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服自有格式”：外交文书所见宋朝与周边诸国的双向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朝论文,所见论文,双向论文,文书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8-0131-08
在与宋朝关系中，各国因国际环境和自身政治经济状况的差异，对宋朝的诉求各不相同，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各自眼中与宋朝的国家关系同宋朝眼中的世界自然难以完全吻合。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存在应该是当时国际关系的实际形态，这需要以双边的视角来考察。学术界对宋辽(金)对等关系以及高丽在三角关系中的态度等已有研究①，而从与宋朝视角相比较来考察周边诸国对宋朝的认识和态度关注还有不足。本文试图以外交文书为切入点，在这一方面作一尝试。
一、大防难守：宋朝眼中的世界
宋承唐运，建国之初也曾有恢复唐朝的世界地位，成为东亚共主的构想。统一了北汉以后，宋朝的这一目标被直接地表达出来。雍熙北伐前，宋朝君臣讨论战争及善后事宜，刑部尚书宋琪的奏表最典型地反映了宋朝当时的目标：
契丹小丑，克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国，各选重望亲嫡，封册为王，仍赐分器、鼓旗、军服戈甲，以优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②
这一席话既设计了战后东北亚秩序，更表达了契丹必败的信心。同时，宋琪又上陈十策，其中第十策即“灭契丹”。改变五代以来契丹居上的倒悬之势，成为宋朝君臣当时充满信心的目标。雍熙北伐的失败，使宋朝放弃了大统一的计划，转而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并逐步接受了与契丹的对等地位，东亚国家关系和宋朝夷夏大防的理想也随之动摇。这一对等关系在澶渊之盟中以兄弟、叔侄的形式做了规定：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尊辽太后为叔母。此后，从宋朝的视角看，世界被划分为三个层次和三种关系：一是与辽朝和金朝间的对等国家关系，即宋朝所言“敌国之礼”；二是与东南亚和西域等地大部分国家间宗藩体制下的国家关系；三是与交趾、西夏间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或者说经历中央与地方到国家关系的转变。
宋朝与辽朝的对等国家关系，不仅表现在宋朝在外交上承认了辽与自己的对等地位，国书中对辽皇帝兄弟相称，并书辽朝皇帝尊号，在用词上以“回”、“答”、“谢”、“报”等，称“书”而不称“诏”、“制”，而且实际承认并自觉回避辽的朝贡体系。例如，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高丽转而奉辽朝正朔后，至大观以前(1107年)宋朝与高丽的国书中虽加“权高丽国王事”，以示不肯定辽朝的册封，但并不要求高丽奉宋朝正朔，亦不册封高丽。大观时去掉了“权”字，仍不册封高丽。宋朝对金朝虽一度在国书中称臣，但从宋朝观念出发，两国仍是对等国家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已十分丰富，本文不加赘述。
宋朝视为宗藩体制下的国家关系的主要有高丽、大理、西北诸国，以及除交趾以外的东南亚地区及其以远国家，从国书表述而言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是封其统治者为国王，如高丽奉宋朝正朔时按照初来称“权高丽国王事”，正式册封则为“高丽国王”。大理、占城、于阗、阇婆、真腊等国称“大理国王”、“于阗国黑汗王”、“回纥可汗王”、“占城国王”、“阇婆国王”、“真腊国王”、“三佛齐国王”等，即蔡洗所说“若占城、三佛齐、阇婆诸国，则待其入贡而遂以为本国王”(见下文)；二是国书标题称“制”、“诏”、“敕书”，如果名“书”，则题必加“赐”，正文称“敕”，这是正式表示君臣宗藩的标志；三是正文皆强调宗藩和朝贡关系，如《檆溪居士集》卷七《赐三佛齐国勅书》曰：“勅三佛齐国王悉利麻霞啰咤，省所奏……卿世居南裔，钦慕中邦，遣使传以造朝，奉国珍而效贡。”《北海集》卷七《除占城国王杨卜麻迭特授依前检校太傅……占城国王加食邑食实封散官勋如故制》曰：占城“介南溟而有国”，“谨北面以称藩”。
