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斗争学说的中国演绎与兴替——近代中国思想世界核心观念通检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存斗争论文,学说论文,中国论文,观念论文,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1—0001—10
生存斗争学说，就中国而言，完全是舶来品。它从19世纪末从西方传入中国，如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所述，它激发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为中国知识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由此可以提升人的能力，崇尚斗争，以征服外部世界，进行权力扩张。尽管学术界有人对史华兹的结论持有异议，但生存斗争实际上已成为近代中国思想世界的一个核心观念，举凡救亡图存、民族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几乎无不与此息息相关，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生存斗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演绎
严复在1895年3月发表于天津《直报》随后又作了补充修改的《原强》中，首次较系统地介绍了达尔文与斯宾塞的生存斗争学说。① 在评介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时，他说：其书之二篇为尤著，“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也，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趫捷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动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动物之类也，达氏总有生之物，标其宗旨，论其大凡如此。”在评介斯宾塞《第一原理》时，他强调：“其书于达氏之《物种探原》为早出，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② 这里的“物竞天择”， 包括物种与自然之争，物种与物种之争，以及同一物种之内不同群体之争，都被确定不移地视为既适用于动植物界，又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发展。
影响中国最大的，其实是斯宾塞的学说，即史华兹所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严复所全力推介的，也正是这一学说。
随后，严复译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并改其书名为《天演论》，主要意图当是充分突出“进化论”而淡化赫胥黎关于人类应以伦理学制约斗争的论点。严复在该书中并通过30条按语反复申述了斯宾塞的观点，对赫胥黎所论，同于斯宾塞者加以申述，不同于斯宾塞者加以驳斥与补正。《天演论》卷上导言一《察变》按语中，在说明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达尔文之后，特别表彰斯宾塞《天人会通论》“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欧洲自有生民之来，无此作也”。③ 导言二《广义》按语专门介绍斯宾塞的天演界说，称赞“斯宾塞氏至推之农商工兵、语言文学之间，皆可以天演明其消息所以然之故”。④ 导言五《互争》按语更直接比较斯宾塞、赫胥黎二家之言， 说明“斯宾塞氏之言治也，大旨存于任天，而人事为之辅；……赫胥黎氏他所著录，亦什九主任天之说者，独于此书，非之如此，盖为持前说而过者设也。”⑤ 导言十三《制私》按语则批评赫胥黎“群道由人心善而相感而立”的保群之论，是“执其末以齐其本，此其言群理所以不若斯宾塞氏之密也”。⑥ 导言十四《恕败》再次批评赫胥黎所述保群自存之道“其义隘矣”，斯宾塞《群谊》一篇，“则无前弊矣”。⑦ 导言十五《最旨》按语比较二人主张，说：“赫胥黎氏是书大旨，以物竞为乱源，而人治终穷于过庶。此其持论所以与斯宾塞氏大相径庭，而谓太平为无是物也。斯宾塞则谓事迟速不可知，而人道必成于郅治。”⑧ 《天演论》卷下论十五《演恶》按语又一次激烈地批评赫胥黎说：“通观前后论十七篇，此为最下。盖意求胜斯宾塞，遂未尝深考斯宾塞之所据耳。夫斯宾塞所谓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则必日进善不日趋恶，而郅治必有时而臻者，其竖义至坚，殆难破也。”按语还特别提醒读者，对斯宾塞所立之群学，“赫氏亦每略其起例而攻之，读者不可不察也。”⑨ 严复在该书译序中清楚说明，选择赫胥黎此书，并非认为此书可以取代斯宾塞学说，而仅仅是因为：一、此书之旨，可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二、“其中所说，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三、“此书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矣”⑩。赫胥黎强调以伦理指导人类发展，纠正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活动规律无条件地运用于人类。严复则在这些按语中捍卫了斯宾塞的观点：在伦理领域，起支配作用的仍然是残酷的弱肉强食的法则。在严复心目中，斯宾塞生存斗争学说的普世适用性是不容丝毫怀疑的。
更值得关注的，是生存斗争学说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知识界是如何演绎的。
在严复那里，“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与“自然淘汰，人为淘汰”已被运用于考察“今日之世变”，由此论定中国与西方之所以强弱悬殊，乃是因为“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月重，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具体表现为：其待人也，“中国人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于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正是由于这些差异，中国陷入“灭四千年之文物，而驯致于瓦解土崩，一涣而不可复收”的空前危机。为此，严复大声疾呼，要学习西方，奋起直追，以避免亡国灭种、四分五裂的祸患：“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可以自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救；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11) 随后，在梁启超那里，国家竞争被看作“进化之母”，“文明之媒”。(12) “生存竞争，天下万物之公理，既竞争则优者必胜，劣者必败，此又有生以来不可避之公例也。”(13) “所谓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之理， 使普行于一切邦国种族宗教学术人事之中。”(14) 他们都以生存斗争学说推翻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并从中演绎出中国师法西方变法自强的整套理论。
