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论》《齐论》与《鲁论》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齐论论文,鲁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869(2006)01-0050-05
《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行为主，且兼记孔子某些弟子言行的一部书，是儒家的重要典籍。和许多先秦古籍一样，《论语》经过秦火和战乱，其文本传承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及至汉初，除挟书令，《论语》出现了不同的传本，最著名的就是《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汉书·艺文志》对三者均有著录。由于三《论》传本不同，因此文字、章句自然也有差异，于是围绕三《论》出现的时间先后问题、内容的差异问题和源流问题，学界展开了长期的争论。我在研究《论语》学史的过程中，查看了许多材料，在这个问题上有了点心得，写出来，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三《论》出现的先后次序
围绕三《论》展开争论的首要问题是它们出现的时间先后问题。在它们当中，只有《古论》可以确定为汉武帝时；其它两个本子的出现时间，学界存在分歧。
一派观点认为《齐论》、《鲁论》出现的时间早于《古论》。如何异孙《十一经问对》曰：“今之《论语》二十篇者，《鲁论》也。《古文论语》出于汉景帝(当为汉武帝——笔者注)世。如《齐论》、《鲁论》，恐是汉兴之初，齐鲁诸生，多孔子弟子门人，已先得于传授者。在文帝朝，《论语》置为博士矣。”[1] 又朱维铮认为《齐论》、《鲁论》传抄本的出现和传播，都在西汉景、武之际。因为“在这以前，西汉人的著作之间，还没有见到直接引自两种《论语》的。现存最早引用的例证，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而董仲舒在景帝时任博士。他赖以起家的经典是公羊学派传授的《春秋》，而公羊学派属于今文齐学，因此他据以引证的版本当为《齐论》”。“在司马迁的时代，还出现了《论语》的第三种版本，即刘向《别录》所说，‘孔壁所得，谓之《古论》’。”[2]
另一派观点则认为《齐论》、《鲁论》的出现时间晚于《古论》。如章炳麟指出：“《论语》初出，董仲舒、东方朔已多称引，司马迁著之《史记》，皆在《齐》、《鲁》前。盖孔安国时已隶写传诵矣。《齐论》传者胶东庸生，《鲁论》传者扶卿，并安国弟子。”[3] 郭沂也撰文指出，《齐论》、《鲁论》的出现要晚于《古论》，具体地说，在宣帝年间。[4] 陈东从考察西汉的师传学者的年代入手，也得出了“《齐论》、《鲁论》的出现其实晚于《古论》”[5] 的结论。
我认为后说较为符合历史事实。原因在于：第一，现存最早的目录书《汉书·艺文志》的书目划分为若干类，每类之中一般以时代先后排列。如《春秋》类首列《春秋古经》，次列春秋末战国初的《左氏传》，再列战国时期的《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和《夹氏传》，按照它们出现的先后次序排列。又《小学》类从周代的《史籀》到秦朝的《苍颉》，再到汉武帝时期的《凡将》、汉元帝时期的《急就》、汉成帝时期的《元尚》和汉哀帝时期的《训纂》，依次排列。故《汉志》于《论语》类首列《古论》，次列《齐论》和《鲁论》，这已经透露出《古论》早于《齐论》和《鲁论》的消息。第二，据《汉志》和《论语集解序》记载，传《齐论》的有王卿、庸生、王吉、宋畸、五鹿充宗和贡禹。其中王卿，据邢昺《论语义疏》载，汉武帝天汉元年曾由济南太守迁任御史大夫。王吉宣帝时为昌邑中尉，庸生与之约略相同(因张禹向二人问过《论语》)。宋畸宣帝时为詹事。五鹿充宗治《梁丘易》，而梁丘为宣帝时人，故五鹿充宗为宣元时人。贡禹元帝时官谏大夫。因此，传《齐论》的六人中，除王卿外，均为武帝以后的人。传《鲁论》的有龚奋、鲁扶卿、韦贤、韦玄成、夏侯胜、萧望之和张禹。其中龚奋《汉书》记载不详，不知何时人。鲁扶卿，《论衡》记其曾师从孔安国学《论语》，当是武帝时人。韦贤，曾为昭帝师。韦玄成，元帝时曾任丞相。夏侯胜，宣帝时任太子太傅，萧望之曾从之学《鲁论》。张禹元帝时曾授太子《论语》。因此，传《鲁论》的七人中，除一人年代不详，一人为汉武帝时人外，余者都是武帝以后的人。由此可见，《齐论》、《鲁论》的出现要晚于《古论》。
二、三《论》异同
关于三《论》异同的记载，史料较多。
