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十分珍惜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兼评历史虚无主义的若干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虚无主义论文,历史论文,珍惜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即将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对于中国来说，这是社会发生剧烈变动、人民奋起斗争并赢得巨大进步的年代。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两项根本性的历史任务，这就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现代化。在本世纪的前半叶，中国人民经过长时间的英勇顽强的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争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本世纪的后半叶，中国人民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崇高事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
一百年前，即本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中国人民正遭受着八国联军残暴的蹂躏和虐杀；而在本世纪的头一年，清政府又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耻辱。中国人民过着世界上罕见的极端贫困和不自由的生活。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全中国人民的头上。而在一百年以后，当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中华民族已经洗刷了以往的耻辱而光荣地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极度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已经变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人民已经摆脱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成了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他们安居乐业，过上了温饱乃至小康的生活。
这确实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进步！这种变化、这个进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顽强奋斗，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探索、顽强拼搏并以卧薪尝胆的精神进行建设的结果。对于一切热爱祖国、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中国人来说，怎么能不珍惜党和人民斗争的光荣历史？怎么能不对那些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献身的先驱者和英烈们满怀崇敬和感激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与广大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迥然不同，有些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采取了极端的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们声称：由于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所以出现了“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成了一部不断地杀人、轮回地杀人的历史”。所以，他们主张，应当“告别革命”，应当使革命成为一个贬词，应当反对革命的一切后果。他们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把人民革命、把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描写得一团漆黑；把旧中国说成是一片光明。有的甚至公然赞美外国的侵略，主张中国应投入他们的怀抱，成为他们的附庸。
应当毫不含糊地告诉上述思想的鼓吹者：对于受惠于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广大中国人民来说，对于任何愿意尊重历史、不抱偏见的人来说，这种虚无主义的说教，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二
近现代的中国，是一个革命的国度。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从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就开始了。在这以后，从太平天国起义直到辛亥革命，斗争浪潮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没有多少间歇。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人民的斗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其规模之宏大，群众动员之广泛，社会变革之深刻，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决不能把革命的发生归结为少数煽动者的恶意。早在一百年前，恩格斯就说过：“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3 页）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势必造成日益发展的中国近代和现代的伟大的革命运动。
是不是有可能不经过革命，而经过和平改良的途径，解决中国社会的上述基本矛盾，实现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任务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采取改良的措施，必须经由统治者的同意和准许，才能付诸实施。但是，无论是清王朝、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是以外国帝国主义作为靠山，以本国封建势力作为支柱的，它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去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享有的特权，解除封建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束缚，从而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由此开拓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
从根本上说，中国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逼迫出来的。中国革命的许多先驱者早年也曾经企图采取温和的手段来推进中国的变革。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1894年就写过《上李鸿章书》，主张“仿行西法，以筹自强”，并希望李“玉成其志”。他后来讲过，只是由于在实践中不断碰壁，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可以说，这也是中国当时和以后的许多先进分子包括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共同思想经历。由于残酷现实的教育，甚至中国的某些自由主义者后来也开始转变立场，承认了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如民主建国会领导人之一的施复亮，是在抗战胜利后主张走“和平的改良的道路”最力的一人。可是不久以后他也明确宣告：“自由主义者虽多半希望采取渐进的改良的方法，但当他发现了统治者顽固反动，绝无改良希望时，他们也会毅然决然走上革命道路”。“革命虽然要流血，为自由主义者所不欢迎；但它可能产生进步，也就不应为自由主义者所反对”。（《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1948年1月）
鼓吹“告别革命”的人，攻击革命“使人发疯发狂”，杀人流血，“是一种能量的消耗”，是一种单纯破坏的力量，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这种诋毁革命的论调，是十分陈腐的，而且早在本世纪初就已经被当时的革命派批驳得体无完肤了。
还在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即1905—1907年期间，以《民报》为主要阵地的革命派和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的改良派，就曾经围绕着要不要以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等问题展开过一场大论战。当时的革命派对于改良派否定革命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们明确指出：
第一，进行革命，固然会有牺牲；但是，如果不进行革命，而容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中国人民就有可能免除痛苦和牺牲吗？这样做，恰恰意味着他们将长期地遭受巨大的和难堪的痛苦与牺牲。革命派指出：“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痛苦而已”。（思华：《中国革命史论》，《民报》第1期第53页）由于害怕流血牺牲就否定革命，这“何异见将溃之疽而戒毋施刀圭”。（寄生：《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129页）这不是很荒谬的吗？
第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扫清基地进行建设。人们在革命中付出的牺牲是以换得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孙中山说过，破坏与建设正是革命这件事情的两个方面。“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两翼也”。这是完全合乎历史实际的。
对于这场论战，《新民丛报》在1907年自己作出了如下的结论：“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结，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立宪党人则“气为所慑，口为所箝”，遭到了彻底的孤立。
“告别革命”论者把近一个世纪前即已宣告破产的陈辞滥调当作新的发明创造来兜售，这除了蒙蔽对于历史无知的人们以外，还能有多少号召力和说服力？
从纯学理的角度来考察，“告别革命”论是不值一顾的，因为它没有也不可能为人们认识历史提供任何新的有价值的论点，值得重视的倒是这类论调的现实的政治涵义。试想，如果革命是“搞糟了”，是要不得的，那么革命的成果还能好得了、还能要得吗？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的主要成果是推翻了封建帝制，这一点要不得，他们已经明说了（具体的说法是：“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成果是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成果是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二者究竟是要得还是要不得？按照“告别革命”论的逻辑，答案也是不言自明的。问题的要害，正在于此。