斯宾塞的理论，在章太炎那里，则直接演绎出以“反满”为旗号的中国式的民族主义。
章太炎和曾广铨合作翻译《斯宾塞尔文集》，连载于1898年《时务报》改版而成的《昌言报》第1册至第6册及第8册，所译两篇题为《论进境之理》及《论理俗》，由于戊戌政变发生，《昌言报》停刊，《斯宾塞尔文集》的翻译中辍。章太炎和曾广铨所译的《斯宾塞尔文集》未单行出版，在《昌言报》发表时，影响也远不及《天演论》那么轰动。但斯宾塞的学说影响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斯宾塞的学说，成为章太炎所撰述的《訄书》的重要理论支柱。《訄书》初刻本《原变》强调：“物苟有志，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变至于人，遂止不变乎？人之相竞也，以器。……石也，铜也，铁也，则瞻地者以其刀辨古今之期者也。……要之，蜕其故用而成其新用。”(15) 《族制》篇名章太炎曾打算改为“竞存”，更直率地宣称：“五帝之民，何为而皆绝其祀也？是无他，夫自然之淘汰与人为之淘汰，优者必胜，而劣者必败也。”(16) 《原人》篇则根据从猿到人的进化论，断言“人之始，皆一尺之鳞也。化有蚤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犷而戎夏殊”，在“秩乎民兽，辨乎部族”、“一切以种类为断”的名义下，要求排拒亚洲之戎狄与欧美等异种：“异国之不忍，安忍异种？異教之不耦俱，奚耦俱无教之狼鹿。”(17) 孙中山组建兴中会时，所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沿袭元末明初反对元蒙统治者的口号，而章太炎及其后革命派中许多人，则将这一口号与斯宾塞的学说结合起来，使斯宾塞的生存斗争学说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思想界所倡导的同西方列强进行兵战、商战、学战、农战、工战等，由此也都具有了生存竞争的性质，获得了新的理论诠释。
“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还直接演绎为20世纪初的革命学说。邹容《革命军》绪论中明白宣布：“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立人者也。”(18)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阐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革命纲领时，明示他是以欧美社会进化历程为蓝本：“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盛行专制，而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治化焉。”(19)
在中国传统思想世界中，占支配地位的一直是一治一乱、一兴一亡、一盛一衰、一分一合的循环论，黄金时代是在远古时代，因此，唯古是尚，因袭传统被看作天经地义。人与人之间，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贵贱有等，礼不逾节。这就是《论语·学而》中所说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礼记·中庸》所说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进化的观念，竞存的观念，在尊奉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传统思想世界中几乎完全没有地位。可是，生存斗争学说却将中国传统思想世界中的上述主导观念一下子全部颠覆了。正如其时陈天华《狮子吼》所说：“自有达尔文先生这一篇进化论出来，世人遂把尊崇古人的谬见丢了。事事都想突过前人。”(20) 经常为人们所引用的胡适《四十自述》中所述一段亲身经历，生动地显示了这一颠覆速度是如何之快，方面是如何之广：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做孙竞存，一个叫做杨天择。我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21)
20世纪之初，是中国现代社会科学草创时期，而它们则几乎都是在进化学说的直接支配之下创立的。梁启超说：“自达尔文种源说出世以来，全球思想界，忽开一新天地，不徒有形科学为之一变而已，乃至史学、政治学、生计学、人类学、宗教学、伦理道德学，一切无不受其影响。”(22) 这并非过甚其词。 以“进化”为主旨的大批著作，被译介到中国来。如斯配查（斯宾塞）原著，涩江保译、韩昙重译的《社会学新义》，加藤弘之著，杨荫杭译的《物竞论》，有贺长雄著，麦鼎华译的《人群进化论》，加藤弘之著，杨廷栋译的《政教进化论》，民友社编、陈国镛译的《十九世纪文明进化论》，马君武1901年出版了《达尔文物竞篇》（《物种起源》第三章），1902年出版了《达尔文天择篇》（《物种起源》第4章），1904年出版了《物种原始》第一卷（《物种起源》前五章）。这些著作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草创的样本、或主要理论依据。以历史学而论，梁启超高唱“史学革命”，就是要求历史著作改为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求得前世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23) 当时问世的一批新型中国历史著作，如梁启超本人的《中国史叙论》、曾鲲化《中国历史》、夏曾佑《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无不显示这一特色。检视这一时期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宗教学的实际情况，也几无一例外地，都处于进化论或生存斗争学说支配之下。这则表现了生存斗争学说影响的深度。
在阶级斗争学说中变形与发酵
生存斗争学说被介绍到中国以后，立即获得广泛认同，并被运用于中国维新变法和革命实践，是中国在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国家生存危机和社会生存危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正面临被列强瓜分、宰割的命运。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空前的震荡期，社会各阶层、各集团、各群体乃至各个个人，都已无法照旧生存下去。面对三重生存危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确实起了当头棒喝，令人警醒的作用。
然而，生存斗争学说对中国说来，又潜伏着极为不利的方面。这是因为中国面对西方列强，是弱者，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劣势；在中国内部，广大被压迫被统治者，面对掌握着国家巨大权力与财富的统治者、压迫者，也是弱者，也在许多方面处于劣势。按照“优胜劣败”法则，中国在同西方的竞争中，被压迫被统治者在同压迫者的竞争中，便难以避免失败的结局。生存斗争学说还有一个更为致命的问题，这就是它漠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对生存斗争的抑制所具有的意义。尤其是处在中国特别重视家族伦理关系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环境中，生存竞争虽具振聋发聩的警醒功能，却和人们日常生活实际常常格格不入。因此，中国思想家们早已试图对此加以补救。如1908年9月，孙中山在南洋已指出， 严复和许多人对赫胥黎观点的诠释不少地方并不符合赫胥黎原意，《进化论与伦理学》所说“进化”，不应译作“天演”，因为进化“有天然进化、人事进化之别”，“人事进化与天然进化有相因的，亦有相反的也。”(24) 这是指明人与人之间除同于万物竞存一面之外，还有非竞存一面。1912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中则强调：“物竞争存之意已成旧说，今则人类进化，非相依相助，无以自存。”(25) 这已是以“相依相助”为人类进化的根本原则。后来，他在1918年撰定的代表作《孙文学说》中，对物种进化与人种进化的不同原理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述：
