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说铁骑儿”话本和《宣和遗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事论文,话本论文,铁骑论文,南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话本的发展离不开“说话”的繁荣。南宋的“说话”在北宋已很兴盛的基础上更趋兴旺发达。宋王朝建都临安以后，由“南渡”涌来了原北宋政权的大批王公贵族、地主豪绅等中上层社会人员，也带来了汴京的豪华竞艳之风。它与“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的“临安风俗”（注：见吴自牧《梦梁录》。）合流，如干柴烈火，迅速蔓延而一发不可收。统治者日益醉生梦死，大肆挥霍着民脂民膏，尽情地享受着横流的物欲。“试看百二山河，奈君山万里，元师不发。阃处何人，回首处，铁骑千群都灭。拜将台欹，怀贤阁杳，空指冲冠发”。（注：见胡世将《酹江月词》。）他们把恢复沦丧的中原河山和雪耻报仇的宏图大业丢之脑后，反将临安当作苟且偷生的“销金锅儿”和人间乐园。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都市中的娱乐业蓬勃发展。临安城内，瓦子遍布，勾栏林立，“说话”等艺术表演昼夜不息。据说当时狭小的城内，就有二十多座瓦子，如“钱湖门里勾栏内外瓦子、嘉令门外瓦、候朝门外、小堰门瓦、四通馆瓦、新门瓦、若桥门瓦、莱市门瓦、艮山门瓦、朱市瓦、旧瓦、北关门新瓦、钱塘门外羊坊桥瓦、王家桥、行春桥等瓦、赤山瓦、龙山瓦。余外尚有独勾栏瓦市”等（注：见《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其“说话”等艺术表演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说话”的兴旺发达，都市中的艺术竞争日趋激烈，其专业化的分工也趋向明确和精细。这是艺人们得以立身和发展的基本保证。所以，南宋的“说话”也在北宋分科的基础上，逐渐分了家数。史载南宋“说话”有四家，但它究竟是指那四家，由于现存各种历史文献资料的含混不清，以往学者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一般认为，其中的小说，讲史、说经这三家都没有问题，而另外一家是什么却众说纷纭，成为学界的一个“悬案”。也有人甚至认为，南宋的“说话”只有以上所说的三家。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皮述民先生就说过，宋人说话的真正分类，实仅小说、演史、说经三家。我以前也较赞赏皮先生的“三家说”，在拙著《话本小说史话》的“宋人话本有几家”一节中，虽然认为，“耐得翁的‘四家说’是明确认定了的，尽管人们对此疑虑重重，然而迄今尚未发现确凿的材料能否定他。所以他的意见仍然应该重视。”（注：见拙著《话本小说史话》。）但也曾明确说过：“我是倾向于皮先生的‘三家说’的，认为宋人‘说话’有小说、讲史、说经。从目前我们所见的全部宋元话本来看，只有小说、讲史和说经三类，尚未看到有其它的话本范例”。（注：见拙著《话本小说史话》。）近读程千帆、吴新雷两先生所著《两宋文学史》，谓陶宗仪所编《说郛》中的《古杭梦游录》即为耐得翁的《都城纪胜》一书，它被节录后改名辑入其中。今存明抄本《说郛》卷三《古杭梦游录》中的有关“说话”四家的记载云：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抟（博）拳提刀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为参禅；讲史书，谓说前代兴废争战之事。
