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政权的政治属性与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权论文,属性论文,政治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年10月27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日本首相上任一个月,安倍转向中间路线》的署名文章,对安倍晋三组建新政府后所执行的内政、外交路线进行点评,认为走马上任后的安倍“正径直走向了中间路线……并出人意料地承认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历史,努力缓和前任小泉纯一郎引起的地区紧张关系”①。事实上,《纽约时报》对执政初始的安倍政府所作的评论代表着国际舆论对日本新政权的一种普遍惊异,因为舆论界在安倍上台之前多把他视为鹰派或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而一向以偏右和强硬著称的安倍晋三主导下的政府以“中间路线”开局后将引导日本走向何方,自然也就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
一 安倍政府的“新现实主义路线”与战略派属性
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出身保守政治世家和自民党右派系统的安倍,何以在掌握国政后专注于日本的战略利益,执行起与他本人一贯立场大相径庭的“中间路线”?其实,答案就潜藏在问题本身之中——安倍及其追随者在政治上属于日本新一代战略派集团,而在战略派政治家的眼中,观念性的问题——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历史观念、文化价值,统统不如实际的战略利益来得重要。只要符合建立强大日本这一国家蓝图的需要,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日本的战略利益,具体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是完全可以依据现实环境来调节和变动的。正是因为如此,身为日本首相的安倍,为了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可以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忍让,也可以放低身段,与中、韩等国商讨共同研究历史问题,努力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控制政府阁员在秋天大祭时不去参拜靖国神社。同样道理,在内政上,既要继承小泉的遗产,又需要根据自己面对的政治课题拿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
按照安倍政府成员关于政治属性的自我界定,他们所奉行的政治路线大抵属于一种“战略派奉行的新现实主义”,而安倍本人则是战略派势力的领袖人物,也可以算做“新现实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早在安倍上台前,作为他的心腹之一的自民党参议院议员山本一太②就在自己的博客上,对安倍作为“新现实主义者”代表与战略派的关系做过一段精彩解说:“对于决心推进‘战略外交’的新现实主义者来说,必须带有以下五种特征。(1)能够进行立足于国际政治现实的战略思考;(2)理解‘对话与压力’的真正含义;(3)不为外交官僚制造的世界观与国家观所局限;(4)能在来自多渠道的信息的基础上做出政策判断;(5)强调民主主义价值观。”③山本一太又进一步说道:“能够满足上述条件的政治家大量存在于朝野党派之中。在自民党方面当然是以安倍晋三为代表,而其他成员,无论是武见敬三、舛添要一、石破茂、茂木敏充、水野贤一、山本一太都是以‘战略派’自诩的。小泉首相和河野太郎与‘新现实主义’旗手安倍官房长官之间虽然存在着政策层面上的温差,但在广义上也属于同一类别。附带说明的是,民主党里的前原诚司、长岛昭久、浅尾庆一郎以及公明党的远山清彦也可以归于此类。”可见,“新现实主义者”与公众熟知的“战略派成员”恰如一个铜板的两面,不仅有一身二任的实际例证,在更多场合原本就是同一类政治人物。
二 战略派势力主政后产生的政治波澜
那么,具有战略派属性并推行“新现实主义”的保守政府的产生对日本政治变局具有什么意义?笔者认为安倍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日本政治生活中的三个转变:
第一是“1955年体制”余波的彻底消亡。1993年自民党下台后,以“保革对立”为基本特征的“1955年体制”已经宣告结束。但是,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结构转换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在过去的十余年的改革进程中,旧的保守政治势力与新型政治结构的鼓吹者之间的较量一直存在,所以小泉才显得十分另类和怪异。
2000年11月号《论争》曾组织一个题为《日本的国家战略尚未显现》的专栏,奥田硕、孙正义、堺屋太一、加藤宽等数名经济界、舆论界的领军人物纷纷著文,论述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缺失,呼唤一种引领日本走向新世纪的整体构想。④的确,从1993年到2000年的八年中,日本政治所以急剧动荡,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的时期里,新型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的国家战略不够明确,而这种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含混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欠缺。因为对没有明确航向的船来说,所有方向的风都是逆风!
