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效率竞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政府论文,中国论文,财政支出论文,效率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565（2011）10－0036－11
一、引言
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财政效率高低是评价公共财政体制框架成败的核心，提高财政效率有利于推进公共财政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王旭东，2006）①。地方财政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效率直接决定了当地的公共服务质量，体现了地方政府行政效率的高低，也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当前，建立廉洁、高效、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财政体系已经成为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效率的呼声更是日益高涨。
分税制实施以来，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收入竞争成为解释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理论之一。现有文献发现，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支出存在竞争关系，同时财政支出竞争也引发了地方财政支出的攀比现象、结构失衡等问题（王守坤、任保平，2008），这是不利于公共管理和经济发展的一面。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之间是否存在财政效率竞争？如果财政效率竞争存在，我们可以利用它来提高整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效率；如果这种竞争不存在，我们可以设计出特定的机制来培育这种竞争。然而，在现有国内文献中，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竞争得到了重视，而财政效率竞争往往被忽视。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财政支出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而财政效率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因此两者的竞争模式必定会有差异。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有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和政策建议。有鉴于此，本文将重点对比分析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和财政效率竞争模式的区别。
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其基本思路是：在控制一些常规因素（例如人均GDP、城市化水平等）影响的情况下，如果空间竞争适应于空间自相关模型（SAR），说明这种竞争是经济主体有意识的直接竞争；如果适应于空间误差相关模型（SEM），则说明竞争是间接的，这种竞争仅仅是由某些被忽略的变量引起；如果适用于一般空间模型（GSM），则说明既有直接竞争也有间接竞争；如果空间相关系数都不显著，则说明不存在空间竞争（参见Millimet and Collier,2008; Geys,2006等）。利用上述思想，本文比较了我国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和财政效率竞争模式的区别，结果发现，地方政府之间财政支出和财政效率的空间竞争确实存在，但是两者的竞争模式却是截然不同的。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本文区分了财政支出竞争和财政效率竞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两种竞争存在不同的模式；二是现有研究一般使用省际数据，本文利用地级市数据测算了财政效率，并在地级市水平上通过空间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财政支出竞争和财政效率竞争的模式差异。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将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第三部分使用数据包络法测算了我国209个地级市的财政效率；第四部分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比分析我国财政支出和财政效率的空间竞争及其竞争模式；最后是结语。
二、文献综述