陶宗仪是元末人，距耐得翁的时代不远，所言当为可信。这样，长期聚讼不已的南宋“说话”四家问题，“由于《古杭梦游录》的发现，是总算得到了澄清”。（注：见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换言之，宋人“说话”四家是指小说、说铁骑儿、讲史，说经。我以前的看法应当修正。今特录之存正。
（二）
南宋“说话”四家中，“说铁骑儿”一家争议最大。以前之所以没能把它单独归入“说话”四家之一，认为是“小说”或者是“讲史”家数，也与对其概念的认识模糊有关。
所谓“说铁骑儿”，是指“士马金鼓之事”，多为民众起义和反辽抗金的斗争事迹。“说铁骑儿”和讲史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的现实性。讲史话本敷演的主要是前代历史人物和事件，而“说铁骑儿”话本讲述的主要是本朝的人物和事件。它是南宋“说话”中的一个新名目，初见于《都城纪胜》一书。同书又说当时的傀偶戏也有“铁骑公案之类”，“又且变花前月下之情及铁骑之类”。可见，“说铁骑儿”话本表演的内容在瓦舍勾栏中有相当的市场。
然而，稍后的《梦梁录》一书在论及“说话”四家时，却没有“说铁骑儿”这一家。元初的《醉翁谈录》一书也无“说铁骑儿”之目，仅在一首诗中说及“涉案枪刀并铁骑”一句，可见“说铁骑儿”作为南宋“说话”的一家被社会认可的时间并不太长，大约在南宋后期，随着讲史话本的逐步兴盛，有可能它渐渐和“讲史”合流而失去了本身的面目。也正因此，南宋时期的“说铁骑儿”话本除《宣和遗事》外，大多已散佚，不过，它的活跃一时，确也成为南宋时期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景观。
据今人的考证，“说铁骑儿”中的“铁骑”一词始见于《后汉书·公孙瓒传》：“且厉五千铁骑于北隰之中，起火为应”。《魏书》卷九十五《慕容越传》也说：“天赐五年，司马德宗将刘裕伐超，超将公孙五楼劝超拒之于大岘。超曰：‘但令度岘，我以铁骑践之，此成擒也’”。可见，“铁骑”当指精锐的军马。北宋中、后期，封建统治阶级对民众的剥削和压迫日深，国内的阶级矛盾十分激烈。农村的贫苦百姓，尤其不堪繁重赋税，纷纷揭竿而起。方腊、宋江等领导的起义遍及大江南北。“靖康之难”中，徽、钦两宗被掳，中原大地陷入金军铁蹄蹂躏之中，南宋王朝又面临着极其尖锐的民族矛盾。岳飞、韩世忠等，高举抗金大旗，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朝廷爱国官兵和由农民起义发展而来的抗金义兵的英勇抗战，被当时的民间艺人“拿来”编成话本。他们迎合市民们热切赞扬这些热血男儿的心理，以本朝的真人真事为演述的对象，这就直接导致了“说铁骑儿”话本的产生。
据现有的资料可知，在南宋的初、中期，“说铁骑儿”话本的表演较为流行。它和“小说”、“讲史”和“说经”一样，在市井社会广受欢迎，也涌现出一批“说铁骑儿”话本的著名艺人。如张本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社会地位低下，曾被杖脊送千里外州军编管（注：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一。），但他喜爱“谈说本朝国事”，以表演民众抗金御敌之类的话本为主，成为一个真正的民间艺术家。由于“说铁骑儿”话本的现实性强，所以也受到了封建皇帝的喜爱，常召“说铁骑儿”艺人进宫廷表演。如绍兴年间，有一个叫纲的人，擅长“说话”，不但会表演，而且能自编话本。一次，他把听来的邵青起义招安的故事编成话本，讲给宋高宗听。宋高宗对这一题材极感兴趣，而且纲在改编中把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一叙述清楚，人物的神态、语言等也描摹得非常逼真，所以深得宠信，被封为“内侍”，长期在宫中服侍皇帝。（注：参见上书卷四十七、四十八并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九及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内侍纲”条。）
