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女权主义文学到底能够走多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中国论文,走多远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毫无疑问，中国的女权主义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之所以形成这种态势，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9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蛊惑和制约。当然，即便是西方的女权主义批评理论也是无法统一与规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当它流入中国大陆本土时，在一些新兴女权主义批评家们的循循善诱下，一些女性作家们，尤其是一批自恃有较高学历和理论素养的年轻的女性作家们，便在对其的一知半解中，各取所需、借题发挥了。就此而言，我以为，强化对女性文学的清理与反思，使其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就必须首先从其源头——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在中国大陆文坛的流布情况着眼来进行分析，惟此，我们才能更清晰地把握女性文学的命运和前途。
如果人们还没有淡忘的话，便可以回忆起80年代之初，当女性文学第一次回到“五四”新文学母题上来而呼唤妇女解放的时候，一篇《爱，是不能忘记的》，一篇《在同一地平线上》就足以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精神波澜。作为一个“五四”未竟的文学话题，它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文学原点出发，女性作家们在寻找着与男性世界同等、同构的关系与契机，它以一种独特的柔性文学语言的表述方式，对一个被男权文化世界压迫得几乎窒息的女性真空世界发出了令人心悸的呐喊。虽然这种书写是处在一个无意识的本能书写状态，是“五四”新文学血脉的一种延续，但是，它在这个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世界，尤其是中国这个封建主义势力十分顽强的“铁屋子”里，无疑是女性文学的一个永恒的命题。
我以为，80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是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健康发展状态。往后看，它的进步性就体现在解构了20世纪以来女性文学的“女奴话语”视界（关于这一点，详见我在1998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的女性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红岩》1999年第1期）；往前看，它又和那种走入迷途的违反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女权主义文学怪胎有着本质的区别。用通常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来衡量这一时期的中国女性文学文本，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们的特征：“（一）反对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男权制思想；（二）探讨妇女文学的形成及其历史和现状；（三）从生活、文学和批评等方面，考察生物、语言学、精神分析、社会历史和政治的影响。”（引自《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词典》，王逢振等主编，译林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下同）从80年代的许多中青年女作家的作品来看，它们在回归“五四”新文学妇女解放母题的过程中，从无意识的反对男权制思想到有意识的声讨男权文化的压迫，应该说这是“人的觉醒”的象征。从“寻找男子汉”到寻觅精神世界的诺亚“方舟”；从人性的“同一地平线上”出发，去叩开女性精神世界的“玫瑰门”；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女性柔弱镜像，到张扬女性和女权“性体验”的“岗上的世纪”。可以说它们在反对男权文化视阈的同时，逐步走向了“探讨妇女文学的形成及其历史和现状”的更深文化层次。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那时的女作家们主要是从生活的层面来建构文学的大厦，而非照搬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理论之后，依葫芦画瓢式地去寻找生活的原型。就此而言，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美学特征贯穿于整个文学创作之中，使得那时的女性小说更有其艺术的魅力和可读性。
90年代在中国社会文化急剧转型的大背景下，文学开始面对西方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作出了多种的文化选择，其中女权主义写作的突显，成为20世纪末的一道惊世骇俗的风景线。作为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的第二次高潮，它无疑是由女权主义理论批评为先导的，而新一代女性作家们在创作中，更热衷于对西方形而上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模式的套用，因此，90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虽然呈现出了繁花似锦的多元局面，但是，却也多多少少暴露出了作品中生活与理论断裂的痕迹来。从虚妄的形而上的理论出发，一批女性作家在一批女性理论批评家照搬西方理论模式的引导下，开始了女性文学创作形而上的艰难跋涉。
就世界格局下的女权主义文学来说，“一般认为当前有以下几个类型：（一）社会女权主义，其兴趣在于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主张研究文学作品中描写或表现妇女的方式，或者说研究‘妇女的形象’。（二）符号学女权主义，其出发点是符号学，主张研究表示女性的代码、规则和分类，通过符号的表达来确定妇女在文学中的作用。（三）心理学女权主义，由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发展而来，主张一种不受男性标准和范畴限制的女性的特征，考察文学作品中女性欲望的无意识表现，探索女性欲望受压制的情况。（四）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注重社会经济状况，关心妇女所受的压迫，把文学中的妇女与工人阶级相比较，采取类似阶级分析的方式。（五）社会——符号——心理——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这是将前四种混合的方式，有时是这种，有时是那种，但尚未形成有机的综合。（六）女性同性爱的女权主义，它提出一种躯体的写作理论，探讨性特征与文本特征之间的关系以阴唇为独特的‘女性’写作的源泉，反对流行的以阴茎为中心的写作神话。……”（引文同上）