小泉时代结束了这种政治上的茫然和迷茫,一个长达五年的强硬政府展现在世人面前。然而,口口声声要“砸碎自民党”的小泉毕竟是“旧体制里脱胎出来的新型人物”,这种一身二任的政治特性决定了他只能是过渡性质的政治家。实际上,小泉及其推行的政治路线,都不过是日本通往新世纪大国道路中的过渡,当权力真正转移到战后出生的政治家手中,以国家利益作为唯一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标准的战略派便取代和改变了原有保守政治,于是也就彻底消除了“1955年体制”的政治余波。
第二是权力模式与决策机制重心的转移。“1955年体制”下的日本决策过程由官僚主导,作为代议政治结构中枢的议员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高度专业化的官僚系统,即所谓“官高党低”。1993年以后的政治改革不断改变着这种局面,朝着“党高官低”的方向变化。小泉执政时期更是努力加强首相权限,力图形成以首相官邸为中心的放射型权力金字塔。安倍从小泉手中接过政治接力棒后,进一步强化了首相权限,不仅在任命阁员上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图,仿效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了直接对首相负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还破例设置五名大臣级别的首相辅佐官担负专门领域的责任,努力使政治权力核心集中到首相一身。
然而,行政权力迅速向首相官邸集中也引起一些震荡和不适应。分别由小池百合子担任安全保障、根本匠担任经济财政、山谷惠理子担任教育、中山恭子担任“绑架问题”、世耕弘成担任“广报”(公关、宣传)方面的首相辅佐官,虽然集中了首相权限,但这种在原有体制之外的安排大有叠床架屋的感觉。由根本匠主抓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的龙头,使经济领域的省厅显得无所适从,而小池百合子显然在分享着麻生外相和久间章生防卫厅长官的政治风头,也引起后者不快。2006年11月8日出版的日本《新闻周刊》封面上赫然印着含有“安倍总统”字样的醒目标题。该文章指出:“与80年代中期的中曾根康弘、过去几年里的小泉纯一郎相同,安倍也是集权欲望浓烈的铁腕型首相。”日本现行政治结构毕竟是议院内阁制,首相过度集权难免引起“推行独裁政治”的批评。尤其是小泉时代党同伐异、排斥对手的做法已经引起党内的不满。一时间批评声音高涨起来,舆论界甚至有人把问题提到了新首相试图以总统制取代内阁制、擅自改动国家制度的高度,政治对手也纷纷指责他已经违反宪法。素来支持民主党的政治评论家森田实甚至将“安倍首相—首相辅佐官—省厅”的垂直决策方式讥讽为“猴子捞月式”的权力模式。
第三是政治意义上的“战后时代”的结束。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曾根政府就曾推动“战后政治总决算”,试图把历史上的这一页尽快翻过去。从那时起,告别战后一直是历任首相的政治梦想,但日本却始终背负着侵略战争的沉重包袱。究其原因,日本的右翼和民族保守主义政治家总是想用歪曲历史的方法去消弭自己不光彩的过去,但歪曲的结果是重新激活了历史,历史的一页非但没有翻过去,反而遗留到今天。
然而,随着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其过激言论激怒了美国主流派政治势力的现象。日本的战略派人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后,开始调整在历史问题上的做法。2006年8月24日,《产经新闻》第12版正论栏目以“贤达见解”名义发表了冈崎久彦的署名文章《应当从游就馆里废除不成熟的反美史观》,列举了四天前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乔治·威尔在《华盛顿邮报》上呼吁安倍当选首相后不参拜靖国神社的说法,批评靖国神社里游就馆的解说词在太平洋战争的起因的解说上刺激了美国,建议做出适当修改。⑤或许是由于冈崎在安倍时代的特殊地位,以及双方在政治意向上的一致性,素来不怕右、只怕右不够的靖国神社方面立即派专人到冈崎研究所请教应当如何修改自己的解说词,并于第二天在《产经新闻》上作出了“注意有关二战的招致误解的表述,变更对美国战略的记述”的回应。⑥
