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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TS80
印刷术的发明，影响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近几十年来，国内在印刷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出现了一批影响深远的论著。但是，人们注意到，在印刷术起源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看法。本文拟就这个问题略述一孔之见。
1 什么是印刷术
什么是印刷术？著名学者钱存训先生认为：印刷术“是以反体文字或图画制成版画，然后着墨（或其它色料）就纸（或其它表面），加以压印以取得正文的一种方法。”[1]简言之，印刷术就是印字（画）术、印书术。表面看来，把印刷术同印字术、印书术等同起来，似乎有些荒谬。按照一般逻辑推理，印刷术的面应当广一些，印字术、印书术应当只是印刷术的一部分内容。但是，汉语常识告诉我们，在日常汉语中，有些说法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去理解，往往难讲通，当人们习以为常后，也就见怪不怪了。尽管这些说法不合逻辑，人们照样听得懂，并不会造成误会。例如“救火”、“打扫卫生”之类就是这样，我们不必再从逻辑的角度去批评它们。
有人主张从零开始，重新解释印刷术，甚至认为印染术就是印刷术，把印染术同印刷术混为一谈[2]。印刷术的产生与印染术有着密切关系，印刷术是吸取众多先进技术（包括印染术在内），优化组合的产物。但印染术并不等于印刷术，印染和印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承印物而言，古代印染同当代印染一样，主要是纺织品；古代印刷的承印物主要是纸。就版面而言，古代印染用的是漏版，版面图案正向；古代印刷用的是凸版，版面文字反向。就印刷方法而言，古代印染方法是承印物在下，漏版在上，通过漏版把颜色直接刷在承印物上；古代印刷方法是凸版在下，纸张在上，人在纸背上施加压力，使文字印在纸上。就印刷内容而言，印染包括印花和染色；印刷内容包括图案和文字，而文字占绝大多数。由此可知，印染并不等于印刷，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否则，“新华印刷厂”和“新华印染厂”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印刷术就是印字术、印书术，关于这个问题，中外学术界早已达成默契。
先看中国的例子。《辞海》说：“印刷术是按照文字或图画原稿制成印刷品的技术。”《辞源》说：“刊行图书，把文字、图画的原稿制成印版，用棕刷涂墨于版上，铺纸，后用净刷擦过再揭下，如此反复，叫印刷。”《汉语大词典》说：印刷就是“把文字、图画等做成版，涂上油墨，印在纸张上。”自清末以来，研究印刷术起源者有数十人，他们心中的印刷术都是印字术、印书术，无一例外。目前，国内对印刷术起源的论争焦点不在“印刷术”的概念上，而在对“刊章捕俭”、“雕撰”、“令梓行之”、“模勒”等文献记载的理解方面。无论“汉代说”、“晋代说”、“隋代说”及“唐代说”等，都认为印刷术是印字术、印书术，而不是印染术。
再看外国的例子。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3]恩格斯在《咏印刷术的发明》一诗中热情讴歌了印刷术：“你是启蒙者，你是崇高的天神，现在应该得到赞扬和荣誉。”[4]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这三种发明（指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已经在世界范围之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指印刷术）是在学术方面……”[5]美国学者卡特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四种伟大发明的传入流播，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曾起重大的作用。造纸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先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6]从以上论述可看出，印刷术就是印字术、印书术。印刷术的发明具有世界意义，它对人类文化的大普及、大开放、大交流及大融合，对提高整个人类的文化素质，加快人类文明的进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培根、卡特等才对印刷术给予高度的评价。在他们看来，印刷术就是印字术、印书术，而不是印染术或别的什么东西。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和国际接轨”这句话，“印刷术”这个概念应该而且已经“和国际接轨”，似乎没有必要旧话重提。
2 印刷术起源的研究方法