在宋朝眼里，这些国家各有轻重远近。例如，在南方诸国中，宋朝给予占城、阇婆和真腊三国的待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玉海》卷一三三《开宝安南都护》记载南方几个最重要国家国王之册封：“真腊，大同军节度云州刺史、阇婆，怀远节度琳州刺史、大理，云南节度、占城同阇婆封。”南宋交趾获封国王后也与这四国并重为安南国王效忠顺化功臣静海节度。宋高宗时，占城国王杨卜麻迭和阇婆国王悉里地茶兰固野授封除分授检校太傅和检校司徒外，都是“使持节琳州诸军事、琳州刺史充怀远军节度使、琳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兼御史大夫”本国王“加食邑食实封，散官勋如故制”③。建炎三年(1129年)，占城国王、阇婆国王和真腊国王因南郊恩分别进封怀远军节度使检校太傅、怀远军节度使检校司徒和大同军节度使检校司徒。绍兴二年(1132年)，占城国王、阇婆国王、真腊国王又因明堂同时加恩。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二《勋官》还说：政和中罢柱国封号，此后“惟安南、阇婆、占城三国王始加封上柱国”。而蒲端国等小国的地位则在占城之下。景德四年(1007年)，蒲端国请求按占城例赐鞍勒马二匹、大神旗二，“有司以蒲端在占城之下，请给杂彩小旗五”⑤。甚至“慕义来庭，与他国不侔”⑥的三佛齐国的待遇也稍逊一筹。绍兴七年(1137年)三佛齐国进贡，“诏补保顺慕化大将军三佛齐国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三佛齐国王的册封仍然是保顺慕化大将军三佛齐国王。⑦不能如占城一样享受三公和上柱国的册封。
对同一国不同时期的政策也有差异。宋朝对高丽的重视即随着宋辽和宋金关系而变动。雍熙北伐以前，宋朝希望以高丽夹击契丹，对高丽关系十分重视，双方使节往来频繁，雍熙以后则逐渐疏远高丽。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辽军大举攻侵高丽，真宗与宰相王旦商讨：“契丹伐高丽，万一高丽穷蹙，或归于我，或来乞师，何以处之？”王旦权衡利害之后答道：“当顾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丽贡奉累数岁不一至。”⑧宋神宗和宋徽宗时期，因欲在燕云等方面有所作为，与高丽关系又有升温；其他时期，包括南宋，则对高丽都持较为消极的政策。⑨宋朝对占城的政策也经历了很大变化。北宋前期将收复交趾作为战略目标，实行联合占城抑制交趾的策略，在朝贡中优待占城，册封名号多、等级高，赏赐占城兵器鞍马，帮助占城安抚流民，约束交趾侵扰占城。熙宁战争失败后，宋朝事实上放弃了收复交趾的计划，以此相应，不再给占城以特别优待，两国关系日渐疏远，以至于占城最后转而主要朝贡交趾，接受交趾册封。⑩
在宋朝看来，宋朝与交趾和西夏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或者说经历中央与地方到国家关系的转变。交趾由汉至唐皆为中国郡县，自认为继承唐朝德运的宋朝自然也将它视为本国疆土，所以丁部领建国称帝，号大胜明皇帝，行“太平”年号，宋朝遣使给予严正警告：“俾我为绝蹯断节之计，用屠尔国，悔其焉追！”(11)在宋朝看来，交趾与其他国家皆有区别：
若高丽嗣子，则待其请命然后封以为高丽国王。若占城、三佛齐、阇婆诸国，则待其入贡而遂以为本国王。惟是奉命安南甚有次第。其始嗣立，则封交趾郡王，中间数年以后，则封南平王，及其身后，则追赠南越王。自太祖太宗至于累朝必加三命，未之或改者，盖以安南本交州内地，实吾藩镇，因仍世袭，使护安南一道，非他外邦自有土地人民不尽臣之比也。所以渐次封爵，时示恩荣，其羁縻制御之道不得不然。(12)
从丁部领受封交趾郡王直到南宋淳熙元年封安南国王，宋朝对交趾皆实行交趾郡王、南平王、南越王依次进封，即“必加三命”的制度。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四》中还说：
虽曰宋之土宇，北不得幽蓟，西不得灵夏，南不得交趾，然三方之在版图亦半为边障屯戍之地。
