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结构对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1998~2013年跨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_农民论文

收入结构对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1998～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支出论文,面板论文,差异论文,区域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率水平偏低是不争的事实，而不时出台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刺激却效果一般。究其根源，是由于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投资与消费结构性失衡带来的国民收入分配失衡造成的。初次分配过程中，政府、企业的收入分配比重不断加大，而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由于远离利益中心，其劳动报酬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不断下降，这就造成农村消费需求萎靡、内需刺激政策失效的困境[1]24-29。事实上，由于收入不确定性的存在，农村居民消费很容易受到收入性质的影响。对于可以预期的稳定收入，其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较大；而对于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和波动性的收入，居民消费时会尽量避免受其影响，因此不确定性的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就会小一些[2]3439。由此可见，研究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对于了解农村居民消费行为，进而制定相关增收、扩需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

      关于不同收入来源对消费的影响研究，目前大多学者都是以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或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为理论依据开展的。在以城镇居民为对象的研究方面，刘美凤、王庚（2011）基于1990～2009年长三角地区的城镇居民不同收入来源与消费支出的面板数据分阶段研究了各类型收入对居民消费支出水平的贡献[3]126；而谢邦昌、章贵军、刘润芳（2013）则以全国28个省的城镇居民消费和收入的面板数据进行了更详细的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他们采用GMM法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其收入来源关系的估计结果表明，除居住支出外，城镇居民各项消费支出项目均受工资性收入的显著影响[4]74-79。在以城乡居民为对象的研究方面，祁毓（2010），侯石安、赵和楠（2012）分别采用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定量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其结果都表明工资性收入对城镇居民的消费影响最大，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显著[5]455，[6]28-34。同时，在以农村居民为对象的研究中，高梦滔、毕岚岚等（2008）利用中国1420户的微观面板数据检验了持久收入与农户消费行为的理论假说，其认为农民消费行为符合持久收入假说理论，但是流动性约束对农民消费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7]48-55；蔡薇、何云涛（2013）以1990～2011年华东五省一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了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收入对农民生活消费支出产生的不同影响[8]5357；另外，徐会奇、李敬强（2009），张秋惠、刘金星（2010）都分别采用不同的宏观面板数据从整体上研究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9]107～110，[10]48-54。

      总体来看，关于不同来源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研究，当前的主要研究思路是采用面板数据构建分析模型，从总量上分析居民的不同来源的收入与消费的关系；但是当前的研究也存在着以下两点不足：一是进行分区域的差异化研究略显不足；二是在现有文献中采用全国性面板数据分析时无法反映各省份间在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差异以及居民消费习惯等特质因素上的区别。因此，本文以不同收入来源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为主要研究视角，在以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主要进行了区域差异化研究，以期探究我国三大地区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对其消费影响的差异并寻求破解各地区农民消费困境的对策。

      二、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分析

      （一）数据样本和研究指标的选取

      文章选取我国30个省和直辖市（除港、澳、台、西藏自治区）的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检验不同收入来源与我国农民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域间的差异性。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其他影响因素对本研究可能产生的干扰，笔者查阅了1999～2014年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选取了分地区按来源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数据，主要以各地区历年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IFS）、家庭经营（IFO）、政府转移（IFT）和财产性收入（IFP）来分解收入结构；而农民生活消费支出方面的数据则直接采用历年国家统计年鉴中按地区分的农民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LE）来表示。同时，为考察区域间的差异性，本文以国家区域经济划分方法为依据并借鉴学者陈迅、高晓兵（2011）的研究[11]63-67，将我国30个省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具体区域划分见表1。

      

      为了对上述各个区域中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本文针对这三个区域分别构建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面板数据模型，并根据检验结果来选择相关的影响因素模型。

      （二）研究模型

      本文立足于凯恩斯简单消费函数的基本形式，在以前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模型，如式（1）所示：

      

      式（1）中LE表示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是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IFS表示人均工资性收入；IFO表示人均经营性收入；IFT表示人均转移性收入；IFP表示人均财产性收入；C是常数项；ε是随机扰动项，表示除了上述变量以外其他影响农民消费支出的因素；i表示第i个区域；t表示年份。

      为进一步提高实证结果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同时为减小数据的波动性与异方差，在实际数据分析过程中，文章对各区域人均消费支出和不同来源收入的面板数据都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最终构建的模型如式（2）所示：

      

      （三）实证检验

      文章分别对三个区域的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由于需要依据F检验结果和Hausman检验结果在混合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或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之间进行选择，因此，根据F检验和Hausman检验方法，笔者在分析各个区域面板数据时都先进行F检验以选择采用混合效应模型或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然后再进行Hausman检验，如果Hausman检验值在显著水平上不能拒绝零假设，则使用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反之则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1.东部地区实证结果

      

      

      根据表2可以看出，常数项和各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都显著通过检验，说明各参数的估计值都是高度显著的；从方程的总体拟和效果来看，拟合优度为

=97.1%，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为0.0000，说明回归方程拟合得很好，也从侧面反映了选用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是合理的。各解释变量系数分别为0.248、0.212、0.221和0.133，这表明研究结果符合经济学中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的假设；从数值上看，东部地区的各类型收入都对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具有正向的作用，其中工资性收入的系数最大，这说明在东部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有较大促进作用。