（一）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实施分税制以来，财政分权使各级政府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利益，成为名副其实的利益主体，于是政府间财政收入竞争也应运而生。地方财政竞争成为解释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理论之一（Qian and Roland,1998），实际上财政收入竞争的目的是为了更多地进行财政支出。一方面，财政支出伴随着各种经济利益，甚至是各种灰色收入的来源；另一方面，财政支出与官员政绩挂钩，关系到政府官员的政治升迁。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开始研究我国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的竞争。王守坤、任保平（2008）的研究发现，我国省级政府间存在显著的财政策略性行为，且策略性反应函数向右上方倾斜。同时，东中西部省份之间财政策略性反应特征不同，呈现出跨区差异与俱乐部效应。我国省级政府间争夺流动性税基的税收竞争效应显著，而理论上的“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效应没有得到证实。财政收入竞争成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然而财政支出竞争却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成力为等（2009）认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所设置的要素流动壁垒、分割市场和重复建设的行为，创造资本性收入、干预地方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引资竞争、对外资税收减免和基础设施竞赛行为导致区域产业资本配置低效。钱海刚（2009）认为，财政分权能刺激地方政府水平竞争，但预算软约束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资源能力，使得地方市场分割、重复建设以及招商引资竞争等陷入恶性竞争的陷阱，并且使得这种恶性竞争具有自我实施功能，难以向有序竞争转变。李永友、沈坤荣（2008）的研究发现，辖区间激烈的财政竞争一方面使辖区内财政支出对非税收入的依赖程度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另一方面也使财政支出结构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扭曲。辖区间财政竞争不仅使辖区吸收FDI溢出效应的能力下降，降低了FDI的增长绩效，而且也使FDI的增长绩效在辖区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傅勇、张晏（2007）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政府竞争会加剧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竞争对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则取决于分权程度，而1994年之后包括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在内的重大政策并没有缓解这种状况。同样的研究还有马光荣等（2010）。
可见，我国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财政支出竞争，这种竞争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以及地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当前研究大都集中在省级层面，忽略了更低级别政府财政支出的竞争模式研究。
（二）地方政府的财政效率及其竞争
1.财政效率的测算。
财政效率是一个特殊的效率范畴，是效率在财政领域的体现。从理论上讲，财政效率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财政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财政效率高低是评价公共财政体制框架成败的核心。地方政府的财政效率该如何来量度，它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成为首先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从国际上来看，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对地方政府财政效率的研究。Balaguer-Coll et al.（2007）分别使用了DEA、FDH方法测算了西班牙各个自治市的财政效率，并且发现规模较大的自治市具有较高的财政效率。Afonso & Fernandes（2008）使用DEA方法测算了葡萄牙各个自治市的财政效率，发现大多数自治市的财政效率存在改善的空间。实证结果发现，教育水平和人均购买力与财政效率显著正相关。Geys（2006）曾使用随机前沿方法测算了比利时地方政府的财政效率，并且发现财政效率与房产人口比重显著正相关、与人口密度负相关。De Burger & Kerstens（1996）曾经对比使用两种非参数方法（DEA和FDH）和三种参数方法（一种确定性和两种随机性）等五种方法测算了比利时自治市的财政效率，发现这五种方法测算的结果差异较大，但是也得到了一些稳健的结果，例如地方税率和教育水平正向促进财政效率，而收入水平的作用为负。
国内学者对我国财政效率的测算和讨论逐渐增多。陈诗一、张军（2008）利用DEA非参数技术和受限Tobit模型，核算了财政分权改革后中国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效率。结果显示，中国大部分省级政府的支出都不是很有效率的，但比较而言，东中部地区的政府支出效率相对较高且相差不大，西部地区与之相比则低很多。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总体上得到了显著改善，这主要是由东部和西部地区效率的较大提高引起的，而中部地区支出效率相对于此前几乎没有改善。刘振亚等（2009）使用类似的方法测算了省级地方财政支出效率，发现财政效率总体上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认为控制财政支出是改进政府财政效率的主要对策。王旭东（2006）则以财政支出结构来讨论财政经济效率。另外，杜云、周红刚（2009）采用结构性VAR协整检验和脉冲响应模型，以实证的方式解析了我国财政政策的路径演化和动态效应。另有文献开始关注财政专项支出的效率，例如林江鹏、樊小璞（2009）使用DEA方法对粮食主产区土地治理项目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进行研究，并引入交叉有效排序方法对各地区的土地治理项目资金使用效率进行综合评价。李燕凌（2008）以湖南省为例，采用14个市（州）的截面数据，运用DEA-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农支出效率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指出投入产出模式对财政支农支出效率的作用是有限的，只有合适的财政投入产出规模才有利于提高其效率水平。