怎样研究印刷术的起源？近年来出现了一种主张用“大印刷史观”探索印刷术起源的新观点。当然，这种提法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怎样正确解释它。据说“大印刷史观”就是“放大视野，开阔心胸，从整体的、全面的、全程的、全方位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印刷史：不可仅谈印书史而不谈印刷史；不可仅谈雕版印刷史而不谈孔版及活版印刷史；不可仅谈印在纸上的印刷史，而不谈印在其它材料上的印刷史；不可仅谈刷印方式的印刷史，而不谈拍、打、压、刮……方式的印刷史；不可仅谈有了印刷品后的印刷史，而不谈出现印刷品以前的印刷和历程；不可仅谈印刷术，而不谈影响印刷术发展的其它因素。”[7]这种说法的要害，一是把印书史和印刷史对立起来，二是把印染史同印刷史等同起来。按照这种观点研究印刷术的起源，就是要把印刷术起源的时间无限地往前推，甚至推至先秦。这种观点，国内学术界不会承认，国外学术界也不会承认。我们认为，“大印刷史观”就是一种采用广角镜头，全方位、多学科研究印刷史的开放型指导思想。“大印刷史观”的关键是一个“大”字。按照这种观点研究印刷史，就是不要老是盯住一个地方，在那里苦思苦想，而是放开眼界，从造纸史、制墨史、制笔史、藏书史、目录学史、教育史、抄书史、书业贸易史、图书亡佚史、佛教史、石刻史、外交史、篆刻史、拓印史、文字演变史、印染史及货币史等多方面进行研究，全面考察。印刷史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它是整个历史长河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把印刷史放到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研究，才能避免片面性。
用“大印刷史观”研究印刷术的起源，必须大量发掘文献资料，多多益善。发掘文献资料，是为了寻找发明印刷术的社会需求、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所谓“社会需求”就是客观要求。如果社会没有印刷术的客观要求，就不会产生印刷术。具体来说，印刷术的社会需求包括著者需求、读者需求、抄书者需求、书商需求、藏书家需求、外交需求及佛教需求等。所谓“物质基础”，是指印刷术发明的物质前提。具体来说，印刷术发明的物质基础主要是指纸、笔、墨等。所谓“技术基础”，是指发明印刷术必需的技术前提。没有高度的技术水平，就不可能发明印刷术。具体来说，印刷术发明的技术基础主要包括刻字技术、印刷字体的形成、反文阳刻技术及刷印技术等。以上三个方面缺一不可，社会需求是必要性，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是可能性。只有必要性而无可能性，就不能把理想变成现实；只有可能性而无必要性，再大的发明创造也只不过是一堆废物。譬如吃饭，首先要有吃饭的欲望，肚子要饿；如果肚子不饿，就不会发生吃饭这件事。但如果要吃饭，还要有物质条件，没有米，没有烹饪技术，照样吃不成饭，或吃不好饭。印刷术的发明既然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壮举，它必然会在历史文献中留下蛛丝马迹。发明印刷术的社会需求、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均需在古代文献记载中得到证明。当然，有些文献记载可能隐隐约约、若明若暗，需要结合语言环境，进行认真分析，对于那些似是而非的记载，尤其要认真分析。除了文献记载之外，还要十分注意出土文物，说不定哪一天会在沉睡的古墓中传出惊人的消息。出土文物对于印证历史事实非常重要，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一件出土文物或可一锤定音。
用“大印刷史观”研究印刷术的起源，除了正面寻找社会需求、物质基础、技术基础等文献记载之外，还可八方出击，寻找印刷术发明的旁证。所谓“旁证”，主要指印刷术带来的社会效果。无音不响，无垂不缩。印刷术的发明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必然会在社会上引起连锁反应，公私藏书、书目编纂、书业贸易、图书亡佚等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只有通过全方位、多学科的考察，对各种有关文化现象进行扫描，才可能得出比较接近实际的结论。
用“大印刷史观”研究印刷术起源，需要建立一支由考古工作者、印刷工作者、文献工作者等组成的一支“大”的队伍。这些人员各有所长，考古工作者精于文物考古，印刷工作者精于印刷工艺，文献工作者精于发掘文献。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互相取长补短，必将大大推进印刷术起源的研究工作。
3 关于英山毕昇问题
活字印刷源于何时？根据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的记载，一般认为，泥活字是由北宋庆历间毕昇发明的。但是，由于文献无征，人们对毕昇的身世知之甚少。1990年，湖北英山草盘地镇五桂墩村发现一块刻有“故先考毕昇神主墓”字样的墓碑，落款为“皇祐四年二月初七日”，立碑时间与北宋泥活字发明家毕昇的卒年——皇祐三年(1051)年相近。论者遂将此碑定为北宋泥活字发明家毕昇的墓碑。果真如此，当然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然而，事实是上述论点尚有不少疑问，盖棺论定，为时尚早。我们认为，此毕昇是否为彼毕昇，必须通过“三关”来检验：第一关是“墓碑关”，即对英山墓碑的确切年代进行鉴定。如果此碑确非宋碑，那么一了百了，没有继续研究下去的必要。第二关是“毕昇卒年关”，即对北宋泥活字发明家毕昇的卒年进行考证。如其卒年非皇祐三年（1051年），英山墓碑即使定为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碑，则此毕昇亦与彼毕昇无涉。第三关是“同名关”，即在通过前两关的基础上进一步审查此毕昇与彼毕昇是否同名。如果能够顺利通过以上“三关”，则此毕昇即彼毕昇之结论方可无懈可击。
