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商会与商人心理的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商会论文,商人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现代商会产生以前，中国已有商人组织存在。各业手工业者（往往既是生产者又是销售者，可归入商人一类）和专事运销的商人都被纳于行会之中。行会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产物，一度推动过生产力的发展。然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扩大，它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首先在欧洲被新型的商会取代。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大炮轰开后，自然经济抵挡不住如潮的外国商品。商人和政府谋思抵制，组建商会，并力图把行会消融其中。这样中国商会从诞生那天起就肩负重任，要消除行会体制下积淀的软弱、不思进取的商人心理，发动商人在国内国际市场上与外商作战。
现代商会打破了行会时代的封闭生态环境
中国的商会由官商共同发起组建而成，吸收各业商人入会。地方官员对商会的态度已不同于对以前的行会，在商务方面一般参酌商会的意见。1907的苏州洋货业商人拟将业中漏捐罚款拨办公所善举，经商会一力担保，迅获当局批准。煤炭业申请成立公所，当局搁置经年未予批复。1909年底一经商会调处担保，商会“昨复”而“今准”〔1〕。
地方当局不敢轻视商会，在于富商多入商会对市面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还在于中央政府对商会的重视。为保证商会日常事务的顺利展开，清政府颁布了《商务总分会与地方衙门行文章程》，其中规定总会“除于本省或他省督抚用呈外，司道以下用移”〔2〕。 这意味着商务总会与司道衙门平起平坐。总会有了这道护身符，对“干修抽丰一切无谓之费”，敢于“概不担任”，也不畏惧地方恶势力，“如有土棍吏役讹诈凌压，借端兴扰商业者，本会当代为申诉。”〔3〕
商会可行保护之能， 大部分商人冲这一点加入商会。
天津窑业1908年为“免遭摧残”，“遵章入册，以资保护。”〔4〕干货行见各行入会后“多蒙宪台（商会总理所捐官衔）排难解纷”，想到“本行交涉事务不少，为此不揣冒昧……格外俯准纳入”〔5〕。1909 年芝兰香牙粉公司在入会的申请书中写到：“闻商家附入贵会得蒙保护……兹拟附入贵会，俾得保护而广见闻。”〔6〕天津商务总会早于1904 年成立，四五年后它最吸引商人之处仍是它的保护功能。
商会较之行会是一个新型的商人组织。它为改变商人的落后心理奠定了基础。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如果商会听任其成员被动地接受保护，商人对商会抱依赖心理，不为商会的巩固发展出力，那么商会的保护功能也会日益衰微乃至丧失。这一功能是商部赋予的，更是商会创立者争取到的。如果商会一直得不到真正的发展，商部“总会与司道平级”的规定只能是一纸具文。提高组织成员个体的能力是根本之途。于是商会从“开商智、联商情、扩商权”三方面入手，培养、增强商人的竞争力。商会的努力，促成商人心理的转变。
现代商会促使商人心理的变化
当时有人感叹“凡驻足商场者，大半系不学无术之徒，非特不能与外商竞争扩利权于海外，甚至国内贸易亦着着失败”〔7〕。 商战是智力的较量。商会认为开商智最简捷的途径莫过于阅报。报纸作为现代传播工具，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当时商务性报纸不多。官办的《商务官报》通过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商会传到商人手中。地区性的商报、商业杂志也在全国发行。苏州商务总会就订阅代销过《南洋商务官报》、《实业杂志》。这类刊物译载外国商务工艺，金融币制，也介绍国内各地工商行情和政府有关政策。