元初《醉翁谈录》一书的《小说开辟》尝谓：南宋的“说话”中有“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这里的“新话”，即指“说铁骑儿”话本；“张、韩、刘、岳”，系指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将张浚、韩世忠、刘锜和岳飞。他们在民众中有着崇高的威望，正如杨万里所说：“刘岳张韩宣国威”。（注：见《初入淮河四绝句》诗。）其事迹也为市民所乐闻，艺人将其编成话本，广泛流播。如《狄青》、《杨家将》、《中兴名将传》、《复华篇》、《邵青起义》和《吕相青云得路》等，都是南宋民间著名的“说铁骑儿”话本，可惜皆已失传，但故事情节尚有迹可寻。为便于了解南宋“说铁骑儿”话本的概况，下面逐一把几部已失传的话本的本事略作叙述。
（一）《狄青》
话本叙狄青平定西夏赵元昊的故事。《宋史》卷二十九《狄青传》云：“狄青，字汉臣，汾州西河人也。善骑射。初隶御马直。选为散宜。宝元初，赵元昊反，诏择卫士从边，以青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时偏将屡为贼败，士卒多畏怯。青行常为先锋，凡四年，前后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者八，破金汤贼，略宿州，屠
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族。燔积聚数万，收其帐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桥子谷，筑招安、丰林、新寨、大郎等堡，皆扼贼要塞。”他“临敌披发，带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磨莫敢当。”这位民族英雄，为市民广泛传颂。他的逸事在《画墁录》、《东都事略》、《谈苑》、《梦溪笔谈》、《邵氏闻见录》和《邻几杂志》等著作中都有著录。金院本《说狄青》杂剧《狄青扑马》、《狄青复夺衣袄车》等，都是演述狄青之事的，想来“说铁骑儿”话本《狄青》讲述的内容，也大抵依据当时民间传说的故事而来。《狄青》故事后来发展为演义小说，《万花楼扬包狄演义》，共十四卷，六十八回。又，《五虎平西前传》十四卷，一百十二回和《五虎平南后传》六卷，四十二回。今存。平西，叙狄青等人讨伐赵元昊事；平南，则叙狄青等人讨伐侬智高事。这两大战役，实为狄青一生最为显赫的功绩。
（二）《杨家将》
话本今已佚。据后世《杨家将演义》推断，话本当叙北宋杨继业、佘太君等一门忠勇战将的故事。王圻《续文献通考》说：“使枪之家十七，一曰杨家将三十六路花枪”。《小知录》又说：“枪法之传，始于杨氏，谓之梨花枪，天下盛尚之”。又《筹海图编》云：“五台之枪，世所谓杨家将是也”。《醉翁谈录》之《小说开辟》所列话本中有《五郎为僧》名目，疑为《杨家将》中的杨五郎故事。这位杨五郎，虽未载于史册，但市井间却盛传他的事迹，且在宋、金之际被编成金院本《打王枢密爨》和元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等。其情节与《五郎为僧》基本相同，两者间的演进之迹甚明。有关杨家将故事的戏剧大多依据宋代“说话”艺人表演的话本改编。后世《杨家将演义》，今存有万历三十四年刊本，其内容与宋人话本大同小异。它极有可能是因袭“说铁骑儿”话本《杨家将》重新改写的产物。
（三）《中举名将传》
吴自牧《梦梁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条著录：“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咸淳，是南宋末年度宗的年号。这位王六大夫，显然是一位“说铁骑儿”话本的艺人。他“诸史俱通”，学问渊博，有较高的艺术表演水准，曾被皇帝召进宫内，专事话本的讲述。因为他会编会说，又“讲得字真不俗”，得皇帝赞许，供养于“御前”。《醉翁谈录》之《小说开辟》载有“说新话张、韩、刘、岳”，似即《中兴名将传》，或系其中的一部分。