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乃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26)
在这里，以互助为原则，还是以竞存为原则，成了区别人性与兽性、人类进化与其他物种进化的根本标志。不过，世界范围内如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血腥的战争，中国国内袁世凯屠杀革命党人，复辟帝制和北洋军阀到处肆虐、鱼肉百姓，以及列强虎视眈眈继续加紧宰割中国的现实，都表明不依竞存而以“互助”为人类进化原则终究只是一种美妙的理想，或主观的愿望。基于此，陈独秀1915年10月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便倡导当以“兽性主义”为今日中国之教育方针。他就此写道：
进化论者之言曰：“吾人之心，乃动物的感觉之继续。人间道德之活动，乃无道德的冲动之继续。良以人类为他种动物之进化，其本能与他动物初无异致。所不同者，吾人独有自动的发展力耳。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直，不饬伪自文也。皙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唯此兽性故；日本称霸亚洲，唯此兽性故。彼之文明教育，粲然大备，而烛远之士，恒期期以丧失此性为忧，良有以也。(27)
因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而光彩熠熠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一下子将人们从上述两难困境中解脱了出来。马克思早就说过：“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依据。”(28) 马克思所确立的唯物史观，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物质条件有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都处于狭隘阶段时，为了争取生活必需品和自身利益最大化，部族与部族、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不断展开斗争。在人类文明史开始以后，非统治阶级和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之间的对立普遍、激烈、深刻，皆由于此。与此可见，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学说确实给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自然科学依据。恩格斯谈到生存斗争与阶级斗争两种学说的关系时说过：“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这简直是什么也没说。……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单归结为生存斗争的差异极少的阶段，就更有内容和更深刻得多了。”(29) 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人说来， 阶级斗争学说将人群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部分，一是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另一是被统治阶级、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剥削阶级通常处于优势地位，是强者，被统治阶级、被剥削阶级通常处于劣势地位，是弱者，但是，阶级斗争学说要求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联合起来，向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作殊死斗争。这样，他们就能从劣势转变为优势，从弱者转变为强者。这就解决了竞存与互助如何并存及优者胜劣者败定势如何扭转这两大难题。
李大钊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阶级斗争学说的解读，生动地表现了中国人是如何将生存斗争学说、互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这三者加以打通与综合的。这篇长文中写道：
就这阶级竞争的现象，我们可以晓得，这经济上有共同利害自觉的社会团体，都有毁损别的社会团体以增加自己团体利益的倾向。这个倾向，斯宾塞谓是本于个人的利己心。……“自己发展”是生物学上、社会学上一切有机的进化全体根本的动机，是生物界普遍无敌的倾向。阶级竞争是这种倾向的无量表现与结果中的一个。(30)
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斗争是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马氏所理想的人类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在这经济构造建立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有过一日消灭，不过因他常为经济构造所毁灭，终至不能实现。这是马氏学说中所含的真理。(31)
李大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驱。将阶级斗争视为生存斗争无限量表现和结果中的一项，表明生存斗争学说并未因阶级斗争学说输入而消逝，它托庇于阶级斗争这一新的驱壳而继续活跃在人们的思想与实践之中。中国人呼吁互助，向往互助，但所面对的现实却仍然是无止境的争竞、冲突，生存斗争牢牢扎根于人们的脑海之中也就毫不奇怪了。
陈独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统的另一位先驱。他在介绍马克思剩余价值、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理论的《马克思学说》一文中特别强调说：
有以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一种自然进化说，和他的阶级争斗之革命说未免矛盾。其实马克思的革命说乃指经济自然进化的结果，和空想象的革命说不同；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所以唯物史观说和阶级争斗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32)