基于以上研究，我们发现在财政效率的诸多测算方法中，数据包络法（DEA）是比较合适而且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方法。不同文献对于财政投入和财政产出的定义以及条件设定差异很大，因而导致测算结果千差万别。另外，对我国财政效率的测算大部分集中在省级层面，有可能会忽视一些更为细致的微观特征，而且对于财政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明显不足。
2.财政效率的竞争。
财政支出和财政效率之间既存在联系也有区别，财政效率必须通过一定的财政支出体现出来，但财政支出的边际效率是递减的，因此，财政支出的增加不一定会推进财政效率的提高。同理，地方政府之间进行财政支出竞争，并不意味着也进行财政效率竞争。我国地方政府之间是否存在财政效率竞争，它们采取何种竞争模式，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目前来看，国内文献中鲜有论述，而在国外文献中已有相关论述。美国经济学家Tiebout（1956）提出的“用脚投票”理论认为，自由流动的居民将迁移到那些财政收入与支出结构令自己满意的地区，为了避免本地有税收创造能力的居民流失，地方政府将提高财政的运行效率并提高公共品供应的满意程度，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是有效率促进的，以此形成围绕公共品供给的竞争。很多学者认为当地方政府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压力时，其资源利用以及运作效率都显著提高，如Grossman et al.（1999）、Hayes（1998）等。Geys（2006）曾经使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比利时地方政府的财政效率是否存在近邻效应，结果证实了财政效率竞争的存在。但是，政府之间的竞争是否有利于提高诸如教育、卫生等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公共产品支出水平，还未成为普遍接受的一般性结论。Millimet & Collier（2008）对美国公共教育投入效率的研究表明，地区间在投入数量方面存在明显的空间竞争，但投入效率的空间竞争并不明显。尽管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支持财政效率竞争，但是Bardhan（2000）指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因为制度背景不同，所以，相比发达国家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张恒龙、陈宪，2007）。我国地方政府之间是否存在财政效率竞争，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财政支出增加能够带动GDP增长，因此地方政府之间会进行财政支出攀比（竞争），它是财政支出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市场经济和“用脚投票”机制的等因素的推动下，地方政府也不得不考虑提高财政效率，毕竟财政收入的增长是有限的，也就是说财政效率竞争应该存在。然而，这两种竞争的模式未必相同。当地方政府观察到周边地区的财政支出增加了，它也会增加财政预算支出，这种竞争是直接的。但是，财政效率是无法观察到的，它蕴涵于公共服务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且不同的人对于财政效率的感受也是不同的；更为重要的是，当前的官员评价机制没有将财政效率充分纳入其中，地方政府缺乏提高财政效率的动力。因此，财政效率竞争并不是直接的，它很可能是由财政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竞争引起的，是一种间接的或者说是被动的竞争。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有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三、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效率
（一）财政效率的测算方法——数据包络法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法（DEA）方法来测算各个地级市的财政效率。这种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Farrell（1957），Fare等（1994）将DEA方法用于技术效率的研究，国内学者用其研究中国技术进步问题（如林毅夫、刘培林，2003；颜鹏飞、王兵，2004；舒元、才国伟，2007等）。
DEA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应用现有投入产出数据，识别出技术效率最好的经营决策单位，然后以其为基准构建出最佳实践前沿（也称参考技术），最后将待测单位与前沿相比较，得出效率水平指数。这里，进行一个简短的介绍②。
