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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3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638（2007）01—0101—04
梁武帝萧衍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帝王，他于齐末大乱之际居雍州刺史之职，开始自己的篡权代齐之路。作为一个集文才武略于一身的帝王，他成功地向人们展示了他横溢的文学才华和卓越的政治头脑。年轻时，他是著名的“竟陵八友”之一，一介文士；东征中，他是满腹韬略、所向披靡的军事将领；登基后，他是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文治武功有目共睹。然而晚年的萧衍又成了一个痴迷的佛教徒，他不但修造了大量佛寺佛像，而且还翻译和撰写了大量佛教著作，亲自召集佛法大会讲经说法。更有甚者，他曾四次舍身同泰寺，他的大臣们“前后用赎身钱至三亿万”[1] 才把他赎回。 在他统治时期， 梁代佛教最兴盛时佛寺多达2846所，僧尼82700余人。 诗人杜牧忍不住在《江南春》中叹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由于梁武帝对佛教的大力提倡和扶持，使得一方面，大量的社会财富流入寺院；另一方面，大量的人力也流入寺院。寺院在这种财富和人力的积累中越来越庞大，而国家的社会财富和人口却在不断地萎缩，以至整个国家财力、人力俱困。在这种渐进、缓慢的消耗中，一度稳定繁荣的南梁帝国逐渐走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它就像一株被蛀空了的参天大树，貌似壮伟，却经不起任何狂风骤雨。可以说佛教在梁武帝的扶持下，梁帝国的畸形发展是导致萧衍国破人亡的重要因素。可是他为什么对佛教如此痴迷呢？他崇佛的真正原因又在哪里呢？前人对梁朝佛教兴盛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多有论述，但对于梁武帝崇佛的原因涉及不多。而这正是笔者认为应当探寻的重点。本文欲从萧衍本人的统治者和政治家角色入手，进而探寻他对政治权术的强烈渴求，从而揭示其崇佛的真正动机。下面笔者就自己一点粗浅的见解简而述之。
一、从萧衍早期政治活动看其对政治权术的醉心与渴望
萧衍作为一个颇有谋略的政治野心家，对绝对权力的向往是不言而喻的。但有趣的是，他对自己的这种政治野心却是处处小心隐蔽着。萧衍在《净业赋序》中表露了他的生平志向，说自己“少爱山水，有怀丘壑”，似乎对获得世俗的最高权力毫无兴趣，只想做一个舞文弄墨、醉心山水的文人墨客。
然而他自己的标榜却掩饰不住他对权力欲望的确深邃用心。从萧衍与其亲信张弘策就当时朝廷政事的一段经典对话中，我们就可以对他的政治野心和深邃城府略见一斑。“……高祖曰：‘汉北有失地气，浙东有急兵祥。……梁、楚、汉当有英雄兴。’弘策曰：‘英雄今何在？为已富贵，为在草茅？’高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仆？’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请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欲效邓晨乎？’是冬，魏军寇新野，高祖将兵为援，且受密旨，仍代曹虎为雍州。弘策闻之心喜，谓高祖曰：‘夜中之言，独当验矣。’高祖笑曰：‘且勿多言。’”[2](卷11) 这一段对话将萧衍觊觎皇权的政治野心揭露得淋漓尽致。这一年是建武四年（497年）的深秋，时任“太子中庶子、 领羽林监”的萧衍表现出了对最高权力的无限向往。而且颇有心计地让张弘策“且勿多言”。“性爱山水、无欲无为”的虚伪外衣，对萧衍的政治野心起不到丝毫的掩饰作用，反而更加凸现了他对权力窃取的心理活动。
永泰元年齐明帝萧鸾下诏“以太子中庶子萧衍为雍州刺史”。[3] 就在萧衍任职的当月，明帝萧鸾去世。萧衍敏锐地觉察到机会来了，他立即开始着手准备夺取最高权力。一是人事上的策划。萧衍首先迅速确立了自己要依靠的几种力量：以张弘策、范云、沈约为代表的谋士集团；以王茂、邓元起、吕僧珍、曹景宗为代表的武将集团；以萧伟、萧儋为代表的皇族集团。事实证明，萧衍的这种安排是十分明智的。萧伟、萧儋二人为他分别镇守襄阳、荆州；王茂、曹景宗为他东伐攻城拔寨；张弘策、范云、沈约为他出谋划策；邓元起在平定益州的战斗中，也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得萧衍可以一心向东，完全消除了益州在地缘上对雍、荆之兵的威胁。二是物资上的准备。萧衍到任伊始就开始下令“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2](卷1) 开始东伐的时候即“收集得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装舰”。[2](卷1) 可以说这是一场完完全全的有准备之仗。三是巧用智谋、分化敌人。当东昏侯派遣刘山阳欲联和荆州行事萧颖胄以袭襄阳的时候，萧衍和他的谋士精确地分析了形势，并用一信函致使刘山阳与萧颖胄相疑，萧颖胄最终决定倒向萧衍，于是“斩天虎，送首山阳。山阳信之，将数十人驰人，颖胄伏甲斩之，送首高祖。”[2](卷1) 从此，萧衍把雍州、荆州、郢州三股本来互相牵制的政治势力牢牢地团结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了荆、雍地域集团对建业中央政权的压倒性优势。