在这里，陈独秀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都视为进化历程上当然的现象。他在这时许多文章中，都一再强调懂得进化论的人，一定要用社会进化的观点观察问题。在《论政治》一文中，他便用进化论论证必须实行劳农专政。他说：“我们人类文明最大的效果，是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人类底强权也算是一种自然力，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底效用。”“我以为强权之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由此可以看出，强权所以可恶，是他底用法，并不是他本身。”(33)
李大钊、陈独秀对于阶级斗争和生存斗争相互关系的处理，在当时很具代表性。李大钊比较关心人们在斗争的同时，还有互助的一面，并认为互助最终将会取代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陈独秀则较少议论互助，而更多强调的则是斗争，他认为：“孟子人性皆善底话，只看见性的一面，已为常识所不能承认的了。主张人性皆恶底人，也可以说‘独占之心，人皆有之；残杀之心，人皆有之；嫉妬之心，人皆有之；嗔忿之心，人皆有之；自利之心，人皆有之。’……我看人类无论理性如何发展，本能是不会减衰的。”因之，他痛斥无政府主义空谈，而坚持以国家、政治、法律等强权做改造社会的工具。(34)
毛泽东坦陈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35)。这一“斗争哲学”的雏形，可见之于毛泽东1917年至1918年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代表作《伦理学原理》时所写的批注。在这些批注中，毛泽东认定：“人为自然规律所支配”(36)，“人类者，兽格、人格并备”(37)。泡尔生论定物理之害为人生所不可少时指出：“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毛泽东评为“至真之理，至彻之言”(38)；泡尔生论定“吾人等于古今历史中，删除其一切罪恶，则同时一切善行与罪恶抵抗之迹，亦为之湮没”，毛泽东在这一段论述旁写下一段长长的批语：“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导也，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39) 毛泽东具有强烈生存斗争色彩的人生哲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可以说，正是建立在这一信念的基础之上。而这一“斗争哲学”的完整表述，则见之于毛泽东1949年8月所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使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唯心主义。”“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们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40)
很长一段时间中，阶级斗争在中国共产党文献中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然而，在中国人这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含义与马克思本人所界定的意义其实并不完全一致。毛泽东1925年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划分阶级时便明显依据人们占有财富数量的多少，生活富裕贫困的程度，而没有像马克思本人那样突出他们与何种生产方式相联系，即代表何种生产方式。确定各阶级的革命性时，也主要不是依据他们的维护什么样的生产方式，而是认定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反动：
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点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拿农村来说：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是半无产阶级，雇农是无产阶级。拿都市来说：大银行家大富人大工业家是大资产阶级，钱庄主中等商人小工厂主是中产阶级，小商人手工业主是小资产阶级，店员小贩手工业工人是半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是无产阶级。五种人各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各有不同的阶级性。因此对于现代的革命，乃发生反革命，半反革命，对革命中立，参加革命和为革命主力军之种种不同的态度。(41)
大、中、小资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概念，在毛泽东这里与在马克思那里，显然不一样。
突出占有财富数量的多少，生活富裕贫困的程度，实际上，就是突出人们生存状况、生存条件的优与劣，将人们的生存权放在第一位。既然以衣、食、住等人类生活的第一前提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株守着古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广大农村大、中、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也被划入大、中、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范畴，城市中旧式大富人、钱庄主、中小商人、雇员小贩手工业工人及苦力同样被划入大、中、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范畴。(42) 显然这一划分方法，生存斗争色彩要更为浓厚。然而，这一划分方法在中国民族生存危机、国家生存危机和社会生存危机都日益深重的现实条件下，却更有利于动员处于社会下层的最广大民众奋起造反。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就被概括为“造反有理”这样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带领下，立足于对中国上述阶级分析，将工作重心从先进的现代都市转向落后的农村，从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城市资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转向仍和传统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广大农民，尤其是处于赤贫状态的贫农、雇农、游民及其他城乡苦力，对中国最为广大的下层民众进行了最为广泛的社会动员。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革命大旗，动员了民众，组织了民众，依靠广大民众发动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独具中国特色的阶级划分以及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的胜利，使“斗争哲学”获得了最有力的支持。于此人们就可以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把握《实践论》、《矛盾论》这些著作由以产生的思想渊源和深刻内涵，特别是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由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这一论断的思想渊源和深刻内涵。