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双边FTA新浪潮与中国的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地区论文,中国论文,新浪潮论文,战略论文,FTA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3)04-0075-09
亚太地区是指东南亚10国加上中日韩朝等亚洲太平洋沿岸国家以及APEC太平洋东岸国家。本文首先描述该地区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合作出现的新趋势，然后分析其原因与发展前景，最后探讨中国应起的作用与对策。
一、亚太地区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探索：双边自由贸易区
亚太地区对双边自由贸易区的探索始于20世纪60年代。早在1965年8月31日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就签署了澳新自由贸易协定，1977年东盟五国签定了东盟特惠贸易安排协议，1983年澳新签定紧密经济伙伴协定，1988年6月2日美加签定了自由贸易协定（1993年扩大为包括美加黑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即NAFTA）。进入21世纪APEC成员中只有东亚的中、日、韩以及中国的港澳与台湾地区没有参加任何自由贸易协定。但是，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加速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双边自由贸易区的选择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经济合作新亮点。
APEC与区域自由贸易区
序号
名称
签约时间
生效时间
1
澳大利亚——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
1965,8,31 1966,1,1
2
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加强
1976,11,6 1977,2,1
贸易与商业关系协定
3
澳大利亚——新西兰紧密经济伙伴协定 1983,3,28 1983,6,1
4
加拿大——美国自由贸易协定 1988,6,2 1989,6,1
5
东盟特惠贸易安排协定1977,2,24 1978,6,1
6
南太平洋地区贸易与经济协定 1980,7,15 1981,3,18
7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1993,11,15 1994,1,1
8
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 1992,1,16 2002,1,1
9
新加坡——新西兰紧密经济伙伴协议
2000,11,
10
新加坡——日本新时代经济连携协定
2002,1,18 2003,3,14
11
韩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
2003,2,16 2003,3,16
12
澳大利亚——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
2003,2,17
美国早在1985年至1988年就分别与以色列和加拿大签定了自由贸易协定，1993年又与墨西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的失败，使美国推动全球自由贸易新一轮谈判的希望落空，美国转而重视双边FTA，以便通过双边自由贸易促进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深入。1999年APEC奥克兰会议期间，美国同新西兰、澳大利亚、智利、新加坡商讨建立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问题。2000年10月与约旦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此后又与新加坡和智利开始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2002年，美国先后与中美洲五国共同体及摩洛哥进行自由贸易谈判。与此同时，美国还试图在2005年推动包括南美在内的35国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美国还利用亚太经合组织推动与东亚国家的自由贸易；目前，美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美日自由贸易协定都在积极酝酿与谈判之中。
日本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积极倡导与推动者，但在建立自由贸易区上却落在后面。早在80年代日本向美国提出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议，因美日贸易摩擦被放弃。日本签定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是2002年1月与新加坡签署的《日本——新加坡新时代经济连携协定》，它是1999年12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访日时提出的。2002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东盟五国及澳大利亚期间，同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领导人会谈时，说明日本对东盟外交“新理念”和“小泉构想”。所谓小泉构想，就是以“日本——新加坡新时代经济连携协定”为样板，包括自由贸易在内，与东盟在广泛的领域缔结“一揽子经济连携协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联合中国、韩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一个“共同行动共同发展”的东亚“共同体”。目前正在谈判的还有与韩国、墨西哥、加拿大、意大利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韩国也在积极谋求双边自由贸易谈判。1998年10月，韩国总统金大中在访问日本期间，提出建立两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议。