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都市开展终身学习方略的异同初探——以东京、纽约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京论文,纽约论文,异同论文,方略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79(2008)01-0109-04
东京、纽约开展终身学习的共同特征
（一）国家及都（市）府的政策支持
1981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了《关于终身教育》的报告，明确了终身教育的概念和内涵，并从学校、家庭和成人教育等视角阐明了终身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发展终身教育的策略构想。随着终身学习理念的深化，1984-1987年间，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围绕有关终身学习的问题召开了四次审议会，并在全国推广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1990年1月，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了《关于终身学习基础准备》的报告，同年6月，日本文部省颁布了《终身学习振兴法》，且依据该法规定，于1990年设置了终身学习的专门机构——“终身学习审议会”，该机构于1992年和1996年向文部省分别提交了《对应今后社会动向振兴终身学习的方策》及《关于充实地域终身学习机会方策》两份咨询报告，明确要建立一个“人人都应在各自人生的任何阶段自由地选择学习机会”的“终身学习社会”。
在政府的大力宣传下，终身学习理念在东京召开的一系列教育学习审议会和终身学习大会中得以凸显。2007年，日本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公布了“2007年东京公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 in Tokyo 2007)报告，所提出的教育目标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为“培养适应社会标准、尊重其他个体独特性的思想深刻的人；培养善于奉献的社会成员；培养主动参与学习思考活动、富于自主性和创造力的人，由此期望丰富人们的知识、感知、道德和体质，发展充满人性的教育”。为确保上述目标的实现，报告从不同侧面提出关注青少年、老年教育，密切学校、家庭、社区三者的关系，完善终身学习设施场所等举措。就终身学习而言，东京都政府始终秉持着推进东京公民的学习、文化和体育活动，发展人权教育、增强学校和社会的教育能力，实现各有关教育机构的合作等观念。在东京都政府2007年计划推行的七项重要措施中，第三项即为“培育担负东京未来的多样化人才”，旨在借助每位儿童潜能的充分挖掘，实现东京发展的人才储备。
美国，1974年制定了《社区学校发展法》，1976年颁布的《终身学习法》确立了终身学习的法律地位。1994年，克林顿政府出台了《目标2000：美国教育法案》，重点阐明了2000年目标的“社区合作计划”。随着学习社会、终身学习等理念在全球的推广，美国颁布的有关教育政策也像日本一样，逐渐在强化终身教育（学习）的转换与发展。以纽约市为例，纽约市政府给予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尽可能多的经费支持，在高中阶段便融入了最基本的职业教育，并通过学分制的方式提供各种基础和选修课程。在学校与社区合作方面，纽约市政府鼓励和倡导本地区高等院校作为继续教育基地，面向社会开设职业培训班或与企业联合办学。成人（职业）教育作为终身学习的重要部分，成为纽约市教育发展的典型。
为了加强职工的岗位培训，纽约市同时还制定了如《工作培训合作法》等一系列相关法案。该法涉及的主要对象是失业人员和青年，旨在实施稳定的就业政策，并为此提供法律保障。在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方面，纽约市政府设立了劳动力培训专项拨款、再就业培训专项拨款、就业保障专项拨款等制度，以便资助企业和学校的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的开展。
（二）城市学习中广泛的资源开发和多样的服务对象
在东京和纽约这两所国际性大都市，以公民馆、图书馆、博物馆为代表的社会机构是开展终身学习的重要公共资源。凭借着分布广泛、贴近居民、活动丰富、人性服务等特征，这些场馆在满足不同群体多样化学习需求方面功效卓著。在纽约，博物馆、图书馆平时会利用馆内资源举办各种专题讲座或研讨会，以期为各领域、各层次的研究者、学习者打造良好的交流平台。以纽约市皇后区图书馆的成人学习者项目(Adult Learner Program)为例，该馆拥有六个成人学习中心，可以为成年文盲和非英语母语者提供教育服务。前者主要着眼于培养阅读和写作技能，改善学习者就业和生活的机会，后者旨在提升英语语言技巧，使学习者发展为成功的新美国人(Queens Library,2007)。此外，博物馆还面向学生开展了多项活动，例如在纽约市大都会博物馆，学生可利用课后或周末时间参加该馆的免费课程，有机会与教育部门的职员一起研究博物馆的艺术珍品。这些课程使学生在欣赏、理解艺术品的过程中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对展览馆的讨论乃至艺术作品的自我创造有所感悟(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2007)。