其实,日本战略派政治势力开始调整政策的原因也很简单,在战争受害国“天然地占有道义制高点”的历史问题上展开较量,显然是不明智的。与其在历史问题上混淆视听,还莫如尽快把这不光彩的一页翻过去。所以,在总裁选举结束后召开的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全体大会上,安倍强调了政权交替的“时代性”,指出“我作为第一个战后出生的总裁,发誓传承宏伟理想和改革的火炬”。实际上,“告别战后”同样也是安倍政权政治基础中右的部分所期待的。在《正论》2006年11月号的“特集:不要畏缩,安倍政权!”里面,原拓殖大学教授、政治评论家远藤浩一则做如是说:“安倍氏作为政治家的原点,在于通过与保守的自民党的结合去直面脱离战后,在这种意义上,对他来说,自民党的执政地位并不是目的,而完全是他实现政治原点的手段。安倍搞政治的理由就在于此。”⑦
三 安倍政府的基本政策选择
或许是因为拥有了强大的政治指导能力,安倍在自己的基本政治主张上动作很大。作为大国道路上的目标,安倍晋三力主修改宪法,支持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以便使自卫队获得更大的权限和行动自由。
在10月18日举行的朝野政党党首电视辩论上,安倍明确提出自己作为执政的自民党总裁,“要将修改宪法尽早提上政治日程,发挥出应有的政治领导力量”。他列举了修改宪法的三点基本理由:“第一,现行宪法产生于美国占领时期,因而在制定过程上存在问题;第二,某些内容已经落后于时代;第三,宪法中关于国家的形态、政治理想等内容要由国民自己来书写。”⑧为了能够在秋季临时国会期间使修改宪法取得实质性进展,安倍政府与自民党方面决心加强同在野的民主党之间的协调,争取在11月内使《国民投票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并送交参议院审议。自民党派出的众议院宪法调查特别委员会委员长中山太郎还在“制定新宪法国民会议”的演讲中披露,为了争取与民主党达成一致意见,自民党可以在投票者年龄上与民主党协商以形成共同认识。
明眼人都知道,在修改宪法问题上,自民党与民主党并不存在根本分歧。至于所谓“日本公民自己书写国家形态和政治理想”,实质上仍不外是日本政治家引导民意不断朝着变更和平宪法基本原则方向变化。执政者之所以要延时推进宪法的修改,说到底就在于截止到今天,同意修改“第九条”的国民仍旧没有超过半数。⑨安倍所期待的秋季国会上通过《国民投票法》也未能实现。
但是,由于新老保守政党在修改宪法上的目标一致与利益暗合,安倍仍敢于断言将在自己手中完成修改宪法的大业。安倍已经公开宣布:“自民党总裁任期为三年,连任不可以超过两届。我将考虑在任内完成修改宪法。”这实际上是在宣布自己的政治日程——在六年之内彻底解决修改国家根本大法问题。当然,安倍要实现所希望的修宪,除了国内支持外,还需要国际社会的谅解,当然也就需要在向亚洲邻国解释自己的政治蓝图和构想上花费更多心血。
与修改宪法相配套的是旨在提高国民爱国心的“教育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讲,修改《教育基本法》几乎是全面修改宪法的序曲。为此,安倍在这一“本届政府最重要课题”方面颇下工夫,不仅设立了专门研讨教育改革问题的“教育再生会议”,还破例安排在首相官邸亲自主持召开“教育再生会议”的首次例会,下达了“为保障所有孩子得到高学历和规范意识,重振公共教育与强化家庭、地区的教育力度是极为重要的”的指示,要求会议在制度层面上讨论教员执照的更新和学校评估体系。为了不打折扣地落实新首相的政治意图,文部科学省随即将安倍的指示分解为三个研究课题:(1)以高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学力;(2)塑造拥有规范意识和理想情操的新一代人;(3)推进相关地域的教育事业。按照目前的议事程序,“教育再生会议”将在2007年1月提交“中期报告”和今后的预算,并在2007年6月拿出基本方针,还特别要求在2007年春季的通常国会上报告“全国学力调查”和“学校评价制度调查”的结果。