特别列举这三地之意即指此三地理当为版图，并非外国。所以宋朝对待西夏也是实行中央和地方的原则。宋景祜五年(1038年)以前，党项族之地仍由其首领以宋朝定难军节度使身份统治，宋朝封其首领为“银州观察使”、“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元昊称帝以前，宋朝给予的封号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西平王。(13)元昊称帝，宋朝不惜以战争手段迫使其放弃帝号，缔结“庆历和议”，宋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令其“永为宋藩辅”。(14)国书用“赐”，用“诏”。宋朝虽封西夏为国主，但待遇与交趾南平王相同，而且元祐二年(1087年)还册乾顺为夏国主仍节度、西平王。(15)宋朝曾以同一格式颁“赐夏国主并南平王李乾德(元符四年)历日诏”(16)。
除了辽(金)以外，各国在与宋朝交往中，站在小国的立场上，其对宋朝的看法以及对宋交往的心态和目的自然与宋朝从大国视角出发得出的认识有很大差异。而且各国由于所处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对宋朝的政治和经济需求也不同，对宋朝的看法和政策也不尽一样。
二、诸侯事大：高丽眼中的宋朝
高丽是宋代周边国家中受中国影响最深的国家，作为处于宋、辽(金)夹缝中的小国，国家安全是其处理一切关系的出发点，大部分时期皆听命于辽(金)，而不奉宋朝正朔，北宋时甚至一度中断与宋往来，宋高宗朝后更是“使命遂绝”，即便如此，其上宋朝表章从形式到内容仍然遵守“事大之节”，如郭元所作《上大宋皇帝谢赐历日表》：
具官臣某言：去天禧四年四月日，入朝使崔元信回，奉传诏书一道。伏蒙圣恩，赐臣天禧四年《乾元具注历》一卷者。文思之化，丕冒海隅，历象爰颁，别为时训。伏惟皇帝陛下，与乾坤同载，使品物流亨，念辰卞之小邦，本依正朔，举羲和之旧职，克授寅宾，岂料孱微，叨滋注瞩。臣敢不示农桑之早晚，用彰天子之所知，稼穑之艰难，永慰小人之劳力。况自发函之后，开卷已来，窥御历之无穷，率群臣而共抃。(17)
这是高丽在公元994年转奉辽朝正朔后，又不堪辽朝侵扰，转而奉宋朝正朔所上表，表达了守君臣之礼和奉宋朝正朔之意，格式用语都符合君臣宗藩之礼。
《东文选》收录了朴景绰、金缘、朴昇中、林存、金富轼、金富仪、金富佾、周佇等所撰上宋朝表章至少三十余篇，特别是集中收录了宋徽宗朝金富轼入宋所上表章二十篇。此时已是高丽转奉辽朝正朔时期，但其格式、用语、用典仍突显着严格的事大之礼。例如，其《谢差郊迎表》：
陪臣某言：今月七日，伏蒙圣慈，以臣初届郊亭，差降中亮大夫贵州防御使充枢密院使承旨知客省事同馆伴范讷，押赐御宴，兼赐带来三节人酒食者。王事靡监，式遄周隰之行，天威不违，已沐需云之渥。失风波之枯槁，觉徒驭之光辉。中谢。臣非肤使之才，辱寡君之命，不惮逶迟之役，鼎来众大之都，魏阙在瞻，已慰子牟之恋，甘泉入侍，愿效呼韩之朝。岂谓宸慈，遽沾犒饮，此盖伏遇法道善贷，体神曲成。特推字小之仁，以示包荒之德。进于中国，免贬绝于春秋。始彼南山，但咏歌于天保。(18)
该表章由三部分组成，“中谢”以前主要叙述事由，表达惶恐之情；“中谢”亦即顿首之辞；最后主要阐述事大之礼，表达颂扬和感谢。其所用典故“子牟之恋”、“呼韩之朝”、“字小之仁”、“免贬绝于春秋”等都表达了以夷进华、以小事大之意。金富轼所撰表章基本都遵循这一格式。这完全符合司马光《书仪》所规定的奏表包括“臣某言”、“臣某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辞”、“谨奉表称谢以闻”几项内容的基本格式。(19)
也有稍异的格式，如金富佾贺宋高宗即位表《告贺登极使至明州回表》。第一部分叙述事由并论华夷宗藩之理，第二部分中谢，第三部分表达祝愿和论事大之礼(有朝宗、奉职、尊周、晋伯等用语和典故)：
入朝贺登宝位使某官某等回报：昨到明州，因夷事不得朝京师。承引伴所指挥，递表还国者。圣德包容，虽微而必及，忠诚向慕，愈远而难忘。未获奋飞，但增郁结。中谢。恭惟皇帝聪明元后，博大真人，奠千万里之幅员，宏开于一统，绍二百年之基业，丕阐于重光。其岂此扰攘之忧，生于继述之际。非特致王师之暴露，亦有妨使者之朝宗。而臣介山川隘狭之间，遇府库烧亡之后，心虽切于勤王奉职，力不能以救患分灾。愧无晋伯之功，上尊周室，愿与长安之老，再见汉仪，今者遣鄙价以问安，同庶民而申祝。区区之恳，万万难穷。(20)
朴景绰、金缘、朴昇中、林存、金富仪、周佇等人所撰表章基本上都遵照这一格式和内容安排。没有出使身份的高丽僧统义天上宋哲宗和高太后谢表也遵照这一格式，如其《谢郊迎表》：
臣僧某言：今月初六日，到京阙次。伏蒙圣慈，特赐劳筵者。想藻
之
威，潜忙礼见，降紫庭之密着，特示宠迎。祗荷缛私，实增铭悚。臣僧某中谢。伏念臣空门末品，盛世幸民，从鲸壑以乘桴，忍离素国，届凤郊而纳履，忻迩黄图。岂谓皇帝陛下，深悯远来，过烦优劳。仰嶟北而沓承纪念，瞻节用而更切祝延。(21)