      2.中部地区实证结果

      同样，中部地区面板数据的F检验结果为

，因此拒绝原假设，应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然后进行Hausman检验得出，

，说明应该拒绝采用个体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而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其结果如表3：

      

      根据表3所示，以中部地区的面板数据构建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中，除财产性收入变量之外，其他各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在1%的水平下显著；而调整后的拟合优度

=97.32%，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为0.0000，说明回归方程总体拟合较好。而工资性收入对中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为0.443338，是各解释变量中系数最大的一个，说明中部地区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受到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最大。

      3.西部地区实证结果

      以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和各类型收入的面板数据进行模型选择，其F值为6.1166，大于

（10，161）值，因此，应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而Hausman检验中，H值为17.5276，其大于

（10）的值，因此，最终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作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面板数据模型。

      

      由表4可知，在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和各类型收入的面板数据的估计模型中，除财产性收入变量外，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这三个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都在1%的水平下达到显著水平，这说明这三个变量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具有正向的影响；其中，与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受工资性收入影响最大不同，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受经营性收入的影响最大，为0.4786。

      （四）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得到的参数估计结果，对各地区的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影响因素进行总结，得到的结果如表5所示：

      

      由前述实证结果和表5可以看出，在各个地区，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不同来源收入的影响；从影响系数来看，各变量对消费的影响都没有超过1，这正好符合凯恩斯提出的消费函数理论，即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的假设。从各类型收入来看，各个区域不同来源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存在着差异，其中工资性收入对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最大；经营性收入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较大；而从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农民财产性收入对其消费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东部地区的农民消费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上述四种类型收入的影响。虽然从数值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受不同来源收入的影响相差不大，但是考虑到常数项的存在以及数据是经过处理后所得的结果，可以认为不同来源的收入对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影响程度具有较大的差异。

      首先，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二三产业的发展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贡献较大，这对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具有较大的影响；同时，由于东部地区资源配置效率较高，农民能够开展各种类型的生产经营活动，因而获得的经营性收入较多，其对农民消费的影响也较大；另外由于东部地区城市化率和社会公共资源供给相对较高，农民获得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同样对其生活消费起到较大的作用。其次，中部地区农民工资性收入对该区域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达到0.443，这说明作为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占其收入比重较大，对其生活消费影响较大；而实际上，中部地区各省也基本上都属于农业大省，农村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因此农村居民外出务工的现象十分普遍，工资收入是该区域农村居民主要的收入来源，因而也决定了其对生活消费支出具有较大的影响。在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农村居民多从事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行业，如农、林、牧、副、渔传统农业和休闲农业等，因此经营性收入成为该区域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同时随着该区域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工资性收入也不断增长，这对该区域的农民消费也存在较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各地区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地区经济水平和城市化进程的差异。由于社会资源配置和产业优势不同，各地区农民获得的收入机会也不尽相同，因而对消费的影响效应也存在较大差异；第二，社会公共品供给和政府转移支付的区域差异。由于社会福利、国家财政补贴在各地区存在政策差异，因此农民的转移性收入也不尽相同，这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也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或促进效应；第三，资源禀赋的差异。由于地区产业发展的重点不同，农民在工作机会或生产经营项目的选择上受产业发展的限制，这也造成农民收入来源和消费支出的差异。另外，金融发展水平、惠农政策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区域差异也会对农民的收入和消费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30个省份1998～2013年的农民生活消费支出与不同收入来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区域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农民的生活消费支出普遍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不同地区，这些收入的影响效应也是不同的。因此，从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角度考虑，在政策选择上不仅仅需要注重农民收入水平总量的提高，同时更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来源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有针对性地选择具体的区域政策来改善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

      首先，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村居民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是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最主要支撑。因此，要想提高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首先要提高该区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而由于西部地区的区位和自然资源禀赋劣势，经营项目应该以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为主导，辅以农副产品加工和旅游观光休闲农业来培育农民经营性收入新的增长点。同时，从统计数据来看，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大，这是因为在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越来越多的投入到自营经济中，其经营性收入水平大幅提高的缘故。所以，在东部地区，应该注重发展特色农业和休闲农业，加大对多种形式的农业经营主体和二三产业创业主体的政策扶持。

      其次，根据实证结果，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对其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较为显著，这说明提高该区域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会对扩大中部地区农民的消费需求有很大促进作用。因此，可以从提高农民就业竞争能力，改善农民就业环境的角度出发，通过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素质。另外，随着近年来发达地区经济建设的逐步饱和以及生活压力的加大，返乡创业是越来越多农民的选择，所以适时出台创业扶持政策并开展创业教育培训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部地区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潜力。

      再次，虽然转移性收入对中西部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较小，但是随着国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落实和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中西部地区农民转移支付性收入在其总收入所占比重会不断增加，这对提振农民消费信心，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的意义[12]45-50。

      最后，居民财产性收入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其对增加农民收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拉动中长期消费具有重要作用。由于金融环境和城市化进程的差异，现阶段各地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集中在房屋、土地和金融等方面，而房屋和土地的所有权、收益权和处置权还存在着一些制度性缺陷，这对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是十分不利的。因此，破除制度障碍，建立大力培育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介服务组织，放宽土地流转政策，鼓励城市资本下乡流转土地发展现代农业是拓宽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渠道。

      总之，提高农民收入是促进农民消费的重要保障，只有农民收入增长，才能扩大农村的消费需求。因此，构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各地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全面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促进共同富裕的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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