众所周知,教育改革的核心之一是关于“爱国心”的争论。一方面,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一直不放心自民党的“爱国教育”。另一方面,民主党则通过主张“真正自立的日本人的集合体才是日本国家”的观点,批评自民党在国家与爱国问题上“混淆了不同范畴的问题”。⑩最近,超党派的“修改《教育基本法》国会议员恳谈会”会长平沼赳夫召集会议,要求执政与在野的保守党派通过相互协作形成一致方案,以便在政府提出的明确写有“爱国心”的《教育基本法修改案》。
与修改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不同,秋季国会上的另一个重要法案——《防卫厅升格法案》却进行得异常迅速。早在10月29日安倍以首相身份检阅陆海空三军自卫队时,就曾明确表示:“我会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我会推动必要的立法,让国际维和行动成为自卫队的主要任务之一。”到了2006年11月30日,终于在众议院通过了该项法案,依照《周边事态法案》所执行的对美军的后方支援,也从自卫队的附加任务转变为本职任务。日本的战略派正在按照既定的政治构想推进着自己的行动步骤。
四 新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
在经济改革方面,安倍政府赞同和继承小泉的经济改革方案,表示将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支出,以技术革新和开放的姿态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不过,老百姓恐怕更希望安倍政府能够首先关注社会福利、医疗健康等问题。为此,新政府开始在医药和信息技术等领域制定和实施以2025年为目标的“长期战略指针”,以迎合国民的迫切需要。
不过,安倍在享受小泉改革政治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多艰巨的经济课题,诸如:如何阻止前所未有的人口锐减(11)?如何使摆脱了长期低迷的经济进入正常轨道?如何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已经高达770万亿日元的情况下重建政府财政?如何构建以养老金制度为首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鉴于日本的贫富分化正越来越严重,安倍提出了“再挑战计划”,试图为经济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一个重新发展的机会。据负责这一计划的金融大臣山本有二11月9日公布的数字,各个省厅为“再挑战计划”所做的预算总额高达1600亿日元。
横亘在新政府面前的另一个两难选择,是既要解决政府的巨大财政赤字,又要推进经济自律性复苏后的良性发展。欲达此目的,就必须增加税收。对此,安倍在10月19日召集咨询机构“政府税制调查会”,交代各位委员“税收与国民生活关系密切,请大家认真分析税制对政府财政、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研讨当前应采取的税制”。不过,增加税收虽然必要,却是一个打击政府支持率的“雷区”,所以连小泉那样口口声声说“改革无禁区”的首相,也只能把增加税收的难题留给后任去处理。今天安倍的增税努力,到底是一种政治姿态,还是真的要触动政治难题?对此尚需要观察。至少在立足未稳、又要考虑2007年参议院半数选举的难题的情况下,还会停留在“税制讨论”的阶段。这也体现出安倍政府的政治精明——在经济难题上既要向公众做出积极解决问题的姿态,又要小心回避风险,等待适合的时机来施展政治抱负。