三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
在五四以前，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主要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为思想武器的。这些斗争对于粉碎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计划、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固然起过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来还是先后归于失败了。只是在五四以后，中国人民的斗争，在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指引下，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才走上了通向胜利的道路。如果联系着整个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总进程去考察，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四运动所具有的深远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所发生的伟大作用。
现在，有些人居然要来翻五四运动的案了。在他们看来，由于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就造成了历史的断裂，即从所谓“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走上了“以俄为师的歧路”。他们中有人公开宣称：“从1919年到1978年，曲折起转之间，‘轰动’60年，整整一个甲子，至少虚掷了三代人的血泪精华”！
应当说，这种论调，纯属历史虚无主义的武断宣传，丝毫经不起历史实践的检验。
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欧美转向苏俄、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不是任何人的心血来潮，而是他们总结了此前近80年间学习西方屡遭失败的教训之后所作的最重要的抉择。它符合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历史前进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为什么曾经成功地引导西方建设了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来到中国就失灵了呢？这首先是因为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来发展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对于它们来说，一个政治上、经济上不独立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乃是一个极其广大的倾销商品的市场，一个理想的资本输出的对象、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独立的、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就会丧失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并且在国际市场上遇到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这是它们所不能容忍的。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79 页）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它不会改变，更不容抹杀。呼唤中国融入所谓“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不过是要让中国变成西方大国的附庸而已！
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之所以在中国行不通，还因为中国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实行这种方案的主导力量，即资产阶级。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附庸，不可能担当起领导民主革命的重任；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带有两重性，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十分软弱。它虽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但它没有足够的胆识和能力，带领中国人民去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联合统治，建设起一个资产阶级现代国家。
正因为如此，为了谋求独立和富强，中国人民就必须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是符合历史的必然性的。难道中国人民应当在资本主义的死胡同里永远地徘徊吗？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彻底的社会革命论。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毛泽东选集》第2 版第4 卷第1516页）正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创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说过，这“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299页）对于有过光荣的过去、 又经受过难堪的屈辱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来说，重新站立起来，这有着多么深刻的历史含义，这多么值得自豪和珍惜！在中国人民这个历史性的胜利面前，有的论者竟然痛心疾首，认为这是“虚掷”了几代人的“血泪精华”，实在令人惊诧莫名。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人之所以主张要翻五四运动的案，是因为他们对自由主义情有独钟。他们抱怨，经过五四运动，自由主义不再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了。
事实上，就是在五四运动时期，自由主义也只是当时的右翼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张，并非运动的主流；在民主革命时期，自由主义虽然具有两重性，但由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脱离中国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由于他们不懂得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从来没有掌握过军队，他们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始终没有扮演过主要的角色，不曾有过重大的作为；到了后来，他们自身也发生了分化，除少数人走向反动以外，多数人也逐步放弃了这种主张。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全国胜利前夕，“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了。（《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96页）这表明，历史早已无情地宣告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无可挽救的破产。
本来，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实现的程度，从来都取决于这种思想、理论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既然中国人民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既然中国的土壤不适宜于自由主义的生长，那么，无论个别论者如何诋毁马克思主义、如何呼唤自由主义，都无济于事。它既不可能遮挡五四运动的历史光辉，更挽救不了自由主义在中国业已败落的历史命运！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基本上实现了；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国家逐步走向繁荣富强，开始作为突出的历史任务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首要目标，是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即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无非是两条，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9页）所以，这条道路，中国走不得。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本来就很脆弱，它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解放后的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中国的经济就仍然不能摆脱对于外国资本的依赖。这样，中国就难免成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单纯的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仅经济不能迅速发展，而且由于经济上对外国过分的依赖，在政治上也就挺不直腰杆，连已经争得的独立也可能丧失掉。这就是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搞来搞去，中国就会搞成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
正因为如此，还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已经规划了使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途径。在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1952年底、1953年初，中共中央就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了。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项事业进行得很顺利。在1952年底，私有制经济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还高达79%，到1956年底，公有制经济已经在国民经济中牢牢地占据了主体地位。这表明，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在中国全面确立，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应当怎样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呢？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项工作虽然也有如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和偏差，“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这个评价无疑是客观的、公正的。
