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宗藩之乱研究的视角转换——读林校生著《“八王之乱”丛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乱论文,中国古代论文,视角论文,林校论文,丛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幅员辽阔，交通不便，各地区情况迥然不同，各王朝为加强统治需要而采取分封制度。据顾颉刚先生推断，中国古代在商朝武丁之世已经对许多地方实行分封，到商代后期便有了完备的分封制度。[1]西周的分封是最典型的分封制度。但自战国、秦以来，中国由分封时代进入郡县时代后，其间还存在四次较大的分封制度，主要有秦楚之际的项羽分封、西汉前期分封、西晋南朝分封、明初分封。除秦楚之际的项羽分封不属于宗藩分封外，西汉（削平异姓王后）、西晋和明朝基本上都属于宗藩性质的分封，而这三朝都曾发生过宗藩大乱，其中西汉的吴楚七国之乱和明朝的靖难之役都没有影响到王朝的长治久安，反而由于平定动乱的迅速，达到天下大治。与此相反，西晋的“八王之乱”，不仅动乱时间长，而且加速了王朝的灭亡。正因为如此，史家对这三起宗藩之乱中的“八王之乱”给予特别的关注，“自古宗室交哄，其祸未有如晋者也，故八王之乱，实为中国盛衰之大端”，[2](P431)希冀找出西晋灭亡的关键动因。因此，探究此问题的学者为数众多。
20世纪以来，关于“八王之乱”的一般性论述大多见诸于中国通史、断代史的论著中。中国通史主要以论述各朝代兴衰与嬗变为主，虽然也兼顾专题研究，但由于朝代跨度大，内容涵盖面广，对“八王之乱”的研究也就显得粗浅而短少。断代史研究主要有韩国磐的《魏晋南北朝史纲》、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吕思勉的《两晋南北朝史》等，都对“八王之乱”作了整体性或综合性的论述，篇幅虽比通史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够详赡，而且研究思路和角度、方法基本相同，都是探讨“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经过及其影响。就论文而言，数量不少，大都集中于“八王之乱”爆发原因的论述。[3]近年来，采取新视角的论文时或可见，如刘驰《八王之乱中的寒门人士》、[4](P25-44)张金龙《“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5]等，从不同侧面对“八王之乱”进行研究。有关专著目前仅见有罗宏曾的《荆棘铜驼——西晋“八王之乱”》，[6]以通俗的语言对“八王之乱”进行描述。
新近梓行的林校生先生著《“八王之乱”丛稿》[7]（以下简称《丛稿》），凡十七万五千字，内容分十个部分：一是漫议“八王之乱”的命名；二是“八王之乱”原因论诸说述要及献疑；三是河洛关中地理人文与“八王之乱”；四是皇权至尊的尴尬；五是“八王之乱”前后区域社会力量与政局之关系；六是“八王”幕佐分府考录；七是“八王”幕府合说；八是“赵王伦起事”社会基础辨略；九是司马颖府地缘特性二题；十是“（司马）越府多隽异”补释等，对“八王之乱”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较详赡的研究，是别具一格并颇具特色的新成果。
一
《丛稿》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较好地体现了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作者已多处指出，一些学人的见解对他的研究思路有直接的启示。《丛稿》确实在研究思路方面在前人的基础上有继承又有发展。
