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非均衡条件下组织信息结构的演化分析——以苏南模式中的乡镇企业和企业集群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条件下论文,为例论文,乡镇企业论文,集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097(2006)12—0017—04
一、引言
信息结构作为组织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贯穿于企业理论的研究。新制度学派在对企业组织结构的研究中，信息结构的层级制是默认的概念基础，但是研究大多是蕴涵在对企业组织结构的分析中。较早地对信息结构进行的专门研究从Arrow(1985)开始，他认为由谁进行观察，观察怎样的信息，怎样传递构成了企业内部的信息结构(Information Structure)，而由谁进行决策，如何决策则构成了组织的决策结构，他认为信息结构与决策权结构是分析组织问题的核心[1]。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则是青木昌彦(1986)，他认为企业内部的信息结构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种基本结构。纵向的关系主要指的是通过企业内部的权力划分所形成的层级关系；而横向的关系主要指的是由于企业内部的工作流程而形成的部门与部门之间，团队与团队之间的关系[2]。
国内也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研究。周冰(1994)认为信息结构是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它是由经济体制的基本结构决定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不同的经济体制应该具有不同的信息结构，信息结构决定经济体制利用信息的效率边界[3]。马莉(2000)认为信息结构是企业内部及企业与外部交流信息的方式，是企业组织结构的重要变量。企业信息结构要和企业组织结构、外部环境相适应。企业内部的信息结构分为传统的企业信息结构和网状信息结构。前者是等级式的直线制结构，而后者则是强调信息互动[4]。程德俊、赵曙明、唐翌(2004)认为由谁观察信息，观察什么信息，怎样传递信息构成了企业内部的信息结构，并在此概念基础上研究了组织信息结构和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匹配关系[5]。程德俊(2005)提出如果信息结构和决策权结构相互匹配，就会提高组织的决策效率。当横向信息结构与集中决策权结构或者纵向信息结构与分散决策权结构相互匹配的时候，组织的决策效率最高[6]。
以上观点都直接或者间接地说明了企业的信息结构对于企业效率的巨大影响力，因为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最后作出决策的组织。组织信息结构运作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企业的效率，而组织信息结构的效率深受环境的影响。在外部环境稳定的情况下，企业通过信息结构与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交换，从而有效地组织生产经营。而在当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转变的转轨时期，即在制度非均衡的情况下，企业的组织信息结构是如何演化的呢？这正是本文要分析的问题。
二、组织信息结构的理论框架
在《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中，青木昌彦系统地对组织信息结构进行分类，建立了组织信息结构的理论框架。他把环境信息分为系统性信息和特殊性信息，并且假定在一般企业内部只有两个基本的任务单元，即管理单元和操作单元，分别表示为T1和T2。组织内的信息关联模式只存在以下三种模式，即层级分解(Hierarchical Decomposition,)、信息同化(Information Assimilation)、信息包裹(Information Encapsulation)。
层级分解中，T1监测系统环境参数，并根据它对环境参数的分析作出决策，然后在存在一定误差的情况下传送给T2，T2相应地作出自己的决策；信息同化中，T1、T2共同监测系统性环境部分，并假定他们的观察完全相关，从而形成了对环境的相似的认知；信息包裹中，两个任务单元独立地监测环境的系统性和特殊性部分，他们对于环境的认知各不相同，从而作出的决策也不同。
三种基本的信息关联模式的效率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如果两个任务单元是竞争性的，那么信息包裹优于信息同化。如果两个任务单元是互补的，结论则相反。在互补的情况下，如果单元间的沟通成本不高，那么层级分解优于信息包裹；二是如果每个任务单元的信息处理能力存在较大差距，那么层级分解优于信息同化。如果能力相差不大，那么相反的情形将成立；三是如果不同任务单元面对的环境高度相关，同时任务单元互补，则层级分解最优。如果统计相关性很低，则信息包裹最优，而无论任务单元之间是互补还是替代。
在此理论框架中，青木昌彦确定了八种组织(准组织)信息结构的模式。其中，以下五种模式(后三种属于准组织的信息结构)适合本文分析的需要。
1.功能层级制。在这种模式中，T1起主导作用，进行信息收集、分析以及决策。T2根据T1的指示作出相关决策，完全从属于T1。处于T2层的各任务单元之间相互独立，实行信息包裹。