先看第一关。英山毕昇墓碑是否宋碑？著名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先生和著名文物考古专家王去非、王敏、张圣福等先生均提出了否定意见。归纳起来，他们的意见是：第一，在英山毕昇墓碑题款“皇祐四年二月初七日”9字之中，只有“年二月初七日”6字清晰可辨，而“皇祐四”3字，由于风化严重，加之撞击损伤，未可判读。万万不可凭模棱两可的猜测，将“皇祐四”3字填补其中。“皇祐”2字或系“重和”、“皇庆”等字，亦未可知。第二，从该碑形制看，与传统宋碑不同，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英山宋属淮南西路，其后一直隶属安徽，1932年才归属湖北。安徽是元代明教（亦名日月教）活动频繁的地区。元末安徽凤阳朱元璋利用明教组织起义，起义成功后，因号为明。明教的重要特点是一反传统习俗，不拘礼法。英山毕昇墓碑正是如此。从图饰看，其卷云花纹和火焰华盖顶非汉碑习俗，为阿拉伯人墓碑所常见。神灵牌位的整体造型，尤富浓厚的宗教色彩。从文字看，此碑所载立碑人姓名之中，子称“毕文”，孙辈竟直犯其名，称“毕文显”、“毕文武”、“毕文忠”等，与宋代避讳谨严的社会风气格格不入。另外，将毕昇其人称为“神主”，亦与传统墓碑称“公”大相径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碑文上方左右两侧刻有“日”、“月”2字，可谓画龙点睛，点明碑主是日月教（即明教）徒，这正是碑制宗教色彩的原因所在。鉴于上述情况，王去非、王敏、张圣福等先生一致认为，此碑不会早于元末、晚于明初。王敏先生曾亲自拓过两方阿拉伯人的墓碑，英山毕昇墓碑与之非常相似[8]。
再看第二关“毕昇卒年关”。人们注意到，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凡记叙时间多在年号之后加一“中”字，如“景德中”、“天圣中”等，绝无“景德初”、“天圣末”等提法。《梦溪笔谈》记载毕昇发明泥活字的时间是“庆历中”。“庆历中”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既可以指庆历初年，又可以指庆历中期，还可以指庆历末年。但不管是哪种可能，都说明毕昇已在庆历年间大功告成，发明了泥活字印刷。这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耗尽了毕昇的精力、时间和资金，最后使他精疲力尽，在事业刚刚成功之时，便带着七分满意、三分遗憾，匆匆离开人间，撒手而去。他感到满意的是，史无前例的泥活字印刷终于实验成功；他感到遗憾的是，生前没有来得及用泥活字大量印书，而且后继无人。如果毕昇直到皇祐三年（1051年）才死去，那么即使从庆历末年（1048年）算起，到皇祐三年（1051年）的4年中，毕昇当会用泥活字印制大量图书。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假定每年印书10种，4年当印书40种，影响当会大大扩大。如果从庆历中期或初期算起，到皇祐三年（1051年），有数十年之久，所印之书当在百种以上。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毕昇死后不久，人们就把他研制的泥活字当作文物收藏起来，印刷技术几乎失传。如果不是《梦溪笔谈》的记载，毕昇就会像千千万万布衣一样淹没在茫茫人海之中。既然毕昇之影响如此之小，那就似可说明毕昇在发明泥活字不久，旋即辞世，时间当在庆历年间，不可能活到皇祐三年（1051年）。如果毕昇活到皇祐三年（1051年），当会印制大量图书，并培养出自己的接班人，而不会发生人去版空的悲剧。
假定前两关已顺利通过，接下来就是第三关，即审查卒年同为皇祐三年的同名毕昇问题。姓名重复是一种常见的历史现象，彭作桢的《古今同姓名大辞典》著录同姓名者达56,700人，可见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那么，怎样审查是否为同名呢？我们当然不可能去排查宋代的户口薄，而只能从英山的文化氛围、技术条件、经济条件等方面去考查。如果英山毕昇确实不具备发明活字印刷的种种条件，则英山毕昇必然是彼毕昇的同名者。从文化氛围看，宋代英山一带没有很多的图书编撰家、出版家、发行家及藏书家等，缺乏发明活字印刷的人文环境。从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看，宋代英山地处穷乡僻壤，技术水平落后，经济落后，也不具备发明活字印刷的条件。从上述几方面看，英山毕昇当是彼毕昇之同名者。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互相联结、交互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过程。只强调必然性，否认偶然性，会使事物的发展带上神秘的色彩；只承认偶然性，否定必然性，则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在目前英山毕昇的研究中，有只谈偶然性、不谈必然性的倾向。因此，要学会用大印刷史观来研究英山毕昇。
