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历史功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功绩论文,国民党论文,中共论文,中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初期，在正面战场屡遭失利的情况下，国民党决定迁都重庆。重庆遂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为坚持长期抗战，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成立南方局，作为派驻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机关。南方局成立后，坚定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和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坚持第二次国共合作，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
一、加强了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建设
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时，正值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之时。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从这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抗日态度日趋消极，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则日益加强。国民党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论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巩固党的组织，改变工作方式和方法，便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中心任务。1940年5月，毛泽东明确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①a]。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国民党统治区的具体情况，在总结过去白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三勤三化”作为执行中共中央“十六字方针”的具体策略。“三勤”即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即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三勤三化”的中心是职业化。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员如果没有职业掩护，就谈不上勤学、勤业，更淡不上社会化、合法化，也无法达到长期荫蔽，积蓄力量的目的。周恩来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有职业，利用职业为党工作。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党的影响，同时又把群众的要求反映到党内，使党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并强调，有了职业的党员，还必须勤学，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素质，增强自己认识社会的能力；有了职业还必须勤业，只有勤业，才能取得上级的信任和群众的拥护，才能站住脚。勤交友则是勤学、勤业的落脚点。勤交友就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蓄力量，而这种工作是以社会化、合法化方式进行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提出的“三勤三化”是巩固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素质，转变党的工作方式、工作方法，积蓄力量的正确原则，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
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召开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②a]的任务。这次会议之后，西南地区的党组织，全面地、积极地贯彻执行“三勤三化”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广大党员深入到各地开展工作，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力量。在此基础上，以共产党员为核心，以进步分子为骨干，以职业单位为阵地，建立了许多“据点”。这些“据点”既无名称，又不定形，灵活机动，使国民党军警、特务摸不清，抓不到。“据点”的建立，广泛地团结了周围的群众，积聚了进步力量。建立“据点”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执行“三勤三化”的一个创造，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指示南方局青年组要通过“据点”有计划地提高青年的觉悟，使青年工作在巩固中深入发展。
1944年，全国民主运动即将出现高潮，为了适应新形势，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西南地区党组织，在“据点”已积聚起来的进步力量的基础上，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各地党组织相继组建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如成都建立了民主青年协会，重庆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昆明建立了新民主主义联盟、民主青年同盟等。这些组织是党的得力助手，在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并成为党组织后来发展的基础。
通过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努力，国民党统治区绝大多数地区的党组织，在斗争中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积蓄了革命力量，并在以后的斗争中，特别是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决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战，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保证。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针对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制造反共磨擦的行径，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两周年的宣言中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1940年，中国共产党又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南方局忠实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的这些政策。
为了孤立蒋介石顽固派，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了发展国民党内的进步势力，团结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逐渐在国民党内形成了抗日爱国民主派。国民党元老派在国民党党内和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他们可以牵制、影响蒋介石。为了争取国民党元老派及上层人物，周恩来提议由一部分共产党员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国民党民主派，成立一个秘密政治团体。1941年夏，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一年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民革，后又改称小民革）。这个组织对于动摇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针对蒋介石制造反共磨擦，中共中央南方局采取了针锋相对，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皖南事变后，周恩来立即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向全国人民及世界人民揭露了皖南事变真相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暴行，争取了国内外舆论对中共的普遍同情和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谴责。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顽固派不得不收敛自己的行为，并采取一些措施缓和局势。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投降和发动内战的阴谋活动，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的特点是两头小，中间大。因此，争取中间势力是进步势力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1940年，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关于南方局工作汇报后明确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集中精力开展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
当时在重庆有第三党、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民主党派，这些党派在抗战初期拥蒋抗日。但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不但积极反共，而且对民主党派也进行限制、迫害。各民主党派不满国民党一党独裁，要求民主，其活动的主要方式是社会舆论。因此，民主党派不仅是一支抗日民主的政治力量，也是一支舆论力量。若能将各民主党派争取过来，对于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底，十分有利。中共中央南方局从关心和帮助出发，积极支持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和联合。周恩来等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交往频繁，利用各种方式，帮助他们认清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认识到加强自身团结和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多方面的工作和协商，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的成立，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联系和团结，壮大了抗日民主阵营。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