1999年两国共同发表了以“通向21世纪更紧密的日韩经济关系”为题的研究报告，认为通过振兴两国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和加强彼此的经济联系，可以巩固双边经济伙伴关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两国必须尽可能消除存在的各种障碍，并同意在投资促进、税收条约、标准认证部门的合作以及知识产权部门的合作和WTO新一轮谈判等领域展开合作。但通过研究，韩国发现日韩自由贸易对韩国不利，韩国政府暂时搁浅了日韩自由贸易。但双方都没有放弃既定的目标，作为走向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第一步，双方已于2001年12月达成日韩投资协定。2002年1月25日，“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经营者论坛”发表了“尽快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共同宣言”，呼吁两国政府尽早开始谈判，两年内达成经济连携协定。同年3月22日，小泉访问韩国期间，双方决定建立产官学共同研究会，在2003年夏完成实现两国经济连携的研究报告。虽然金大中总统最早提出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议，但第一个达成协议的却是韩国——智利自由贸易区。与墨西哥和澳大利亚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也在进行之中。韩国也积极推动与东盟10国和新加坡的自由贸易谈判。2002年12月韩国经济部长会议作出决定优先推动韩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建立。
新加坡是推动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最积极的国家。新加坡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始于90年代末。2000年11月与新西兰签定了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2002年1月又与日本签定《新日新时代经济连携协定》，2002年6月与欧洲自由贸易协会签定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新加坡正在与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等国进行双边自由贸易的谈判，此外，还拟与欧盟、中国香港、台湾、印度等讨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同时新加坡也积极推动东盟内部经济合作的深化。由于2002年是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全面落实的一年，正式启动东盟共同体的恰当时机。因此，在2003年金边东盟峰会上，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还进一步倡议，要以欧洲经济共同体为蓝本，将东盟在2020年建成具有5亿人口的单一市场。东南亚区域内的货物、服务和一些专业人员自由流通；统一关税措施和产品规格，从而创造一个紧密整和的庞大市场。此构想得到泰国总理他信的支持。
中国政策的转变：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参加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同时积极推动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经济合作。作为结果中国终于在2001年11月加入WTO。中国总理朱镕基在2001年11月6日新加坡10+3非正式首脑会议上，突然建议中国与东盟国家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而在2002年11月4日，朱镕基总理与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1年11月香港特首董建华向中央政府提出建立内陆与香港自由贸易区，两地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正在谈判之中。这标志着中国在加入WTO后，将战略选择转向构建区域经济集团。
中国香港和台湾与其他亚太地区成员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积极性也很高。
泰国的动向也值得注意：2001年9月——2002年1月，泰国曾三次主动向日本建议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现已开始正式磋商。泰国对与韩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格鲁吉亚和捷克等国的自由贸易也持积极的态度。2001年12月，由泰国提议，泰国、印度、缅甸、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同意，2002年在印度举行高级事务性会谈，讨论建立五国自由贸易区的问题。目前，泰国与印度的磋商正在进行，预计2003年9月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此外，2003年1月24日，泰国总理他信向到访的中国副总理李岚清提出磋商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要求。
东盟的新探索：20世纪90年代东盟先后将越南和老挝、柬埔寨、缅甸吸收，扩大为东盟10国，同时加快经济一体化步伐。1992年12月东盟决定在2008年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1998年又决定提前到2002年，即老成员在2002年，越南于2003年，其他成员于2005年建成自由贸易与投资区。2000年10月6日，东盟10国经济部长与澳新两国经济部长磋商建立“更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目前，东盟与CER正在协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在2005年前；文莱、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在2010年前；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在2015年。