对立面统一的学说被改造成为对立面斗争的学说。毛泽东在《辩证唯物论》讲义《矛盾论》原文中，有一段论述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去了，这一段论述却非常明白地说明了斗争绝对性的含义：“国际间的和平条约是相对的，国际间的斗争是绝对的。阶级间的统一战线是相对的，阶级间的斗争是绝对的。党内思想上的一致是相对的，党内思想上的斗争是绝对的。自然现象中的平衡、凝聚、吸引、化合等是相对的，而不平衡、不凝聚、排斥、分解等等是绝对的。当着过程在和平条约、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平衡、凝聚、吸引、化合等等状态之时，矛盾与斗争也仍然存在着，不过没有取激化的形式，并不是没有了矛盾，停止了斗争。由于斗争，不绝地破坏一个相对状态而转到另一个相对状态去，破坏一种过程而转到另一过程去，这种无所不在地斗争性，就是矛盾的绝对性。”(43) 恩格斯曾严厉批判过到处只看到斗争和到处只看见和谐的合作，两者都是片面的、偏狭的(44)，斗争的绝对化，实际上复活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为社会普遍法则这一斯宾塞的老命题，从而否定了恩格斯的批评。
生存斗争学说的当代隆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终于走出了已被困扰了一个世纪的深重民族生存危机、国家生存危机和社会生存危机。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其实不仅仅是武装斗争的胜利，也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胜利，中国人民大团结的胜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合作，内外交流”，本身就是一个走出冲突与斗争而走向合作与互利的方针。可是，在这之后，斗争哲学仍然继续支配了中国近三十年。这里固然有客观的原因：一是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完成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这就要继续“与天斗”、“与地斗”，即坚持物种与自然的斗争；二是“冷战”的国际环境，以及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边境战争等“热战”所代表的“与人斗”，即相当于物种与物种之间的斗争也在继续。然而，更主要的，还是主观原因，这就是国内“阶级斗争”的持续化与扩大化，这也是“与人斗”的一部分，相当于物种内部的斗争。
国内“阶级斗争”持续化与扩大化，直接渊源于我们自身理论准备的不足，因而过度信奉列宁、斯大林的过渡时期理论和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视社会主义为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进行你死我活斗争、作谁战胜谁终极较量的时期。资产阶级被视作要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进行复辟，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广大农民小生产者被视作每日每时不断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进行复辟的温床。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阶级斗争将越来越尖锐化。(45) 于是，通过“阶级斗争”改造和消灭农民小私有经济， 通过“阶级斗争”改造和消灭民族资本家私有经济。1956年，当对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以及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出乎意料地顺利完成之后，毛泽东曾一度判断，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社会主要矛盾将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些矛盾可利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和和风细雨地加以解决。然而，这一估计将有延续多久，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重新被确定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于是，又发动了一场场“阶级斗争”，打击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拔去干部中与广大农民中妨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各种“白旗”，并通过“阶级斗争”去打倒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内持不同意见者，反击党的各级干部中任何支持农民多一点自主权要求和为受冤屈者翻案的企图。
人只有处在社会之中，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才能成为真实的存在。因此，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人的本质。当社会已经克服了先前民族、国家、社会多重生存危机而走向恢复、重建和发展时，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将不严重的局部矛盾冲突扩大化、持续化、普遍化，强行将社会撕裂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部分，不仅使社会由此而被分裂，也使党从领袖到各级干部，乃至普通平民百姓，都不免要发生异化，将自己所面对的资源、自身的活动及活动成果变成与自己相对立的力量。在这基础上，斗争哲学亦逐步升级，演变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46)，乡村、城市都要划阶级(47)，一分为二(48)、综合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49)，党内出现了“资产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终于一步步走到“文化大革命”，全国全面专政，全国全面内战。与此相异的各种观点、各种主张，如承认多种经济并存的“综合基础论”，重视对立面统一的“合二为一”论，主张要体现不同潮流不同要求的“时代精神汇合论”，一概被斥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理论，任何调和、折衷、让步的主张，都被斥为对“阶级斗争”学说的背叛。