但有些人对此持有异议。比如有的就公开著文说：社会主义改造“实质的问题是根本搞早了”。这一行动的背后深层次的理论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由于“过早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
这里涉及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其一，中国搞社会主义改造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
应当毫不含糊地指明，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搞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早已阐明的思想。1881年，马克思在答复查苏利奇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这个问题时曾说过，由于农村公社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的东西，俄国并不是脱离现代世界的孤立的存在，因此，“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69页）1923年，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批驳孟什维克关于俄国缺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的论调时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777 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原理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1977年10月，邓小平在同加拿大林达光教授夫妇谈话时指出，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由此可见，指责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改造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犯了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错误是毫无根据的。
其二，社会主义改造是促进了还是阻滞或破坏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中国以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江泽民同志也指出：“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有关的统计表明，这些论断是符合实际的。在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即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社会主义改造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 在这以后，我们虽然犯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但这两个错误都是由于党在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主观认识脱离了客观实际的结果，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决定的；而且，我们正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自己纠正了这些错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于，尽管经历过这两次重大的曲折，整个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仍然是相当快的。从1953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 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7%（农业增长率不算高， 这主要同“大跃进”造成的损失有关）。经过30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基本上建成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全面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的莫里斯·迈斯纳教授曾经公正地指出：毛泽东领导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这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后起之秀工业发展最急速的时期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而且，这些“经济上的成就，是中国人民在没有多少外来援助或支持的情况下获得的，因此格外令人瞩目”。（《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第243 、237页，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如果不经过社会主义改造， 不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不依靠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取得这些成就，难道是可以想象的吗？既然如此，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这种说法，又怎么能站得住脚呢？
必须明确，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正是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和生命力的进一步证明。有的人把1978年以来的20年实践同以前的30年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以为后20年的实践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和对“以英美为师”的所谓“近代文明主流”的回归，这是对改革开放的根本性的歪曲和污蔑。
五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的过去。但人们了解过去的目的，却并不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主要的还是为了认识现在和预见将来。正因为如此，历史研究就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晚清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他又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古史钩沉论二》）他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研究历史和正确对待历史的重要性。在这个问题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我们提供了现实的教训。那里的一些人，为了搞垮社会主义，正是从歪曲和否定这些国家共产党的历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开始的。
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宣传和教学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绩十分显著。这种情况令人感奋和欣慰。但也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有人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否定我们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就是最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一。因为事情很清楚，如果党的历史、共和国的历史都被否定了，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失去了基本的历史依据，由此应当得出何种政治结论，岂不是再明白不过的吗？所以，这里涉及的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是非，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决不允许含糊其词。
当然，一些人对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可能是由于他们对历史的无知，或者由于他们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发生了偏差；但对有的人来说，就不这么简单了。因为他们已经明确宣告，自己的任务是要“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是要使中国回归“近代文明的主流”，即搞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指明他们的此类意图是必要的，因为这有助于一些缺少历史知识的年轻人对历史虚无主义宣传保持应有的警觉，有助于一些曾经附和过历史虚无主义宣传的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认识。
我们反对对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但这决不是说，我们应当回避党犯过的错误和人民斗争经历的曲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工人阶级政党，从来都是认真地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进行学习的。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于：
第一，无论犯过多少错误、经历过何种曲折，我们党是为中华民族立了大功劳、为中国人民做了大好事的。而这正是党的历史的本质和主流。不讲这个本质和主流，而是热衷于暴露党的历史上的缺点和错误，它所提供的关于党史的整体图景显然是不真实的。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本身，恰恰是对党史的根本性的歪曲。
第二，揭露和批评错误的目的，应当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以便更好地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是为了丑化党，给党抹黑。
第三，不是要静止地、孤立地揭露和批评党犯过的错误，而应当阐述党认识和纠正错误、把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过程，以此说明党是有自我净化、自我发展的能力的。
如果这样论述党犯过的错误和经历过的曲折，我们就同历史虚无主义划清了界限，不仅不会损害党的形象，而且还可以进一步认识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从而更加拥护和热爱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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