在消灭了全部的政治对手之后，萧衍一度垄断朝纲。随后便开始了在政治作秀掩护下的篡位行动。他先是辞相国、辞梁王，然后让群臣多次联名上表请他登位，收买人心。在即位诏书中，他仍然假惺惺地说“……衍自惟匪德，辞不获许。仰迫上玄之眷，……遂藉乐推，膺此嘉祚”，[2](卷2) 一副登上帝位是违背心愿、迫不得已的架式。
纵观其夺权的全过程，不能不说萧衍是一位志向高远、心存韬略，又有一点阴险狡诈的一位典型的政治家。然而这么一位有才华、有作为的政治家为什么到了晚年的时候就突然变得对治国毫无兴趣，一心只知道醉情佛教了呢？是他厌倦了政治活动，当腻了一国之主，还是他真的悟到了佛学的真谛，欲皈依佛门？显然都不是。他是一个喜好权术的出色的政治家，这一点永远也不会改变。他在思索和寻找，怎样才能江山永固，什么才是治世之道？在他自己看来，他找到了，那就是——佛教。
二、萧衍崇佛的原因分析
梁武帝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得天下之后想得最多的就是怎样治天下。自魏晋以来，王朝兴替频繁，梁朝以前的宋、齐两代即位为帝者16人，其中在王位争夺中被杀者达10人之多，因牵连而被杀的贵族更是数不胜数。此外由于频繁战乱而爆发的农民起义也此起彼伏。有鉴于斯，梁武帝即位后的当务之急就是协调各种关系，努力保持社会秩序的平稳。笔者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梁武帝对佛教治国特别青睐：
（一）转移上层统治阶级的视线，削弱来自内部的威胁
魏晋以来皇朝更替频繁，特别是梁代以前的宋、齐之际朝廷内部权力斗争之惨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以刘宋王朝为例，宋文帝刘义隆时期，刘宋王朝经历了一段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经济实力、军事实力都有所增强。可是好景不长，到了元嘉三十年（453年），文帝太子刘劭因害怕失去皇位继承权，发动政变谋杀了文帝。时任江州刺史的文帝第三子刘骏闻讯后，立即带领江、豫、荆、雍四州的军队讨伐刘劭，并于同年5月败刘劭，即位于新亭，是为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宋孝武帝刘骏驾崩，太子刘子业继位，是为前废帝。尽管继位之初，刘子业也注意实施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但此时的政局已经不可收拾。永光元年，刘宋内乱再起。刘子业的叔父湘东王刘彧杀死了刘子业，自立为宋明帝。刘彧称帝的同时，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立即挑起了反叛大旗，从而形成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以明帝刘彧为首的文帝系诸王和以晋安王刘子勋为首的孝武帝系诸王的统治阶级内战。”[4] 尽管这次反叛被明帝镇压下去，但是这次变乱给刘宋朝廷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刘宋的政局飘摇不定，接下来的萧齐政权也是大同小异，宗室残杀，政局混乱。
历代皇朝都时日不长，宗室的内耗对国家产生了极大的消耗。这一点后人看得清楚，萧衍也看得清楚，他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有效地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还是继续走杀戮功臣和诸王的老路？走老路显然是不行的。因为他明白在南朝之中，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哪一种势力消长都可能给统治者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梁武帝的选择是在王室中大力提倡佛教，从而达到转移诸王对权力的欲望。
为了在世家大族中提倡佛教，萧衍下诏：“愿使未来生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故经教成实论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轻，即是邪见。若心一等，是无记性不当善恶。若事佛心强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故言清信佛弟子，其余诸信皆是邪见，不得称清信也，门下速施行。”[5]
不仅如此，萧衍还把自己的儿子们招作自己的崇佛宣传者。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年），他下诏：“梁高祖武皇帝……帝乃躬运神笔，下诏舍道文曰：‘维天监三年四月八日，梁国皇帝兰陵萧衍稽首和南，……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四月十一日，又敕门下：‘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惟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舍邪外道以事正内诸佛如来，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发菩提心。……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将军、丹阳尹、邵陵王上启云：‘臣纶……今启迷方，粗知归向，受菩萨大戒，戒节身心，舍老子之邪风，入法流之真教。……’至四月十八日，中书舍人臣任孝恭宣敕云：‘能改迷入正，可谓是宿植胜因。宜加勇猛也。’”[5]