在考察毛泽东一分为二、综合就是一个吃掉一个等论述时，人们不能不注意到，生物进化学说经常被用来作为佐证、依据或思想源流。1964年8月18 日在北京关于哲学问题谈话中，在说明什么是综合时，他就是从生物进化过程开始的：“从前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后来提出人能制造工具，人是社会动物。动物发展不少经过一百万年，才生出人的头与手，将来还要发展。我就不信只有人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猴子里面又只有过去那么一种猴子能进化？一百万年、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要变，马、牛、羊、昆虫，要变。动物是植物变的，海藻变的，章太炎都知道。……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为了现在斗争的需要去读书，与无目的地去读书，大不相同。”读自然科学史，讲生物进化，都是“为了现在斗争的需要”，其实就是可以据此深信阶级斗争，“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兴起，一个社会消灭，一个社会兴起”及“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都是合乎“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自然规律的。(50)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开始便批评了清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指出依据这种主张，“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结论中重申：“历史的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51)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将“天演论”放在“体”之内加以评价的。对“天赋人权”还作了批评，而对“天演论”即生物进化学说或生存竞争学说则没有加以非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12月29日姚文元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汇报自己读书心得的报告，其中说道：“赫胥黎为达尔文主义奋斗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比严译《天演论》好看多了，由于倾注全力证明人的老祖宗是猿，曾引起神学家们的狂叫怒骂。他用的方法是解剖学的比较方法，一当进入人类历史领域，就显得论据不足了，他不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52) 毛泽东当天便写了一则批语，其中特别写道：“《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53) 在“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刻，仍不忘《天演论》，评论此书“前半是唯物的”，是肯定赫胥黎坚持“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生存斗争学说，“后半是唯心的”，则是否定赫胥黎在论及人类社会发展时要以伦理来限制“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从这里，不难发现，愈演愈烈的一分为二、一个吃掉一个等斗争学说，同生存斗争学说有着多么深远的内在联系。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以生存斗争为内核的斗争哲学终于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当人们反思三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时，不能不严肃地思考人的本质问题，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问题，人与人互助、合作问题，社会协调发展与社会和谐问题。在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聚精会神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发展之后，对人的关注从先前的生存权转向发展权，转向全面保障和增强人的基本权利。经过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提倡、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鼓吹、新启蒙运动的开展，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保障人权入宪，直到确定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与终极目标，再到当前建设和谐社会蓝图的绘制，延续大半世纪的生存斗争学说及其变形终于一步步为关于人类社会、人自身发展的学说所取代。而这一转变，必将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华文明的历史性的转型，确定更为健康的路径，带来新的巨大动力。
注释：
① 进化论传入中国，并非自严复开始。在此之前，已有很多类似介绍。较早的如1893年出版的《格致书院课艺》第4册所刊学生钟天纬的课艺文，即介绍了达文（达尔文）与施本思（斯宾塞）的进化观点（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5—366页）。其他叙述宇宙、生物进化的著作也陆续有中译本出版。章太炎早年所撰《膏兰室札记》便从中吸收不少新说。但是，用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来全面比较和抨击中国传统观念，却不能不承认实发端于严复。
② 严复：《原强》，此处引用的是该文修订稿文字，与原发表稿其义并无歧异，但文字较明白晓畅。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17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25、1328、1334、1347、1349、1350、1392—1393页。
⑩(11)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4册，第1—2页。
(12)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文集4》，第57页。
(13) 梁启超：《豪杰之公脑》，《饮冰室合集·专集2》，第33页。
(14) 梁启超：《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饮冰室合集·文集13》，第18页。
(15)(16)(17) 《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28、41、169—170页。
(18) 见邹容《革命军》。
(19)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8页。
(20) 天华：《狮子吼》，《民报》第3号，第130页。
(21) 胡适：《四十自述》，见《胡适作品集1·四十自述》，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4页。
(22) 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12》，第79页。
(23)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9》。
(24) 孙中山：《平实尚不肯认错》，《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4—385页。
(25) 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0页。