社会舆论对安倍今后的经济政策有多种期待。日本综合研究所寺岛实郎会长在《特集:日本政治的走向》中提出了一个世人普遍关注的问题——“日本政治最大的课题是什么?”。文章分析了小泉政权下的五年里劳动者阶层的家庭经济、就业状况与物价指数、土地价格的相互关系,指出“自认为在改革中受益”的感受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感受。这同样是对安倍新政府的诘问。按照寺岛实郎的观点,“现在,人们关注着大写的‘贫富差距’,但实际上只要引入竞争机制,就会理所当然地出现‘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分别。比‘贫富差距’更突出的问题是挥汗劳作的工人在家庭经济方面趋向贫困状态——这是日本政治的最大课题”(12)。文章的结论是:“小泉执政的五年,一直是‘交给市场’的竞争主义或市场主义政策。当然,市场竞争在今后也很重要,但我想强调的是,作为政治主导的国家需要形成追求战略意图的局面。”
而三菱UFJ调研公司投资调查部长岛中雄二在题为《2006年日本经济展望》的演讲中回答“小泉首相接班人的经济政策当如何”的提问时,曾经指出:“要通过税制改革来增加实际税收。在如何看待地方经济这一问题上,与小泉相比,安倍晋三似乎更重视一些。我认为会继续走小泉的路线。”(13)11月8日,首相官邸里召开了“使日本成为亚洲向世界开放的门户”的政府战略专题会议。安倍亲自担当会议主席,呼吁与会者“将日本的发展战略具体化,寻找面向未来的新的活力”。安倍还重申了自己作为新首相需要实践执政演说中提出的五项政策目标: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型经济社会;坚决推行财政重组和行政改革;创建健全、可靠的社会;进行教育改革;向主张型外交转型。强调在具体的政策课题中要“促进综合性的‘再挑战支援对策’,将社会保险的适用范围延伸到兼职劳动者”
五 安倍在党内斗争中的战略与策略
与经济上的“再挑战计划”相反,安倍对政治上曾经反水的对手并不给予“再挑战”的机会,所能容忍的只是对自己的归顺。实际上,安倍首相在组阁中采取了选择志同道合的同党、论功行赏和协调派系关系的三条标准,在手法上又表现为任用故交、结交盟友、赏赐历来支持者的三条标准,所做的政治选择一直以“党利党略”为基本出发点。
所谓“党利党略”,是日本运用汉字创造的政治术语,形象地指示出一个政党在寻求实际利益、谋取发展战略上的需要。安倍上台以来,曾经在小泉的邮政改革法案审议中“背叛”过的保守政治家复归自民党的呼声一直存在。连安倍过去所在派系的领袖森喜朗也暗示容许离党政治家复归是自民党的传统,但问题却迟迟未得到解决。
出于“党利党略”的考虑,安倍一直有意让前经济产业大臣平沼赳夫等因反对邮政民营化改革法案而被清除出自民党的12名“造反组”议员复归党内。按照法定的“政党交付金”的分配模式,政党交付金是按照国会议员数量和国政选举中的得票数量分配给各个政党的。从自民党的“利”上讲,“造反组”议员在2005年9月的选举中因被开除出党,并未成为自民党的分配对象。所以,如果这12人复党,将要追加人均2300万日元、总量达到2.7亿日元之多的政党交付金。而在“略”的方面,安倍需要在国会增加党的议席,以便利于当前《教育基本法修正案》等重要法案的审议,更要考虑2007年参议院半数选举的布阵等长远谋略,因而接受“造反组”复归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姑且不说新政伊始就把前任开除的“叛逆”收编回营会伤及小泉的脸面,同时也会因“党内抵抗势力的复活”而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加之党内的政治新人由于担心自己地位会受到排挤,2005年从选举“刺客”中选拔出来的小泉近卫军“83人会”中,已经有40多人署名反对“造反组”恢复党籍。领头的就是小泉前首相的秘书、铁杆小泉派斗士小野次郎。(14)面对现实需要与党内的阻力,安倍一面问政于民,通过舆论调查试探国民对接受“造反组”回归自民党的看法,一面要求“造反组”表态认同自己的政治权威,同时策动党内支持者制造舆论,从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的角度为收编寻求依据。实际上,由于日本特定的政党结构,作为保守政治势力的庞大集合体,自民党在长期独霸政权过程中,不同政治利益分割所导致的政见分殊,会经常表现为党内政治势力的对抗。在自民党的历史上扯起叛旗,后来又出于政治需要回来合流的例子不胜枚举——现任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早年造反后回归党内还当过总裁,前两年掀起“加藤之乱”的加藤纮一今天仍是党内重要领袖之一,就连小泉本人也有过多次“反党”的记录。经过前述努力,安倍已经决心收编“造反组”的队伍,只要他们按照自己的政治设计走过“踏绘”(15)的铁板,安倍就可以顺利实现自己的“党利党略”。
