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严复对近代中西社会差异的对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近代论文,差异论文,社会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严复是19世纪末叶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著名代表。当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竞争中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之时，严复通过对中西社会重大差异的对比，向国人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道理。这种对比，阔人眼界，新人耳目，不仅为中国思想学术界提供了急需的精神食粮，为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也使严复本人成为近代中国风靡一时、影响重大的启蒙思想家。
一
严复关于中西社会差异的对比，涉及许多方面，其中议论最多的，是政治制度问题。
西方强盛、中国贫弱的根源在哪里？在严复之前，近代其他进步思想家也是从探讨西方所以强盛发达、中国所以贫弱衰微的根源，来寻求改变自己国家命运的道路的。从林则徐译编《四洲志》、魏源编成《海国图志》，到郑观应撰写《盛世危言》、谭嗣同著出《仁学》，以及着手编纂一些《汽机问答》、《格致汇编》、《万国公法》、《政法类典》、《泰西新史揽要》等自然科学或工艺技术和单纯的政法史地等西学译书，都由于缺乏深入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使人们无法真正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因而不能适应和满足广大爱国者进一步寻找真理、学习西方的迫切要求。此时，则是由严复道出了西欧国家之所以富强的根本原因。他在1894年的《论世变之亟》一文中说：
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1〕
严复告诉人们，只看到西方人“善会计”、“擅机巧”，乃是只注重功利事务，并未认识到问题的实质；西方国家的“汽机兵械”、船坚炮利，也只不过是“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而“黜伪而崇真”的自然科学方法和“屈私以为公”的民主政治制度，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严复主张，中国要摆脱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走上富强兴旺的道路，就必须从根本上效法西方之制，既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又实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可以说，严复的这一思想，是对那一历史阶段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也是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民主”和“科学”两大口号的先声。
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够做到“黜伪崇真”、“屈私为公”，而中国一直未能做到呢？严复还是从中西方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上去论述原因。他把人民是否享有平等自由权利视为西强中弱的本源，认为人民自由是国家自立的基础，上下平等是民族强盛的前提。他为此将中西自由民主状况进行比照，指出，在西方，“其国政教之施，以平等自由为宗旨”〔2〕。而在中国，“夫自由一言， 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3〕。他概括道：“西方之君民， 真君民也，君与民皆有权者也；东方之君民，世隆则为父子，世污则为主奴，君有权而民无权者也。”〔4 〕他进而对中国和西方人们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作了深刻而生动的比较：
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也。而中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5〕
在严复看来，没有自由的人民就如同奴隶，这样的国家必定难以自强，“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6〕。他认为，在“黜伪崇真”、“屈私为公”上， 中西相比，“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与不自由异耳”〔7〕。严复由此阐发了他的一个重要观点：西方之所以富强， “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8〕， 认为仍是自由与否带来了中西文明的差异：
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9〕
严复从人民是否有自由权，而不是从社会生产方式上去看待中西文明的差异，显然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曲解，但是他发前人之所未发，大胆地从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出发，去探索中弱西强的原因，倡导在中国实行人人自由平等的新型社会制度，有其深刻而独到的积极意义。
出于对民权政治的向往，严复特别关注中西在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同。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严重弊端在于“君有权而民无权”〔10〕，因而必须改变这种制度。他十分赞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待民之法：“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11〕而对中国社会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夺侵害，严复严加痛斥：“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12〕由此出发，他对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展开了毫不留情地猛烈批判，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则多以赞美的语言介绍过来。他这样进行对比：