因此可以说，在高丽人的眼中，高丽与宋朝关系与宋朝的规定并无差异，高丽完全接受并自觉遵循朝贡制度和相关礼仪。
在宋徽宗欲将高丽称号中去“权”字及建炎初假道使金两事件也典型地体现了高丽虽奉辽(金)正朔，不接受宋朝册封，但对宋的交往中仍恪守事大之礼。宋徽宗曾派使节“咨闻行册礼事”，高丽表示：“所谓册立之命、正朔之颁，已曾禀受于大辽，不欲别行于上国，以示酌中之义，致宽北顾之忧。”在回答宋朝密谕的表章中则特别强调了高丽“祖先以来乐慕风化，有时入贡，优荷宠恩，崇宁中国”。宋朝只能接受现实，不复言册王，只是称呼中去“权”字，以示优宠。(22)
建炎二年(1128年)，宋朝遣杨应诚等出使高丽，“俾之假路，欲以迎銮”(23)，即假道往迎钦、徽二帝。高丽在回表中一方面分析了假道对高丽和宋朝自身可能带来的危害，另一方面一再表白自己对宋朝的事大之心：
伏以天地之仁，各令万物以咸遂。帝王之度，不责众人之所难，敢吐忱辞，仰干聪听。(中谢)窃念本国地分东鄙，世事中华。守数千里之封疆，未躬于朝请。顾二百年之恩札。但誓于忠勤，昨者闻两圣之播迁，举三韩而悲痛。既不能奔问官守，以伸臣子之诚，又未得首倡义兵，以徇国家之难。今者伏遇皇帝起从元帅之府，光袭先王之基，冀与臣民，共迎銮辂。诏书下而老幼垂泣，德音形而迩遐激心。至诚感神，岂无厥应宸极返正。今也其时，臣属室家焚荡之余，当军国扰攘之际，愧未遑于庆礼。辱先遣以皇华。虽命出重严。乃事难遵禀。盖彼金国，接无鸭滨，既乘猾夏之威，又有害邻之意。常令密谍，以待亹端。如闻杖节之假途，即必应时而生事。或扬兵可畏，于加责，或复礼为名以请行。在此路冲，将何辞拒。彼众我寡，既难可与争锋，唇亡齿寒，又焉知其非福。岂徒今日之扼腕，恐有他时之噬脐。职此多艰，理非自慢。伏望念臣内怀向慕，悯臣外迫侵陵，山薮示藏，雷霆收怒，使小国有保全之幸，上朝无藩屏之危。率诸侯而尊周王，非敢期齐晋之故事。任厥土而作禹贡，愿不失青徐之旧仪，丹慊不诬，皇天是证。(24)
在高丽看来，宋朝不足依赖，高丽文宗时就曾讨论是否向宋朝派使，结果一致认为，“如非永绝契丹，不宜通使宋朝”(25)。辽朝灭亡后，宋朝提出双方建立册封关系：“先王为已受辽册命，故避讳尔。今辽命已绝，可以请命朝廷。”(26)高丽认真分析了宋金关系的发展前景，最终以“今忧制未终而遽求大典，于义未安，实增惶愧”(27)为由予以拒绝。宋钦宗令高丽出兵袭击金朝，高丽基于同样的原因亦未实行。但从高丽所做表章可见，高丽大部分时期内虽不行宋朝年号，不接受宋朝册封，但实际仍视宋朝为“上国”，自觉遵行以小事大的宗藩之礼。如高丽肃宗所说：“朕自御神器，居常小心，北交大辽，南事大宋。”(28)
三、赵家阿舅与大朝官家：西域及东南亚诸国眼中的宋朝
因文化传统和与宋关系的不同，各国表章的形式必各有差异，大部分国家的表章不能如高丽完全符合宋朝规定的礼仪规范，有的甚至与此有违，所以上呈皇帝的表章不仅经译者翻译，而且一般还需经学士再次修润。如周煇所说，表章“藩服自有格式”，“外国表章类不应律令，必先经有司点视，方许进御”(29)。
于阗国所上表章在宋朝士大夫们看来，就是十分怪诞可笑的。宋徽宗朝于阗国来贡，所上表令“译者释之”。一时朝中士大夫皆传“其表大有欢也”，“同班诸公喜，皆迫询曰：‘甚愿闻之。’王内相(安中)因诵曰”：
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中条贯主阿舅。汗黑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那玉，自家煞是用心，只被难得似你那尺寸底，我已令人寻讨，如是得似你那尺寸底，我便送去也。
听罢“于是一坐为哄”。蔡絛说道：“裕陵(指神宗)实录已载于阗表文，大略同此，特少文胜者，疑经史官手润色故尔。”众乃默然。(30)
从这一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一是国书进上，首先由译者翻译，然后由翰林学士润色(王安中时任翰林学士承旨，因此称内相)。王安中被称为制表笺的“奇才”，“为文丰润敏拔”，以此获宠于宋徽宗，先后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掌内外制(31)，他所宣读的表章已经其手润色；二是于阗虽尊崇宋朝，称“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官家”，但并不理解中原王朝华夷宗藩的体制和礼仪，在于阗眼中，宋朝是阿舅大官家，并无严格的君臣礼仪概念；三是该表被具有极端自负的文化心态的宋朝士大夫们认为是不符合宋朝规定格式和用语的，以至于不仅当时的士大夫“一坐为哄”，而且这份表章被作为经典笑话，广为传播。(32)于阗的这一认识在元丰时所上表(即蔡絛所言“裕陵实录已载于阗表文”)中也得到说明。《宋史·于阗传》载：