张浚、韩世忠、刘锜、岳飞的故事，南宋百姓是非常熟悉的。可惜，其话本今皆不传。尤其是张、韩、刘三人的故事，已少有流传。只有岳飞的大量“精忠报国”故事，则仍保存于元、明间的杂剧如《秦太师东窗事犯》、《宋大将岳飞精忠》以及戏文《秦太师东窗事犯》、传奇《岳飞破虏东窗记》、小说话本《东窗事犯》、《游丰都胡母迪吟诗》等之中。明人还编有长篇通俗小说《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附会纂宋岳鄂王精忠录后集》（一名《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和《重订按鉴通俗演义精忠传》（一名《尽忠报国》）以及《精忠全传》（清人钱彩又加修订，编成《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又称《说岳全传》）等，似皆据民间传说改编而成。其间，“说铁骑儿”话本《中兴名将传》是它们最早的母本。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存目三著录有《南渡十将传》十卷，云：“宋章颖撰。十将者，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韩世忠、张浚、虞允文、张子益、张宗颜、吴阶是也。刘、岳、李、魏四传，开禧二年表上，后六传未上”。《南渡十将传》有元刊本（注：见江标《黄荛圃年谱》，转引自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兴名将传》疑似《南渡十将传》之类。
（四）《复华篇》。
此篇实为《福华编》，是南宋又一“说铁骑儿”话本。周密《志雅堂杂抄》卷下《书史》条云：“廖群玉诸书，则始于景开《福华编》，备载江上之功。虽夸张过实，然文字古雅颇奇”。其书今已不存，但从《宋史》卷四七四及《西湖游览志余》卷五等有关记载看，它所记录的“江上之功”，系指宋理宗宝祐四年（1156）十二月，蒙古人开始进攻鄂州，而当朝权臣贾似道于开庆、景定年间，私自向蒙古乞和，请称臣纳币。由于南宋爱国军民的坚决抗击，蒙古贵族内部矛盾激化，鄂州之围遂解。事后，贾似道隐匿和议之事，并上奏章诡称诸路大捷，江汉肃清。宋理宗不明真相，下诏行功论赏。景定元年（1260）七月，贾似道命其门客寥莹中、翁应尤等撰写《福华编》，以称颂“鄂功”，为己涂脂抹粉，并遣王六大夫等艺人讲说这则话本，扩大此事在民间的影响。但历史是无情的，经过贾似道的这番折腾，南宋朝廷更为虚弱，仅支撑着维持了十多年就一命呜呼了。故董师谦有《钱塘怀古》诗说：“历历庚申事，分明在眼前。讲和如有弊，飞渡定无船。北使三千里，真州十四年。酿成亡国恨，一部《乱华编》”。他把《福华编》称作《乱华编》，含有对贾似道之流的愤慨和讥讽。但《福华编》敷演的是南宋末年的重大时事政治，深为市民们关心，其影响很大。
此外，南宋的“说铁骑儿”话本还有《邵青起义》和《吕相青云得路》。前者叙邵青起义之事。史事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四十九：“绍兴元年十二月，召青受招安，为枢密院水军总制。先是杜充守建康时，有秉义郎赵祥者，监水门，金人渡江，都青聚众，而祥为青所得。青受招安，祥始得脱身归”。南宋初，此事在社会上影响较大。艺人“思得新事编小说，乃令祥具说青自聚众已后踪迹，并其徒党忠诈及强弱之将，本末甚详。编缀次序，侍上则说之”。由于话本的内容系从逃归的赵祥口中得知，因而十分真切、具体。有相当的艺术竞争力。后者乃敷演吕蒙正发迹变泰的故事。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吕文穆公（蒙正）父龟图与其母不相能，并文穆逐之龙门山利涉院。僧识知其为贵人，延致山间，为凿山岩为龛居之。文穆居其间九年。既登茅，携其母以见龟图。虽许纳之，终不与相见，乃同堂异室而居”。吕蒙正是宋代的一位著名人物，曾官至宰相之位，享尽人间荣华富贵。但他在未发迹前，历尽坎坷，蒙受他人凌辱，生活困苦不堪，甚至连妻子也弃之而去。民间有杂剧《吕蒙正风雪破窑记》等即演绎此事。吕蒙正发迹变泰的故事，对社会地位低下的市民有巨大的心理冲击力。他们乐道于此，企盼着有朝一日也能如主人公那样“青云得路”。