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是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乌有所谓长存者乎！……此专制之制所以百无一可者也。〔13〕
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界，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14〕
严复还对中西不同政治制度的优劣进行分析，对中国长期以来的君主制度予以谴责：
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夫奴虏之于主人，特形劫势禁，无可如何已耳；非心悦诚服，有爱于其国与主，而共保持之也。〔15〕
同时，严复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加以赞扬：
自其自由平等以观之，则其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16〕
照严复看来，西方国家实行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人们得以有广泛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上下相通，君民平等，则国无有不强盛之理；相反地，中国社会长期实行落后的君主专制制度，统治人民如若对待奴虏，人们自然不会自觉地去爱国家、爱君主，这样的国家又怎能不日益贫弱衰微呢？严复由此得出结论：晚清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征服下屡遭败绩，就在于人民在各自国家中的地位不同。西方国家的人民，在战争中因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人人会为国奋勇争先；中国人则是奴隶，为其君一人而斗，自然就不会去拼死相争。因而，缺乏平等自由的封建中国被实行民主政治的西方国家所战败，则是必然的结果。严复关于这一方面的总结，虽然不能全面反映近代中国陷入贫困落后、民族危亡严重局面的主要原因——譬如他观察不到资本主义的掠夺本性，无法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和祸害的总根源等。但是，通过以上对中西两方面的君臣关系、国民地位等相关政治制度的重大差异所造成后果的比较，却也深入浅出、明晰快捷地道出了中国贫弱落后、西方富强先进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开化人们的头脑、教育大批国人的作用。同时，从他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深刻揭露和猛烈抨击，对自由、平等、民主法则的热切探求和积极宣传来看，则充分表现出严复作为那一时代的“先进的中国人”的一个代表〔17〕，所具有的鲜明、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再有，从严复的政治主张中，我们也看到了此时在中国诞生不久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要求摆脱封建专制统治，摆脱各种封建枷锁的桎梏，取得平等权利，在中国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
二
严复高于同时代人的方面，还在于他不仅主张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而且还倡导应该进一步学习它们的科学文化、学术理论、哲学伦理以及经济思想。严复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同西方国家在这些方面的明显差距，将其中的道理论述得颇为透彻。
首先，严复认为，“无用”、“无实”〔18〕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是束缚人们思想，禁锢人们智慧，危害社会进步的害人之学，中国要适应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发展，必须即刻抛弃这种陈腐落后的“旧学”，推行新兴先进的“西学”。他将中国传统的学问与西方国家的学问之间的一个根本不同点作出如下对比：
夫西洋之于学……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19〕
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才，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20〕
严复由此认为，在中国，要抛弃“旧学”这种误国害人、学而无用的东西，就必须大力提倡西学。严复这样论述在中国兴新学的道路：“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徵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所谓蒸砂千载，成饭无期者矣。”〔21〕在这里，严复将“格致”即自然科学看得尤为重要，认为“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22〕严复的这种认识，反映了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发展近代工业生产中对自然科学知识与技术的需要，它也是中国人民在文化思想上，从古书成训的传统名教下解放出来，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一条正确道路。应该说，严复在这里所表现出的根据客观事实寻求真理的严肃态度和敢于向封建传统观念和封建统治挑战的积极反抗精神，是很值得称道的。
经济发展好坏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发展大计，严复对此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认为“计学”（即经济学）理财事关国势之治安，民风之肆好及一身一家之事蓄教养，并引证《汉书·食货志》中刘歆的话来肯定“理财正辞，为礼家一大事”〔23〕。然而，对比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政策、农工业发展、商业贸易等方面的明显不同与重大差距，严复则表示出极大的忧虑。他赞赏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专门翻译了西欧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名著《原富》，将西方经济思想介绍到中国，并为该书写了300多条案语， 以推广传播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时对清政府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压制和摧残，导致我国出现工业受困、商业疲软的经济落后局面，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他揭示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状况说：