元丰四年，遣部领阿辛上表称“于阗国偻罗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书与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大略云：“路远倾心相向，前三遣使入贡未回”。重复数百言，董毡使导至熙州，译其辞以闻。
回纥、唃厮啰等都将自己与宋朝的关系视为甥舅。《清波杂志》卷六载：
宝元间，遣屯田员外郎刘涣奉使唃厮啰。番中不识，称朝廷但言赵家天子及东君赵家阿舅。盖吐蕃与唐通姻，故称阿舅，至今不改。
宋仁宗朝派刘涣出使唃厮啰，厮啰“平揖不拜，延坐劳问，称‘阿舅天子安否？’”(33)也称宋朝皇帝为阿舅，且并不尊君臣之礼。宋朝也接受了以甥舅相称的交往方式。咸平间宋真宗给回鹘使节的诏书中就说两国“义笃舅甥”(34)。在《赐甘州回纥天圣五年历日敕书》中称“皇帝舅问甘州回纥外甥、归忠保顺可汗王夜落隔”，加封夜落隔的制书即称“甘州外甥回纥可汗王夜落隔可特进怀宁顺化可汗制”(35)。这是继承了唐朝和五代“每赐答诏，亦曰外甥”(36)的惯例。但在宋朝而言，首先强调的是君臣和宗藩，在这一点上于阗、回纥、唃厮啰虽然皆尊崇宋朝，但对朝贡制度和礼仪文化的理解与宋朝的规定仍存在差异。
上引于阗国表章基本上保留了其本国的意愿，而很多表章都按照宋朝的格式和礼仪制度作了修改或重新撰写，如《灵岩集》卷二所载唐士耻撰《代真里富贡方物表》就是宋朝文人按照宋朝的规定格式AI写作的：
葵心北户，久怀航海之诚，象译南琛，初上职方之奏。毕输诚于蝼蚁，实慕义于衣冠。臣中谢。窃以兴国悦渤泥之朝，嘉其始至。祥符伟注辇之贡，叹彼未来。岂期从古之戴盆，忽玷当今之同轨。伏念臣每以沧溟之中阻，姑为吉蔑之附庸，下极荧煌，莫记星霜之变，断根膏馥，第形贾舶之编。既弗登夏王山海之经，亦莫与汲冢会同之解。且西邻骠国，尚效德宗鼓舞之欢，而南境阇婆，每续元嘉职贡之敬。退念陋邦之蕞尔，独为大节之阙然。臣是敢遥起三呼，恭驰一介，随贯月乘槎之侣，占迎秋从律之风，效牵式启于旄头，任土仰干于禄币。其德天合，其明日合，宜译鞮象寄之悉归。大秦宝多，大宛马多，想礼乐诗书之甚盛，祈殿古人之委赐，与荣玉版之诗书。形容骇师古之图，道里续贾耽之志。恭惟皇帝陛下，离明继照，干健统天。中国有至仁，自然笃近而举远。小邦怀其德，岂徒厚往而薄来。乃至微臣，亦知大义，法乎三圣，矧更出于亲传，令彼四方，自式歌于来享。某空怀辰共，莫与躬朝，嗣属国之封章。自今以始，耸陪臣之复命，其教可知。
表章格式、文辞、用典可谓宋朝礼仪规定的外国表章的经典样本，但却远非真里富对与宋朝关系的真实认识。表中的制度和文化内涵甚至是真里富国无力理解的。而真实出自真里富的表章也是被宋朝士大夫们认为“甚可笑，止是金打小卷子，又于木皮上别写一卷，其状曲屈，皆不可晓。盛书螺钿匣子又折一足，弊陋之甚……番字一体绝类琴谱，竟不知所言”。木皮书本是为了保存和便于宋朝翻译而制作的金表的副本，并用本国文字和南卑国番字两种文字书写。庆元府令人翻译后上呈。(37)但开禧元年(1205年)真里富所上番字表章直译译文也得以保留：
悉哩摩稀陀啰跋啰吽小心消息，心下意重，知有大朝，日日瞻望，新州近大朝，新欲差一将安竺南旁哱啰差出来，同大朝纲首拜问消息。回文转新州，已知大朝来去。今差一将出来，不敢空手，有雄象一头，象牙一对，共重九十二斤，犀角一十只，共重一十一斤，尽进奉大朝。望乞回消息，意要欲知大朝，年年进奉不绝。(38)
表章说到真里富千辛万苦自宋朝商人处打听宋朝的信息，说明其对宋朝的了解十分有限，表章可见其对作为大国的宋朝的尊敬，但全无唐士耻所撰文中的华夷、宗藩、君臣等观念。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七一二八收载了庆历八年(1048年)南蕃葎渤国表章的修润稿及译者初译稿。同一表章的两个汉文稿直接反映了两国在双方关系认识上的明显差异。修润稿如下：
塗渤修行国王臣思蒙孙打南俾顿首。大宋皇帝陛下，臣思蒙本国修行，荣求佛理，每切常臻于正教，倾心可慕于空门。伏闻大宋皇帝陛下德应三乘，功明大道，圣惠远超于南土，宸严广布于华夷。是以臣思蒙远颙金阙，遥想旌墀，身属迈年，无由顿首。臣思蒙收得西天佛僧金骨及西天佛树枝连叶，并西天佛一
，元是西天僧将到，兼本国犀牛头一个、连犀一株、尾一条、犀四株。臣思蒙发遣弟打钦赍赴广州进献，伏乞天慈，俯赐鉴纳。
译者初译稿则如下：
