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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于2005年6月出版了新的修订本（第5版）（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这次修订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区分词与非词的基础上对所收词作了全面的词类标注，对原有的释义、例句作了全面审视。
对比《现代汉语词典》历次版本，有关词缀，我们注意到两点：一是词缀数量有所增加：2002年增订本标示的前缀只有“阿、老、有”3个，2005年新修订本则增加到6个，新增了“第、非、准”3个；2002年增订本标示的后缀有“边(·bian)、儿、尔（率尔、莞尔而笑）、个（些个）、乎、化、么、家（·jia姑娘家）、价（·jie成天价）、面、然、如、生、头、于、子”16个，2005年新修订本新增了单音节后缀“们(·men)”、“性”（党性、纪律性、创造性等）和双音节后缀“巴巴”、“兮兮”。二是在“后缀”词条下所举的语例与词典正文的相关解释不一致：后缀条举到的例子有“作家、科学家”里的“家”和“党性、阶级性”中的“性”，而在词典正文里，“家（jiā）”和“性”并没有被看成后缀，“家（jiā）”被释为“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举例也有“科学家”的“家”，“性”被释为“在思想、感情等方面的表现”，举例也有“党性”。（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
《现代汉语词典》前后版本所标示的词缀数目的增加和词典本身有关“词缀”定义阐释与相关词条义项解释的不相吻合，反映了词典编者在“词缀”问题上认识的发展和某些方面的举棋不定，也折射出学界对词缀问题认识的分歧与混乱。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词缀进行一番检讨探索。本文把讨论的内容限定在前缀、后缀的范围内。
一、学界关于词缀的认识分歧
汉语是典型的词根语，缺乏词的形态变化。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双音节合成词又有复合词和派生词的区别。由两个词根构成复合词，是主要构词手段；词缀数量少，以词缀附加于词根之前或之后构成派生词，是次要构词手段。这是人们的共识。但是，这种附加于词根的成分该如何命名，这种附加性构词成分到底有多少，有哪些？却众说纷纭。
首先从词缀的名称说。尽管将这种附加于词根的成分称为“词缀”的观点占多数，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刘月华等的《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北京大学现代汉语教研室编的《现代汉语》等，都将这种附加于词根的成分称为“词缀”。但此外仍然有较多分歧，不仅各家说法不一，而且同一学者在不同时期或不同著作中也有不同的叫法。这里仅举㈩重要的几家以示一斑。丁声树把词缀称为“附加成分”，又根据它在词中的位置区分出词头和词尾（注：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年。）；胡裕树把词缀称为“定位语素”（注：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王力先是把词缀称为“记号”，又根据位置分为前符号、后符号（注：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上册），中华书局，1954年。），后来又否定了“记号”的叫法，把前缀和后缀分别称为词头、词尾（注：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吕叔湘把词缀称为“语缀”，又根据其出现的位置分为前缀和后缀，并说明了称“语缀”不称“词缀”的好处：“不把前缀、后缀总称为词缀而总称为‘语缀’，就可以概括不仅是词的而且是短语的接头接尾成分，连那些不安于位的助词也不愁没有地方收容了。”（注：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8年。）
这些不同的名称，有些只是着眼点的不同，并不影响词缀范围的确定，如“词缀”与“附加成分”、“定位语素”等；而有些则直接影响对词缀范围的判定，如“词缀”与“语缀”，正如吕叔湘所说，“语缀”这一名称可以概括“词缀”之外的“短语的接头接尾成分”和“那些不安于位的助词”。
其次看词缀的数量。对于汉语词缀的数量，学界认识分歧较大，竟有几个与上百个的悬殊。有人严格把握词缀意义虚化的标准，极力缩减词缀数目，认为能够视为前缀的只有“阿、老”2个，能够视为后缀的只有“子、儿、头、巴、然”5个（注：曾晓鹰：《说"词缀"》，《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有人从汉语本身的特殊性出发，兼顾汉语词缀不同侧面的特点，适当放宽词缀意义虚化的标准，允许在词缀的行列里进入所谓的“类词缀”，使词缀的成员有所扩大（注：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8年。）；有人进一步放宽“类词缀”的准入尺度，认为典型词缀之外的“类词缀”至少有80余个（注：陈光磊：《汉语司法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有人则表现出更加宽容的态度，以为完全没有必要在汉语词缀问题上过于谨慎，更没有必要为本来就不多的词缀冠之以“类”呀、“准”呀之类的名称，使词缀的数量达100个以上（注：孙艳：《现代汉语词缀问题探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二、对词缀的认识存在分歧的原因