简要而言，这段引文是说：天监三年（504年）四月八日，梁武帝下诏舍道事佛，三天后即十一日又下敕，令公卿百官宣誓舍道事佛；又六天后即十七日，萧纶上启首先响应父皇之命，次日即十八日，由任孝恭宣敕称赞萧纶的表现。实际上就是一篇号召诸王、公卿百官舍弃道、儒，都来崇佛的命令，而充当此第一传令官的就是他的皇子萧纶。
为了表明自己对佛学的痴迷，他甚至“寝处虚闲，昼夜无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屦葛巾。初临大宝即备斯事，日惟一食永绝辛膻。”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其所愿，在他的大力扶持下，整个梁朝的上层统治阶级都开始崇信佛教。萧衍最宠爱的昭明太子崇佛有加，史载：“高祖大弘佛教，亲自讲说；太子亦崇信三宝，遍览众经。乃于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谈论不绝。太子自立三谛、法身义，并有新意。”[2](卷8) 正如王仲荦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中说的：“江南的世家大族，……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庐江何氏、汝南周氏……，大都崇奉佛法。”
然而，这其中依然还有令梁武帝始料不及的负面影响，直至危害了梁朝的全局。此种弊端不在本文议论范围之内，在此不多赘述。
（二）扰乱人民的思想认识，麻痹人民的斗争意识
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严刑峻法和宗教麻痹是他们统治、压迫人民惯用的两手。而且利用宗教对人民进行思想上的麻痹往往更为统治者所青睐。佛教在中国开始盛行以前，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魏晋南北朝时期，五斗米教是主要的教种。五斗米教要人们相信：疾病、灾难，是由人本身的罪过和鬼魅作祟造成的，而要消灾灭祸的唯一办法就是信道。这种教义很容易得到普通百姓的认可，所以很快的在社会的下层人民当中流行开来。
到了士族掌握政治权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为了取得士族的支持，葛洪对五斗米教进行了改革。他把五斗米教和儒学结合起来，用道儒合一取代玄儒合一，使得道教很快在士族中传播开来。以琅琊王氏为例，琅琊王氏是两晋时期南朝数一数二的名族，他尚且如此，其他的世家大族当然也毫不例外地加入到了信教当中来。这样，葛洪就把道教和儒学结合起来，使原来在下层转播的五斗米教，向上层士族中传播开来。
然而，道教在南朝的广泛流行并没有按照统治阶级的愿望起到麻痹人民的作用，反而变成了号召农民起义反对朝廷的可怕思想武器。著名的晋末孙恩、卢循起义，就是以道教为组织形式发动的一场葬送东晋王朝的起义。《晋书·孙恩传》说：“琅琊孙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教。”孙秀是西晋赵王司马伦的谋士，参加了八王之乱。由此可见孙氏从西晋以来，就是五斗米教的世家。晋末，孙恩的叔父孙泰在三吴传道，成了三吴地区五斗米教的教主。史载：“恩叔父泰，字敬远，师事钱唐杜子恭。……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6] 孙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6] 后来孙泰被司马道子诛杀，孙恩逃入海岛。孙泰的众教徒们却认为“泰死，惑之，皆谓蝉蜕登仙”，[6] 于是纷纷资助逃到海岛上的孙恩，孙恩因此“聚合亡命得百余人，志欲复仇。”[6]
孙恩失败之后，投海而死。其教徒皆以为孙恩化为水仙，而“投水从死者百数。”[6] 孙恩死后，教徒们推认卢循为首领继续征战。到卢循失败的时候，教徒们依然狂热地追随他而死。孙恩、卢循起义虽然被统治阶级镇压下去了，但是这次起义的规模和破坏力之大对于晋王朝而言是前所未有的，对东晋世家大族更是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从而使庶族出身的刘裕在政治舞台上暂露头角并最终改朝换代。
梁武帝本人和宋、齐的开国皇帝不同，是一个文人出生，应该说是一个文武兼才。他可以马上打天下，也精思如何治天下。他曾看到前朝历代道教在聚拢人心方面发挥出了可怕的力量，为了避免人们再次利用道教发动颠覆王朝的起义，尽管他自己也是道教世家，但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他当然要寻找另一种更有利于统治的宗教工具。而佛教的特点和教义正好符合了他的这种需要。
佛教的宗旨在于解脱世界及众生的痛苦。在佛教看来，有生有死是世间法，不生不死才是出世间法。世间一切苦痛即生老病死等八种苦恼。世间一切又皆虚幻不实、变化无常，不足贪恋。因此，众生须通过修行来解脱烦恼，达到寂静快乐的涅槃境界。佛教认为世间万法是“因果相续”的关系，一类的因产生一类的果。因果法则决定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要获得解脱，必须种下善因、精进修行，才能在来世得到善报。