农工商三业之困，求之中国，几于无地无之。地之不辟，不必西北，虽吴楚财富之区，往往而是。二十余口所出，大抵生货，则工业几于无有，不但衰也。彼有来舟，我无去筏。即至丝茶大利，亦听他国之夺其市。〔24〕
严复认为，中国经济陷入如此困境的症结，在于封建统治者陈腐的重本轻末、黜奢崇俭思想和国家干预经济的错误经济政策，在于由此带来的洋务派对工业、矿业、交通运输业的垄断等。他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的“自由放任”、“个人自利”观点为武器，大力宣扬在中国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积极主张“凡事之可以公司民办者，宜一切诿之于民，而为上者特谨其无扰足矣。”〔25〕要求政府在经济上“听民自谋”〔26〕，允许民间自由办厂，自由筑路，自由贸易。
在对外贸易上，严复对当时“中国之往外国者无熟货，外国之来中国者鲜生货”〔27〕的状况深感不安，认为这是中国落后的农业国地位在与先进的工业国进行贸易往来时的不良结果。对此，他主张在国际市场上与资本主义各国展开竞争，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以“祛他族之垄断，开无穷之利源”〔28〕，并认为这是补救经贸上我国不利局面的重要途径：
窃谓补救之施，在农工难而在商易。国家于东西各国既遣使臣各居其国矣，及其闲暇，访求其国所可销售之华货，数年之后，自置轮舟，运销各国。〔29〕
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以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民富国强，严复还大声疾呼，一定要停止旧的赋税制度，改变与外国的协定关税制度，认为它们都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肆意剥夺和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严重障碍。他对当时中国的赋税制度和关税问题给予了严厉的揭露与批判：
厘金者，天下之弊政也！〔30〕
中国货物之税，几无一而非牙课矣！夫牙课者何？上取一定之额征，凡其有余，则承者之利是已，夫是谓之中饱，谓之牙侩。而中国税不中饱，官不牙侩者谁乎？夫盐课之人，固无论已，他若各口之钞关，各省之厘卡，主之者虽名为官，其实皆牙侩耳！此中国赋税，其大弊所以归于不核。多为沮梗，于国无利，于民大损，一不核也；制为中饱，民出者多，国得者寡，二不核也。〔31〕
所以税则者，有国有土之专权也，而我则进出之税，欲有增减，必请诸有约之国而后行。国之官事，晋用楚材，古今有之，而未闻监榷之政，付之他国之吏者也。……而今，则执我至重之税政利权，而其人则犹敌国之臣子也，所操者吾之政柄，而受封爵于其本国。立严约密章，禁吾国之人之为其属，而入其藩篱者，而其所监之税，又其本国者居什八九焉。〔32〕
从严复在发展中国经济贸易上的一系列主张来看，尽管在当时中国农工业极不发达，加之外国帝国主义极力阻挠的情况下，企望发展商业出口品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希图通过自由贸易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也只是一种美好的空想，但是，严复的这些主张，代表了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主义的桎梏，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顺利发展的热切愿望。这种愿望，也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的。
严复对中西社会差异的对比，并不仅限于让国人了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现状，为达到“开民智”的目的，使国人找到病源，挖出病根，醒悟起来，振奋精神，变法图强，他特别对造成中西社会出现重大差距，导致近世以来中国日渐衰微，面临亡国灭种之危局的深刻社会原因，尤其是人们自身思想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严复是以引导人们从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入手，阐述这一问题的。严复尖锐地指出，必须从根本上纠正中国长期以来封建社会“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循环论的传统观念，学习西方人历史进化论的主张，在中国推进变法维新，实行社会变革。他说，封建思想讲“常”、进化论讲“变”，是中国封建传统思想与西欧思想的根本不同：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33〕
严复对此论述道：中西双方两种不同的社会历史观，一旧一新，一静一动，一滞一进，迥然不同，优绌显见。中国人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处世哲学，自然造成民族的不思进取和社会的停滞不前，而西方人们认为事物是变化的，竞争是必然的，则一定会带来国家的日新月异和民风的奋进雄起。他这样表述中国人和西欧人在此方面的差距：
中国……民力已
，民智已卑，民德已薄。〔34〕
然彼其民，好然诺，贵信果，重少轻老，喜壮健无所屈服之风。〔35〕
他极力主张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36〕三方面改变中国国势弱民风劣的不良状况，以便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保种争存，徐图振兴。他依然从中西社会差异对比入手，阐述其以此改造中国的纲领。
在“鼓民力”上，他要求坚决革除中国的封建礼俗，以强健中国人的体魄：
中国礼俗，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于指不胜指，而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37〕
在“开民智”上，他主张像西方国家那样，以提高民智来改变国家政治状况：
泰西言治之家，皆谓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田。民智既开，则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不期举而自举，且一举而莫能废。〔38〕
在“新民德”上，他力主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以铲除中国“民德薄”的病根：
中国自秦政以降，大抵以议法为奸民。〔39〕
国家之事，惟君若吏得以问之，使民而图社会之事，斯为不安本分之小人，吏虽中之以危法可也。然则，吾侪小人，舍己私之外，又安所恤？且其人既恤已私，而以自营为惟一之义务矣，则心习既成，至于为诳好欺，皆类至之物耳，又何讶焉？〔40〕