在日本，各种公共资源也努力扩大服务或受益对象，以期做到既广又专、点面结合。日本市、镇、村的图书馆服务对象包括青少年、成人、老年人、残疾人等所有群体。例如，东京都公民馆的自由、均等、免费原则确保了普通居民享有终身学习的机会。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社会的出现，公民馆会及时听取居民意见，灵活组织各种学习活动。就青少年群体而言，除公民馆、图书馆开展的项目之外，东京都的少年之家、青少年馆、青少年中心、儿童馆等机构更是体现了自身的特色与优势。例如，日本全国知名的青少年科学活动中心位于东京都以北，该科学馆以“推进青少年的生活学习”为宗旨，以“科学与生活”为主旋律，通过采用最现代化的高新信息技术，设计专门的活动空间和布局，使青少年在参与活动的同时，可以充分发挥个体的创造力。
（三）学校、家庭及社区在终身学习过程中的密切合作
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中的多方合作首先表现在学校基建设施的对外开放。学校作为社会的教育资源，其硬件设施可为社区居民所用。例如，图书馆有助于居民搜集学习资料，游泳池、网球场、健身房等体育设施可成为居民的健身场所。
其次，学校对外不仅仅局限于硬件设施的开放，也会邀请社区代表参与学校的全面管理和规划。2004年，为改善家长参与家校合作情况，纽约市发起了“孩子第一”的教育改革项目，该项目明确指出“家长可以将校长和家长协调员的电话号码写在最方便的地方，当对孩子在校情况有疑问时，可以在第一时间进行询问；家长随时可以与家长辅导办公室或地方学习辅导中心联系，以获得所需信息；此外，家长可以参加“学校领导团队”，有机会与校长、教师一起制订年度综合教育计划（朱孟琴，2005）。
第三，社区通过创办社区学院、社区大学等途径为市民提供正规的继续教育。在这方面，大部分欧美国家业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纽约的社区学院费用通常比较低廉，加之学习周期短、课程灵活实用、针对性强，因而在竞争激烈的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除社区学院外，社区内其他高等院校也可针对居民感兴趣的问题开设讲座，提供专家咨询等等。
东京、纽约开展终身学习的潜在导向差异
（一）教育文化价值观影响下对终身学习的理解差异
日本素来重视教育的发展，其1947年颁布的《教育基本法》规定，教育的宗旨和目的在于“促进人格的全面发展，培养日本公民精神和体魄健康发展、追求真理和正义、尊重个人价值、崇尚劳动和责任心、具有和平国家和社会一员的积极态度。”在《教育基本法》（修正案）所提及的“终身学习理念”（第一章第三条）也指出，“为了使每一位国民都能磨砺自身的人格、度过丰富的人生，必须创建这样一种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任何个人可以利用所有的机会在所有的场所学习，并且其所学成果能给自身带来价值，这样的学习贯穿其整个人生”（华丹，2006）。可见，“人格的全面发展”一直成为日本教育中的关键词之一。
早在终身教育理念盛行之初，日本私营企业工会联合会就提出，终身教育应当做到：①满足人们希望学习新东西，提高自己聪明才智的愿望；②为人们度过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组织学习活动提供机会；③再次开发劳动者的技能（吕达等，2004）。
上述终身（教育）学习的内涵解释明确了学习者进行自主学习的内生化、兴趣化、休闲化取向，而日本国内普遍奉行的这种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东京的终身学习发展。正如日本本土学者认为，日本人确定把学习作为一种享受，参与学习活动并不一定是为了某个具体的或经济的目的。他们参加一些学习活动仅仅是为了快乐。因此，日本老百姓参加的大部分学习活动并非“投资”，而是“消费”（吕达等，2004）。诚然，日本对于终身学习的独特理解虽有着较为坚实的文化底蕴，但也离不开经济收入增加、高等教育普及、自由支配时间充裕等客观条件的保障。
相比较而言，美国70年代高中毕业生人数的大幅减少以及经济发展缓慢造成的教育预算削减，致使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面临生存危机。终身教育作为全球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似可成为扭转这一危机的有利契机。为响应“贯穿一生”的教育口号，成人学习俨然成为各教育机构竞相争夺的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终身教育的发展，却也导致人们单纯地将成人教育（学习）等同于终身教育（学习）。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附属的“未来学习社会委员会”(Future Direction for a Learning Society,FDLS)曾提出美国推行终身教育（学习）、构建学习社会的模型，包括资源的供给者（即联邦、州及地方政府；企业、财团；宗教、教会；成人学习者和家族）、调整者（即保证与鉴定教育质量、保障学习者兼消费者能受到最适合本人所需教育的中介机构）、竞争者（即正规的或其他各类教育机构）、中介者（即为学习者扩大选择学习机会的宣传性媒介）和需要者（即成人学习者），可见其将成人视为最应关注的对象。此外，市场竞争理念的引入、人力资源的开发也成为美国（包括纽约市在内）开展终身学习的显著特征（吴遵民，1999）。
（二）终身学习“导入前身”影响下的实施重心差异
随着终身学习在日本的深入开展，原以“社会教育”冠名的机构多被“终身学习”机构所取代，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教育已完成使命并退出历史舞台。实际上，社会教育作为现今日本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开展终身学习建设的主要“先行者”，其教育职能应当得以持续和加强（施克灿，2002）。