兴塗渤国蕃王元是丹蒲胧，每年发船归大地，今特将书求拜大朝官家。我听闻道是大朝官家修行，我州府有圣佛，重佛是重家一般，特将来兴塗渤国佛一、犀牛头一个、连犀一株，又犀四株。蕃王修行年老，听闻大朝官家修行，办心礼拜。打钦元是我弟，特差亲弟来广州送纳。
两稿相较，葎渤国对宋朝的尊崇之意、所送礼物大同，但初稿全无充斥于修润稿中表示华夷、宗藩、君臣等的用语和观念。
《宋史·占城传》收录了占城至道元年(995年)和景德四年表章，但显然是按照宋朝的华夷宗藩观念进行了修润，满篇皆是“伏蒙圣慈赐臣……”、“生长外国夐远天都”、“皇帝圣明威德广大”、“臣不惮介居海裔，遣使入朝。皇帝不弃蛮夷山国”、“臣之一国仰望仁圣，覆之如天，载之如地”、“皇帝陛下乾坤授气，日月储英，出震居尊，承基御极”、“臣生于边鄙，幸袭华风”等显示华夷宗藩的用语。景德四年的表章中“臣闻二帝封疆南止届于湘楚，三王境界北不及于幽燕”则显然是宋朝学士迎合宋真宗放弃幽云，满足与辽的乞和的心态而作的润色，甚至通过占城之口为真宗的太平盛事解说。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八所载皇祐二年(1050年)占城“奉蕃唐表二通来贡”比较接近于占城的实际态度：
进上皇帝。天下府国土不如大朝国土，无有国土得似大朝官家国土。自来官家州府不曾有失脱。帝王自来坐大朝，管得天下州府。帝王所有行遣公事依王法所行，每年常放赦罪人。帝王似释迦牟尼佛一般。诸道州县府每年发进奉大朝官家，盈卜孝顺，小心官家。为逐年交州来探占城国，才成，又来劫夺，至是占城国逐年要来进奉，收拾不办。今年略有些小仪信进上帝王。愿官家万岁，乞止约交州不要来夺占城州府。交州属官家所管，自我占城国亦系大朝官家所管，交州遶括占城，如同遶括大朝一般。如断得交州一年不来，我便大段年年来进。
此表所见占城的目的是十分明确而现实的，即使是对宋朝的吹捧，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这比满篇华夷之礼更符合小国的心态。占城因希望得到宋朝庇护，利用宋朝制约交趾，因而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更明确地接受宋朝宗主国的地位，加之其国有大量华人居住，可以AI写作唐字表章，因而有比较明确的宗藩观念。(39)但《宋史·占城传》所载表章的文采、用语和用典则显然按照宋朝标准作了修润和增补。
占城进奉时通常有蕃字和唐字两本表章，三佛齐“亦有中国文字，上章表即用焉”，元丰三年(1080年)还曾寄唐字书给提举市舶孙逈。(40)这说明，这两国十分重视与宋朝的关系。但三佛齐作为重视商业，而政治上受宋朝影响甚微的国家，与宋朝对双方关系的规定必有差异，但具体情况无可查考。《宋史》卷四八九、卷四九○还收录了勃泥国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表章、注辇国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表章、大食国淳化四年(993年)表章，都经过宋朝刀手修润，不能反映这些国家对宋朝设想的朝贡体制的认识。但是勃泥国在表章中请宋朝约束占城，若本国船只“风吹至占城界，望皇帝诏占城令有向打船到，不要留”，反映了其国与宋朝交往的贸易目的。
四、贡聘不怠与称帝自若：交趾、西夏对宋朝的态度
交趾和西夏不仅在宋朝对待两国政策上有相似之处，而且两国对待宋朝的态度也颇为相似。宋朝也常以两国并提，如前引宋朝曾以同一格式颁“赐夏国主并南平王李乾德(元符四年)历日诏”。另如淳祐元年“安南入贡不用正朔，嵩之议用范仲淹却西夏书例，以不敢闻于朝还之”(41)。两国都被宋朝定为中央与地方关系，但在国内却都行皇帝制度，不奉宋朝正朔。两宋时期交趾所历四朝都如此：
注：此表根据《大越史记全书》、《安南志略》、《越史略》制作。
上表可见交趾的皇帝制度比中国更为夸张，所上尊号居然有多达五十字者。尽管其是国内制度，但与宋朝的规定已严重“僭越”，在与宋朝的交往中，交趾大部分时期仍基本遵循君臣的礼仪。如太平兴国五年交趾黎桓代丁璇上表：
世膺朝奖，僻居海隅。假节制于蛮陬，修贡职于宰旅……土茅世及，未预以守藩。臣父部领、兄琏俱荷国恩，恭分阃寄，谨保封略，莫敢怠荒……伏望赐以真命，令备列藩，慰微臣尽忠之心，举圣代赏延之典，克治遗业，因抚远夷。铜柱之墟，庶宣捍御之力，象阙之下，永输献琛之诚。惟陛下俯怜其过，未忍加罪。(42)