《丛稿》回顾以往研究“八王之乱”大多集中于发生原因的状况，认为二十余家有关论著，探讨“八王之乱”的发生原因，主要涉及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宗王政治或曰皇族政治过于强大（包括宗王参政、宗王出镇等方面）、武帝政策失误（包括罢州郡武备，分封宗室与皇子王引发两大集团冲突，靠个人权术驾驭政局导致激烈党争，安排太子、辅政人选不当，不信任异姓军政大臣等）、贵族（包括皇室）家庭腐败、门阀士族势力恶性发展、寒门人士的思变求乱等方面，认为各种看法虽然言之凿凿，但彼此不能兼容的情况较多，表明用因果模式解释历史的传统路径，牵涉到一系列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十分棘手的运作困难。为此，作者自言“无法仲裁纷纭众说之是非优劣，也无力折中各家之不同而做出新的综合，只能退而求其次，仅从‘八王之乱’出场扮演的舞台背景勾画出一些粗疏的轮廓。”这其实就是《丛稿》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选择的新视角。
《丛稿》对于这场政治动乱背景的考察，尤其关注动乱发生区域的地理形势，特别是伊洛、关中二区的地理要素，并对“八王之乱”的地域范围进行了勾画，认为“八王之乱”大抵北至幽州蓟城（今北京），南方波及荆州襄阳（今湖北襄樊），甚而扬州建邺（今江苏南京），西至秦州冀县（今甘肃甘谷），东达青徐的临淄、郯城（今属山东）一线，主要战事发生在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四省，中心位置则是豫西和关中。河洛、关中地区是帝京和陪都之所在的政治枢纽，又是联结以关中平原为基地的西部经济区与华北平原为基地的东部经济区的经济枢纽，[8](P192)这个轴心地带也就往往成为千古兵家必争之地，成为战争最频繁的地区。关于千古兵家必争之地的战争多发地带，《丛稿》根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所载战事发生地进行分区统计，罗列了各历史时期战争次数及其发生次数最多的地方，以及“八王之乱”过程中，诸王混战期间所载战事发生地点有相似之处。就此而言，《丛稿》展示了伊洛、关中二区古战场的演变大势，拓展了研究视野。
《丛稿》除了关注地理态势外，认为人文因素也不能忽略，因为战争毕竟是由人发动的。关于这一点，王仲荦先生对西晋“八王之乱”曾如此论述：“出镇的亲王，既握军符，复综民事，州郡本列置佐官，将军开府以后，复添设许多幕僚，他们的文武僚属，自然纵横捭阖，各求富贵，一切割据称雄与举兵相阙的事情，也均由此而起。”[9](P217)在这里，王先生指出宗王的政治行为，除了自身意志的萌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府中僚佐利益、欲望的牵引。《丛稿》根据这条线索对八王幕佐成员进行里贯考辑，以此来印证河洛、关中地理人文与西晋“八王”平时“割据称雄”、有事则“举兵向阙”的政治行为之间确实存在相当密切的关系。任何个人或集团参与管理国家大事，都要凭借一定的政治资源。西晋晚期“八王”相继当轴，他们角逐之胜负、居位之长短，实绩之优劣，归根到底都与其政治资源的强弱及其运用情况息息相关。唐长孺先生指出，“大约在东汉时，南北各郡正在逐渐形成较固定的、普遍承认的地方当权大姓”，“州郡僚佐所谓大吏、右职，例由大姓充当”，“大姓、冠族是控制地方的力量”，[10]他们拥有数量很大的宗族成员、外族宾客和部曲武装，经过汉末三国分裂时期的发展，到西晋更成了普遍性的盘根错节的地方政治资源。中央执政若缺乏他们的支持，就失去根基，不可能持久居任。以此为基点，《丛稿》把“八王”幕府放到皇室统绪、政治地缘、都督仕历、家族势力、幕府质量等五个政治资源总背景中来考察，比较八王所凭赖的资源条件优劣，从而对隐伏其中的历史演化机理做出一些新的富有启发性的思考，并对其做出比较恰当的估价。
“八王之乱”旷日持久，它的关键年份应在晋惠帝继统第十一二年间，即从司马伦起事主政至司马、司马颖、司马颙联兵讨伐司马伦的永康、永宁之交(300-301)。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指出：“西晋八王之乱，其中心人物为赵王伦”。[11](P3)据此，《丛稿》围绕赵王伦起事前后进行一系列的分析。关于赵王伦起事的社会基础，《丛稿》归纳为六种人：一是愍怀太子旧属；二是武帝一系以外的宣帝之后（含宣帝兄弟之后）；三是天师道徒；四是赵王伦的子息姻亲和封国人士；五是中下级宫廷侍从和禁军武卫；六是对宗室统系无大偏倚，比较尊重既成事实的“名德之士”。这六种人在对赵王伦起事问题上思想动机各有不同，反映了西晋社会的复杂性，有助于对西晋社会各层面的再认识。关于西晋特殊的皇统继承事实和理念问题，《丛稿》分析了赵王伦政变，废杀贾后和自立为帝，以及赵王伦败亡后，宣景一系宗王仍得以与武帝二子“迭总天权”的心理背景，这种研究角度也有新意。