《汉志》著录“《论语》古二十一篇”，班固自注云：“出孔子壁中，两‘子张’。”如淳注曰：“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以下为篇，名曰‘从政’。”著录“《齐》二十二篇”，班固自注云：“多‘问王’、‘知道’”。如淳注曰：“‘问王’、’知道’，皆篇名也。”著录“《鲁》二十篇”。
桓谭《新论》曰：“《古论》文异者四百馀字。”
何晏《论语集解叙》曰：“《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古论》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
皇侃《论语义疏叙》引刘向《别录》云：“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合璧所得，谓之《古论》。”又曰：“既有三本，而篇章亦异。《古论》分‘尧曰’下章子张问更为一篇，合二十一篇，篇次以‘乡党’为第二篇，‘雍也’为第三篇，内倒错不可具说。《齐论》题目与《鲁论》大体不殊，而长有问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篇内亦微有异。《鲁论》有二十篇，即今日所讲者也。”
在为何晏《论语集解叙》所做的《义疏》中，对于《古论》，皇侃说：“《古论》虽无‘问王’、‘知道’二篇，而分‘尧曰’后子张问于孔子曰‘如何斯可以从政矣’，又别题为一篇也。一是‘子张曰士见危致命’为一篇，又一是‘子张问孔子从政’为一篇，故凡《论》中有两‘子张’篇也。《古论》既分长一‘子张’，故凡成二十一篇也。《古论》篇次既不同《齐》，又不同《鲁》，故云不与《齐》、《鲁》同也。”对于《齐论》，皇侃说：“犹是弟子所记，而为齐人所学，故谓为《齐论》也。既传之异代，又经昏乱，遂长有二篇也。其二十篇虽与《鲁》旧篇同，而篇中细章文句亦多于《鲁论》也。”
《隋志》曰：“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出，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惟分‘子张’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
综合上述记载，我们不难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鲁论》与《古论》除篇次不同外，篇目、内容大体相同。第二，《齐论》比《鲁论》和《古论》多“问王”、“知道”二篇，其他二十篇中“细章文句”也多于《鲁论》和《古论》。第三，在都有的20篇中，《齐论》、《鲁论》的篇次相同。
三、三《论》同源而异流
三《论》的文本来源如何呢？是三《论》各有所本？还是源头有二？亦或来源只有一个呢？从上面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三《论》存在着区别，但在篇目、篇次、内容等方面却也有着许多相同的地方。因此，要说三《论》各有所本，恐怕很难解释这一现象。
有人认为三《论》源头有二，“出于先秦时期的两个《论语》本子——《齐论》出于一个《论语》祖本，《古论》和《鲁论》出于另一个《论语》祖本”。其根据有三：第一，从内容上看，据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三《论》辑本，“《古论》与今本《论语》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是内容略少一点，由此可知《古论》与《鲁论》出于同一来源(今本《论语》综合三《论》，其内容较多是可以理解的)”。而《齐论》与《古论》差别相当大，可见二者来源不同。“既然《齐论》与《古论》的来源不同，当然它也与《鲁论》的来源不同”。第二，从篇数上看，《古论》与《鲁论》虽然分别为21篇和20篇，但只是分合的不同，没有本质差别。因而，它们出于同一来源。而《齐论》比《鲁论》、《古论》多“问王”、“知道”两篇，篇数差异较大，故出于不同的来源。第三，《齐论》出现于齐，《古论》和《鲁论》都出现于鲁，亦可作为三《论》出于两个来源的旁证。[4]