此外，宝祐六年(1258年)陈朝传位表中也有“伏念臣功无帝赍，爵忝侯封”，“受命于朝”，“纳忠于国”(43)等表示君臣宗藩的用语。有时也会出现破坏制度的情况，如黎龙廷杀兄自立，“未受真命，辄有称呼”，在对宋公牒中“自称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太尉及开明王”(44)，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而且如果出现不合制度的情况，宋朝会拒绝接受表章，如淳祐元年(1241年)安南入贡不用正朔而被拒绝。
宋朝与西夏于庆历四年约定，西夏用“夏国主印”，“约称臣，奉正朔，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使至其国相见用宾客礼”，誓约“倘君亲之义不存，或臣子之心渝变，使宗祀不存，子孙罹殃”。(45)但西夏在其国内与交趾一样：“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46)元昊之后历朝统治者也都用自己年号，行皇帝制度。庆历议和后宋夏双方大部分时间维持了比较稳定的关系，也可见西夏在对宋交往中基本遵守了双方的约定。甚至元丰五年(1082年)和六年(1083年)双方交战之时，西夏致宋朝表书仍未撕破君臣名分，如元丰六年西夏贡表曰：
……切念臣自历世以来，贡奉朝廷，无所亏怠，至于近岁尤甚欢和，不意憸人诬间，朝廷特起大兵，侵夺疆土城砦，因兹构怨，岁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义，特还所侵，倘垂开纳，别效忠勤。(47)
元丰五年，西夏南都统昂星巍名济致宋将刘昌祚书中虽然指责宋朝违背盟约，发动战争，声言西夏不可战胜，但也遵守君臣格式，称西夏主为国主，并称“自祖宗之世事中国之礼无或亏，贡聘不敢怠”，称战争使“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48)在和平外交时期，君臣之礼这一原则更基本得到遵守。
在世界秩序构想和双方关系的认定上，宋朝眼中的世界和诸国眼中的宋朝有吻合也有差异，甚至差异会非常大，但这就是当时国际关系运行实际存在的多样形态，远比仅关注宋朝的视角要更为真实。国际关系的制度规定常常会具有某种程度的原则性意义，如果更细致地分析各国与宋朝交往的实际目的和方式，以及宋朝实际对策，则又比本文讨论的问题更为复杂，这是本题尚不能涵盖的。
注释：
①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第二章《宋辽间的平等外交关系》、第七章《宋、高丽与辽的三角外交关系》，台北，联经出版社，1984；（China among Equals）Part Ⅱ "The Sung Dynasty in a MultiState Syste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赵永春：《宋金关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②《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③綦崇礼：《北海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三年正月己丑、绍兴二年三月己亥，北京，中华书局，1988。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景德四年八月己亥，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⑥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三佛齐国》，北京，中华书局，1999。
⑦《宋史》卷二一九《礼志二十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
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
⑨宋朝对高丽政策的演变可参见姜仲吉：《高丽与宋金外交经贸关系史论》，台北，文津出版社，2004；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
⑩宋朝对占城政策的演变可参见黄纯艳：《转折与变迁：宋朝、交趾、占城间的朝贡贸易与国家关系》，《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十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8。