名称的不同，数量的悬殊，同一语言成分的不同归类，使得语言学界在词缀问题上出现了混乱。汉语缺乏词的形态变化的特点自然是影响词缀的确定的因素，但毋庸讳言，存在分歧、出现混乱的更重要原因还是人们对汉语词缀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不够深入，认识还有一定的偏颇。面对这种分歧与混乱，我们不应置之不顾，而应客观地冷静分析，以推进学术进步。
原因之一：模糊了词缀和词的界限
词缀是词的构成成分，是不成词语素。词与词缀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常识，把词归入词缀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出于不同的考虑，在实际操作中，不少学者把动态助词“着、了、过”，结构助词“的、地、得”也放到了词缀里。如王力在《中国语法理论》里就把“着、了、的、得”看成后符号（注：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中华书局，1954年。）；任学良《汉语构词法》也把“的、地、得、了、着”放在词尾里（注：任学良：《汉语构词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张静更是坚持取消助词的主张，把“着、了、过”划归词缀（注：张静：《新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吕叔湘把词缀称为“语缀”，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把“不安于位的助词”纳入词缀。有人混淆了词与词缀的界限而错误地把词划入词缀，而有人则坚持了词缀的不成词语素标准，分歧与混乱就不可避免了。对于助词与词缀的界限问题，严戎庚曾提出过区分标准：第一，词缀只有词中的可分离性，仅用于构词，而助词只有句中的可分离性，仅用于造句。第二，语法上，后缀和中缀只表词性和次范畴，而助词与词性无必然联系，却表结构关系或动态等语法意义（注：严戎庚：《论现代汉语词缀及其与助词的区别》，《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
原因之二：机械类比形态语言的词缀
印欧语言富于形态变化，增减或改变词缀是印欧语言里词的形态变化的普遍而重要的手段，它直接影响词义甚至句义的变化。而汉语则很少有这种形态变化。汉语在对译印欧语言的加缀词语时，往往用意译的方式体现原有的前缀或后缀，如英语的ultrasonic waves译为“超声波”，ultraconservatism译为“极端保守主义”，ultranationalism译为“极端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其中的“超”和“极端”、“狭隘”是对前缀 ultra-的对译，“主义”是对后缀-ism的对译。有人把“超”和“主义”看成汉语的前缀和后缀。
这种机械类比的方法显然是不可取的。单以“超”为例，就可说出两点理由：第一，同一个英语词缀的，既可译为汉语的“超”，又可译为汉语的“极端”或“狭隘”；不同的英语词缀，又都可译为汉语的“超”，如superconductor译为“超导体”，“超”是前缀super-的对译，而前举“超声波”的“超”是前缀ultra-的对译。这说明印欧语言的词缀与汉语的词缀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第二，“超”、“极端”、“狭隘”都是ultra-的对译，而“超”被认为是汉语词缀，“极端”、“狭隘”却没被看成词缀，可知“超”是否为词缀是有或然性的。“极端”和“狭隘”没被看成词缀，大概是因为它们都是可以独立运用的词；“超”被看成词缀，可能是因为它是不能独立运用的语素。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超”作为语素，在构词中具有非常实在的意义，它根本不是意义虚化的词缀，也不是没有完全虚化的所谓“类词缀”。
类比印欧语言词缀而被确定为汉语词缀的另如“反导弹”、“反函数”的“反”，“非晶体”、“非金属”的“非”等。
原因之三：抹杀了词缀与词根的差异