(26)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5—196页。
(27)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8—89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27页。
(29)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生物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2—573页。
(30)(31)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0、34—35页。
(32)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4页。
(33)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4页。
(34) 《答郑贤宗》，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46—47页。
(35)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页。
(36)(37)(38)(39)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70、274、182、184—186页。
(40)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76、1375—1376页。
(41) 姜义华编《中国近代名家著作选粹·毛泽东卷》，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9—40页。
(42)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知识分子也依同样的标准， 被划入不同阶级范畴。“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生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被划入大资产阶级，”“许多高等知识分子——华资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被划入中产阶级，“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被划入小资产阶级。见姜义华编《中国近代名家著作选粹·毛泽东卷》，第41、42、45页。
(43) 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苍苍社1984年版，第273页。这一论述其实源自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中指出：“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的和谐的开展，而是通过对象、现象本身固有的矛盾的揭露，通过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活动的对立倾向的斗争进行的。”毛泽东的论述，进一步发挥和强化了斯大林这一观点。
(4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生物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1—572页。
(45) 可参阅姜义华：《过渡时期理论与实践取代新民主主义历史背景的一项考察》，见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切问集》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318页。
(46) 见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其中说：“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表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见《教育革命》，北京，1967年4月，第147页。
(47) 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专门谈到划阶级的问题说：“工业、农业、商业都要划阶级，学校、机关、军队、文化团体也要划阶级。此外，街道、小市镇也要划。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4页。
(48) 见1963年11月毛泽东对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其中特别强调了“世界是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你们看，统一的事物，一分为二，变为相互斗争的两部分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修改的文字中，反复突出了阶级斗争是人类自从进到文明时期以来整个历史发展的动力，痛斥以缓和、融合代替斗争，并一再说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民族主义这些庞然大物，以及他们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而真正的革命家、小人物则代表未来，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1—408页。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为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85页。）
(49)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关于哲学工作的一次谈话中在叙述了人类由进化产生，今后仍将继续进化之后，便批评“历来讲分析、综合，没讲清楚。”他认为：“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吃风是综合。从来的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为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见《教育革命》第176—178页）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田家英、陈伯达、胡绳等谈论时再一次强调：“综合就是吃掉敌人。……对国民党的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见《教育革命》第217页。）
(50) 《关于哲学工作的一次谈话》，《教育革命》176、180页。
(51) 《在杭州的谈话纪要》，《教育革命》第214、218页。
(5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注释[1]。
(53) 《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语》，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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