我认为三《论》实同源而异流。因为近些年来的考古发掘先后出土了多批西汉时期的经书，如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简书《仪礼》，河南阜阳汉墓出土的简书《诗经》，湖南长沙马王堆墓出土的帛书《周易》等，它们都是西汉时期抄写的文本，虽各有残缺，但学者们通过对比《仪礼》今文本、古文本和武威汉简本《仪礼》，《毛诗》、《鲁诗》、《韩诗》和阜阳汉简《诗经》，世传本《周易》和马王堆墓帛书《周易》，发现它们虽然异文甚多，但所有的异文不外乎假借字、异体字、误字和误句等。如果把它们当中的假借字、异体字、误字、误句统一改正，它们就是经文完全相同的一本书。由于古代经书各有不同的同音假借字，以及误字误句，因此原来的经文虽只是一本，而反映在各个抄本当中却有多种多样，成为各种不同的文本了。正是由于所据是不同抄本的经书，故经师对经书异文见仁见智，各自所作的解释也不一样，遂有派别之争，门户之见，皆谓自得真经，他为伪作。[6] 正如东汉荀悦《申鉴·时事篇》所云：“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不同，而皆自谓古今。”这里，“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先师，义一而已”，明确说明经书原来只有一本，经义也只有一种解释，后世辗转传抄，经字出现异文，各家所取不同经文解说经义，故而出现分歧。
《论语》也可以作如是观。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出土了简书《论语》，在不到今本一半的文字中，差异之处甚多。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对此进行了归纳整理：
简本《学而》中“贫而乐”，“乐”下无“道”字，今本多为有“道”字，康有为《论语注》认为“无‘道’字，盖古文也”。《为政》中“无违”，郑注云：“古文‘毋’为‘无’”。《八佾》中“彧彧乎文哉”，《说文》段注云：“今本《论语》‘郁郁乎文哉’，古多作‘彧彧’”。《公冶长》中“可使治其赋也”的“赋”，《释文》云：“梁武云：‘《鲁论》作’傅”。《阳货》中“古之矜也廉”，《释文》云：“鲁读‘廉’为‘贬’”。“天何言哉？”《释文》云：“鲁读‘天’为‘夫’”。“恶果敢而窒者”，《释文》云：“鲁读‘窒’为‘室’”。《述而》中“亦可以毋大过矣”，《释文》与郑注云：“鲁读‘易’为‘亦’”。“诚唯弟子弗能学也”，郑注云：“鲁读‘正’为‘诚’”。《卫灵公》中“好行小惠”，《释文》云：“鲁读‘慧’为‘惠’”。《述而》中“执礼疾”，今本无“疾”字。《雍也》中二“斯人也”句之间今本无“命也夫”句。还有一些与今本不同的词句很特殊，如：“若”，今作“如有”、“如能”，……“人生之也直”，今作“人之生也直”或“人生之直”；“亡生也幸而免也”，今作“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可选也”，今作“君子可逝也”；“黑而职”，今作“默而识之”；“老之至”，今作“老之将至”；“多闻而志之”，今作“多见而识之”；“靼荡”，今作“坦荡荡”；“无可”，今作“不足”；“空空”，今作“悾悾”；“昷独”，今作“韫匵”；“而贾”，今作“而沽”；“怠若也”，今作“怡怡如也”；“殁阶趋”，今作“没阶，趋进”；“美裘”，今作“羊裘”；“六者式”，今作“凶服者式之”，……“衍衍”，今作“侃侃”；“民莫不敬”，今作“则民莫敢不敬”；“(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今作“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勿卷”，今作“无倦”，……“辨年”，今作“便佞”；“泰来”，今作“大赉”；“弗舍”，今作“不弃”；……“沃沃”，今作“夭夭”等等。一些与今本不同的字就更多了，其中有古老的写法，有假借或简省字，也有误字，如：……措作错，裳作常，社作主，又作有，有作又，……他作也或它，绅作申，疏作踈，巍作魏，虞作吴，……歎作叹，仰或抑作卬，弥作迷，诱作牖，斯作此，巽作選，绎作擇，亡作末，末作无，毋作无，无作毋，一作壹，梆作郭，宝或保作葆，岂作几，倦作卷，祗作弊禔，於或于作乎，若作而，才作材，……与作欤，吾作我，奔作贲，佞作仁或年，譬或僻作辟，藏作臧，韶作诏，诺作若，政作正，恥作佴，曾作增，不作弗，庄作壮或状，壮作状，奚作何，夷作荑，奥作窖，……桴作泡(枹)，孟或季作子，枨作长，慾作欲，恸作动，闵作黾，何作可，愈作隃，附作付，……屡作居，億或憶作意，践作浅，笃作祝，……由作曰，弑作杀，後作后，唯作雖，残作俴，违作韦，也作耶，管作菅，悦作说，躬作弓，攘作襄，泰作大，即作節，润作闰，骈作屏，防作房，谲作矞，怍作乍，曰作言，弑作试，能作耐，氏作是，阴作音，硜作至，居作君，识作志，辂作路，……恶作好，好作恶，馁作饥，禄作食，蹈作游，谅作梁，……階作陛，固作故，蓋作盍，佚作失，……斯作也，谓作胃，纳作内，俨作严，达作通，……帛作白，致作至，……紫作此，乱作乳，孺作儒，期作其，……反作返，……等等。但这些还不包括许多“之乎者也矣焉哉”等虚词的或有无,或多少的不同。[7] (P2～4)