梁武帝本身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对政治有着天生的超强的敏锐，当发现佛教这种既可以用来麻醉人民甚至王公大族，又不会被别人利用来发动叛乱的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统治工具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又怎么肯错过这个机会呢？所以，萧衍毫不犹豫地弃道崇佛，他要逐渐地把佛教引入人们的头脑，让人们在追求虚幻的来生转世中安分于大梁帝国的统治，作一个恭恭敬敬的良民。
（三）佛教的本土化发展趋势能促进政教结合
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葛洪对五斗米教进行了改革，实现了道儒合一，从而促进了道教的发展。佛教也不例外，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要想在中国本土站住脚，以单纯的宗教形式进行传播是行不通的，它必须紧紧地和政治结合在一起，和儒学结合在一起，甚至和道教结合在一起，才能传播开来。
佛教与传统儒学的结合，植根于宗法血缘关系上的儒家伦理道德。其主题内容是忠孝仁义，其中孝为根本，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家为孝子，事君为忠臣，由孝而忠，由家及国，形成了“三纲五常”这样一套完整的政治伦理体系。这似乎与佛教的“不尊国君，不礼父母，削发出家，抛离父母”等等定义有根本的出入。但是佛学大师们主动地调整了佛教与儒学之间的关系，牟子就曾有言：“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废而不用，消而不离。子不解之，何异之有乎？”[7] 而在两晋南北朝的汉译佛经当中，“孝”更是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在鸠摩罗什所译的《菩萨戒本》中这样说道：“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这已经把佛戒与儒孝等同起来了。正是由于佛教与儒学的结合，才给它自身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佛教徒不仅注意佛学与儒学的结合，对中国的道教也是用心颇多。佛教高僧努力学习中国本土的神仙道术，中国本土的道教大师们也积极地与高僧们切磋交流。陶弘景是梁代著名的道教大师，但他同时也对佛教颇有涉猎。史载他“曾梦佛授其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尽管没有他直接翻译和学习佛学的记载，但是已经到了“梦佛授其菩提记”的地步，必是平日里对佛学多有研习所致。
梁武帝是一个文人，他精通儒学，又是道教世家，接触佛教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南史》卷七之《梁武帝纪中》说，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莫不称妙”。他与沈约、谢月兆、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并称“竟陵八友”。魏晋以来重“玄学”，而玄学的“道”、“无”思想与大乘佛教的“诸法性空”理论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所以，梁武帝与诸文人在研讨玄学的同时不能不对佛教的某些教义发生兴趣。汤用彤先生曾说：“武帝……醉心于宗教理论教义，实染清谈之风。”[8] 而且他认为：“梁时佛教常微有华而不实之嫌。朝臣信佛，自常附和人主，而僧人亦有名士风味。”[8]
梁武帝弃道崇佛，并不是灭道崇佛。实际上他是儒学、道学、佛学、玄学并举。《隋书·经籍志·道教部》就曾有记载：“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独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海边之际，信之逾甚”，说明梁武帝即位后，道教也受到他的青睐，使之影响巨大。后来他虽然“舍道归佛”，但对道教仍旧十分祟信。他常常为臣下讲《老子》、《庄子》。尽管梁武帝在诏书里说天地之间只有佛教是正道，其他的都是邪道。但是他又把老子孔子等人统统归于如来的后人。这恰恰说明了儒、道、佛三家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只不过儒和道不是他认为的最合适的统治工具，所以就理所应当地被归集到邪道一类去了。
佛学在中国本土的发展特点正好迎合了梁武帝的需要。梁武帝的佛教是搀杂了大量的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儒家教义的佛教。他的佛学以讨论“善恶”为根本特色，又以“忠孝”为善恶之枢纽，说到底还是以儒学为本，是“洋为中用”的模式。出于统治的需要，梁武帝对佛教的喜爱就不难理解了。
诚然，梁武帝崇佛是有其良苦用心的，巩固统治之心也是帝王固有之物。然而，萧衍自以为找到了麻痹人民、维护统治的灵丹妙药，当他急不可耐地大力扶持佛教，使佛教在整个社会阶层当中兴盛起来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历史没有按照他的思路来发展。他崇尚佛教带给梁朝的不只是经济上的破坏和政治上的腐败，曾经在前期初显繁荣的南梁帝国逐渐走向穷途末路，随后而来的“侯景之乱”犹如一场暴风雨无情地斩断了梁王朝这株已经中空的大树，“文韬武略”的梁武帝也不得不随着他的帝国一同覆灭。
收稿日期：2006—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