（三）
南宋的“说铁骑儿”话本，今存《宣和遗事》一种。此书又名《新刊大宋宣和遗事》、《新编宣和遗事》，作者未详。其刊本首见于明人郎瑛《七修类稿》一书。明高儒《百川书志》著录“《宣和遗事》二卷”。明周弘祖《古今书刊》记有“福建书坊：《宣和遗事》”。清人钱曾《也是园书目》题作“《宣和遗事》四卷”。今存刊本主要有璜川吴氏旧藏明本，二卷；士礼居丛书本，二卷；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本，分元、享、利、贞四集等，通行本为士礼居丛书本。
高儒《百川书志》注曾说，《宣和遗事》系“宋人所记”，《也是园书目》也将它列入“宋人词话”一类，士礼居丛书本之跋中作者认为其所据底本“当出宋刊”，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也说它是“宋人旧编”。而鲁迅则以《宣和遗事》中有吕省元《宣和讲篇》及南儒《咏史诗》为依据说：“‘省元’、‘南儒’皆元代语，则其书或出于元人，抑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皆不可知，口吻有大类宋人者，则以钞摄旧藉而然，非著者之本语也”。（注：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吕中，字时可，晋江人，宋淳祐七年进士，迁国子监丞，兼崇政殿说书。著有《演易十图》和《皇朝大事记》等。《宣和讲篇》是《皇朝大事记》中的一篇。《宣和遗事》中引用《宣和讲篇》并不能作为否定它是宋作的证据，因古代语言现象的复杂，说：‘省元’、‘南儒’皆元代语”，也尚不足以否定《宣和遗事》为宋人所作。至于“南儒的《咏史诗》”一说，大约指《宣和遗事》终卷援引之刘后村的《咏史诗》，刘后村，名克庄，是南宋末年的著名诗人。他卒于南宋咸淳五年，其时距临安陷落还有七年。引用刘诗入书，也难以否定其为宋人所作。倒是书中前集记有赵太宗和道士陈抟的一则对话，隐约透露了《宣和遗事》的成书年代：
一日，太宗问：“朕立国以来，将来远祚如何？”陈抟奏道：“宋朝以仁得天下，以义结人心，不患不久长，但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闽、四广。”
这里的“一汴、二杭”，分别指北宋建国汴梁（京）和南宋立都临安，而“三闽”显指南宋末年蒙古人攻陷临安后，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等在福建拥立广王显为端宗事，“四广”则指端宗死后，文天祥、陆秀夫继立八岁的赵昺为帝，流徙于南海厓山之事。可见《宣和遗事》一书的撰成约在宋亡或距宋亡不远的时期。其作者为南宋的下层文人，目睹南宋王朝的覆亡后疾首痛心而作。
正如书名所标明的《宣和遗事》主要叙写宋代宣和年间，金人入侵，北宋衰亡和南宋建都临安等历史事件。这是宋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其间的历史教训值得总结。此一创作题旨在话本篇首的一首七律诗中已说得十分明白：“暂时罢鼓膝闻琴，闲把遗编阅古今。常叹贤君务勤俭，深悲庸主事荒淫。致平端自亲贤哲，稳乱天非近使臣。说破兴亡多少事，高山流水有知音。”作者说古道今，上至三皇五帝，下迄炀帝、明皇，以阐述国家的兴亡盛衰“都关系着皇帝一人之心术之邪正”的道理。紧接篇首的这一“入语”为全书奠定了思想基调。作者“深悲庸主事荒淫”的愤懑，在“入话”后喷涌而出：
今日说话的，也说一个无道的君主，信用小人，荒淫无度，把那祖宗混沌的世界坏了，父子将身北去也，全不思量祖宗创造基业时，直不是容易也！