近年来有人把一些有实在意义的语素划归词缀或类词缀，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如前边提到的被看成前缀的“超”、“反”、“非”等，又比如被看成后缀的“论”、“局”、“牌”、“派”等。实际上，在汉语中它们都是有着比较实在意义的语素。比如波长只有短波波长1/10的无线电波叫“超短波”，“超”明显就是“超过”的意思；“批评”与“反批评”，“作用”与“反作用”是相互对立的，它们相反相对正是其中的“反”在起作用。“晶体”与“非晶体”两种固体原子、离子或分子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按空间次序排列，后者不按空间次序排列。“非典”是“非典型性肺炎”的缩略，其命名根据就是某种肺炎的临床症状不典型。由此可知，“非”的语义与“不”基本相同。曹炜在《现代汉语词汇研究》里认为，“非成词语素”又称为“不成词语素”（注：曹炜：《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这同样说明“非”与“不”的意义、作用相同，但人们并不将“不”视为词缀。我们认为，“超”、“反”、“非”等都是把词降格成为词素按照语法关系作用于另一词素构成新词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具有实在意义的词根而不是意义虚化的词缀。
当然，由于语义的虚化是一个渐次变化的连续统，所以语素的虚实判断起来会麻烦一些，不过因此而放弃了以虚化作为判断词缀的标准，显然也是不可取的。马庆株认为：“语义虚化很难用来作为判定词缀的条件，相反倒是意义实在也不妨碍一个语素成为词缀。”（注：马庆株：《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中国语言学报》（第六期），商务印书馆，1995年。）因而把一些明显具有实在意义的语素都看成词缀，甚至把“中国共产党委员会”的缩略词“党委”的“委”也看成所谓的新兴词缀。“党委”的“委”是词缀，“常委”的“委”就也是词缀，而“常委”有两种词义，一是常务委员会，一是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即常务委员，把表示“委员会”和“委员”两种实在意义的“委”都看成后缀，后缀的虚化标准未免失之过宽，以致抹杀了词根与词缀的差异。
三、类词缀提法的必要性及类词缀确定的意义标准
最早意识到汉语词缀不同于印欧语言词缀，并针对汉语实际情形有区别地看待不同特点词缀的是吕叔湘。“类前缀”、“类后缀”的正式提出，是吕叔湘经过长期学术思考的结果。早在1942年，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里，就注意到“园丁”、“门丁”中的“丁”，“缝工、”“石工”的“工”，“医院”、“戏院”的“院”等“一些常用来组成组合式复词的成分（近似词尾）”，并有了粗略分类：“表示各种职业从业人员”和“表示处所”（注：吕叔湘：《吕叔湘文集》（一），商务印书馆，1990年。）； 1962年，他在《说“自由”和“粘着”》一文里，再次提到“家”、“界”、“员”等“有点像词尾”的成分（注：王力：《说"自由"和"粘着"》，《中国语文》1962年第1期。）；1978年，吕叔湘明确提出了“类前缀”和“类后缀”的概念。他说：“汉语里地道的语缀不多，……有不少语素差不多可以算是前缀或后缀，然而还是差点儿，只可以称为类前缀和类后缀。”“说它们作为前缀和后缀还差点儿，还得加个‘类’字，是因为它们在语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注：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8年。）此后，类词缀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讨论类词缀问题的学者很多。不少人都承认汉语中有一种意义没完全虚化的词缀，只不过在名称的使用上不尽相同，如“稍有实义但正在虚化的词缀”（注：张静：《新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准词头”、“准词尾”（注：任学良：《汉语构词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新兴的前缀”和“新兴的后缀”（注：郭良夫：《现代汉语的前缀和后缀》，《中国语文》1983年第4期。），“新的词缀化倾向”（注：沈孟璎：《汉语新的词缀化倾向》，《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类词缀”、“准词缀”、“副词缀”、“预备词缀”（注：陈光磊：《汉语司法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等。
其实，学界关于词缀认识的分歧不在于词义完全虚化的典型的词缀，而在于类词缀。大家争论的焦点，一是要不要设立类词缀这种类型，二是确定类词缀的标准怎样。而在类词缀的确定标准中，最令人头疼的是语素义的虚化问题。有人反对“类词缀”说，固守汉语传统词缀的观念，认为只能是无任何词汇意义的语素；不少人承认类词缀说，但把握类词缀的意义虚化程度，或者失之过严，或者失之过宽。
我们认为，在汉语词缀中区分典型词缀和类词缀是必要的，这是由汉语的自身特点决定的。讨论汉语类词缀的确定标准，不能不考虑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的词根语的汉语特点。汉语的词缀，包括典型词缀，大都是实语素虚化的产物，而由实到虚的演进过程是渐进的，语素意义的虚实是一个连续统，完全脱尽原有意义、割断发展前后的意义联系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过分强调词缀只能是无任何词汇意义的语素，无异于取消汉语词缀。因为过分强调词缀只能是无任何词汇意义的语素，汉语可能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称得上词缀的词缀。我们拿大家公认的最为典型的前缀“老”为例简要说明这个问题。