DEA方法是测算财政效率的一种比较合理的方法，原因有三：第一，与财政投入相关产出是多维的，简单地将这些产出加总成一项不仅损失有用信息，而且缺乏经济意义的支撑，而DEA方法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第二，财政产出可能对应不同的数量级，量度单位各不相同，而DEA方法只需要要素投入的相对数量，避免了价格和数量级因素的干扰；第三，财政投入和产出之间很可能并不服从一定的函数关系，而DEA方法采用线性规划的方法求解，不需要设定产出函数的具体形式。
（二）应用指标和数据说明
要量度地方政府的财政效率，必须计算地方政府在管理地方事务中的投入和产出。地方政府的投入，归根结底就是地方财政支出④。本文将人均财政支出作为唯一的投入X（单位千元/人），并没有区分财政支出中各项支出的份额⑤。这是因为，财政支出的组成份额是内生的，理论上地方政府为了提高财政效率应该自行调整相应比例。
地方政府作为地方性的公共服务部门，向当地居民提供多种公共服务，涉及到能源、交通、教育、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经济发展、社会治安等各个领域，这些都可以成为地方政府产出的度量指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可靠性，我们仅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无论是在财政投入还是在财政产出方面，我国各个地区的差距相当大。渭南市人均财政支出最小为0.45千元/人，珠海市最高为7.73千元/人，两者相差17倍有余。GDP的差距更大，最大值是最小值的36倍。在文化、绿化等方面，标准差于均值大小相当，而在基础设施和人民生活方面的标准差也达到了均值的一半左右。
（三）财政效率的测算结果
按照DEA方法，我们对我国209个地级市的财政效率进行了测算。其中，测算方法选用投入定向设定⑧，这是因为从本文立意来看，高效率的地方政府应该是最大限度的节约开支。其中，技术选择规模报酬可变（VRS）设定⑨，这与Afonso and Fernandes（2008）的做法是一致的。
从测算结果来看，财政效率的均值为0.563，标准差为0.246，差异较大。从区域的视角来看，东部地区的平均值为0.507，中部地区的平均值为0.574，西部地区的平均值为0.645。不同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东部地区的财政效率低于中西部地区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从数据来看，虽然东部地区的地方财政产出较高，但是其投入也要高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约为中部地区的1.35倍、西部地区的1.96倍，具体数值如表2所示。
四、财政支出与财政效率的空间竞争模式比较
随着中央对地方分权改革的推进，地方政府利益主体的地位日益强化，地方政府之间必然存在着空间竞争（赵克，2008）。那么，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竞争和财政效率竞争是否存在？这两种竞争的模式是否相同？本节将借助于空间计量模型来回答这些问题，使用N＝209，T＝3面板数据作为估计样本。在面板数据下，可以考虑时间效应或个体效应的影响。
（一）空间计量模型
这里，我们需要检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和财政效率是否存在空间相关。具体思路是：首先，在控制时间效应(11) 的基础上对无空间相关的财政支出和效率进行计量回归；然后，应用Moran's test等方法来检验回归残差中是否存在空间相关。Moran's test是对无空间相关OLS回归所得的残差进行检验，原假设是回归方程不存在空间相关；在相当弱的条件下，标准化后的Moran统计量服从标准正态分布(12)。在检验中，需要将财政支出和财政效率的影响因素考虑进来，基本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如果Moran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说明模型中存在空间相关，即财政支出或财政效率存在空间竞争。至于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和财政效率上实施哪种空间竞争模式，则需要进一步应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检验，因为Moran检验不能确定空间相关的具体形式。
空间计量文献中常见的空间相关包括三种：一种是空间自回归模型（SAR），一种是空间误差模型（SEM），以及由两者复合而成的一般空间模型（GSM）。不失一般性，考虑同时存在两种相关的GSM模型(15)，即
其中，u为白噪声，ρ为空间自相关系数，λ为空间误差相关系数，其他字母含义同上。W为空间加权矩阵，根据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现状，地市级地方政府的政绩主要由省级政府评价，为此本文构造如下反映省内竞争的空间加权矩阵(16)：
财政支出增加能够带来推动GDP增长等政绩，在现行以GDP为核心的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会进行财政支出攀比。具体到地级市而言，当地方政府观察到省内其他地区的财政支出增加了，他们也会增加财政预算支出，以保证在晋升锦标赛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竞争是一种直接竞争，对于这种竞争可以使用式（5）中的空间自相关项进行刻画。如果空间自相关系数ρ显著为正，说明周边地区地方政府提高财政支出，将促使本地政府提高财政支出；如果ρ显著为负，则说明周边地区越是提高财政支出将导致本地政府降低财政支出；若ρ不显著，则说明地方政府之间不存在财政支出的空间竞争。