4 最早印刷品
最早印刷品是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核心问题之一。能否成为最早印刷品当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文字简易。印刷术初兴，技术水平不高，那些文字复杂的图书是难以付梓的。二是需求量大。如果需求量不大，手工抄写即可满足需求，就没有必要发明印刷术。以上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单是文字简易而需求量不大，印刷术就缺少实用价值；单是需求量大而文字复杂，在印刷术发明之初，就缺乏技术基础。根据这两条标准衡量，广告、试卷、度牒、名片、历书、印纸及佛经等，均可作为最早印刷品的候选物。根据笔者考证，广告、试卷和席牒的印刷品均始于宋代，不能称为最早印刷品；古代名片均为手写，印刷名片是近代才有的，因而也不能称为最早印刷品；历书印刷品始于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也不是最早印刷品；印纸是唐宋时期官方颁发的一种印刷凭证，相当于今之人事档案、发票、出入证等。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的印纸是目前所知的最早印刷品之一[9]。自从汉代佛教传入中土后，佛经随之而来。截止目前，发现的佛经早期印刷品有：（一）武则天在位期间（684～704年）刻印的《妙法莲华经》（吐鲁番出土）；（二）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之后刻印的《陀罗尼经咒》（成都出土）；（三）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王玠刻印的《金刚经》；（四）唐昭宗天祐四年（907年）之前西川过家刻印的《金刚经》（以上两件均在敦煌发现）。
1966年10月，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一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该经印在12张黄色楮纸上，每纸高6.5厘米，宽52.5厘米至54.7厘米，板框高5.4厘米，卷轴装。经文中有武则天在位时所制文字。于是韩国一些学者大造舆论，认为此经于706年至751年刻于新罗，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要从中国人手中夺去印刷术的发明权。此后，日本的长泽规矩也、美籍华人钱存训、中国的启功、张秀民、潘吉星等著名学者纷纷撰文，驳回了上述说法。他们的理由是：（一）印刷术的发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其发明的过程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过程。印刷术的发明是社会文化长期积累、沉淀的结晶。8世纪的新罗王朝不具备发明印刷术的种种条件。（二）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中国刻印的，其翻译和刻印时间当在长安元年（701年），当时正值武则天执政末期，使用武周制字是必然的。由于唐朝和新罗交往频繁，于是此经就流入新罗。启功先生指出：“那时的韩国古朝代和唐朝是有外交关系的邻邦，并没有‘臣属’的关系，也就没有必须服从武则天的命令使用她所创造的一些新字的义务。武后的新字在当时西域一些分明‘臣属’而奉唐朝‘正朔’的小国中尚未见强制推行，怎能忽然出现在韩国古代的刻经中呢？这毫无疑问是中土印本流传到当时的韩国古庙中被装入佛塔藏中的一件法物，正如近年山西应县辽代木塔中出现辽代的佛经佛像之外甚至还有其他古书正是同一种情况。应县木塔中所出非佛典的竟有《水浒传》，其非辽国之书更为明显，那么，韩国古塔中出现唐刻佛典就更不足奇了。”[10]（三）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在中国发现的早期印刷品中并不是最早的。上述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的印纸和吐鲁番出土的《妙法莲华经》比它都要早。1974年西安柴油机厂在唐墓中发现梵文陀罗尼经单页印刷品，刻印时间当在初唐（7世纪初叶）[11]，比韩国庆州发现的要早。朝鲜半岛有关印刷的最早记载是1011年，相当于中国北宋大中祥符四年。朝鲜半岛现存最早印刷品是高丽总持寺主弘哲印造的《宝箧印陀罗尼经》，印制时间是1007年，相当于中国北宋景德四年，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印刷术曾经创造了人类的辉煌。赵宋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对印刷术起源这个课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笔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一定会揭开印刷术发源地的神秘面纱，一定会在印刷术起源这个问题上统一认识，达成共识。
（编者注：此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