有些大商埠的商会自己办报。已知的有《广州总商会报》、《天津商报》、《重庆商会报》、《济南商会日报》，发行于全国的《华商联合报》是在上海商务总会的直接赞助和支持下创办的，后为筹建全国商会联合会，改为《华商联合会报》，成为联络海内外华商商会的重要刊物。商会办报并非一帆风顺，或者由于经费紧张或者由于编辑水平问题，一般都有波折。天津商会1905年1万元起家办《天津报》， 因所请主编忙不过来，管理不善，不到三个月，只剩下机器、铅字和家具，不得已与关系密切的巡警局商量，由警局投资5000元，改名《商报》，暗地里是警界机关报。然而办报宗旨没变，所以发行后在省城大受欢迎。商会办的报纸面向各个层次的商人，又具有地方特色，因此比官报受欢迎。在《商务官报》倍受冷落的保定，人们争相传阅《商报》，保定商会向天津商会表示，以后有要件之类一定随时寄呈登报。
当时一般商人还没有订阅报纸的习惯，商会就订几份放在阅览室供商人翻阅。有的商会考虑到商人识字有限，还不定期地请人辅导。直隶磁州彭城镇商务分会的阅报所内备有茶水和纸笔，报纸由专人负责，过期的报纸也按年月插好标签以备查考。这个商会已认识到报纸的局限性——“只能广文绅之识见不能启乡人之愚蒙”，决定每月初一、十五邀请专人用白话演说报纸新书。天津商会在章程中也规定“延请畅通商务之人定期演说，准商人随便入听，以资开通而便联络”〔8〕。
阅报听演讲这类随意的形式对拓宽商人的知识面、增长商人的见识的影响是有限的，效果很难稳定。因此与此同时，商会试图通过正规途径学堂，训练出新一代商人以取得商战的胜利。
商会成立时都有设学堂的计划。苏州商务总会规定“经费未裕筹设商学研究讲习所，经费充裕筹设商业学堂”。它没能建立学堂，但支持纱缎业办初筹实业学堂和经纬业设经纬学堂。上海商务总会为商学会办的中等商业学堂提供6%的经费。商界所办学校参照国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直隶高阳商务分会所设商业学堂，课程设置相当完备，本科课程有商业道德、商业学、商业历史地理、经济学、统计学、破产学等19门。有的商会经费不足不能办正规学堂，就办半日学校（如常州商务分会），办夜校（如磁州彭城镇商务分会）。商会领导有的独资办学。张謇在江苏组建教育系统，周廷弼在无锡办廷弼学堂，卢洪昶在宁波办商德学堂，胡元倓在长沙办明德学堂，郑锡光在福州办中等商业学校。有的捐巨资给商会所办学校。天津中等商业学堂常年经费6000元，商会总理王竹林独担4000元。
办报兴学，商会的努力没有白费。行会对商人的作用减弱了。苏州敬业公所、染业公所内一家在原有店铺对门开店，一家陷戤牌号添开染坊，但一家以交行规钱了事，另一家不了了之。新成立的行业组织仍称公所，如1907年的苏州糖食公所，但规定“凡议定一事，须经总董酌议，同业中十分之六同意”。已经含有一定的民主色彩。
商品的质量是吸引顾客的关键。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商人缺少比较的机会。商品只在一年一度的节场庙会上才摆放在一起一品高下。没有比较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缺乏竞争机制，造成中国商品质量停滞不前，不敌西方商品。商会成立后，在开商智的同时联商情，把竞争机制引入商业领域。
江宁、通崇海泰商务总会试办商品陈列所，其中的商品部分自购部分为商人赠送，无特殊情况陈列所天天开放供人参观，还特设寄售处代销商品。
1910年6月，全国规模的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召开。 江苏的重要商会领导人张謇、虞洽卿、周金箴、李平书都担当起经办劝业会的重任，其中周、李还是劝业会董事会的骨干。此次赛品约百万余件，为中国产品的研究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张謇领头发起劝业研究会，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对展品的质地前途、改良方法都有了全面认识，最后将全部成果编辑出版。