相对于财政支出而言，财政效率有两点明显不同：首先，它不容易观测，当前也不是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关键因素；其次，财政效率提高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按届期任职的地方官员没有进行效率竞争的动力。因此，地方政府缺乏进行财政效率直接竞争的动机。尽管如此，地方政府间财政效率仍然可能会存在间接的竞争关系，例如，财政支出会影响财政效率，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的直接竞争导致财政效率也处于竞争状态。这种竞争不是一种攀比式竞争，不能使用空间自相关度量，它反映在方程扰动项部分（空间误差相关），因此是一种间接竞争。此外，Case（1991）认为如果方程中遗漏了存在空间相关的解释变量（这些变量可能是观测不到的），也会导致空间误差相关。综上所述，本文使用空间误差相关来刻画财政效率的间接竞争，它反映了除财政效率外其他变量引起的竞争关系。同理，我们通过空间误差相关系数λ考察间接竞争。
在实证分析时，本文借助空间相关检验进行模型选择，如果选用SAR模型，则说明地方政府之间采用直接竞争模式；如果选用SEM模型，则说明地方政府之间竞争模式表现为间接（或被动）形式；如果选用GSM模型，则说明两种竞争模式同时存在。
当ρ≠0时，OLS将导致有偏估计；当λ≠0时，OLS估计不是有效估计。因此我们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MLE）估计空间计量模型。
（二）财政支出的空间竞争模式
首先，检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的空间竞争与竞争模式。我们在控制时间效应基础上先估计方程（4），然后使用最大似然估计（MLE）对方程（5）的SAR、SEM和GSM模型分别进行回归(17)。被解释变量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解释变量包括人均GDP及其平方项、城市化水平和城市规模，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对比表3中四种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空间计量模型的调整
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对时间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进行空间相关检验，标准化的Moran统计量为5.444，在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这说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存在空间相关性，方程（4）设定不足以解释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在空间相关模型SAR、SEM的回归结果中，两个空间相关系数ρ和λ都显著为正，而在GSM的回归结果中，空间自相关系数ρ显著为正，但是空间误差相关系数λ变得不再显著。因此，虽然SAR模型的空间自相关系数ρ显著为正，但它不能保证SAR是合适的模型设定。SAR和SEM是GSM模型的两种特殊情形，它们嵌套于GSM模型。为了检验SAR设定下是否仍然存在空间误差相关，我们考虑条件检验（Anselin,1988），即在ρ≠0条件下，检验
∶λ＝0，原假设下LR统计量(18) 服从自由度为1的
分布。条件LR统计量为0.016，接受λ＝0的原假设，检验结果表明，空间误差相关的存在不是稳健的。同样地，我们使用条件检验，验证空间误差模型中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在λ≠0条件下，检验∶ρ＝0，原假设下LR统计量(19) 同样服从自由度为1的分布。根据对应的p值，可以知道在1％水平上拒绝原假设ρ＝0，检验结果表明，空间自相关的存在是稳健的。所有这些都表示，SAR模型适合分析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竞争。更进一步，实证结果说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实施的是直接竞争模式。当财政支出影响因素的不变情况下，地方政府观察到周边地区增加了财政支出，它也会提高当地的财政支出。一方面，财政支出增加，提高了地方政府或地方官员的执政效应；另一方面，财政支出的增加是可以观察到的。因此，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空间对比（攀比）成为当前财政支出迅速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所有的回归结果中，人均GDP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人均GDP平方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财政支出与人均GDP之间呈现出一种稳健的倒U型关系，这也是以往文献所忽视的现象。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人均财政支出将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也是合乎经济发展规律的。城市规模（po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城市规模越大，人均财政支出越少，这体现了城市经济的规模效应。城市化水平（tow）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需要更多的财政支出作为支撑。
（三）财政效率的空间竞争模式
下面我们检验地方政府财政效率的空间竞争和竞争模式，即将财政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考虑时间固定效应、SAR、SEM和GSM四种方法进行回归，解释变量包括：人均GDP及其平方项、城市化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其他设定同上，结果如表4所示。