2.水平层级制。在总的层级制的框架下，T1和T2意会地同化系统环境的信息，而T2层次上的各操作单元之间则共享他们所处的局部环境的信息。在这里，处于垂直关系的各任务单元也存在着信息交流，相对于在功能层级制中决策完全由T1做出，这种信息模式的行动决策的作出相应地包含了集体决策的因素。
3.供应商系列式。T1和每一个T2分别在功能层级制的前提下同化有关环境的系统性信息，而在T2层次上的各任务单元互相实行信息包裹，因为T2层次上的企业要么是特定市场上的竞争者，要么是分属于不同的缝隙市场。
4.意大利工业区式。与供应商系列模式类似地是，T1和T2仍然是一种垂直关系，但T2层次上各个独立的企业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共享。
5.第三方信息中介。T2单元的企业通过信息包裹进行独立的处理信息和决策，但是同时又需要通过创业资本家的信息中介进行有效的关联，以获取外部经济效应。
下文便是利用了组织信息结构的这个理论框架来对苏南模式中的企业和企业集群的信息结构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渡时期(即制度非均衡的情况下)的演化过程进行分析。
三、苏南模式中的乡镇企业的信息结构分析
苏南模式是对江苏南部地区最早发展起来的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模式的统称，其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体，企业类型多为工业型，当地政府对其发展起决定作用。当地政府掌握企业发展初期的所有权，而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企业经营者逐步接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但是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仍然不可忽视。在乡镇企业刚刚兴起的时候，苏南模式对于中国乡镇企业的促进是巨大的，以至于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苏南乡镇企业成了整个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代表。
1.苏南乡镇企业的初始信息结构——功能层级制
苏南乡镇企业是集体性质的企业，主要受到当地政府的控制。根据以上的分类，改革前的苏南乡镇企业的组织信息结构是功能层级制。T1是当地政府以及企业管理者，其中，政府应该处于控制地位；T2则就是具体的生产部门。企业的决策是由T1作出，并传达给T2，T2只负责生产，生产部门之间实行信息包裹，因为他们的信息交流没有意义。在图1中，T1和环境相互交换信息，而与T2的各部门之间完全处于层级关系，处于T2地位的各部门之间没有任何信息交流。乡镇企业的这种体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运行是高效率的，这个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情况得到证实。
图1 功能层级制
苏南乡镇企业的信息结构取得较高效率的原因在于：
(1)在苏南乡镇企业建立的初期，中国经济处于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产品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卖方市场，所以企业根本无需考虑需求因素对企业决策的影响，企业内部各个操作单元无需从环境中获取信息，相互之间也不必进行信息交流，生产任务由作为管理单元的管理层和行政部门进行统一管理和协调。因此，在短缺但是稳定的宏观经济条件下，行政命令具有准确而迅速的优势，从而使得苏南乡镇企业获得了成功。
(2)苏南乡镇企业的资产并不具有一般资产人格化的特征，是一种模糊产权。虽然在现在看来，产权模糊不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但是在当时的宏观环境下，由于政府的干预力度很大，产权不明晰的乡镇企业很容易得到政府的帮助，更何况政府本身就是企业中的管理单元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3)虽然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的产权相类似，但是前者的委托——代理的链条要短得多，也就更有效率一些。同时，由于国有企业一直偏向于重工业，这就给乡镇集体企业在规模、技术、人力资源等劣质基础上留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当时的人们在意识形态上比较容易接受集体型乡镇企业。因此，在与国有企业的竞争中，乡镇企业有其自身的比较优势。
2.功能层级制向水平层级制的演化
功能层级制(见图1)的高效率运行完全依赖于外部环境的高度稳定性，包括需求的稳定增长和行政指令。所以在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苏南乡镇企业的功能层级制中的信息传递模式很难使企业取得高效率。
