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户消费行为的非经济影响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行为论文,因素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牧区是指以草原畜牧业为主的地区， 中国牧区主要分布在祖国西北部边境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牧户的经济行为已由集体化时期单纯的消费决策单位转变为融生产与消费为一体的最基本的经济决策单位。对这一决策单位的经济行为变化，特别是消费行为变化进行研究对于启动当前牧区消费市场、促进牧民生存方式的转变、制定恰当的牧区经济发展决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牧户消费行为发生了以下变化：
牧民的消费结构在20世纪末总体上已完成了从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转变，在21世纪，将逐步向富裕型消费结构迈进，生存型消费构成下降，享受、发展型消费的比例上升，牧民消费的各类消费品的档次也逐渐提高。但样本中44％的牧户的生活消费支出低于基本需求支出标准，同时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因此，深化牧区体制改革进程中，注意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逐步建立健全牧区社会保障体系，通过税收等手段进行收入再分配。
总体上看，牧民的基本需求支出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 食品支出居于最基础的层次；居住消费支出比例仅次于食品，居第二位，这是由于草原的希缺性、牧区人口的增多导致牧民游牧空间愈来愈有限，使得绝大部分牧民定居，致使居住消费支出比例较高；文教娱乐与服务居第三位。现阶段牧民在食品、衣着、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消费更多地带有生存性消费特征，居住和交通通讯及服务方面的消费，更多地带有享受和发展性消费的特征，其余介于两者之间。
交通通讯、居住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平均消费倾向，收入弹性分别为1.29和1.05，属于富有弹性。牧民生活水平提高后，为解决定居和居住分散问题，在积极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大量购置交通通讯设备，目前，牧民每百户摩托车拥有量为78.24辆，汽车为15.84辆，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分别为13.75部和7.08部，所有这些消费都显著高于内蒙古农民的消费量。为了拉动内需，应在提高内蒙古牧民收入的前提下，把小汽车、通讯工具、居住等消费作为重点启动，从而带动牧区消费的不断增长，实现牧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牧民对各类消费品的需求量的变动，主要受其自身价格变动的影响， 受其他消费品价格变动的影响相对较弱。通过调价来调整牧区消费，主要的效果表现在对被调价商品自身消费的影响上。居住、交通通讯的消费需求最容易受自身价格变动的影响，因此，通过调整降低与之有关的商品价格，来扩大牧区相应的消费需求，效果较为理想；而调整设备、文化娱乐类弹性较小的商品价格，相应消费需求并不会大起大落。
牧民在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后，可用于储蓄和投资的资金人均395.07元， 已十分有限，制约着牧民的扩大再生产和其他消费，所以，要千方百计增加牧民收入。切实减轻牧民负担，是目前增加牧民收入的重要方面。从未来角度讲，牧户边际消费倾向为0.5238，说明随着牧民收入的增长，用于再生产投资、储蓄或增加手持现金的份额还是比较可观的，所以，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牧民会处理好消费与积累的关系。
内蒙古牧户消费行为演变的影响因素很多，本文对非经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一、牧户购买力分流严重
由于牧户支出多元化形成的购买力的严重分流现象， 是影响牧户消费行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1.牧民负担过重导致牧户的购买力大量流失。由于长期以来历史传统观念的沿袭，现行财税体制改革不到位、行政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平均分摊的牧区公共产品筹集制度的不完善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牧民负担过重，并长期居高不下。在牧户的转移性支出中，除牧业税赋外，还有各行政部门明文下达的各种收费、集资和罚款等。这些收费多以现金形式从牧民手中直接收取，且随意性大，往往游离于国务院三令五申的农民负担不超过上年农民纯收入5 ％的监控范围以外。内蒙古农村牧区调查队240户牧户家计调查显示1997—2001 年牧户的平均税费负担平均高达15％。由于社会负担往往难于真实统计，不少地方的牧民实际承担的社会负担大大高于统计数据。据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牧区经济所的调查显示，抽样调查的牧户2001年的平均税费负担为1877.3元，占牧户家庭现金总收入的 6.2％，这是因为牧区产业结构单一，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牧业税，牧民负担的干部过多。在如此之重的牧民负担下，牧户只能是无奈地压低消费需求。