东盟不仅接受中国与东盟在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的建议，而且对日本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建议也持欢迎态度。还希望在3个10+1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早在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帝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设想，与欧盟和美加贸易集团抗衡，后来改称“东亚经济论坛”。这是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的由来。因为美国的反对，日本消极，论坛未能启动。东盟在1995年曼谷首脑会议上提出举行东盟与中、日、韩首脑会晤的设想，继续推动东亚经济论坛的构想。1997年底，在吉隆坡举行首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1993年第3次10+3领导人会晤，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确定了东亚合作的目标与领域。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财政会议上缔界了有关维持金融稳定、货币互换和回购的“清迈动议”，标志着东亚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有史以来整个世界首次向3大板块格局转变。此后2000年11月，在举行10+3首脑会议的同时，还建立了3个10+1双边首脑会议机制，并设立了相应的部长级和工作层会议机制。各国领导人就东亚合作达成共识，并确定了包括经济、货币、金融和安全等8个方面的重点合作领域。2001年11月在东盟召开非正式首脑会议上，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倡议以10+3为基础，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尽管这些构想的实行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二、亚太地区双边自由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
有人认为，80年代大规模兴起的区域经济集团起因于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失望与怀疑，乌拉圭回合的艰难曲折更加剧了这种情绪。但是，随着乌拉圭回合的结束和WTO的诞生，多边贸易体制进入崭新阶段，而区域集团化不仅没有放缓，反而加快。二战后，区域经济集团化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出于政治原因，也有出于经济原因的。但主要还是为了应付经济自由化、全球化以及技术国际转移，资本与劳动力（熟练或非熟练的）的国际流动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导致激烈的竞争，使比较优势迅速变化，成本的微弱变化，就会使比较优势发生转移（巴格瓦蒂，1997）。为了提高竞争力，地区国家之间需要发挥地缘优势，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提高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和谈判地位。在欧洲最早建立的欧共体就是这种动机，后来，世界各地相继建立起更多的区域集团和次区域集团也无不包含这种考虑。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较之于EU、NAFTA等经济集团，各自为政的东亚国家在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时往往处于劣势。区域合作可以为各国提供立足点、增加“讨价还价”的力量来推动多边贸易谈判，确保市场准入；同时，形成区域大市场将使东亚各国减少对域外市场的依赖。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世界各国均透过区域经济合作来提升经济竞争力，作为迎接全球化挑战的重要途径。
其次，区域主义的活跃与国际分工的加深、区域内贸易的迅速增长以及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增长有密切关系。在当代产品国际专业化、另部件国际专业化和工艺国际专业化深化的条件下，各国的再生产过程日益向着国际再生产过程和区域再生产过程的方向发展，从而要求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或区域间合理流动和配置，要求各国和地区协调它们之间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政策。但由于国际水平分工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水平分工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会呈现出差异性和阶段性。这样，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经济体制接近、地理位置相邻的国家和地区，为了协调利益和共谋发展而联合起来组成经济集团或经济合作区。
东亚以往难以形成贸易集团的原因在于它们的对外经济结构与经济利益。东亚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他们推行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80年代以前，东亚的出口市场主要是北美。日本和NIEs出口的40%以上是美国市场，东盟对美日的出口比例也高达50%左右。而它们彼此的出口只有不到30%。80年代以来，欧洲与北美经济区域化在东亚经济强烈的竞争下得到长足的发展，但东亚地区似乎对建立区域经济集团无动于衷。然而欧洲与北美经济集团的贸易转移效应使得东亚地区感受到过分依赖外部市场的风险。因此，9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的区域内投资、产业专业化以及区域内贸易迅速扩张。从1990-1998年，东亚地区中间产品，如零部件和原料贸易额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制成品贸易，例如机械部件贸易额增长了179%，区域内制成品贸易额总体只上升了92%。产业内贸易的快速增长表明东亚地区的结合程度的加深。根据对1989年和1996年东亚10国（日本、中国、NIEs和ASEAN-4国）贸易结合度的计算，几乎所有数值结果均大于1，最高值达10以上，显示该地区产业联系紧密。与产业分工转变相适应，东亚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依存度迅速提高，1970年代，东亚区域内贸易比重约为30%，目前则已经接近60%，其增量部分主要贡献来自于中、日、韩及东盟之间相互贸易的增长。因此，自发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内在要求是东亚地区合作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基础。