基于固定效应估计进行空间相关检验，Moran统计量为5.667，在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这说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效率也存在空间相关。观察SEM和GSM模型中空间误差相关系数λ都显著为正；空间自相关系数ρ在SAR模型中虽然显著为正，但是在GSM模型中为负，但不显著。在SAR模型中考虑条件检验，即在ρ≠0条件下，检验∶λ＝0。根据对应的p值，可以知道在5％水平上拒绝原假设λ＝0，检验结果表明空间误差相关的存在是稳健的。在SEM模型中考虑条件检验，即在λ≠0条件下，检验∶ρ＝0。根据对应的p值，可以知道在10％水平上接受原假设，检验结果表明，空间自相关的存在是不稳健的。所有这些都说明，SEM模型适合分析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效率竞争，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之间存在财政效率竞争，但是这种竞争不是效率的直接竞争，仅体现为扰动项的空间相关。根据估计结果，扰动项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SEM），原因是模型遗漏了含有空间相关的不可观测变量（Case,1991）(20)；在包含空间误差相关的设定下，财政效率的直接空间相关（SAR）结论在统计上并不能成立。
联系本文的背景，因为财政效率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东部低，中、西部高），所以探索财政效率的直接空间相关（SAR）意义不大；相反，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基础上，空间误差相关（SEM）是更合适的设定。这说明，我国地方政府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的财政效率竞争。该结论与Millimet & Collier（2008）的发现一致，在不完全信息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倾向于进行增加数量投入等“可视”的竞争活动；并不致力于投入效率的提高，因为效率的提高不容易观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带来了财政支出的攀比和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21)，然而在现行的评价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不能促进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提高。为了提到政府的财政效率，需要推进财政事务透明化、公开化，发挥广大民众的参与、监督职能，确保“用脚投票”机制产生作用，这样才能促使地方官员不能忽视财政效率的空间对比；在此基础上，改革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把财政效率纳入考核标准。
在所有的回归结果中，人均GDP的回归系数为负，人均GDP二次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因此人均GDP的影响与人均GDP水平存在U形关系，这个结果与财政支出的结论正好相反，这是因为财政支出在财政效率计算过程中是一个负向指标。一个可能的理解是，当经济水平增加到一定程度，地方政府将更多关注如何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而且高收入居民应该会需要更为有效的公共服务系统（Knack,2002）。教育水平（hum）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提高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有利于提高财政效率。一方面，高素质居民会更加需求高效率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人员的素质，也有利于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发挥民主监督职能，促使地方政府提高财政效率。城市化水平（tow）的回归系数为显著为负，说明城市化进程不利于财政效率的提高。这是与我国的特殊国情有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加，公共管理难度不断上升，因而财政支出必然会大幅度上升，从而降低财政效率。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两个角度对上文的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加入现有文献提到的其他控制变量；二是考虑个体效应的影响。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和财政效率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地理位置、政治影响等。那么，加入这些因素是否会改变前面的分析结论？为此，我们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一些控制变量，主要包括：金融发展水平（fina）、到首都的距离（d1，描述国家政治中心的影响）、到省会的距离（d2，描述省内政治中心的影响）、东部虚拟变量（de，描述地理位置的影响）等，主要回归结果分别见表5和表6。