“八王”幕府之中，尤以司马越府最为史家所瞩目。《世说新语·赏誉篇》第33则称“司马太傅府多名士，一时隽异”；《太平御览》卷249引臧荣绪《晋书》载：“太傅府，僚佐多名士，皆一世秀异”，说明“（司马）越府多隽异”并对东晋建国有深刻而直接的影响。关于司马越府对东晋建国的影响，田余庆先生如是说：“从人物构成和历史渊源说来，扬州一窟，同样是司马越、王衍势力派生出来的”，“昔日司马越府隽异陆续归于司马睿府，成为司马睿府‘百六掾’的主干”。[12](P12、16)《丛稿》认为田余庆先生的提法，合乎当时的历史实情，可惜语焉欠详，便针对此问题，就现存越、睿二府佐吏承转资料作了具体考察，对前人观点进行了修订与完善，使这论题有了实证依据。
总之，《丛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多有发微阐发，既体现了学术研究的薪火相传，又做出“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的创新努力。
二
《丛稿》的研究视角转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探索西晋“八王之乱”发生的历史背景方面。前已指出，以往探索西晋“八王之乱”发生的历史背景，多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制度和各种政治力量冲突的角度入手考察，而对这一剧烈社会变动所赖以发生的地理要素关注无多。《丛稿》则将研究视角作了转换，即将背景变为焦点，把地理人文因素作为分析对象，探究“八王之乱”的发生原因。这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具有突破意义。
其次，《丛稿》还从皇权至尊与个人乃至整个家族主体能力的不均衡性展开论证，无疑也是一个视角转换。皇帝的存在是传统社会最“强势”的存在，皇帝制度是传统政治最根本的制度。自秦统一至清灭亡，中国历史上有过数以百计的皇帝。皇帝拥有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财政和军事等各方面的最高支配权，所谓“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13]表明皇权的至尊。但是，皇权至尊的尴尬，基本上历朝皆有。举凡太后临朝、外戚与宦官干政时都会出现。西晋也不例外。晋武帝在皇帝人选上所犯的错误，造成了嗣君不令、贾后凶悍、外戚昏聩、宗王构衅诸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前贤往往强调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故招引万夫竞逐。《丛稿》则纵观整个中国古代，考证与“八王之乱”关系较密切的两种皇权旁移模式后戚干政与封藩问题。《丛稿》将秦汉以来女后摄政情况列成简表，然后据实分析，认为皇权旁移与后戚干政之间，此中利弊，不能一概而论。至于封藩，《丛稿》从自商代有分封制始，分析了历朝统治阶级内部以及当今学者对分封的不同意见，然后说明西晋分封的动因是曹魏政权的覆亡，而且西晋关于分封的争论一直持续到宗王在内争外侮中消灭殆尽。
再次，《丛稿》的视角转换最突出、最具特色的是对“八王”幕佐的构成和流转的研究。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探索路径，也是《丛稿》的重心所在。以往学者虽然注意到“八王”幕府的不同，但由于缺乏合适的分析手段，只能简单地加以描述，更未能揭示出具体的演化机理。而《丛稿》对“八王”各府佐吏二百许人，籍贯、幕职、门地、仕吏、政治态度、主宾关系等方面材料的统计和分析，引导读者注意“八王”幕府背后所包含的人、事、职位以及所起的作用，化幕后为台前，揭示各个幕府背后纷繁复杂的变化，从而挖掘出“八王”幕府在人才储备上的异同与变动走向，赋予“八王之乱”以鲜活的节奏，将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八王之乱”的爆发、延续及其对于两晋政局产生的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不单受制于府主的行为和意向，而且也与众多幕佐的规擘和参与密切相关。