劝业会所设参考馆虽只三个，其中陈列的外国商品却叫中国人咂舌惊叹。外国商人的推销手段，只有得风气之先的广东商人尚可与之匹敌。商人不仅要挽回国内市场，还要在国际市场上与外商一争高低。但对外国不熟悉，与外商很少接触。这样接洽外国来华实业参观团就显得相当重要。
清末组团来华的外国商人不多，只有日本和美国。日本参观团1905年参观了沈阳、大连、京津汉宁沪苏杭等地，回国后邀请京津汉宁苏沪杭粤八处实业家赴日游历。八处商会精心准备，因辛亥革命未能成行。1910年上海商务总会带头和京津汉等19家商务总会邀请美国实业团来华。实业团所到之处，各地商会竭尽地主之谊，上海还派专员全程陪同参观照料。美团离华前，与中国商人初步达成协议：设商业银行，互设商品陈列所，互派商部调查员，设中美轮船公司。美团满意而去，各商会积极备款组团赴美。
商会着手中外商情交流时，已有商人准备到国外营业。天津商人李煜瀛、宋寿恒等发起“国外工商图进会”，以“联合同志，扩张国外贸易”〔9〕。
中国商人地位低下，迫切要求制定法律改善经营环境，保护合法权益。商会对制定商法非常热情，号召、推动清政府加强经济法规建设。
1907年11月，海内外共有85个商会齐集上海愚园召开商法讨论会。会上经过热烈商讨，决定分工合作：预备立宪公会负责商法编纂，商会负责商事习惯调查，各商会推一人为商法草案评议员。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1909年12月，第二次商法讨论会召开。会上通过的《公司法》和《商法总则》草案被清政府农工商部采纳，并于1910年稍事修改后作为《大清商律》草案呈请资政院颁布。
现代商会组织里的商人心理
商会的根本目标是促成其成员由传统商人向现代商人的转化，其中商人心理的现代化至关重要。开商智联商情扩商权加快了商人心理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商会组织里的商人心理，与行会体制下大不相同。
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要维持社会稳定，必然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由此商居四民之末。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商人容易生出自卑感。有的地方似乎不同，把经商看成最好的出路。雍正年间山西巡抚刘于义有一段奏折：“山右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之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10〕可是，这只能发生在经商成风的地区。明清最出名的徽商和山西商人的故乡都是穷乡僻壤。徽州在明代中期，1254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即生息着80万之众，人均耕地2亩以下，粮食远不能自给。山西蒲州、潞安府一为“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丁授”，一为“穰邑”〔11〕。可见都因生存环境恶劣才就末业。世人轻商贱商，商人感到委屈，他们也没认识到商业是维持国计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徽州、蒲州等地的经商之风并不表明商人已生出自尊心。