那么，就9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而言，我们不难发现，第一种类型的“社会女权主义”描写视界已经逐渐消退，那种陆文婷式的“妇女的形象”已不再是女作家们崇拜的偶像了，相反，她们已然觉悟到了这样的写作只能陷入男性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作为一种策略，她们换了一种文化的反抗姿态，这就是毅然决然地舍弃了“妇女的形象”的对应物和参照系——男性形象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存在，突入女性心理的内部世界，逐步完成“自我镜像”的重塑。去掉“他者”以后，我们似乎不难发现其作品的苍白与孤独，因为在这个两性同构的文化世界里，缺少任何一翼的描写，都将是残缺的文学。
作为符号学女权主义的运用，可能更多的是在文学评论的研究领域内，而在女作家们的具体文本描写之中确实是凤毛麟角的，即便是最先锋的女性作家，也还没有进入这一纯技术操作的层面。
而第四类和第五类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式的描写方式，却早已消逝在女性作家们的视野中了，一方面是对于几十年来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本能厌倦，另一方面是女性作家独特的艺术审美方式的使然，这种描写视阈几乎被全部屏弃了。恰恰相反的是，它却依然坚挺不懈地反复出现在那些坚持回归现实主义的男性作家作品之中。这种现象只能解释为：男性作家们更多的是依傍着那个以男性文化为话语霸权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写作，而显示出自身“铁肩担道义”的使命感，即使是写尽了妇女被压迫的凄惨状况，那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同情和怜悯。
毫无疑问，第三类和第六类的描写阈几乎成为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描写的时尚风潮，“躯体写作”（也被称之为“身体写作”）成为了女性写作“欲望的旗帜”，如果说80年代中期以后，像铁凝的《玫瑰门》、王安忆的“三恋”和《岗上的世纪》等作品，还企图在终结男性文化视阈的同时，完成对女性的“大写”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欲望膨胀的书写还有其社会文化背景的观照，还充分保有其“人”的社会属性的一面。而到了90年代，年轻一代的女作家们完全删除了女人作为文化存在的那个社会属性。而且更加快捷地用“性话语”突入到女人的性心理世界当中去，它们不但借用了女权主义的文化和文学的理论，同时也借助于全套的后现代话语理论，这就决定了她们的书写具有的超越性、前卫性、时尚性以及一定的商业性。
如果说90年代前期成名的陈染、林白们在后现代文学的道路上走得还算顺利的话，那么，90年代后期的那些“美女作家”们却是滑出了人性的基本轨道，走向了极端。存在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当我们站在另一个世纪的制高点上来回眸这些文学现象时，我们有理由对它们作出客观的和历史的价值判断。
我曾经说过，像陈染和林白这样十分“个人化”、“私人化”的女作家，不管她们的文本具有多么多多么大的超越性、前卫性、时尚性和商业性，但是她们的审美价值还是存在的；不管她们的生存观念是多么的先锋和不可理喻，但是她们的文本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和超越人性的基准。也许，在她们的作品中，那些比比皆是的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描写给中国的读者带来了极大的惊恐和不适应，那充满了自恋情结的“自我镜像”描写，有时会使你浑身起鸡皮疙瘩，但是，作为后现代语境中的话语倾向，它们的预演，很可能成为21世纪中国部分进入后现代文化语境的都市文学的倒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80年代的那一场对于“伪现代派”的讨论，如今看来，不仅现代派生存的“土壤和温床”业已存在，而且后现代主义的“土壤和温床”也在逐渐形成，因为“全球一体化”的经济规范连同其文化文学规范一起渗透进了中国大陆，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大都市。
从原则上来说，“以阴唇为独特的‘女性’写作的源泉，反对流行的以阴茎为中心的写作神话”，对推翻几千年来的中国男性文化话语霸权，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真理往往再向前跨一步就可能成为谬误，如果一旦矫枉过正，很可能成为另一种文化话语霸权的模式。我以为90年代崛起的一批女性文学批评家们，在理论上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误读与过激的改写，无疑给女权主义的写作向悬崖迈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无疑，90年代后期是女性“身体写作”大行其道的岁月，“美女作家”们不但以笔代身去满足读者的感官刺激，同时，她们还可以直接用自己真实的肉身裸体去完成一次次商业性的炒作与销售。凡此种种，都是西方现代派文化和后现代文化亟待解决的文化弊病，这在贝尔、布罗代尔、詹明信、吉登斯、利奥塔，以及许多法兰福克学派的著作中都进行了无情的文化批判，而一批急于进入商业渠道的更加年轻的女作家们，在大量急速的写作过程中，既不能走进入的心灵之中，像现代派或后现代派那样去透视人类的异化过程；又不能像现实主义那样在对现实世界进行毫发毕现的描摹时，发出文化批判的强音。这些文本只能停滞在现实与感官的表层，作为即时性的文学快餐的消费品，它们是以付出人类文学和文化的艺术审美为代价的。我们不倡导犬儒主义，但是，任何一种亵渎文化与文学审美活动的行为，都是阻碍人性发展的反动力，如果女权主义文学一定要中国的女性文学付出这么昂贵的代价，我们是否宁肯舍弃这样的写作姿态呢？！
女权主义写作稍不留神就会变成“大女子主义”（“女权主义”的另一种翻译就是“大女子主义”，我与费振锺、王彬彬在1997年的一次对话中将那些过激的女权主义写作姿态指称为“女性法西斯主义”，当然也是一种过激的、缺乏学术与学理的价值判断，但是这种文学征兆却不断在被实践证明）的写作，是须得提请一些喜欢走极端的女权主义作家注意的问题；而更需注意的问题是：女性文学所面临的真正危机却是如何克服后现代文化给我们提前带来的精神困惑——充分的物欲化特征与狂躁型特质，它是足以毁灭刚刚在中国文学之中有一席之地和一丝活气的女性文学的“海洛因”。
我不知道在90年代末众多女权主义文本的“宝贝”的“身体写作”过后，还会出现什么新的文学变体？！
叩问来临的21世纪：中国的女权主义文学到底还能走多远呢？！
2001年1月29日夜于紫金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