《丛稿》根据王仲荦先生指出宗王的政治行为，除了自身意志的萌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府中僚佐利益、欲望的牵引这条线索，采用量化分析手段，不厌其烦地罗列与考证“八王”幕佐的名姓、里贯、门地、募职、仕历、行事等情况，列成分府名录，间加考释，线索清晰，一目了然。《丛稿》就“八王”幕佐一共考知190人，加上辟请而未就官者，则超过二百人，为我们展现了一幅鲜活的历史画卷，有助于揭示“八王之乱”乃至两晋社会的本来面目。这是对“八王之乱”研究方法与视角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对深刻揭示“八王之乱”发生、发展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翻阅中国史籍，无不展示出战乱年代各割据武装斗争中人才的重要。汉代的刘邦与项羽、曹操与袁绍、唐太宗、朱元璋等争天下，靠的是发现人才与重用人才。西晋武帝之后，公元291-311年，八大宗王互相火并，相继擅权，前后约占西晋一朝五分之二的时间，集中体现了那个朝代政治体制的主要特色。宗王跋扈，幕府人才亦骎骎臻盛，对“八王之乱”的发动产生重大影响。《丛稿》的“八王”幕府合说一文，就充分揭示了“八王”幕府幕佐在这场政治动乱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丛稿》与以往史家研究角度不同的是，不只限于对各大宗王的考察研究，而是突出幕佐风貌，从见载僚佐的人数、里贯、门望、辟除等入手，考察各宗王执政长短，幕府的规模，府主的政治地位和态度，以及僚佐扮演角色的历史力度，追究这些数量级别的形成背景，有助于深入研究的展开，不能说不是一种创新。
两汉时期形成的儒家传统思想，到魏晋南北朝为之一变，旧的传统被打破，忠君思想淡化，思想领域强调以孝治天下。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西晋八王幕府主宾关系也顺应形势发生新变化。正如《丛稿》所言：“随着宗王都督权力的膨胀和国家对其署置属吏的加强干预，西晋时期幕府组织原则相应发生了方向不一的变化，府主幕宾之间原来比较单向度的君臣之义或者说人身依附关系，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复杂性。”（130页）《丛稿》把这种复杂性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一，君臣之义与主客之道相杂；其二，朝廷辟除与私人版授相杂；其三，株连故属与转仕新府相杂；其四，驱驰效命与监控抗命相杂。揭示了“八王之乱”政治斗争中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
最后，《丛稿》转换视角所取得的创获，不仅仅表现在背景、幕府幕佐的考证，更引人注目还表现在对“八王之乱”中的山西人士，以及影响最大、最负盛名的赵王司马伦、成都王司马颖、东海王司马越的个案专题研究上。分析山西人士及其三个重要宗王各自在这场动乱中的作用与影响。
中国自秦朝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后经汉代儒家思想的改造，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体系。与这种大一统并行不悖的是各地区域社会力量的活跃，他们凭借各自特有的地理人文优势，风云际会，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古代中华帝国版图辽阔，区域情况复杂多变，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很突出，考论一朝政局，不能忽视区域社会力量的作用。《丛稿》以山西人士为视点，对“八王之乱”前后区域社会力量与政局之关系进行考察。认为：西晋一朝的山西人士包括汉族权贵、胡族头人乃至下层流民，都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对西晋一代政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首先，以部分山西人士为主导力量的“淮南三叛”[14]的失败，贾、裴、王“亡魏成晋”之得逞，促成魏晋政权的顺利交接。