(11)《越史略》，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2)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九《蔡洗等集议安南国奏状》，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3)《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三《赵元昊静难军节度西平王制》，北京，中华书局，1962。
(14)《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三《册夏国主文》。
(15)《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下》。
(16)《宋大诏令集》卷二三六。
(17)《东文选》卷之三三，郭元《上大宋皇帝谢赐历日表》。
(18)《东文选》卷之三四，金富轼《谢差郊迎表》。
(19)司马光：《书仪》卷一《表奏》，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0)《东文选》卷之三九，金富佾《告贺登极使至明州回表》。
(21)《高丽大觉国师文集》卷五《谢郊迎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该书现存三十余篇上宋哲宗和高太后谢表皆遵照这一格式。
(22)《高丽史》卷一三《世家·睿宗二》，奎章阁藏本。
(23)《东文选》卷之三九，金富佾《聘问表》。
(24)《东文选》卷之三九，金富仪《入宋告奏表》。
(25)《高丽史》卷八《世家·文宗二》。
(26)(27)《高丽史》卷一五《世家·仁宗一》。
(28)《高丽史》卷一一《世家·肃宗一》。
(29)周煇：《清波杂志》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4。
(30)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本文重新做了标点。
(31)《宋史》卷三五二《王安中传》。
(32)见周煇：《清波杂志》卷六；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赵彦卫：《云麓漫抄》卷一五等。
(33)《文献通考》卷三三五《四裔考十二·吐蕃》，上海宝鸿书局石印本。
(34)《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
(35)《宋大诏令集》卷二四○《赐甘州回纥天圣五年历日敕书》、《甘州外甥回纥可汗王夜落隔可特进怀宁顺化可汗制》。
(36)《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
(37)《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
(38)《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一。
(39)而且占城对宋朝关系十分务实，熙宁战争后，宋朝放弃了扶持占城抑制交趾的政策后，占城逐步疏远宋朝，转而主要向交趾朝贡，并最终接受交趾册封。参见黄纯艳：《转折与变迁：宋朝、交趾、占城间的朝贡贸易与国家关系》，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十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8。
(40)占城携唐蕃二表事另见《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五○。三佛齐唐字书见《宋史》卷四八九《三佛齐传》。
(41)《宋史》卷四一四《史嵩之传》。
(42)(43)《安南志略》卷第六《前代书表》，第154—155、15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44)《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二七。
(45)(46)《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上》。
(47)(48)《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