第三，WTO/APEC自由化进程举步维艰，多边贸易体制陷入困境。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是全球多边主义大发展的时期，其标志是GATT/WTO成员的迅速扩大。但是多边主义所遇到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GATT/WTO的每一轮谈判都充满艰辛，且成员越多，谈判越困难。同时，WTO无法照顾到各国、各地区的产业特性保护和产业调整之需；它无法高效率地协商出共同的游戏规则以及对某种过了时的规则的修正方案；如果美国的某一局部利益过于明显而有可能受到相关条款制约时，WTO最终往往迁就美国的利益；WTO更多的是在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方面有较大的规范性，但在面临文化产业领域、信息产业部门、知识产权转让、环保与劳工标准等新问题和新争议时，经常就显得束手无策而不了了之。实践永远走在规则的前面，更务实的做法便是解决当务之急，即为小范围的或称为次区域的商务往来提供具有法律保障的便利最大化，这就促使了双边或三边的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当今世界的热点。
由于区域内经济体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差异性，APEC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进程相对缓慢。尽管(APEC)订立了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目标和时间表，但是APEC只是一个论坛与协商机制，不具备采取共同行动的功能，因而其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受到很大的阻碍。1995年各成员开始实施各自的“单边行动计划”，计划的第一阶段期限已过，而如何评审各成员计划执行情况却是一个难题。1998年，APEC的“部门提前自由化”也宣告失败。这样，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就比多边自由化更易取得成果。因此，在1999年奥克兰会议期间，美国借新加坡与新西兰和墨西哥讨论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机，转而同新西兰、澳大利亚、智利、新加坡商讨建立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问题。
第四，亚太国家观念的转变也是导致东亚合作迅速发展的另一个关键因素。长期以来，东亚没有形成自己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各国政府对区域集团或区域一体化的肤浅认识和排斥，认为它们的封闭性和排斥性有悖于多边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因而各国极力倡导自相矛盾的“开放的”区域主义和“软机制”。比如，90年代初，美国曾强烈反对马哈迪尔的东亚经济集团的建议，并警告日本不要单独行动。而1999年第3次10+3会议领导人对东亚自由贸易区形成共识，美国不仅没有表示异议，还积极参与东亚双边自由贸易的谈判。2000年在APEC文莱会议期间，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不仅积极肯定了区域内自由贸易和双边自由贸易对补充、推动WTO和APEC的“垫脚石”作用，而且还把它写进了文莱会议的领导人宣言。2001年在APEC上海会议期间，美国又联合澳大利亚等国，从加快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的目的出发提出了“探路者”的倡议，形成了“上海共识”，即“有条件发起并实施某些倡议的”作为探路者，“可以在与《茂物宣言》保持一致的前提下采取行动”。这样以来，包括区域内和双边自由贸易在内，各成员的有关行动只要有助于加快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并“遵守APEC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灵活性、透明度、开放的地区主义以及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遵循不同时间表等原则”，就符合“上海共识”，从而得到APEC领导人的鼓励。
第五，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困难是东亚地区主义复苏的根源。东亚危机爆发后美国的袖手旁观，APEC机制的无效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件的苛刻，首先使东盟认识到仅靠东盟的力量以及国际货币组织的帮助，难以克服经济危机。东南亚必须加强与东北亚的合作，于是倡导10+3东亚经济论坛，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
日本等国家在90年代以前不愿参与或组建经济集团，原因是它历来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受惠者。它的主要利益在于与美国的联系，害怕与东亚结盟受到美国的报复。而且，日本认为组成经济集团是经济衰落的表现，当时东亚经济气势如虹，没有必要组建自己的经济集团（1992年渡边利夫语）。所以，对马哈帝尔的建立“东亚经济论坛”的建议不予重视。90年代末，日本在经历了长达10年的经济衰退之后，仍然看不到振兴经济的希望。不得不将区域经济联合作为振兴日本经济的一贴良药。因此，转变观念也是形势所迫。1999年5月21日，日本通产省发表年度经贸白皮书指出，WTO的134个会员中约九成均置身于某种形式的经济集团保护下，惟有东北亚国家尚未成立类似组织以为抗衡，因此，呼吁日本政府采取主动，推动成立自由贸易区，并加强支持在WTO下的全球贸易体系。报告认为，“日本应致力建立有助于多边贸易的体制，以深化东北亚地区的交流和了解为目标”。
许多国家之所以在多边贸易体制之内还要选择双边或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是因为这种选择能够为成员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1.可以保证双方均能最大限度地获利。如根据美国和墨西哥几年前达成的协议，美国企业尤其是含有品牌优势的象麦当劳之类的跨国公司在墨境内开设分支机构可以不受行政审批限制，而作为交换条件，麦当劳总部将不再收取品牌使用费，显然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相反的例子发生在美日之间，由于美日没有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加上日本麦当劳的特许经营权在2000年到期，日本的合作方马上感到了新合作条件的苛刻。
