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经济运行机制及增长方式的新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增长方式论文,运行机制论文,新变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渡的背景下，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和外在表现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体现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也相应地具有了某些新的特征。重视研究和揭示这些新变化、新特征，有助于准确地把握和解决我国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生活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从而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地增长和发展。
一、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发展
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根本变化，是从计划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即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这是一个新的市场因素在经济机体内部发育、生成并在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影响的渐进性过程。总体上看，这一过程本质上发生了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原来的行政附属生产单位嬗变为企业经济组织；二是经济的中央集权统制行政调节方式逐渐转变为宏观经济间接调控方式；三是长期落后的半自然经济、半产品经济经过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市场机制取代了行政机制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对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发挥其基础性的调节作用。
1、经济运行中市场需求约束的形成及其影响
如果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以卖方市场定势为特征，商品短缺作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常态，必然导致生产单方面规定消费、需求被动服从于供给的不正常状况，那么，随着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推进，市场机制的强化和经济的较快增长与发展，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商品短缺的状况趋于缓解，乃至短缺经济在大多数领域（包括主要投资品和消费品领域）已基本结束，部分行业甚至出现了相对生产过剩。据国内贸易局对我国约600种主要商品的供求关系的统计，供求平衡的约占74%，供大于求的约占26%，已经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了。随着市场供求关系和供求环境的重大变化，国民经济运行中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态势已现，过去由供给短缺导致的总供求不平衡，转变为因供给结构不合理、供给质量、供给能力低下引起的有效供给不足与结构性需求实现障碍引起的需求不足交替出现导致的总供求不平衡。
随着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总量供给不足转向供给数量部分过剩而质量总体低下与需求相对不足并存，经济增长也随之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转变，市场需求问题遂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需求主要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国外需求三个方面。从投资需求的约束来看，随着投资体制的改革，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来源多渠道，在某种程度上将投资主体的利益、竞争与风险直接联结起来，产品在市场上实现的压力使企业自觉调整投资项目和投向，减少了投资的盲目性。加之宏观调控经验的积累、调控水平的提高，投资不会象过去一样“大上”，也抑制了“投资饥渴”，或者说，抑制了投资规模的过度膨胀，从而弱化了长期以来充当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力的投资需求作用。其次，在消费需求的约束方面，近年来，一方面，由于城乡广大群众的收入增长放慢，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加快后，居民储蓄倾向增强，即期消费减少，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消费需求，弱化了改革初期城乡群众消费“还帐”改革举措爆发出来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再次，国外需求的约束突出表现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减弱。1997年以来，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增长有所放缓，这也影响到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及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转变，解决问题的重心也由过去的总量扩张，填补需求缺口，转为调整经济结构，改善供给对需求多层次、多样化结构的适应性和反应能力，开拓新的市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经济增长链，创造和增加新的有效需求。
2、经济运行中市场中介特殊作用的初步发挥
传统非市场集权体制下，经济运行以政府替代市场功能、行政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为特征，政企僭越，职责不分，政府充当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经济活动实际的决策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企业则充其量只是被动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生产者，和非生产经营性社会职能（包括解决就业、保险、福利问题等）的承载体。致使经济运行高成本、低效率成为久治难愈的顽症。
改革以来，明确政企边界，政企回位，职责分开，始终是国企改革绕不开的重点和难点。经过国有企业扩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尤其是建立以公司制为典型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努力，国有企业的市场意识有所增强且开始走向市场。同时，在宏观经济领域相继出台和实施的价格、财政、税收、外汇、外贸等体制改革，无疑都促进了市场机制的发育和成长，市场初步具备并发挥出作为政府与企业特殊中介的作用，即：
调控 引导
政府──→市场──→企业
（中介）
间接协调和监管
基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式微的客观现实，在我国体制转换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无疑需要有一个借助政府力量先行组织、培育市场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开始转向通过市场中介间接地协调和导向，政府对企业实行监管约束的格局。具体说，一方面，政府将整体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意愿，通过市场信号的形成和传导，改变企业外部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经营行为，从而间接地作用于企业，以协调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对企业的监管约束，主要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盈、亏）进行分析评估，以及对企业厂长、经理等主要领导成员的工作业绩进行评价并作出相应的奖惩任免。这样，无论是政府的宏观调控，还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都以市场为依据。市场作为联结政府和企业两极的中介作用的发挥，无疑将会增强经济的活力和经济运行的内在稳定性。