这里“无道的昏君”，显然直指宋徽宗赵佶。正是他的“信用小人”和“荒淫无度”，毁了祖宗创造的基业，造成父子“将身北去”的奇耻大辱。作者在“正话”中，不专叙宣和年间之事，而首先从宋朝立国讲起，历数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等，认为他们或是“贤君”，或为“聪明的官家”，建立和稳固了宋王朝。至宋徽宗则重用奸佞，纵情声色，提倡道教妖术，大肆挥霍人民血汗，促成了这场历史悲剧的发生。前集引用谏议大夫张商英的奏表，历数徽宗的罪行说：
今陛下惑佞臣之言，恣骄奢之欲，起万岁之山，运太湖之石，建宝箓之宫，修同乐之园，役天下农工，大兴土木，赋烦役重，民不聊生。固宜频年旱蝗，日月薄蚀，妖星示变，风雨不调。不能严恭寅畏，以谨天戒；方且与群臣溺意游欢，留情声色，忘祖宗创造基业之根，使生灵各罹涂炭之苦。
话本把批判的予头径直指向了封建社会的主子—皇帝。为了强调总结宋亡的前车之鉴的思想主题，作者在前集结尾处特意附载了吕省元的《宣和讲篇》，指出“宣和之间，使无女真之祸，必有小人篡弑，盗贼负乘之祸矣”，把北宋覆已的根源归结于“自熙宁至宣和小人用事六十余年，奸幸之积久矣”。作者认为这番评论“说得宣和过失，最是的当。”
除总结北宋覆亡的历史教训外，《宣和遗事》中保存的许多珍贵史料也常为人称道。如有关宋江起义的历史记载，是书中篇幅最多，也最精彩的部分。作者从晁盖、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人的“智取生辰纲”叙起，引出“宋江杀惜”以及杨志、董平、李进义、林冲、王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鲁智深、呼延绰等人的事迹。他们在宋江的带领下，汇聚梁山泊，“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这些艺术描写，和《水浒传》的故事情节基本相同。三十六人的姓名和浑号等，也和《水浒传》相差无几，成为这部文学名著的刍形。话本对梁山泊聚义始末的描写虽较为简略，但《水浒传》故事的基本框架和艺术结构，却已略具规模。在《宣和遗事》之前，梁山故事一般以单个人物事迹居多，非常分散零乱。《宣和遗事》第一次将他们组合起来，构成比较完整的前、后尚可连贯的故事。又如有关方腊的记载，虽仅一节，但也相当具体：
时方腊家有漆园，常为造作局多所科须，诸县民受其苦；两浙兼为花石纲之扰。腊以妖术诱之，数日之间，啸聚睦州青溪帮源洞，响聚者数万人，以诛朱勔为名，纵火大掠，驱其党四出。两浙都监蔡遵、颜坦击贼，败死，遂陷睦州。于是寿昌、分水、桐庐等县皆为贼所据；僭号，改元永乐。又陷休宁县，执知县曲嗣复，贼复胁之使降。面斩二士，以恐嗣复。嗣复骂贼曰：“自古妖贼无长久者！尔当舍逆以从顺，因我以归朝廷，朝廷必宥尔。奈何使我降贼？何不速杀我！”贼曰：“我，休宁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后官无及公者，我忍杀公乎！”遂委之而去。未儿，诏命嗣复知睦州，进官二等。陷歙州，将官郭师中、士曹橼等御贼，遇害。陷杭州，守臣赵霆遁去，廉访赵约战死，王禀败于城外，又败于桐庐。陷衢州，彭汝方死之。陷劫掠州，缙云尉詹良臣御贼。为贼所执，胁良臣降。良臣骂曰：“往年王纶反，戮于淮南；王则反，磔于河北；同恶无少长，皆弃市。今不鉴前祸，猖獗至此，旦暮官军至，尔肉餧狗鼠矣？”贼怒，割其肉，使自啖（注：见吴自牧《梦梁录》。）之。且吐且骂，死不绝声。帝闻而悯之。官其二子。陷剡县，知县未旅死之。犯越州，守臣刘
败之。青溪县知县陈光，弃邑遁，闻朝廷，诛之。
这类史料，为他书所未载。
此外，如李师师和王安石的故事以及道君宠信林灵素等，都在书中有较详尽的描写。虽然它们已经过民间艺人之口，有较多的文学色彩，但依然十分受人重视。