2.可以避免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产生恶性竞争。因历史传统、地理因素、气候条件、技术力量等原因，有些国家尤其是具有地缘关系的邻国之间，会出现产业结构类同化的现象。如美国和加拿大的汽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羊毛、泰国和越南的大米，都曾对各自的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市场不可能无限扩容，出口也不会永远增长，如果不加以协调而听任生产者自由竞争，则必然两败具伤。
3.可以降低国家在全球化竞争态势下的总量成本。在全球化时代，虽说投资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配置资源和其他经济要素，不过在单位时间内的风险还是经常发作，有时就逼得国家出面为一些要害行业争取一些竞争力方面的便利。如2000年的石油价格狂涨，让95%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经济吃尽了苦头，全年为之多付出400亿美元的涨价后支出，几乎对日本石化行业的利润造成毁灭性打击。后来日本政府出面和新加坡洽谈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中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日本从中东进口的原油从2002年起全部在新加坡炼油，新加坡则在相关费用上以减收15%为优惠条件。
根据地球引力理论：区域自由贸易的成效与成员之间经济质量（GDP规模）成正比，与它们的距离成反比。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结需要具备一些重要的条件。一般来讲，经济水准接近，地理比邻，历史文化类似，市场增量相对明朗的国家和地区容易形成经济联盟。1998年，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美国与墨西哥在人均GDP上的差距为7.6倍，欧盟中发达的英国与转型国家最落后的乌兹别克相差20多倍，经济发展差距并不过于悬殊。而在东亚地区，日本人均GDP与最落后的柬埔寨相比相差124倍，东盟内部最先进的新加坡与最落后的柬埔寨在人均GDP方面也相差116倍。东亚地区因缺乏经济合作传统和经济差距过大也增加了协调难度，使得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旷日费时。这是东亚经济一体化从双边做起的根本原因。
三、我国参与、推动亚太区域自由贸易的对策
1.中国加入WTO后，还需构建区域经济集团
中国入世后所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并不宽松，是一个竞争日益激烈，区域经济集团会发挥更大优势的国际市场。世界银行《2001年世界经济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大陆作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容量的扩张是有限的，特别是它无法满足旧经济行业的销售需求，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传统市场马上就将陷入饱和状态。这是有充分迹象证明的，如家电行业每年都要杀个天昏地暗的价格大战，作为全国零售商业中心的上海2000年的商业利润率只有1.6%（低于银行利率），一些在90年代初曾红遍全国的外资消费品正逐渐淡出市场等，都预示着旧经济微利时代的到来。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商品依靠劳动力价格，原材料价格低廉的优势而大举进军海外市场的势头也将受到明显的遏制，针对中国出口强项的反倾销举措将频频出台。国内一些产业在国际贸易中已经吃了不少苦头，如中国的照相机被逐出墨西哥市场，电灯泡被逐出荷兰市场，服装和鞋被美国市场大量挤压，每年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和被迫回撤的货物就高达20亿美元。在中国商品被逐出传统市场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却依然在那里销售，有的还逐渐替代了原先中国货的份额。比如，墨西哥就取代中国大陆成为美国纺织与服装的最大供应国。
如果中国大陆与有关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者某个产业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抑或某项专项市场的共同开发计划，那么中国产品在海外主要市场上的境遇就会大不相同。因此，中国企业要走出困境，突破包围圈，仅加入WTO还不够，必须在构筑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体制方面作出努力。如果说中国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应是一项基本战略，那么加强双边或区域经济一体化就应该作为优先策略。
中国参与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至少可以获得如下好处：
其一、加入双边或区域贸易组织有利于中国发挥比较优势和大国市场优势，进而创造竞争优势，增强经济竞争力。第一，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相当底下，无论制造何种产品，都是一种成本优势。据世界银行（2000年）统计，1995-1999年期间，中国制造业每个劳动力成本为729美元，而香港特区为13539美元，日本为31687美元，韩国为10743美元，分别为中国大陆劳动力成本的18.6倍、43.5倍和14.7倍。中国城镇劳动力素质较东南亚高，并不亚于港台地区，人才资源丰富。第二，中国与东亚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关系密切，按照市场规律，双边与多边贸易额与各自的市场规模成正比，与他们的距离或交易成本成反比。1999年中国与香港及日韩之间的贸易总额达135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7.4%，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为27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5%。1999年中国吸收外资总量的51.1%来自香港、日本和韩国。如果中国与东亚国家组成自由贸易区，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将急剧扩大。第三，组建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充分发挥劳动力和巨大市场的优势，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同时，促进东亚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强东亚地区的整体竞争力。