客观地看，目前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成熟性还很低，市场发育也不充分，市场功能尚不健全，因此，市场中介作用受到很大限制，还具有“双过渡性”特征：一是政府调控市场还处于由行政手段直接规定市场信号（包括物价、利率、汇率等），到逐渐放开并转向主要通过给出各种经济参数（即可控经济变量），更多地还是运用经济、法律手段来间接调控市场的过渡期；二是市场引导企业也还处于由夹杂行政色彩的准市场信号引导相对独立的准企业，到逐渐转向内在地形成于市场机制的市场信号充分引导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具有法人资格的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的企业的过渡期。为进一步强化和发挥市场中介作用，充分实现政府对企业的间接调协作用和监管约束，迫在眉睫的是，政府职能转换和国企产权改革必须要有实质性突破。近期建立的国有企业稽察特派员制度，就是转变政府职能、转换企业管理机制的一个重大举措。
3、经济运行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加深
自70年代末开放与改革被同等确立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基本国策以来，长期封闭的经济局面被彻底打破，多元化开放的格局逐渐形成。近二十年来开放经济的实践充分表明，国际市场业已成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
其一，国际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促进国内总供需平衡的“稳定器”作用。80年代中后期，我国总供需结构失衡，国内供给不足，进口了大量国外商品，缓解了国内供需矛盾。“三年治理整顿”期间，国内市场疲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都不足，出口需求却保持较快的增长，缓解了国内供给相对过剩的矛盾。1992～1995年，我国经济出现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对外贸易。这一时期，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20%。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平衡国内供需，促进经济快速增长，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其二，国际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建设资金不足的困难，外资已成为国内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筹融资金的重要来源。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外资本大量流入，其中又以直接投资为主。1992～1995年外商在华累计直接投资1108亿美元，是1978～1991年的4.1倍。1996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52.7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423.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500亿元，相当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5%左右。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为国内经济特别是工业的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三，国际市场还是国内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带动了国内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品结构的改善，使产品升级换代，产业结构得到比较合理地调整，从而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随着我国政府鼓励高技术进口政策的实施，在进口品中，机械及设备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31.6%上升到1995年的39.9%，初级产品比重则由下降而后转为上升，从而优化了我国的资源配置状况，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设备更新，充实了经济高速增长的物质技术基础。
最后，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对外开放促进了我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的接轨，我国的商品、资金、技术、劳动力和信息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流，从多方面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出口为例，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八五”时期，出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带动GDP增长约0.2个百分点。出口的大量增加，扩大了国内市场需求，对国内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上述三个主要方面，对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市场化作了大致的定性分析。下面，我们借用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的卢中原博士和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胡鞍钢博士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卢中原和胡鞍钢博士从投资、价格、工业生产和商业四个方面选取统计资料编制出了中国市场化指数，以此来反映经济运行机制市场化程度的高低）（注：卢中原、胡鞍钢，《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经济研究》1993年第12期。），对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再作一个大体的定量说明。1997年我国市场化指数只有24.9%，1985年则超过50%，到1992年更达到63.2%，1979～1992年期间，市场化指数提高了38.3个百分点，显而易见，改革之初，我国作为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国家，经济市场化程度相当低下，经过近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我国市场化指数不断提高，市场经济已开始占主导地位。
二、经济增长及增长方式的若干新特征
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在诸多方面影响和改变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内部环境和外部条件，在经济生活中催生出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和转变的新的因素。换句话说，初步形成了市场“制度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依赖。从而，使经济增长方式在一些重要方面有了切实的变化和累积性发展。
1、经济增长主体已由政府转为企业，由国有经济为主转向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并存发展的多元化格局
在经济增长中，乡镇企业、股份制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的贡献率越来越高，非国有经济成长为带动或支持整个经济增长的重要生力军。
改革以前，非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40%左右。改革以来，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海省份的经济增长主要就是靠私营、个体、三资企业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推动的。进入90年代以来，整个国民经济也表现出这一趋势，非国有经济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业已超过60%。我们以非国有经济对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为例，1990～1995年分别为62.2%、56.3%、67.5%、68.7%、85.6%、76.9%。