其次，由此晋初逐渐形成一个以贾充为首的特殊利益集团，左右着武帝一朝诸多决策，“朋党纷然”的形势一直延续到惠帝时期。其三，贾党与宗王等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冲突终于导致“八王之乱”的爆发。其四，“八王之乱”后期，迁居山西的胡羯势力崛起，逼使晋室南渡，形成南北抗衡格局。其五，永嘉南渡，涌生了大量流民队伍，他们到流徙之地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丛稿》的贡献，不仅在于深刻剖析了这种影响，而且还对奔趋“八王”幕府的山西人士的姓名、乡籍、府主、幕职进行量化分析，得出山西人士所占的比重和地位，以此判断山西人士在西晋一朝的作用。《丛稿》以山西人士为视点作个案研究，首开地域群体力量对“八王之乱”作用的先河。
在西晋后期政治风云的舒卷变幻中，中心人物赵王伦，成都王司马颖，以及规模最大、人才最多、玄学化程度最高的司马越等都是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他们三个重要人物的研究，常常夹杂在一些通史、断代史著作中。而对司马颖、司马越比较集中的讨论，一为罗宏曾先生的《荆棘铜驼：西晋“八王之乱”》；二为田余庆先生的《释“王与马共天下”》，[15]揭示“八王之乱”后期司马越、司马颖各引胡骑为援，南北对垒，及其对于东晋初政局的深刻影响。由于以上两篇文章的主题并不是探讨司马颖与司马越，所以着墨有限。《丛稿》就司马颖的个案研究，着重于司马颖之都督区及慕下僚佐及其势力范围进行考述，并认为在司马颖凭借雄兵霸府与其政敌对抗的过程中，显示出相当强的地缘意味。《丛稿》以司马越府作个案研究，考证司马越幕佐78人，加上辟而未就者12人，则为90人。僚佐分布在15州40多郡，绝大多数为士族和低等士族，沾染玄风之士约比儒学之士多出一半以上。并认为越府是中朝权臣幕府中规模最大、人才最多、玄学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对东晋建国有深刻而直接的影响，给“八王之乱”研究赋予新的内涵。
总的说来，《丛稿》作为一部为数仅见的“八王之乱”的学术专著，在研究“八王之乱”方面的创获堪称空前。究其主要原因，作者善于把握史家涉及而未暇深究的一些重要信息，展开论证，找出事件发生的大背景，以及幕后总动员。把以前不被人们所关注的幕后事件搬到台前，从而揭示出事件流转的真相，对推动“八王之乱”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三
我认为，《丛稿》也存在若干有待商榷或可拓宽之处，兹申说如下，以供讨论。
其一，关于皇权至尊的尴尬，《丛稿》虽然从宏观的角度纵横中国古代全域，用对比的手法烘托西晋皇权尴尬的必然，但就皇权旁移主要从两点进行说明，一是后戚干政，二是封藩。指出后戚干政并非全是反动，有些是起到进步作用的，要客观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关于封藩则主要聚焦在是封建好还是不封建好的问题的讨论上。《丛稿》对于此二者与“八王之乱”的深刻联系研究不够，缺乏总结性的说明。
其二，《丛稿》以山西人士为视点，对“八王之乱”前后区域社会力量与政局之关系进行考察，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如果就个案研究的话，笔者认为最好对西晋有重大影响的各个区域力量分步进行考述更为全面。况且，如果以史籍所见幕佐人数作为各个区域社会参与这场大变故的一个衡量指标，一个观察角度，那么，山西士人的介入程度名列第三，仅次于河南、山东。从八王幕佐乡籍分布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三省幕佐约占总数的57.9%，河南是“八王之乱”的中心地区，河北、山东是“八王之乱”最后角逐对手成都王颖和东海王越的政治根据地，山西排在三者之后，居第四位。因此，不应忽略对上述三地人士的考察，尽量做到以点带面，点面结合似乎更为妥切。