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一环。抗战爆发后，沿海一带的民族工业相继迁入大后方，重庆已成为民族资产阶级最为集中的地方。周恩来提出了“争取民族工商界，发展民族工业，支持抗战”的统战策略。他说：必须重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争取、团结工作，因为他们是一支反对独裁统治的民主力量，是一支支持长期抗战的经济力量。中共中央南方局一方面帮助工商界人士充分认识他们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对他们的生产进行表扬和肯定；另一方面积极支持他们争取经济民主，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使他们在斗争中认识到要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共产党，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民族实业家范旭东为了求得企业的生存，打算自己创办建业银行，但遇到很大困难。周恩来知道后，决定以共产党的部分营运经费参与建业银行的筹建，有力地支持了这家企业渡过难关。正是在这种患难与共之中，工商界人士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接近共产党。“猪鬃大王”古耕虞曾经说：“像我这样的资本家，共产党要说服我并不那么简单，可是，周恩来有独到之处，他就说服了我，使我越来越认识党，信任党，感到振兴中华，非共产党不可。”[①b]
中共中央南方局还十分注意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西南地方实力派有军队、有地盘，做他们的统战工作，加强同他们的联系和团结，就能够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条件。而西南地方实力派同蒋介石有矛盾，是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要求抗日的，争取他们也是可能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亲自出面做工作，同时又动员一些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关系密切的党外进步人士做他们的统战工作。经过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努力，川、滇、康三省实力派联合起来，要求蒋介石坚持抗战，实行战时民主。与此同时，南方局又极力促成民主政团同盟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合作，使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相互支持，扩大了同蒋介石斗争的力量。
由上可见，由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使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势力日益壮大，中间势力逐渐向进步势力靠拢，从而孤立了国民党顽固势力，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积极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开展
周恩来曾指出：抗战和民主犹如列车的双轨，没有民主，抗战就不能广泛、深入，甚至难以发动或者遭受挫折或者被出卖。因此，中共中央南方局非常重视并积极开展争取民主的斗争，使人民获得更多的民主权利，以调动人民参加抗战的积极性。
抗战时期争取民主的内容：一是在政治制度上变国民党一党一阶级的独裁专制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争取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的权利。中共中央南方局充分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合法讲坛，和各民主党派一道，开展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斗争。在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上，共产党参政员和各民主党派参政员共同努力，使这次参政会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宪政决议案的通过，推动了宪政运动在各地蓬勃开展。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频繁地参加各种宪政活动，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各阶层人士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争取民主宪政的主张，扩大了党的影响。由于南方局的不懈努力，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逐渐地了解和认识了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策。因此，当1944年9月15日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召开国是会议，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时，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一致拥护。这年10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和发动下，成都、昆明、重庆等地先后举行了群众集会，响应中国共产党这一号召，提出了坚持抗战，实行民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西南的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一个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政府为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高潮。
四、努力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援助
国民党迁都重庆后，重庆不仅成为中国的战时政治中心，而且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窗口。在重庆，设有苏、美、英、法等30多个反法西斯国家的外交使馆。此外，还有许多国际性的组织和10多个中外文化协会。各国使者，世界知名人士，国际群众团体的有关人员，纷纷来到重庆。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各界人士来访更是络绎不绝。据1943年10月国民党当局公布的统计数字，当时常驻重庆的外国人有1129人。如何争取这些外国人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巩固和发展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就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重要任务。
中共中央南方局一方面通过《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发表大量文章和社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和中国抗战的特点，论述了巩固和发展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号召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团结一致，结成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的联合战线，为彻底打败法西斯而努力；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方式和场合发表谈话和演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介绍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让广大外国人士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战。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及外事组的成员，尽可能抽时间广泛地接触在重庆和来重庆的各国人士，同他们建立联系、结交朋友。周恩来结交的国际友人难以计数，其中有各国使节及各方面人士。周恩来与这些人交谈的主题大都是有关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同时也针对不同的对象谈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从而使中国的抗战获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中国在抗战期间得到各反法西斯国家及友好人士在道义上、舆论上以及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的大力支援，其中也与南方局的艰苦工作分不开的。
宋庆龄抗战时期到重庆后，周恩来、林柏渠、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和她接触的机会更多，周恩来充分依靠宋庆龄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身分，依靠她在海外的影响，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活动，宣传中共抗日的真实情况，争取国际援助。宋庆龄在发表的文章和讲演中，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以及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重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和功绩，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在宋庆龄的直接帮助下，国际友人援华的药品、医疗器械等紧缺物资，通过各种渠道输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其他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限于篇幅，笔者在这里就不再详尽地一一论述了。
总之，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这个特定的环境里，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通过艰苦的工作，不仅保存和巩固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而且更密切地联系了广大群众，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为坚持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为推进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南方局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革命历史的丰碑上。同时，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经验，是党的宝贵财富，至今仍有借鉴作用。
注释：
①a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6页。
②a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0页。
①b 转引自《人物》1986年第4期，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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