2.生产经营费用支出占了牧户购买力支出的相当部分。20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内蒙古牧区经济体制改革重新赋予了牧户生产经营者的地位，使牧户成为牧区经济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在支出决策时要兼顾生产与消费，这是与城镇居民最大的区别。因此，在分析影响牧户消费行为的因素中，理应考虑他们的生产经营费用支出情况。1980—2000年，在牧户全年的总支出中，生活消费支出的份额呈下降趋势。牧户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1980年为87％， 1985年降为70％，1990年为64％，1995年降至53％，而2000年则下降为45％，2002年降为40％，牧户总支出中，1997 年生产性开支与生活性开支各占一半，而2000年生产性开支已用去大部分。据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牧区经济所于2002年春季对内蒙古8个牧业旗的25 户牧户生产生活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内蒙古牧户的生产经营性成本快速上升。由于牧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以及近年来自然灾害的影响，草料费用成倍增加，2001年户均草料费已占生产经营总支出的53.53％，这一比例最高的牧户已达86.58％，购买草料的牧户占总户数的80％。因此，牧户用于生活消费的增加必然极其有限。
通过对不同收入组牧户生活消费支出比重的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低收入组牧户生活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比高收入组的低。这说明低收入组牧户为生活所迫，只能压缩当前消费，尽可能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生产经营中以改变困境。
3.农村牧区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牧户要为自己的养老作安排。 改革开放以来，旧社会保障体系已瓦解，而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城镇正逐步建立，还没有延伸到牧区。这些均加重了牧户负担，分流了牧户的购买力，其后果是减弱了牧户的消费能力。
4.牧户人情往来消费逐渐增长。蒙古族牧人历来重生轻葬，人去世以后， 旧衣随身而去，白布包裹，不用棺柩，或野葬、或火葬、或土葬，从不保留坟堆。其目的就是保持草原的生机，绿染遍野。蒙古族牧人子女结婚也有特色，传统的一般由女方家庭陪嫁一些牲畜和生活用品并由男方家庭赠送一个蒙古包等就足够了，喜庆之日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载歌载舞。但近年来“人情消费模式”在农区与农牧交错带十分盛行，主要是结婚、生日、祝寿及子女升学等越办越大，人情费逐渐上涨，已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香皂、毛巾等礼品发展到送礼金，现在一般一次礼金为 50—100元，这种“人情消费模式”已潜移默化地传到了牧区，现今已成为牧户， 尤其是低收入牧户的沉重负担。据内蒙古农业大学“中国草原畜牧业发展模式研究”课题组对内蒙古中部某一牧业旗的典型问卷调查显示，人情消费支出已占低收入牧户和中低收入牧户生活消费支出的20—30％。
虽然牧户购买力的某些分流项目如人情消费、税外负担会减少牧户自身消费， 但并不一定减少当地市场需求，因其在性质上属于同一地区不同群体间的购买力转移。但其他分流项目如生产成本的增加、牧户用于养老等费用均使牧户有限的购买力分流较多，阻碍了牧区市场潜在需求向现实需求的转化，影响了牧区居民购买力的形成和牧区市场的繁荣，从而造成城乡、农村牧区的商品市场份额差距日益增大。
二、牧区市场体系建设滞后
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和民族的原因，草原牧区长期处于半自然经济状态， 尽管游牧民族有其固有的商业精神，牧户的劳动商品率高于农户，但交换只限于用自己的剩余产品换回布、茶、米、盐等生活必需品，交换往往是非等价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建国后从牧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一直到1984年，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制度，排斥和否定市场的作用，牧区对主要畜产品一直实行统购派购和价格计划管理体制，对主要生活用品也实行定额定价配给制度，如粮食、茶、布等生活必需品均实行计划供给。同时，内蒙古牧区作为边疆战略要地，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欠帐太多。而改革开放后牧区忽视市场体系的建设，造成牧区市场体系至今仍很落后。从牧户的生产特点可以看出，牧户自产自用的产品较少，牧户的生活用品绝大部分是购买而来，换言之，牧区的商品消费要通过市场来实现。所以，牧区市场体系建设对牧户消费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由于牧区地处边远、地域辽阔、交通不便、通讯相对落后，有许多嘎查（村庄）、牧户与集贸市场的距离很远，商品销售服务化在牧区严重滞后，诸如送货上门、免费安装、检查维修等，牧民难能享有。而且商品流通组织化程度低，牧区缺乏组织规范、运作高效、规模较大的超市、连锁店、购物中心等定位在中低收入阶层的现代商业组织形式，这些均制约着牧户的消费行为。
牧区市场体系落后，一方面表现为商业网点不足， 另一方面还表现为流通渠道不畅、品种结构不合理、商品质量低劣等。最突出表现为信息不对称，牧民没有正常的获取信息的渠道。内蒙古牧区牧民95％以上为蒙古族，部分牧民只能运用蒙族语言，信息来源极其有限，错误信息的诱导时有发生。在日益现代的社会里，信息是市场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牧户难以得到准确、及时的商业信息，致使牧户消费行为的选择出现扭曲和失误。
三、新旧观念的冲击制约着牧户的消费
在牧区集体经济虽然已瓦解，但是集体经济时期所形成的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很难完全从牧民的生活中消失。同时，新经济体制的建立也带来了新的生存方式和观念。而周边地区的消费模式也会对牧户消费行为有示范作用。
传统的消费观念也制约着牧户消费行为。内蒙古牧户注重吃好， 但在穿着方面比较节俭。牧户购买衣着的比重十几年来始终处于下降趋势。1984年牧户购买衣着的比重为15.5％，到2001年降至9％，减少了6.5个百分点。不同收入组的牧户情况也很相似。