由上述引文，我们不难看出，今本《论语》、简本《论语》、《古论》、《鲁论》中所有的异文也不外乎假借字、异体字、误字和误句等。如《学而》“举直错诸枉”中的“错”字，《释文》云：“郑本作‘措’，投也。”阮元《校勘记》云：“措，正字，古经传多假‘错’为之。”又如《述而》“印为之不厌”，其中“印”字今本作“抑”。《说文》云：“抑从反印”，故作“印”误。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主要是传承过程中，由于各地方言不同、文字不一而造成的。自从子思等人编纂成《论语》后，《论语》便通过孔门弟子传播到各地。其传播手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口耳相传，一种是文本抄写。鉴于当时书写工具的缺乏，口耳相传成为《论语》传播的主要手段。即便是在鲁国的孔里，也只是“讲诵”而已。[8] 文本抄写只局限于孔子嫡系家族、爱慕儒学的王室及世家大族。及战国纷乱、秦皇灭学，由于《论语》口耳相传，所以未遭毁灭性打击，汉初陆贾、贾谊等人均在其著作中引用过《论语》文句，即是明证。不过，《论语》的文本抄本却没这么幸运，除留存于孔氏族内的文本和少数民间抄本保留下来外，余者大都亡佚。孔壁《古论》实际上就是孔氏家传抄本。这个家传本《论语》，在武帝时期，经孔安国的整理与传播，始重新面世。《齐论》、《鲁论》均由此发展而来。日本学者武内义雄曾指出：“《鲁论》、《齐论》都是在《古论》发现以后才兴盛起来的。《鲁论》系统中的鲁扶卿曾从学于孔安国，《齐论》系统中的庸生曾从孔安国弟子都尉朝受《古文尚书》。《鲁论》与《齐论》很可能是因为对《古论》的解读、解释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学派。”[9] (P72～74)其说可谓得其仿佛。
至于《齐论》多出的两篇及文字，可以推想，是在传承的过程中，齐学学者将流传于齐地的孔子之语补入原来的文本而成的。因为在西汉时期，齐鲁两地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学术风气，“鲁学近于好古，齐学近于趋时”[10] (P267)。钱穆先生在《两汉博士家法考》中曾对“齐学与鲁学”之学风进行了论述，他说：
考《谷梁》始传自鲁申公，瑕丘江公受之，兼通《鲁诗》与《谷梁》。是《谷梁》本与《鲁诗》相通也。《汉书·儒林传》称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盖申公只有训故，不别为传。“无传”对上“为训”为文。“阙不传”对上“以教”为文。汉儒传经各守义法，故、训、传、说体裁不同。故、训疏通文义，传、说征引事实。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无传”，谓申公只作《诗》故，不别作《诗》传也。云“独”者，以别齐、韩《诗》有故复有传。此则鲁学谨严之风然也。其弟子王臧、赵綰言之武帝，召申公。至，见天子。问治乱之事。曰：“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则申公为人如其学，亦纯谨一流。虽弟子受业者百余人，为博士者十余人，然于朝廷大政殊不得志。《史记·封禅书》：“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偃、霸皆申公弟子，亦谨守旧闻，不事阿合，遂以见斥，则仍是申公纯谨遗风矣。武帝以封禅事问儿宽，宽逆探上意为对，遂称旨得亲幸，拜御史大夫。宽，千乘人，治《尚书》，事欧阳生。又受业孔安国。其人有政治才，盖齐学恢宏之风也。齐学言《尚书》自伏生，其传为晁错，亦擅权用事。伏生《尚书大传》，特重《洪范》五行，则为后儒言五行灾异之祖。齐学言《诗》自辕固生，韩婴燕人，亦治《诗》，燕齐学风较近似。故班氏论之曰：“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艺文志》)是齐学恢奇驳杂，是鲁学纯谨不同之验也。……董仲舒对策引《尚书太誓》“白鱼赤鸟”之论，以灾异言《公羊》，亦与齐学相通。江公受《鲁诗》、《谷梁》于申公，然呐于口，议不如仲舒。则大抵治鲁学者，皆纯谨笃守师说，不能驰骋见奇，趋时求合，故当见抑也。[11] (P221～222)
由上所论，学风之差异灼然可见。在汉初政治上，由于齐学学者善于趋时，故颇得宠幸，公孙弘更曾以布衣位至宰相。受此影响，在《论语》的传授过程中，适当增加一些流传在民间的与现实政治有密切关系的孔子话语，以增强《论语》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也应是情理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