鸦片战争后沿海通商口岸首先受到冲击。上海商人不满于低下的社会地位，率先穿起清缎褂、系起红风兜，乘坐蓝呢轿（这些都是高级官员才能穿用的）招摇过市。在服饰用具上的谮越，是向传统观念提出挑战，同时又是自卑感不自觉的流露。一个自尊自信的人何必模仿他人打扮哗众取宠？上海商务总会成立后，这种局面有了改观。商学会组织的一次演讲会上，一位商人发言。他认为商人的身份比士农工要尊贵。就像说水，必先说江河湖才说到海，海是万流的总汇，商业则集人类的大成。接着他又指出商人的几个缺点：不知团结、互相倾轧，凡事保守没有进取精神，不肯留心时事。只看到缺点容易自卑，只看到优点又会导致自傲，只有全面认识自己，才能做到自尊。这位商人的发言反映出商会成立后商人自卑感消除、自尊心迅速增长。这与商会注意维护商人的自尊有很大关系。商会处理商事纠纷时，理案议董与被原告“环坐一室，胶胶扰扰”，免去当事人匍匐公堂之苦。入会商人因钱债被追控，则由商会担保以免扣押之累。上海商务总会还特意致书会审公廨，申明商会成员都是体面华商，希望审理案件时不要扣押。商会帮助商人在短期内摆脱了自卑感的束缚。越来越多的人并非出于生计而投身商业，有志青年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踏入商界的不在少数。
行会体制下的商人受到欺压时只能忍气吞声。商会成立后，商人的抗争性明显加强。商人的抗争以反抗官府不合理的捐税为核心。苏州商人的反抗具有典型性。我们从中不但看到商会对商人反抗的支持和帮助，还看到商人推动商会的成长，进而增强了商人的抗争力。
清末苏州酒捐急遽增加，十年间增加两倍，停业的很多，六门厘局强令开业户匀摊。酒作不堪其累，1905年冬禀商会转圜厘局免摊。厘局只答应开除一半，酒作仍请免，商会流露出推脱之意，酒作请商会“三思”章程中的“联络商情代诉苦衷”，结果几番周折，酒作交齐新颁酒捐，厘局却翻脸不认帐，仍要匀摊。这次斗争终因商会态度软弱而失败。
商人抗争的持久性必须以商会的有力支持为后盾。1906～1907年，江苏筹款所因无从筹措新军军费，命令牙税增加十倍完纳。苏州、上海等二十二处苏属商会呈文商部请求按牙户大小分等加征五成，同时发动下属各业牙商具呈说略，由自己代禀。商会的联合行动迫使地方当局让步，如其所请。
稍后酱商抗缴酱缸捐，由于商会的积极参与，获得全胜。苏属用盐来自浙江，捐税一向由浙江抽收。1906年9 月苏抚以他省都办酱缸捐为由，命令征收成本捐。酱商群情激愤，苏州商务总会不断向当局陈述商情艰难，暗地里还与酱商密谋对策。商人表现的勇气令筹款所目瞪口呆。当筹款所要吊取帐簿看所报缸数是否属实时，酱商拿商律作挡箭牌，认为筹款所无权查看帐簿。他们把此次抽捐说成“苛细商人之策”，还把筹款譬为借债。酱商上商部的公禀由苏州商务总会送上海商务总会交报馆刊发，造成有利的舆论声势。筹款所恼羞成怒，要以抗捐的罪名提审酱董，各县也奉令拘押酱商。酱商作了最坏的打算：“言官入告既不得遂……五属公同合缴酱牌。”他们罢市歇业以示抵制。由于上海酱商坚持到底，言官入告也起作用了。谕旨催问督抚，苏抚不得已“一律蠲免”，苏属酱商获得全胜。
商人逐步在全国性的抗税斗争——反对起征印花税中统一行动。
1908年清政府准备在直隶试办印花税，天津商务总会以“商务疲困”为由要求缓办。1909年天津1877家商铺联名上书，请收回开办印花的成命。如果说1908年还是以情哀恳，这回则依理拒绝，指出外国实行印花不收杂捐，中国要办必须先免去杂捐。常州商会对印花税款用途表示怀疑，建议各团体与政府立约，由各团体调查鸦片税的确切数目。到印花税已能抵数，土税膏捐即停止抽收，如果超出，就用来办预定的事业。各地商会互通声气，纷纷请求在别地先行，对地方官府的催促虚与委蛇，实行印花举步维艰。
在商会的帮助下，商人斗争手段灵活，多种方式有机配合：递呈文，运动同乡京官帮忙，利用现代传播工具报纸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还以罢市作杀手锏。商人一改昔日以一业为单位孤身作战的被动状态，联合其他行业一起行动：抗缴酱膏捐时发动盐商，反对起征印花时各业商人共同作战，颇有成效。商会成立后，商人对官府的欺压由隐忍不言到据理力争，直至不惜采取罢市这种极端的两败俱伤的方式，抗争的强度明显增加，软弱可欺的形象大为改观。
归属感的产生基于一种莫可名状、孤立乏援的空落心境。面对日趋激烈的生存竞争，散沙一团的中国商人寻求自身归属的要求十分强烈。商会的成立使商人找到了归属。
商会注意培养商人的归属感，组织救火会、商团，鼓励商人加入其中。