严复的这些认识是深刻的。它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批判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荒谬哀叹，不仅为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要求变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历史进化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人们逐步得以用变化发展的观点看待世界，相信人定胜天，世道必进，要求破旧立新，变法改革，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尽管严复的这些论述是为它所主张的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治制度的目的服务的，它没有脱离改良主义的轨道，尽管严复所极力提倡的进化论思想缺乏阶级观点，不能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阶级社会，但是，它对在中国社会居于两千多年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却是离经悖道的，它的基本精神在当时则是发展进取的。因此，对严复思想的启蒙意义，我们确实不可以低估。
综观严复对近代中西社会差异的对比，可以看出，严复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以时代启蒙者的眼光，力求运用近代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揭示西强中弱的原因，以探求中国社会结束腐朽落后的封建历史，实现救亡富民强国的道路。限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严复本人阶级的和认识的局限性，这些对比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片面和缺陷，然而，严复为拯救祖国、徐图振兴而进行的这种广泛、深入的探究，在社会政治方面，从接近于真正科学、民主思想的意义上，否定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经济发展方面，将西欧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一次介绍到中国，为在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提供了一定理论指导；在思想文化方面，以反传统、倡新学的精神，将一批崭新的近代思想文化成果贡献给国人，具有解放思想的时代意义。严复在这种探究中所起到的扩大中国人民的眼界，唤起人民起来救亡的积极作用，应得到我们应有的肯定和评价。
注释：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3，第72页。
〔2〕《原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3，第80页。
〔3〕《论世变之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3，第73页。
〔4 〕严译名著丛刊《孟德斯鸠法意》上册， 案语，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01页。
〔5〕《辟韩》，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3，第81页。
〔6〕严译名著丛刊《原富》下册，案语，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53页。
〔7〕《论世变之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3，第73页。
〔8〕《原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3，第49页。
〔9〕《论世变之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3，第73页。
〔10〕严译名著丛刊《孟德斯鸠法意》上册，案语，第87页。
〔11〕《原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3，第53页。
〔12〕《辟韩》，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3，第79页。
〔13〕严译名著丛刊《孟德斯鸠法意》上册，案语，第87页。
〔14〕《论世变之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3， 第73页。
〔15〕〔16〕《原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3， 第58、48页。
〔17〕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5页。
〔18〕《救亡决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3， 第64页。
〔19〕〔20〕《原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3， 第56页。
〔21〕〔22〕《救亡决论》，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3，第62、65页。
〔23〕〔24〕〔26〕《严复集》第四册，按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55、882、879页。
〔25〕严译名著丛刊《原富》下册，案语，第677页。
〔27〕严译名著丛刊《原富》上册，案语，第120页。
〔28〕〔29〕《严复集》第四册，按语，第882页。
〔30〕严复：《上今上皇帝万言书》，《侯官严氏丛刻》。
〔31〕严译名著丛刊《原富》下册，案语，第749页。
〔32〕严译名著丛刊《原富》下册，案语，第524—525页。
〔33〕《论世变之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3， 第71页。
〔34〕《原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3，第46页。
〔35〕严译名著丛刊《天演论》卷下， 论十四案语，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7页。
〔36〕〔37〕《原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3，第53、55页。
〔38〕严译名著丛刊《天演论》卷上，导言第八案语，第22页。
〔39〕严译名著丛刊《原富》下册，案语，第640页。
〔40〕严译名著丛刊《孟德斯鸠法意》下册，案语，第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