由于非国有经济一开始就被排斥在计划体系之外，它的发展正是得益于市场化的改革，因而，与国有经济不同，它既沾不到旧体制的“光”，也不受旧体制的拖累，它与市场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原材料、资金和劳动力都通过市场竞争获得，产品也通过市场竞争实现，决策自主和分散化、盈亏自负和风险承担多极化，有效地实现了激励与约束的内在统一，赋予了非国有经济充分的灵活性和高度的应变力。显而易见，非国有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对市场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市场的运行规则的自觉认知也较为深刻，充分利用市场形成的相对竞争优势和效率优势（有研究表明，我国非国有企业仅劳动生产率就比国有企业高出2～3倍。）（注：田晓文，《双向纯增量模型》，《经济研究》1997年第11期。），无疑增强和提高了非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际影响力。
2、经济增长源从传统要素向非传统要素扩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时间快速增长，1979～1996年我国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9.9%，其中，80年代平均增长9.7%，1990～1996年平均增加10.2%。由于经济增长快，使得我国经济总量规模迅速扩大，1996年GDP为67800亿元，按美元换算为8169亿美元，处于世界前列。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固然取决于可供利用的劳动、资本和技术等传统要素，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市场化、非国有化、外向化等非传统要素对经济快速增长的贡献都是不可低估的，而且，后者可能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
首先，市场化改革产生的新体制因素对经济增长已经做出明显的积极贡献，市场机制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和引导机制，同时，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带来了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的提高。有计算显示，在1979～1992年期间，GDP增长中的14%来自市场化改革的贡献。另有统计分析表明，我国1978年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中，有25%归因于物质资源投入的增加，33%归因于人文资本投入的增加，还有42%则归因于市场效率的提高，即市场机制所带来的资源投入的配置效率与使用效率的提高。由于市场经济是以效率和效益为中心的，市场化改革的不可逆性，无疑意味着质量效率型增长的集约因素正在改变着传统的数量扩张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其次，关于非国有经济和外向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积极作用，前面在分析经济运行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以及经济增长多元化部分已有所涉及。故此，这里从强调的角度，着重指出，一方面，非国有经济产权结构内在的硬约束，必然使之产生高于现有国有企业的效率；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有效地校正了结构失调的资源配置，激发并形成了各种所有制企业间相互竞争的机制，从而，促进了全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更重要的是，非国有经济不仅是市场的产物，它本身的迅速发展反过来又培育着市场体制因素，扩大市场机制作用的空间范围，为经济成长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非国有经济必将呈现出一步扩张之势，因而，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提高和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力和实际作用力的增强，是不言而喻的。
同样，外向化不仅扩大了分工产生的效率范围，通过参与国际分工，要素资源的国际化配置，注重将引进的国外资金、先进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组织方式同我们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结合，提高我国经济的技术进步素质和经济管理素质，使劳动过程具有较高的技术、管理和组织水平，生产出在国际市场上兼具比较优势和一定的竞争优势的高技术产品，蓄积和增强我国在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的“后发优势”。此外，目前发达国家的信息技术革命、知识经济浪潮，可能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速工业化进程、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朝着集约化方式转变产生的影响，也许是难以估量的。
3、经济增长方式由重量转为重质的过程有了切实的变化和累积性发展
改革之初，扩权让利这一制度性变革极大地释放出既有的生产潜力和能力，带来了产出效率“进发式”增长效应。最初形成的国有企业留利机制，确认留利是企业的可支配剩余，且企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可支配剩余的多少。而留利作为规定的上缴基数利润的变量，又依产量的增减和效率的高低而变化。可见，扩权让利机制实际上发挥了产权的激励作用，与产出效率迸发式增长形成了初始的良性循环效应。
由于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及其引致的消费饥渴，改革初期既无需求选择的条件，又无市场实现压力的客观经济现实，为最初的“迸发式”产出增长的数量扩张特征提供了最好的背景注解。数量扩张的积极成果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丰富了产品，供不应求的失衡状态得到了很大改善，为有效地解决生产发展和人们消费基本需要的长期“欠帐”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机制逐步引进我国经济生活，市场化、非国有化、外向化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瓶颈制约缓解，商品短缺现象基本结束，过去由于产品短缺、技术与管理水平低下而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增长方式逐渐丧失了所需条件，卖方市场开始向买方市场转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我国经济增长从供给不足转同了需求制约，由改革初期的超常性增长转向了竞争性增长，这标志着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总体上看，当代最新的科技成果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我国的产业技术装备、产品和管理上，从而使产业技术进步与结构升级步伐加快，电子、通讯等高新技术产业正在取代80年代的轻纺工业、特别是家电工业而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同时，社会各经济增长主体受市场需求约束，在利益驱动和竞争推动下，着重于在质量、效益和竞争上下功夫，技术研究与开发(R&D)投入有了增加，技术进步速率业已加快，从而使科技水平提高愈益成为产出效率增长的主要动力。
追求质量、效率和效益的竞争性增长态势，促进了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规模经济正在形成。伴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彩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空调、VCD等家电行业的产品在市场的过滤中出现明显分化，优质名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迅速提高，一般产品市场份额萎缩，形成生产和销售向优势企业集中之势，长期以来分散、小规模、低水平重复建设这一沉疴开始得到诊治。目前，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主要家电的市场销售额占第一位的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都在25%左右。80年代初期一哄而上的电风扇企业多达2000多家，现在已集中到10余家有竞争力的企业。此外，汽车行业的竞争趋势也日益明显，1997年，一汽集团、上海汽车工业公司和东风公司三家大型汽车厂家，产销已占全行业的42.5%，其中，一汽集团产销位居全行业首位，上海汽车工业公司居全国轿车产销第一。（注：根据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主编《1998年中国上市公司基本分析》一书的有关数据计算，兵器工业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64页。）市场竞争促进了企业的联合、兼并，扩大了优势企业的规模，提高了规模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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