1995年以后，中国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国民经济发展进入结构调整与转折时期，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企业面临的竞争从无到有，并且逐渐激烈。乡镇企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技术装备，管理水平、劳动者素质等普遍低下，产品的质量和附加价值低，在市场中不具备竞争优势。一旦市场出现饱和，乡镇企业的产品销售马上就陷入困境。同时，“企业的经营目标极为多元化，干扰了企业的发展图景。即使是非国有企业的集体企业和个体企业，因为社会整体制度的进化低级性、交易成本的高额性，企业正常经营也往往易受政府目标的劝诱”[7]。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苏南模式产权模糊、政企不分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首先，管理任务单元T1负责检测环境的系统性部分，并将其获得的信息及作出的决策传递给下级。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供需信息又瞬间万变，所以不可能存在完美的T1来执行这样的职责。在不改变模式的情况下，低效率的同时还伴随着高成本，可谓事倍功半。
其次，在T1完全发挥作用的时候，T2只需要从T1处得到生产信息就可以进行生产，而丝毫不用关注市场。但是，政府的职责较多，能力有限。更重要的是，政府追求的目标和一个称职的企业管理者应该追求的目标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当环境发生变化以后，T1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它所监测到的信息未必准确，所作出的决策同样可能错误。T2在各自信息包裹的情况之下，生产出来的产品未必适应市场需求。
苏南乡镇企业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衰退之后进行了改革。改革的着眼点在于明晰企业的私人产权，政府逐步退出对企业的控制权，由私人来接管。因为“企业之所以能够复杂适应，是产权制度合理设计和安排的函数，即私有产权制度的大背景构成企业复杂适应的内驱力，我们很难发现，在产权没有合理界定的地方，会有企业整体的蓬勃发展”[7]。在这个改革方向下，一方面，乡镇企业的职工购买企业股权，形成股份合作制；另一方面，企业经营者购买大部分股权，由经营者实际控制企业。随着产权的变化，企业的信息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改革以后的苏南乡镇企业的信息结构由严格的层级制转变成存在信息同化的水平层级制(见图2)。T1从环境获取了信息并作出了决策以后，传达给T2，同时T2也可以从环境中获取相关的信息，并且与T1同化各自获取的信息，而T2的各部分之间也同化各自所得到的信息，因为在部门间非竞争的情况下，信息同化比信息包裹更有效率。这种倾向于“自下而上”的信息处理模式可以较为优越地改善第一种模式的弊端。在政府主导企业的时候，一边倒的“自上而下”，信息机制僵化，不仅仅很难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生产经营计划，而且企业决策体现不了下层职工的意志，不利于调动工人的积极性。而改革可以妥善解决以上问题，同时“它鼓励研究、研究和市场销售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相对于涉及重大理念突破的产品设计创新来说，它更有利于促进产品工艺过程的持续创新”[8]。
图2 水平层级制
苏南乡镇企业能够成功进行改革的因素如下：
(1)发生变化的宏观环境。一个组织的“选择环境”影响它的运行状况的好坏，从而影响它扩张或者收缩的程度。变化了的宏观环境使得苏南乡镇企业的信息结构对环境不再适应，迫使其不得不进行改革，而同时，也正是宏观环境的变化才使其改革成为可能。因为企业所做出的全部选择都是基于这一选择环境的考虑以及相对于环境的变化进行适应性调整。在原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进行这样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2)导致低效的企业惯例。“如果企业按照惯例运转能够获得满意的收益，那么这些惯例往往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如果企业的运转出现异常而使收益低于某一个限度时，企业将有可能对惯例进行调整”。[9] 这里所指的企业惯例主要是指苏南乡镇企业所采用的功能层级制的信息结构模式，当然还应该包括企业的组织结构，治理结构，企业文化等。
(3)允许移动的人力资产。青木昌彦把人力资产区分为背景取向型和个人型，背景取向型心智程序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其价值不能在不同的组织中自由转移；而只要任务在信息处理所需要的范围和目标意义上可互换，那么拥有在某种功能层级有效的认知和决策规则的个人型人力资产就可以从一个决策层级转移到另一个决策层级。功能层级制中适用的是个人型人力资产，而水平层级制中适用的是背景取向型人力资产，因为背景取向型人力资产比个人型人力资产更具有组织专用性[8]。因此，在功能层级制中形成的人力资产可以成功地向水平层级制中转移，反之则不行。
3.苏南乡镇企业间的准组织信息结构的演化
相对于原来集体企业的大而全，改革以后的乡镇企业更加市场化、专业化，企业间的相互竞争更加激烈，企业之间必然会进行信息包裹，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关系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通过独自占有一些生产经营信息，可以有效地获得缝隙市场，提高企业赢利能力。但是也存在缺陷，一方面，价格成为企业间信息交流的中介，但是在实际市场中，价格所能传导的信息量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大量分散的产业类型相同的小企业的并存，增加了交易费用，从而破坏了企业存在的意义。因此在苏南出现大量企业集群，苏南乡镇企业间的准组织信息结构由无联接向供应商系列、意大利工业区式和第三方信息中介式三种模式演化。