其二、获得更加稳定的市场准入条件。躲避其他国家临时保护措施是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诱因。假设中国和韩国之间有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即确立彼此受惠的大宗贸易清单，那么，就不会出现中方大量进口韩国手机，而韩国却要驱逐中方大蒜的局面。也不会发生浦项钢铁公司的热扎产品稳稳占据中国市场，而宝山钢铁公司的冷扎产品却被韩国市场拒之门外的怪事。中日贸易摩擦也是一样的道理。一方面低价格的大葱、蘑菇等中国农产品遭到日本的惩罚性关税的遏制，另一方面有质量差异的东芝电脑、松下手机、三菱汽车等日方产品却继续在中国市场狂销。这种不公平的经济秩序大概只有中国商人能够忍受。中国与东亚国家签定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有利于确保我国产品的市场准入，或联手拓展国际市场。
其三、增强中国在多边体制中的谈判能力。在一个以区域集团为竞争单位的国际市场上，单个国家的谈判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国际竞争能力还不强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增强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影响力，还必须借助集体的力量。随着东亚经济实力的增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重要的一极。如果作为一个区域集团就能大大增强与北美、欧盟等贸易集团的谈判能力。
其四、可以避免与东盟国家产生恶性竞争。中国与东盟经济发展水平接近，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电子产品以及某些资源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在国际市场上存在激烈竞争。如果听任市场力量的自由竞争就会两败俱伤，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类产业的协调和分工，就可以为双方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
2.中国加强区域自由贸易的策略
中国很重视APEC多边合作机制以及同中国周边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由于APEC与次区域经济合作主要依靠自愿与市场驱动，在合作机制上存在很大缺陷，亚太地区正在寻求一种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新的合作机制。面对新形势，在加入WTO之后，中国新的战略选择就是如何迅速在构筑区域集团中充分发挥作用。
我国1980年代提出建立“包括中国大陆与台港澳在内的中国经济区”设想；2000年11月我国总理朱镕基在新加坡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上提出缔结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最近著名学者胡鞍钢又提出建立中日韩香港三国四方自由贸易区设想。鉴于大范围的区域贸易协定谈起来比较困难，我国在寻求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化上应转变策略，从我国战略利益考虑，从比较容易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双边或多边优先领域的经济合作谈起，为全面参与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提供学习经验。
中国入世后，首先要精心营造内地与港澳台经济合作新架构，即应着力促成以粤、闽、港、台为中心区域的中国经济圈，大力促进这一区域经济合作、互补关系的快速攀升，使之成为亚太经济圈中增长最快的“晶核”，北牵日本，南引东盟，借以提高中国大陆在亚太经济区乃至全球经济事物中的地位。要积极探索建立中国自由贸易区，祖国大陆与港、澳、台相继加入WTO，必将促进四方经贸关系的密切化，为建立中国自由贸易区创造了条件。早在1997年笔者就提出“组建（中国）自由贸易区可先从港澳做起，即大陆地区撤除对港澳的关税壁垒、对属于港澳原产地的产品输入实施优惠关税安排。因为港澳回归后，其部分企业也跟着回归，既然中国大陆给予‘三资’企业国民待遇，有什么理由不允许港澳产品与内地产品平等竞争呢？这样做显然有利于港澳对制造业的投资。对台湾也可以在对等情况下采取类似的措施。至于陆港澳台建立关税同盟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在某些产业部门，比如某些高科技领域的产品，可以建立类似当年欧洲煤钢联营的部门一体化策略”（全毅，1997年）。目前，祖国大陆与港、澳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国内地与港澳自由贸易区是一国两制原则下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关税地区的自由贸易区，相对于不同国家之间组建自由贸易区更易操作和协调。完全可以用一两年时间予以组建。只是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后，因政治原因还难以展开。为此，要稳健处理好台独问题。目前，有人担心最大的障碍是“原产地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困难”，即如何认定港澳产品和港（澳）资企业操作起来颇有难度。其实，任何自由贸易协定都存在这个问题，如果同处一个国家内的自由贸易成员连本地产品都难以协调和管理，那么与其他国家组建自由贸易区就更困难。