救火会是在原有龙社基础上组建的消防机构，在城中分区设立，遇有火灾一面鸣锣告警一面率人奔赴现场救灾。商团是商人的准武装组织，协助巡警维持治安，由体操会演变而来。上海体操会之设最早。巨商虞洽卿有感于外商所建商团在租界内欺侮华人愤而发起华商体操会，以后南市相继成立了五个并于1908年合成南市商团公会。商团由地方当局拨给枪枝弹药，经费原则上由商号出，不敷则由商会补足。团员由青年商人和商店学徒组成。商团会长一般由商会总理兼，会行董则兼商团队长。
商人与商会加强了联系，在自治活动中，他们选择商会为领导。 1909年苏属地方自治筹办处为官吏控制，当时其权利没延伸到以街区为单位的自治机构市民公社，公社负责人和职员基本上都是商人，一般社员商人的比例高达90%。公社碰到疑难问题往往请教商会，选举时请商会派员监选，还主动把选举结果送交商会备案，以致自治筹办处深为不满，说商会谮越权限。市民公社坚持商会的领导，商会也当仁不让，几番较量后自治筹办处只好闭口不言。
按照商会简明章程，分会不过按季将商务和办公经费报由总会汇呈商部查核，而实际上分会遇到疑难问题就得求助于总会，因此各省分会与总会的关系相当密切，有的分会主动奉总会为领导。梅里分会在致苏州商务总会的一封信中即自称“支会”。分会对总会的信任为一省商人的联合奠定了基础。清末四川和江苏成立了省商会联合会，别的省份都在筹备。此同时全国华商联合会也在筹建之中。在第一次商法讨论会上其宗旨即确定了：为各埠商会交通机关，谋各埠商会办法之统一，谋华商公共利益并去其障碍。会上决定国内外筹建工作由上海、新加坡两处总会负责，并特办《华商联合报》联络，到1910年6月签名赞成加入的商会已达270处之多。
联合是归属的自然外化，商人从加入商会到一省联合到组建全国性的商人团体——华商联合会，正反映了商人归属感的产生和加强。
人生活在社会中，对社会就负有义务和责任。一个人做了一件细小却对他人有利的事得到赞同和鼓励，他有可能把这一行为固定下来并扩大惠人的范围，社会责任心萌发可经由这一途径，处于四民之末锱铢必较的商人更多地要经由这一途径。当善行的花费超出了能容忍的损失范围而名又不足弥补时，商人就会放弃它。清政府把官办慈善机构的经费落实到商捐，就堵死了这条通道。另一途径为自身素养的提高。一般商人素质很低，许多连粗通文墨都谈不上。商会努力开商智联商情扩商权，领导商人参加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为促进商人自身素养的提高，社会责任心的萌发创造了条件。
1905年美国不顾中国反对，坚持续订苛约虐待华工，限制华人入美营业，激起一场全中国范围的抵制美货运动。这场运动由成立伊始的上海商务总会领导，各地商会纷纷响应，商人特别是中小商人成为这场运动的主力军，他们不进不用美货，在大商人强烈反对，商会退缩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天津商务总会因袁世凯施加压力改变初衷，中小商人呼吁商会负起保商联商的责任，免为他埠耻笑，商会不听，他们坚持抵制。8月中旬后上海在当月10 日前订的美货贴上商务总会的印花可以销售，这样本来最应负起抵货责任的经销美货大商人实际上根本没有承担起“不用美货”的义务，运动完全依靠经销美货的小商人和各界消费者凭借自身的热情支撑着。抵制美货运动因美国政府的暂时退却和清政府的压制不久结束，但商人因参加运动而萌发的社会责任心并没有因此消失，在以后的活动中一再表现出来。
自治运动中商人的社会责任心得到充分体现。地方自治是清廷为扩大其统治基础，把权力延伸到县级以下的一次尝试，1909年明令开始。自治范围包括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务以及其它向归绅董办理各事。商会的重要成员一般都参与筹办。上海开始得较早，1905年即组织了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商会掌握了领导权，领袖总董、办事总董的全部和议事经董绝大多数为商会成员。1909年改成自治公所后领导构成基本不变。