以江苏吴江菀坪的缝纫机制造业集群为例，首先，菀坪的缝纫机制造业集群的信息结构类似于供应商系列。整机企业可以看作为核心的T1，而零件生产企业则是T2层次上的企业。T1和每一个T2单元分别在功能层级制的总体框架下同化有关环境系统性部分的信息。T2级别的各企业相互之间实行信息包裹。它的优势在于：通过把部分生产任务从核心企业中分解出去，从而缓解了一体化水平层级制的繁重的信息负荷。
其次，由于地理邻近、行政干预等因素，该企业集群也具有意大利工业区式的部分特点。处于T2层次上的企业存在一定的信息共享，尽管这些企业的产业结构类似，但是信息的交流仍然可以促进企业创新。因为创新通常来自技术的交互活动，包括技术系统的补充和学习过程的积累。同时，T1和T2意会的信息共享也有助于促进前者的设计创新，后者也可以从中得益，获得本行业的最新信息，并发展出潜在的有用技能和知识。另外，企业通过实地参观访问和经常性的面对面交流，能够较快地学习到新的知识和技术，一家企业的知识创新很容易外溢到集群内的其他企业。对于难以编码化和远距离传递的知识，地理接近更为重要。这种知识创新的外部效应也是企业集群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在集群中，零件生产企业的产品类似，因此，不论从促进竞争的角度还是提高信息处理效率的角度，实行信息包裹最有效率。但这同时阻碍了企业间信息的交流，影响集群作用的发挥。而作为第三方信息中介的菀坪缝纫机零件同业公会为企业培训人才，扶持新企业，协调劳工纠纷，打造产业的整体形象，在菀坪缝纫机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有效地在集群中的各企业间传递着系统性信息环境，从而促进了缝纫机产业的整体的提升。
四、结论
1.从以上的苏南乡镇企业改革历程可以看出，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一过渡时期里，苏南乡镇企业的信息结构对环境经历了一个从适应到不适应，从不适应到又适应的过程，而由此导致的企业效率大不相同。本文强调了信息结构作为组织结构的重要方面，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在制度不均衡的情况下，不同的信息结构对于不同的制度环境的适应能力是相异的。所以，“企业只有改变原由的不适应环境变化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建立起一种功能化、分布式和弹性化的结构，才能适应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增强自身机体的抗衰老能力，使企业永葆青春”[7]。
2.对于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角色如何定位的问题无须赘述，这里强调的是政府应该有所不为，但是同时也应该有所为。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制实施某些规则；二是提供服务。一旦某种均衡在历史上形成，即便它们不是最优的，但是改变它们仍然非常困难，因为一小部分人若是偏离了对应的均衡策略，将受到误配的高额风险的严厉惩罚[8]。这种害怕打破休战状态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有助于使组织保持在相对不灵活的惯例上。这时政府就应该承担起强制实施某些规则的责任，以改变使得企业保持低效的惯例。
3.苏南乡镇企业的兴衰史证明了企业发展的过程是不断创新或者选择更加适合环境、适合自己的制度的演化过程。因此，在分析企业行为并且应用在企业的实际行动中的时候，不应该只拘泥于静态的一般均衡的分析，应该以演化的观点并融合“后现代企业理论”[10] 这一以历史、演化的穿透力整合出的新的动态架构来分析，使得企业能够动态地适应外部选择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4.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将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从未使用过的新组合引入生产系统以获得超额利润的过程，“实现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是熊彼特确认的“创新”概念中的五种情况之一。在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它们不断地采用了新的组织信息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从而提升了企业效率。苏南乡镇企业的信息结构的演化过程论证了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的重要性。
本文利用了青木昌彦对组织的信息结构的分类来对苏南乡镇企业的信息结构的演化进行了分析，苏南企业在明晰了产权以及建立企业集群之后，取得了较高的效率，但是今后的发展同样面临着很多问题。由此引致的更重要的问题是：最适合我国企业的信息结构是什么？国内对于企业的信息结构的专门研究尚少。因此需要在此领域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找到最适合中国企业发展的信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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