从表5结果来看，加入一些控制变量以后，原有财政支出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基本上未变。Moran检验结果表明存在空间相关，条件检验的结论有所变化，针对SEM模型的LR_sar_on_sem检验表明拒绝SAR空间相关，同时针对SAR模型的LR_sem_on_sar检验也拒绝SEM类型空间相关，但SAR估计具有更大的似然值。综合来看，SAR模型是更为合适的设定。空间自相关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这说明财政支出的空间自相关是稳健的，财政支出的空间直接竞争是可信的。金融发展（fina）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一个城市金融的发展，能够给财政支出提供更多的资金。在SEM模型中，到首都的距离（d1）、到省会的距离（d2）、东部虚拟变量（de）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这些因素并没有显著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
从表6结果来看，加入一些控制变量以后，原有财政效率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基本上未变。就检验结论来看，表6与表4基本一致：Moran检验表明存在空间自相关，在SAR模型中LR_sem_on_sar检验不能拒绝空间误差相关（SEM），在SEM模型中LR_sar_on_sem检验拒绝空间自相关（SAR），因此SEM模型是最为合适的设定。空间误差相关系数λ仍然显著为正，这说明财政效率的空间误差相关是稳健的，财政效率的空间竞争是间接的。在SEM模型中，金融发展（fina）、到首都的距离（d1）、到省会的距离（d2）、东部虚拟变量（de）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这些因素并没有显著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效率，这与Balaguer-Coll et al.（2007）、Afonso & Fernandes（2008）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
本文的另一个稳健性检验是将时间效应替换为个体效应，重新估计回归方程。在固定个体效应下，个别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变得不再显著，但各市财政支出存在直接竞争这一结论不变。在随机个体效应下，空间自相关系数变成负号，但Hua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设定。同样，各市财政效率存在间接的空间竞争这一结论也是稳健的。在考虑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同时存在的情形下，基本结论仍然保持一致(22)。
五、结论
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效率，是建设廉洁高效政府的关键之一。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竞争，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财政效率竞争，以及两种竞争模式的差异。有鉴于此，本文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比分析了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与财政效率上的空间竞争及其竞争模式。
本文首先借助于投入产出的分析思路，从经济发展、教育服务、文化服务、卫生服务、绿化服务、基础设施、人民生活等多维度量度财政投入对应的产出，并使用数据包络法（DEA-VRS）测算了我国209个地级市的财政效率。结果发现，我国大部分地级市都处于无效率状态。东部地区的产出水平虽然较高，但是财政投入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因而东部地区的财政效率并不具有绝对优势。接着，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比分析了财政支出和财政效率的空间竞争模式。结果发现，空间自相关模型（SAR）适合于解释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而空间误差相关模型（SEM）适合于解释地方政府的财政效率。地方政府之间财政支出和财政效率的空间竞争确实存在，但是两者的竞争模式截然不同。当地方政府观察到周边地区的财政支出增加了，它也会增加财政预算支出，因此财政支出竞争是一种直接竞争。然而，财政效率的改变是无法直接观测的，能够观测到的只是影响财政效率的一些因素，而地方政府往往会针对这些可视性因素展开竞争，所以财政效率竞争只是一种间接的（或者说是被动的）竞争。相对于财政支出而言，地方政府缺乏足够动力提高财政效率，也就不会出现“追赶式”竞争。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有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带来了财政支出的攀比和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然而在现行的评价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空间竞争并不能直接促进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提高。为了提高财政效率，我们应该考虑将间接竞争转化为直接竞争。这就需要推进财政事务透明化、公开化，发挥广大民众的参与、监督职能，确保“用脚投票”机制产生作用，促使地方官员不能忽视财政效率的空间对比；在此基础上，改革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把财政效率纳入考核标准，成为可观测到的硬性指标。
注释：