日本社会教育的历史发端于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建立。明治维新时期，受自由、民主、民权思想影响而组建的学习小组成为社会教育的“摇篮”。1911年，日本文部省设立“通俗教育调查委员会”并以“培养国民道德”、“培养健全的思想意识”、“探讨制度完善的通俗教育政策”作为主要任务，这成为了该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教育机构。此后，“社会教育”取代了“通俗教育”，并形成了由中央到地方的社会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二战以后，随着《社会教育法》（1949年）、《图书馆法》（1950年）及《博物馆法》（1951年）的出台，加之20世纪40年代后期日本公民馆的兴起，社会教育不仅获得了立法保障，而且享有了丰富的活动设施资源（陈宝堂，2004）。由此，包括青少年和成年人在内的日本民众在享受精神愉悦的同时，更可体验潜移默化的教育熏陶。
正如学者冈本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的教育》一书中指出，日本人以“社会教育”代替“非正规教育”是由于两者存在着本质区别。“社会教育”旨在促进“人格的全面发展”，而“非正规教育”则多被视为意在取得知识和技能，且此处所指的“社会”一词意为“校外”或“一般社会上”（吕达等，2004）。为改变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传统教育观念，谋求终身学习体系的建立，日本文部省于1988年改组社会教育局，设置终身学习局，标志着日本文教政策整体向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终身学习体系转化，而社会教育作为日本开展终身学习的基础和重要构成，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文部相1988年向日本内阁会议提交的《我国的文教政策——终身学习的新发展》白皮书指出，今后社会教育重视并谋求实施的政策和措施应包括：①为适应时代的要求，要充实和完善面向普通成年人，特别是妇女和老年人的各种学习机会；②充实为家长提供有关家庭教育的学习机会，为青少年提供体验各种生活的机会；③加强指导，完善设施，形成网络；④充分发挥旨在促进学习的各种媒介的作用（吕达等，2004）。
正如前文所述，与日本以职后企业内部培训为主的方式不同，美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已作为早期开展终身学习、迈向学习社会的重要标志，而这一定位也使得终身学习机构的设立及其服务多向成人教育倾斜。为符合新时代成人群体的特殊需求，教育机构内部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围绕着提升职业技能、满足企业标准、符合经济发展等提出了诸多针对性强、目的明确的培训项目。以社区学院为例，美国社区学院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Colleges,AACC)与国家教育和经济中心(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NCEE)携手建立人力和经济发展中心(Center for Workfo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以帮助社区学院更好地与劳工委员会、经济发展体、劳动力市场中介及其他社区组织合作，共同推动商业发展，改善工人生活，促进社区繁盛。该中心旨在将个别社区学院的最佳实践转化为整体社区学院网络的常规性活动。为此，中心可就有关合作实践、劳动力市场分析等向各社区学院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另一方面，该中心的设立也将有利于提高社区学院获取公共和私人资助的竞争力，从而推动更多的社区学院持续发展，有效地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要(AACC,2007)。
小结
综上所述，就概念解析的角度而言，终身学习已不再局限于固定场所、明确制度规定和约束、既定课程大纲、学员标准严格的“学校式”学习模式。终身学习拥有广泛、多元的具体表征：既有社区学院或社区培训的正式学习，亦有民众自主参与；以满足兴趣、陶冶性情为目的，在与人与社会的交往中实现所谓“闲暇学习”；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类文化中心皆可成为此种学习的佳所。无论是日本东京以个体养成为目的的闲暇学习，抑或美国纽约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成人学习，二者均将学习的主体锁定于个体自身，强调个人自主、自由、自愿意识的发挥。正是因为不同个体有着彼此各异的学习动机、目的和方式，两大国际性都市的政府对市民学习自主权的保障并不满足于教育设施的提供，而是更为关注学习氛围的营造，通过动员城市各方力量积极投入“服务他人、发展自身”的学习建设中，确保居民随时有机会享受适合自身的教育。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转型关键期，如何推动终身学习在城市中的开展值得我国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关注，而东京、纽约两大国际都市在这方面的诸多做法可以提供良好的参考与借鉴。
【收稿日期】2007-11-05
【修回日期】2007-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