人们还记得安倍在竞选过程中以及出任首相后的就职演说中曾反复表示:“我所向往的是‘美丽的国家日本’是一个充满活力、机遇和仁爱的国家,是一个珍惜自律精神、向全世界开放的国家。”据说,这种“日本人的美德”是缘自爱因斯坦1922年来访日本时对主人的赞美。今天的安倍把“美丽的国家日本”构想为四个具体方面:(1)重视文化、传统、历史和自然的国家;(2)尊重纪律、具有尊严,以自由社会为根本的国家;(3)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活力的国家;(4)一个具有领导能力,备受世界信任、尊重和喜爱的国家。同时我们也看到,安倍在执政以来的言行中明显减少了自己过去那种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的色彩。人们期待安倍首相真正可以引领日本朝着“值得向世界夸耀和憧憬的美丽国家”的方向发展,而不重走“掉头”的老路。因为,爱因斯坦在提醒人们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时还讲过另一句有名的话:“国家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它是人类的麻疹。”但愿安倍所领导的日本已经获得了政治免疫力,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
注释:
①转引自《参考消息》2006年10月30日。
②由于政治立场、见解的一致性,山本一太在安倍当选自民党总裁后被其任命为自民党参议院副于事长。
③山本一太的博客见于“関西どつとコムblog”,2006年8月,http://www.kansai.com/ blog。
④大特集‘日本の国家戦略また見ぇず’、“論争”2000年11月号、17-58頁。
⑤“產経新聞”2006年8月24日。
⑥“產経新聞” 2006年8月25日。
⑦远藤浩一‘戦後政治史からみた安倍政権の可能性’、“正論”2006年11月、115頁。
⑧引自时事通讯社2006年10月18日15时的新闻报道。
⑨根据NHK2005年1月8日至10日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于1月22日播出),“赞成”修宪的占61.9%,“反对”的占17%。关于宪法第九条,“赞成”修改的占39.4%,“反对”的占39%,可以说在第九条的看法上出现了抗衡。
⑩小沢一郎“剛腕維新”、角川書店、2006年、167頁。
(11)2005年12月22日,厚生劳动省发布了2005年人口统计,2005年的死亡人数是107.7万人,出生人数是106.7万人,这意味着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1万人。从1899年开始对死亡和出生人口进行统计以来,这是死亡人数第一次超过出生人数,意味着日本已经进入了人口减少型社会。政府的少子化社会白皮书也预测在2006年人口会减少。
(12)寺島実郎‘日本の基軸た見据ぇゐ時’“潮” 2006年11月“特集日本政治の行き方”、128-133頁。
(13)島中雄二‘2006年日本経済展望’、“January”13号、2006年。
(14)‘金と利権と怨念:郵政造反復党問题’“週刊ポスト”2006年11月17日号、30頁。
(15)“踏绘”是日本江户初年镇压天主教徒时使用的鉴别方法,将带有圣像浮雕的铁板铺在路上,让老百姓列队从上面走过去,以抓捕不肯践踏圣像的教徒。今天的日本政治评论家借此讥讽安倍为“造反组”复归设立的政治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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