① 2008年以来，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引发了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我国政府推出4万亿投资用以刺激经济，中央财政赤字迅速上升。2009年我国财政赤字继续扩大，提高财政效率势在必行。
② 有关DEA方法的详细介绍，读者可参见Fare等（1994），颜鹏飞、王兵（2004），舒元、才国伟（2007）等。
③ 由于财政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并不服从严格的规模报酬不变（或非增）假设，因此这里选用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
④ 为了规避人口因素的影响，本文在财政效率测算过程中所涉及的投入产出指标均采用人均值。
⑤ 这里与Afonso and Fernandes（2008）的做法保持一致。
⑥ 在我国，经济发展成为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之一，因此GDP成为地方政府效率的量度指标之一。
⑦ 这些地级市包括：唐山、秦皇岛、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廊坊、衡水、大同、阳泉、长治、晋城、朔州、运城、忻州、临汾、包头、乌海、赤峰、通辽、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辽阳、盘锦、铁岭、朝阳、吉林、四平、辽源、通化、白城、齐齐哈尔、鸡西、鹤岗、双鸭山、大庆、伊春、佳木斯、七台河、牡丹江、黑河、绥化、无锡、徐州、常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镇江、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舟山、丽水、芜湖、蚌埠、淮南、马鞍山、淮北、铜陵、安庆、黄山、滁州、阜阳、宿州、巢湖、六安、莆田、三明、泉州、漳州、南平、龙岩、宁德、景德镇、萍乡、九江、新余、鹰潭、赣州、吉安、宜春、上饶、淄博、枣庄、东营、烟台、潍坊、济宁、泰安、威海、日照、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开封、洛阳、平顶山、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许昌、漯河、三门峡、南阳、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黄石、十堰、宜昌、襄樊、鄂州、荆门、孝感、咸宁、株洲、湘潭、衡阳、邵阳、岳阳、常德、益阳、郴州、永州、怀化、娄底、韶关、珠海、汕头、佛山、江门、湛江、茂名、肇庆、惠州、梅州、汕尾、河源、阳江、清远、东莞、中山、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钦州、玉林、百色、河池、三亚、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绵阳、广元、遂宁、内江、乐山、南充、宜宾、雅安、六盘水、遵义、安顺、曲靖、玉溪、保山、昭通、思茅、临沧、铜川、宝鸡、成阳、渭南、延安、汉中、榆林、安康、嘉峪关、金昌、白银、天水、武威、张掖、平凉、酒泉、定西、石嘴山、吴忠、固原等209个地级市。样本中不包含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是因为这些城市在政策、财政、管理方面优势明显，因此与其他地级市没有可比性。
⑧ 笔者曾做过比较，Input-orientated与Output-orientated测算方法的结果差异不大，两者显著正相关。
⑨ 对于财政的投入和产出来讲，很难找到合意的、公认的生产函数与之相对应，更无法设定为规模报酬不变或规模报酬递减，而只能设定为规模报酬可变。
⑩ 这个结果与陈诗一、张军（2008）的结论不同。关键是，本文使用的是地级市数据，而且综合考察了多种产出。
(11) 在后文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考虑了个体效应存在的情形，基本结论保持不变。考虑到本文仅有3年样本期，加入个体效应会损失许多自由度，所以这里以时间效应作为分析基准。
(12) 对Moran检验的具体阐述，读者可以参见Anselin（1988）、Anselin et al.（1996）等。
(13)(14) 在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下，财政支出与人均GDP之间显著正相关，这几乎是确定的。然而，多数文献仅检验了财政支出（或效率）与财政支出之间的线性关系（如Afonso and Fernandes,2008等）；但是，两者之间很可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Revelli and Tovmo,2007）。
(15) 实证模型的设定参见Geys（2006）。
(16) 本文考虑了跨省竞争情形，结果表明不存在这种竞争。对于省内竞争情形，本文还考虑了0－1加权矩阵，主要结果保持不变，但式（6）设定下的似然值更大，因此我们最终采用它。
(17) Elhorst（2003）、Lee和Yu（2010）详细讨论了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问题，本文的部分空间计量程序得自空间计量实验室，另一些程序自编。
(18) 计算基于同样原假设的条件LM统计量，结论与LR检验类似。
(19) 同样计算了条件LM统计量，结论与LR检验类似。
(20) 例如，对于追求政绩的地方政府而言，邻近地区的财政支出额度显然是本地区的一个参考尺度。但这些影响未必会引起财政效率的相应提高，原因在于，相对于财政支出增加这种“可视”的政绩而言，财政效率的提高难以直接观测。
(21) 这是现有文献普遍揭示的现象和问题。
(22) 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细报告，具体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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