其三，《丛稿》根据王仲荦先生指出的宗王的政治行为，除了自身意志的萌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府中僚佐利益、欲望的牵引这条线索，对八王幕佐成员进行考辑，以此来印证河洛、关中地理人文与西晋“八王”平时“割据称雄”、有事则“举兵向阙”的政治行为之间确实存在相当密切的关系。但是，《丛稿》仅把各州郡八王幕佐成员里贯、家世、幕职、行事等简要说明，并没有多少史料说明八王幕佐成员利益、欲望与这场动乱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八王”幕佐分府考录一文中，也是采取同样的方法，虽然也在其中提到少许，但不作重点提出，大多情况是一笔带过，也未拿出实证，未免有些避重就轻。而且，关于此，《晋书》本传与《晋书·八王传》都有记载，如“（赵王司马）伦素庸下，无智策，复受制于秀，秀之威权振于朝廷。天下皆事秀而无求于伦。秀起自琅邪小史，累官于赵国，以谄媚自达。既执机衡，遂恣其奸谋，多杀忠良，以逞私欲。”[16]“翊军校尉李含奔于长安，诈云受密诏，使河间王颙诛冏，因导以利谋。”[17]“及河间王颙纳李含之说，欲内除二王，树颖储副，遣报颖，颖将应之，志正谏，不从。”[18]颙任李含之狙诈，杖张方之陵虐，遂使武闵丧元，长沙授首，逞其无君之志，矜其不义之强”[19]等，这是《丛稿》的欠缺之处，也反映了此处立论的不足。
其四，《丛稿》在研究方法上的特色是采用量化分析较多，尤其是“八王”幕佐分府考录一文。但是，《丛稿》的“八王”幕府合说一文，对幕府僚佐依多寡为序，进行分级，证明人才的重要性，有其可取之处，但不应绝对化。因为，史书是后人编撰的，根据在这场政治纷争中产生的作用与影响而见著史册，影响大的记述多且祥，影响小记述少且遗漏之处甚多，所以说历史是一部英雄史。“八王”各自幕府僚佐都不会少，只是对历史产生的影响与作用不同。当然，从见载史册的人数去做定量分析，得出的结论在通常情况下有可能是正确的，但不能估计过高。
其五，《丛稿》在对赵王伦进行个案分析中认为：赵王伦废杀贾后和自立为帝之前，虽然已经发生藩王干政的现象，但中央朝廷的运行机制并未破坏。自赵王伦自立为帝，“从此诸王轮番擅权，朝纲大坏，战火连绵，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八王之乱’实际上是自此才开始的。”笔者以为不妥。赵王伦废杀贾后和自立为帝之前，就已经发生藩王干政的现象，表明事件进入“八王之乱”的前期阶段，只是还没有达到高潮，而赵王伦起事则说明把“八王之乱”推向顶峰。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所指出的“西晋八王之乱，其中心人物为赵王伦”，是准确的定位，不能认为是首开其端。
其六，《丛稿》认为司马越府是中朝权臣幕府中规模最大、人才最多、玄学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对东晋建国有深刻而直接的影响，而且对司马越府的玄学化倾向作了专门论述。但欠缺之处是没有指出司马越府玄学化倾向浓厚的原因，以及玄学化倾向对“八王之乱”、东晋立国的影响与作用，此中的关联没有交代。而是仅就玄学化倾向幕佐一一列出，并指出其作用是“司马越辟引大批不拘执旧学教条而具有一定玄学倾向，比较能够与时俱进的大族名士入幕，借以张扬府望，装点‘霸朝’，近乎势所必然。”笔者以为这不应是司马越的意图。在当时政治局势异常复杂混乱的情况下，政治考虑应该是第一位的，借助名门士族的政治经济力量，壮大势力是其主要目的。而且玄学倾向只是说明政局动荡，人心不安，士人的精神寄托丧失，对时局变化的一种无奈的思想情绪，不是与时俱进，而是精神颓废的表现，既不能以此“张扬府望”，更无从“装点‘霸朝’”。
总之，读完《丛稿》一书，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执着的史学追求。作者试图通过“八王之乱”发生和蔓延的大背景、“八王”幕佐的构成和流转，来把握幕后环节对这场政治动乱造成的影响。在现有理论研究遭遇越来越多的解释困境的情况下，寻找新的、更为具体恰当的研究领域与视角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丛稿》作者所付出的艰苦努力，无疑对中国古代宗藩之乱的研究起到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