例一：“予在南郑，见西陲俚俗谓父曰老子，虽年十七八，有子亦称老子。”（陆游《老学庵笔记》）
例二：“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石传神。”（苏轼《题过所画枯木竹石》）
例三：“如此搅得多了，人家便不相信他了。他可不闹急了，划着一个专门重利盘剥的老西儿，要和他借钱。”（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例一被人看作较早的“老”作词缀的语例。其实这里的“老子”的“老”仍未离开“老”的固有意义，因为十七八岁虽不算老，但因其已有子息，相对于儿子，父亲称“老子”就是取意于“老”。
在例二里，苏轼称其朋友文与可为“老可”，而自称为“小坡”，“小”是自谦之词，“老”是对人的敬称。“老可”的“老”，尽管“年老”义已不分明，但仔细体会一下，以“老”表尊并没有完全与“老”的词义脱钩，学人尊称德高望重者为“某老”就是明证。
例三中，“老西儿”是清代对山西人的贬称。在清代，票号皆由山西人经营，且有放高利贷者，故而得此称呼。“老西儿”这样的贬称，似乎是与经营票号和放高利贷者的“老道”和“老辣”是联系在一起的。
后来固定下来的出现于单音节姓氏前的“老”，更被看作纯而又纯的词缀，但我们觉得它仍然没彻底割断与“老”、“大”的联系。比如称人“老王”、“老李”，被指称者未必年老，但绝非儿童则是毋庸置疑的。表称谓的“老”不能用于年龄极小者，正说明典型词缀“老”并未完全脱尽原有意义。
我们分析词缀“老”的非绝对语法化，用意不在否定“老”的词缀资格，而在于说明汉语的特点决定了汉语的词缀与语素原意总有不同程度的某种联系。“先天性”、“创造性”中的“性”，的确没有完全脱离“性”的性质义，而2005版《现代汉语词典》把“性”确定为后缀，正是充分考虑了汉语词缀的特点。
基于这种汉语现实，我们得到以下认识：第一，把汉语词缀分为典型词缀和类词缀的原则是与汉语特点相适应的，也是必要的。第二，类词缀的意义已有虚化，但确定类词缀不能过分强调词缀语素完全脱离原有意义。第三，类词缀的判定标准应照顾与汉语词缀特点相关的不同侧面，建立一个综合指标体系。
四、类词缀判定的综合指标体系
1.位置固定且渐趋黏着
词缀必须是定位的语素，它只能放在其他词素之前或之后，而且这个定位语素与词根关系密切，其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作词缀的语素一般不能脱离词根语素单用，具有黏着性。比如用来表示“……的人”的“手”不能单用，只能附于名词、动词、形容词后，如“旗手”、“水手”、“人手”、“歌手”、“舵手”、“号手”、“枪手”、“后手”、“新手”、“老手”、“能手”、“选手”、“扒手”、“打手”。这些派生词的词根与词缀关系密切，不可阻隔，如“旗手”的“旗”与“手”之间，“能手”的“能”与“手”之间，不容插入其他成分。
2.意义明显渐趋虚化
渐趋虚化是由词根向词缀转化的标志之一，尽管可能尚未完全脱离实语素的意义。如“家”成为类词缀，经历了这样的虚化过程：家庭——经营某种行业的人家或具有某种身份的人——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具有某种特征的人。由于语素意义的不同，“家”的主观评价功能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专家”、“科学家”，有着比较明显的表敬色彩，而虚化程度更高的“空想家”、“投机家”、“欺骗家”、“吹牛家”等则有着明显的轻蔑色彩。主观评价功能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语素意义的逐渐虚化。“坛”，本指供祭祀大典使用的土台或石台，引申虚化后，《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指文艺界或体育界”，其实现在的虚化程度又进了一步，“文坛”、“教坛”、“科坛”、“政坛”之外，还有“股坛”、“舞坛”、“赛坛”、“武坛”、“辩坛”、“网坛”、“麻坛”、“车坛”，等等。渐趋虚化的作为后缀的“坛”，其主观评价态度也有一些变化，如“麻坛”似乎就带有一定的戏谑色彩。
3.有较强的类化作用，能形成同缀词的系列
类词缀的这种特点，从前边举到的“－手”、“－家”、“－坛”就可看出，又比如：
－士：女士、男士、战士、勇士、医士、护士、义士、隐士、人士、烈士
－棍：党棍、学棍、赌棍、恶棍、色棍
准－：准将、准尉、准平原、准词缀、准系词、准宾语、准女婿、准岳父
4.有区分词性的标志作用
如1.2.3.中所举例子都是名词性的。美化、丑化、繁化、简化、美化、恶化、同化、异化、强化、弱化、淡化等都是动词性的。
上面分项举到的词缀例，又都具备其他方面的条件。比如“位置固定且渐趋黏着”的“手”，已经失去了“手”的本义而具有了泛化的“……的人”的意义，这是意义虚化的表现。无论附于名词、动词、形容词之后，都使它们变成了语素，而整个结合体都是名词，也就是说，有标志词性的作用。一系列带“手”的词的出现，已经反映了“手”的类化作用。
又如渐趋虚化的语例，“坛”都不可单用，只能附于其他词根之后，具有位置固定和黏着性的特点。“家”虽可单用，但单用的“家”不同于表示“具有某种特征的人”的“家”。“家”缀词、“坛”缀词都是名词，说明它们有标志词性的作用。形成同缀词的系列，说明它们有类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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