总工程局为改变上海旧城的落后面貌作出了贡献。1909年民政部调查人也承认绅商负责的三区比官办之区整洁得多。总工程局还承办城外的裁判、户口和警务，当时有“第二租界”之称〔12〕。苏州的商业区在实行自治后不出两年大为改观：“马路新筑、交通日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吸收全广东商人的粤商自治会，其骨干是商人和少数新型知识分子。虽然组织上较松散，“无会费、无会籍”，但开展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它自筹经费创办自治研究所，为全省培养自治工作者，帮助商人摆脱苛厘的困扰，它“时时开会、批评政府”，极得社会好评。它还成功地领导商人反对英国攫夺西江缉捕权，自组巡警维护水上安全，粉碎葡萄牙扩占澳门地界的阴谋，捍卫国家主权。
自治与立宪不能截然分开，自治在当时是立宪的准备过程。
自治运动开展不久就兴起国会请愿。1910年1 月十六省咨议局代表到京请愿宣统三年召开国会。清政府以咨议局议员职责在地方议事，来京代表不能代表全体人民为由，劝令回省。代表们觉得只有掀起一场全国规模的运动才能奏效。于是他们在京组织“请愿既开国会同志会”派代表到各省联络建立分会，酝酿第二次请愿。他们对商会寄予厚望，在致上海、天津、武昌等商会的电文中说，商会参加“于此次请愿既可收直接之效力，而于将来经济社会上亦必有绝大影响”。华商联合会筹办处拟定《为国会事公告海内外华商联合请求书》，除在《华商联合会报》上刊出外，还在《时报》、《申报》等大报上刊登，动员广大商会加入请愿行列。各省商会举定代表。4月16日， 各界十团体向都察院交10份请愿书。商会的3 份为《各直省商会国会请愿代表沈懋昭等呈请代奏书》，《江苏苏州商务总会代表杭祖良，上海商务总会代表沈懋昭请速开国会书》，《南洋雪兰莪二十六埠总商会国会请愿代表兼澳洲华侨代表陆乃翔上政府书》。商会代表加入，扩大了请愿的声势。但总的来说，商会不够积极。华商联合会筹办处号召商人请愿的理由是“论势力以商界为最优，独至主动与政府交涉发起于绅学两界，商界偏废。”“自沮此所以事必无成，抑又我国商人所当引为大耻者也。”要求商人负起责任，但责任感并不强。“请而不以庶几可告无罪于国人。”〔13〕正因为有应付之心，响应的商会不多，只天津、北京、吉林、烟台、上海、苏州等十一处。同志会寄予厚望的直苏粤湘鄂五大商会，最后派出代表的只有苏州商会一家。第二次请愿遭清政府拒绝后，各界代表仍留京准备第三次，商会代表却很快返回。第三、第四次请愿，商会没派代表。地方上的请愿，商会多不出面，商人更多地以个人身份参加。
由于地区差异，各地商人心理由消极向积极的转化不可能同步进行，但转化的趋势则不可逆转。各地商人的心理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无本质的不同，这与各地商会互通声气，加强联络分不开。有些社会运动中如抵制美货、国会请愿中，商人的主动热情甚至超出了商会的预料，这正是商人觉醒的表现，又是商会开商智、联商情、扩商权的结果。因此，清末商会对商人心理的现代化的作用应予以肯定。
注释：
〔1〕《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188号碑文。
〔2〕〔3〕《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37、28页。
〔4〕〔5〕〔6〕〔8〕〔9〕《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 ～1911），第80、82、1239、202～203、885页。
〔7〕〔13〕《申报》1904年10月31日，1910年4月12日。
〔10〕〔11〕寺田隆信著：《山西商人研究》，第271、219页。
〔12〕《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清末江苏等省民政调查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