此外，牧户文化与生活服务支出十几年来始终处于上升趋势。1984 年牧户文化与生活服务支出比重为6.4％，2001年上升为25.3％，竟然上升了19个百分点。 无论是低收入组的牧户还是高收入组的牧户，他们对待新的消费方式的态度是相似的。可以说，目前牧区文化消费，对低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来说属于被动式消费，而对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正形成主动选择。这与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密切相关：牧户承担现有的教育制度变革的成本。首先，改革后的牧区教育体制问题颇多，一是因为牧户居住分散，只有苏木（乡）才有小学、旗、镇有中学，牧户子女上学一般都要住校，虽然是免收学费的义务教育，但学生住校生活费支出要高于农区的学生；二是因牧区小学、中学教育一般采用蒙语教学或双语教学，加上牧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难以聘到优秀的教师，教学质量难以与内地相比；三是国家民族大学极其有限，使牧户子女的升学空间狭窄。以上原因造成部分牧户子女难以升入大学，致使部分中高收入牧户省吃俭用送子女到条件宽松且喜欢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日本留学。例如内蒙古镶黄旗全旗有300多个学生留学日本，其中牧户子女占50％以上（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调查，2001年）。以中国留学生为生存源泉的部分日本私立大学或语言学院能否使牧户学子学有所成是难以估测的。而当今已进入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牧户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已充分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因而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他们愿意投资到子女的教育上。这既体现了他们的新观念、新思维，又与现有的支出能力相悖。
四、财富效应的影响
财富效应影响消费倾向的原理是：当其他条件相同时，一个家庭的储蓄越多， 它积累更多金钱的愿望就愈小。如果大多数家庭的反应都是如此的话，当一个社会中的个人在一段时期内财富普遍增加的话，可支配收入中就会有更多部分用于消费。财富的这种效应，并不单是来自人们持有货币或其他财产在数量上的扩张，而是由所拥有货币数的实际价值决定的，即由货币余额与物价水平之比决定的。在牧户的财富构成中，一部分采取房产或牲畜的形式。当价格上升或下降时，这类财富大体上同等上升或下降，从而实际价值不变。而消费者财富的某一部分（主要是货币和储蓄）却有较恒定的货币价值。所以物价下跌时，这类财富的实际价值就会增加。根据前瞻的消费理论，财富的增加可以刺激消费，使可支配收入中用于现期消费的部分增大。这一财富对消费的引致效应首先是由庇古提出的，所以称为庇古效应，有时也叫实际余额效应。尽管消费者所拥有的财富数量和他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之间存在着明确的联系，可是财富效应的发挥，需要在限定条件下方可。由于高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偏低，因此，财富量的增加如果集中于高收入家庭之手，则其对消费的刺激就会很小或根本没有。也就是说，财富效应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社会增长的财富必须比较均匀地分配在各阶层。在牧户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财富效应对牧户消费行为的影响是有限的。
五、牧区消费环境的制约
消费环境包括消费者选择自由、价格放开与否、流动约束、 不确定性和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牧户虽然有较强的购买欲望，但在现实消费品市场上表现出有效需求不足。这既有牧户持久性收入低下、购买力分流较多等原因，也有牧区消费环境较差方面的原因。一是工业企业产品的供需结构出现错位，产品结构不能适应牧民消费的需求。因为长期以来，中国都存在两大消费群体，即城市和农村，这样造成了一个长时间的消费断层，即当某种产品在城市消费已进入饱和阶段，农村市场还未启动。因为种种原因，针对牧区特点的工业产品的供给极其有限。二是牧区基础设施的制约。如水电、交通通讯、电信接收等设施的落后严重制约了牧户对家用电器和现代化工业产品的消费，虽已进入了信息时代，但部分牧户仍常年用蜡烛照明，而且大部分牧区的牧户没有自来水，有些地区的牧民还存在人畜饮水困难。绝大部分牧区地处边疆或山区，电视信号弱，彩色电视的接收效果更差，移动电话的信号较差。这些都制约着牧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新的消费热点的形成。因为作为家电的互补品的供电情况对购买决策有正面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电价越低，购买可能性越高。此外，“电视信号的好坏”、“是否建有电视接收锅”对农户彩色电视机的购买有正向作用，表明基础配套设施的好坏对家用电器的消费有显著作用。三是牧业物资工业发展滞后于牧业发展，其总量与结构都难以满足畜牧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四是农村牧区金融体系滞后，消费信贷刚刚起步，牧户消费的流动性约束大，跨时预算能力较弱。在牧区的金融机构，针对牧户有短期生产贷款，而消费信贷远远落后于城市，因而当牧户现金短缺时，就利用短期生产贷款或借高利贷来维持生活。五是牧户缺乏必要的商品使用知识，消费观念相对城市严重滞后，消费投向较为狭窄，消费个性化、知识化程度弱。六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即社会保险在牧区还是空白，这些均制约着牧户的生活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