话本对宋江等人聚义梁山泊大加赞赏，认为他们“一朝充将领，海内耸威风”。尤其是作品对抗金将领的讴歌，令人感动。如写宗泽之死时说：“宗泽招抚河南群盗，又募义士合百余万，粮可支半岁之食。泽上二十余疏，请高宗还京，又上疏欲合诸将渡河。汪伯彦、黄潜并善力主迁东南之议，忌宗泽成功，屡沮挠之。泽因忧郁成病。十月，宗泽疽发背死，临终无一语及家事，但连呼‘过河’者三，又厉声高吟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遗表犹赞高宗还京。”真是回肠荡气。鲁迅曾说《宣和遗事》“近进史而非口谈，似小说而无捏合”，（注：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正体现了介于讲史和小说间的“说铁骑儿”话本的基本艺术特点。又说此书，“虽也有词有说，而非全出于说话人，乃因作者掇拾故书，而精彩遂逊”，（注：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的这一评论，抓住了《宣和遗事》的主要艺术特点。
《宣和遗事》前、后集的艺术风格颇不统一。前集纯是“说话”表演的艺术气息。篇首为一首七律诗，初步揭示全篇主题。“入话”追叙“上下三千余年，兴废百千万事”，对比历史上的贤君与庸主，逐步导入主题。“正话”则从宋朝立国说起，很快转入“宋朝失败，国丧家亡”的惨痛现实，引出王安石变法和蔡京专权以及梁山英雄聚义，宋徽宗和李师师、林灵素的故事等。作者采用“说话”的艺术程式，说唱特点非常鲜明。其中的梁山英雄和李师师、林灵素故事等，是在民间流行的话本基础上敷演而成的，作者穿插编缀，将其组织成一幅较完整的宣和社会生活画。篇首“青春过了增华发，欢乐既极哀情来”及附载吕省元的《宣和讲篇》，点明题意，并为过渡到后集作了铺垫。后集的艺术结构明显和前集不同。作者以编年体的叙事方式，论述了汴京的陷落，徽、钦两帝被掳、高宗迁都临安等事，尤其对徽、钦两帝的沦落异乡，于颠沛流离中死去的情景写得较为具体、详尽，其间虽也穿插少量诗词，对所叙之内容略加评说，但说本说唱的艺术特点基本丧失，而较接近于野史笔记中的史事记载。看来，《宣和遗事》在成书过程中，曾较多地依傍《黄烬纪闻》、《窃愤录》、《窃愤续录》以及《南渡录》等前人的著作。后集所叙的故事，很可能是书会中艺人编撰话本的资料。作者匆忙编成，未经艺人的演出实践。明人胡应麟认为，《宣和遗事》乃“胜国时闾阎俗说”。（注：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作者痛恨徽钦两帝的荒淫失政，鞭挞朝廷权臣豪贵的屈膝媚敌和道人妖术的惑众扰政，同情方腊、宋江等反抗封建压迫和统治的正义行动，赞扬丰稷、陈师钓、陈东、胡卖等人的力挽狂澜，歌颂宗泽等抗金将领力图恢复中原的凛然气节之情，跃然纸上，字里行间，渗透着强烈的民族意识。
作为文学作品，《宣和遗事》对人物形象的刻划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全书的主要人物是宋徽宗。他在当政期间，宠信奸臣，荒淫享乐，倚重道人妖术，又大征奇花异石，大肆挥霍人民血汗，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直接导致了民族入侵，江山易代。这是一个昏君、庸主的艺术形象。然而，话本在表现宋徽宗“无道”之时，也描写了他“才俊过人”的另一面：“口赓诗韵，目数群羊；善写墨看竹，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曲”，并且以他在荒谟中口占“玉京曾忆日繁华”一词来展示其杰出的艺术才华，这更使人物性格丰满，复杂，而形象趋于饱满、真实，也有利于深化主题。
《宣和遗事》用笔恣肆宏丽，语言生动传神，艺术描写不乏精彩之处。如描绘北宋皇室内苑的园林建筑时，主要通过游人之眼，从流动中表现它们的小巧玲珑，层次叠出，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又如书中描写北宋元宵佳节的盛况，运用具体的数字，并调动一切遣词炼句之法，叙写得历历在目，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至今读来，仍觉文采斐然。
以上对南宋的“说铁骑儿”话本及《宣和遗事》作了初步的探讨，权作抛砖引玉，粗疏之处定然不少，尚祈有识者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