成就之一，但它的方法论是建立在归纳法的基础之上的。就应用推理方法考虑决策方案的选择来说，它是一部优美的机器。但是，推理过程需要输入前提，并经过转换再输出结论。按照经验主义的观点，逻辑推理所使用的前提是凭经验观察归纳出来的。这样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归纳原则本身的论证；二是归纳前提的来源问题。归纳是从个别得出一般，从过去推出未来，归纳问题是要证明这种归纳出来的一般陈述的有效性，但这种证明不能靠归纳推理本身来进行，而只能依靠人们的规定，于是就导致了先验论。至于“归纳的基础——事实，无不处在观察、感知和推理等复杂的、有时还是不稳固的依据之上”。而且，收集事实的观察并不是中立的，要受到理论的影响。“因此，推理之所以难免有误，既是因为无法从特定事实当中得到不容置疑的普遍命题，又是因为事实本身具有暂时性和受理论影响的特点。”方法论上的这种脆弱性，就使得主观期望效用理论不能作为现代科学决策的导航器。西蒙等人通过对主观期望效用理论的批判，在有限理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行为理论，并逐步形成了行为主义学派。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同西蒙的思想存在如此高的一致性并非偶然的巧合。一方面，波普尔的“试错法”和“逼真性”真理观为西蒙的有限理性论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波普尔对现代经验主义（包括贝叶斯主义）所作的批判大大削弱了主观期望效用理论赖以生存的哲学基础，从而为决策科学的发展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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