第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旦建立，将创造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2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经济区，从而改变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按照人口计算，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经济规模上看，这也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组成的最大的区域贸易集团（石广生语）。具有关机构测算：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我国向东盟国家的出口将增加55%，东盟国家向我国的出口也将增加48%，双方合作潜力巨大。据中国与东盟双方专家估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可以给双方带来可以预见的经济利益。由于关税降低（在未来5年，中国对东盟进口商品的关税率将下调34-47%），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需求将每年增加10%，即从2000年的222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355亿美元。东盟成为中国继日本、美国、欧盟、香港之后的第5大贸易伙伴，占中国对外贸易的份额由1990年的5.8%上升到2000年的8.3%。2001年，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总额为416.15亿美元，2002年达到490多亿美元。
虽然中国与东盟10国达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但双方都认识到，由于中国——东盟之间的竞争多于互补以及南中国海争端，达成全面协议有一定难度。一些国家（比如泰国）于是同时寻求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途径。因此，不如从新加坡或泰国等开始谈起，为扩大谈判取得经验；其次，也可以先就经济合作的优先领域尽快启动谈判并达成协议，待取得成效后继续扩大。中国与东盟组建自由贸易区对中国巩固周边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可以打消东盟疑虑，为进一步加强双边经贸关系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三，中日与中韩之间也可以就自由贸易和经济合作的优先领域进行谈判，取消这些领域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加强合作与交流，促进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日韩应积极联合筹建亚洲货币基金，联合建立有效的处理金融危机的机制，促进亚洲的金融创新。中、日、韩之间的经济互动与产业分工程度远比中国——东盟要高，建立自由贸易区，创造的效益也会比东盟大。不过，我国应事先针对可能遭受冲击的产业，找出问题的解决之道。
第四，中国与中亚五国（俄、哈、吉、塔、乌）等国签署了上海五国协定，并在2001年5月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中亚诸国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候战略资源，是我国理想的能源进口基地，通过能源一体化协定可以确保我国能源供应。第2条欧亚大陆桥横跨我国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可以成为中国东部地区拓展中亚和欧洲市场的桥梁，也是中亚国家进入中国及东亚市场的重要媒介。由于中国穆斯林大多集中在西北地区，在文化上与中亚、西亚地区联系密切，中国古代丝绸之路是联系中国与西亚的桥梁。因此，即使在海运占主导地位的今天，中国仍然可以沿着这条古代的丝绸之路拓展西亚市场。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已基本解决了边界争端，建立了政治、安全合作机制，为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2001年9月六国总理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关于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赋予“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使命。目前，无论从区域经济合作目标，还是从投资贸易便利化进程看，都远远落后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组织。但是，从发展趋势看，中国应当将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向货物、资本、人员以及信息在各成员国间的自由流动，使各国的经贸合作向无障碍地进行的自由贸易区方向前进，并发挥新疆实验区的作用。
第五，中国应寻求与日本共同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区域经济一体化离不开区域内大国的主导力量，目前东亚经济合作基本上由东盟主导。由于东盟对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抱着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情，害怕一旦东亚自由贸易区建立，东盟就会因其经济规模过小，而消融在其中(John Wong & Sarah Chan,2001)，因而，不可能成为主导力量。日本的经济实力足以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但日本因为历史上不光彩的角色和利己主义的政策，难以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力量；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崛起改变了东亚经济合作的模式。从过去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形模式”，转变为以日本经济技术领先的拉动，以及中国庞大市场力量的推动，形成东亚经济“双火车头”的经济合作模式。只有中日合作才能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中国可以将促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但不应仅限于东亚地区。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战略利益，同世界上重要贸易伙伴探索建立双边经济合作或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以便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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