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屋建瓴 各领风骚——建国以来出版的三部《中国民族史》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屋建瓴论文,中国论文,建国以来论文,读后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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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怏怏大国。各民族先民自古以来就生息、繁衍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共同缔造了几千年来中国的灿烂文化。要了解千古以来的华夏文明，就得了解共同创造其文明的几十个民族的产生、发展、兴盛（或消亡）的历史和文化。
早在三十年代，史学前辈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就十分重视中国民族史研究，并各自出版了一本《中国民族史》，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民族事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有关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论文、专著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五十六个民族的简史也相继出版，一大批中国民族史中、青年工作者正夜以继日地耕耘在中国民族史这块沃土上，成绩可喜可叹！然仔细检索，我们不难发现，自解放初期至八十年代末，四十年内还没有一本系统地介绍中国民族史的专著付梓，读者能看到的仍是老得发黄的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及吕振羽等史学前辈的几个版本的《中国民族史》，这于中国民族史之研究无疑是不相称的，于史学工作者也为一大缺陷，更何况吕思勉著《中国民族史》“是一种古今混合、人种混合的体例”，[①]林惠祥所著《中国民族史》“只是把中国古代史籍中有关民族史的资料排比串连”，[②]而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因是“简”史，过于简略，这样，编写一部系统、完整而全面的《中国民族史》迫切之感跃上许多科学工作者之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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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广西民族学院徐杰舜教授一人上阵，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毅然着手编写《中国民族史新编》（以下简称《新编》），搜集资料、构思体例、撰写论述、修改定稿，两年来筚路蓝缕，呕心沥血，1989年8月终于捷足先登了！建国以来大陆的第一部《中国民族史》专著就此诞生了！她的出现，填补了建国以来我国无全面、系统的中国民族史专著的学术空白！为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披荆斩棘，开辟了道路！接着，1990年10月、1994年12月，江应梁，王钟翰二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也相继问世！三部《中国民族史》，洋洋大著昂然屹立于史学之林，在中国民族史之研究领域执其牛耳！
《新编》的出版，打破了四十年来的沉寂！她凝结着徐教授多年来辛勤的汗水，不仅填补了四十年来无全面、系统的中国民族史专著之空白，而且在体例上除继承发展前人之志外，许多方面大胆创新，勇于突破，超越了前人！特点之一，突破了历史王朝的框架，按民族自身发展的规律去编写，“坚持摈弃了传统的体例，把中国民族史从中国通史的附庸地位中独立出来，根据民族自身发展的规律，即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的规律，来叙述中国古今民族的历史出现过的民族，以及当代民族的来龙去脉，从而尽可能完整地勾画出古代中国民族和当代中国民族的概貌。”[③]中国民族史的传统写作方式是把其自身的发展放到历史王朝的框架中去，让它随着历史王朝的兴衰更替而兴衰更替，这样，中国历史的发展顺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去发展，各民族的历史也随着其“分合”。徐教授认为，民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虽受封建王朝的影响，但主要是按自身发展的规律去发展，他“力图把各个民族自身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作为贯穿中国民族史的一条重要线索”。[④]
《新编》区别于其它民族史的第二大特点是，除同其它民族史一样重点论述各少数民族发展外，她在很大篇幅上论述了汉民族的发展史，把汉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对象。这本是理所当然的，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等史学前辈在他们的著述中也曾作了精辟的论述，汉民族被看成是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然而，正如徐教授所言，建国后许多史学、民族学工作者忽略了这一问题，认为中国民族史是除汉族之外的其它各民族历史，因而出现了“汉族即中国，中国即汉族”的错误倾向。徐教授认为，一部中国民族史就是汉族同其它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如果忽略了汉民族的存在，这部中国民族史说得更准确些就应称之为中国少数民族史。
第三，徐教授认为，中国民族史的编写应该区别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民族关系史虽应被视为中国民族史的一部分，但写一部中国民族史，主线应是写各民族的渊源、形成和发展，民族关系史只能为其论述服务。诚然，一部好的中国民族史，除有必要时涉猎民族关系史的内容之外，应重点论述各民族的源流、形成、发展及兴盛（或消亡）的历史，充分体现出各民族自身发展的规律及特点。
当然，《新编》限于篇幅和个人精力，有关各民族按自身发展规律产生、发展、兴衰（或消亡）、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等若能增其篇幅，则是锦上添花了。正如徐教授自己所言：“要用不大的篇幅来叙述各民族之间关系在内的中国民族史是十分困难的，而用个人的精力来完成包括各民族关系史的内容在内的中国民族史的任务也绝非易事。”[⑤]
概言之，《新编》按照各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来论述，体裁新颖别致，使人一览便能窥其全貌；增添汉民族史于中国民族史之中，纠正了建国以来把汉族对立于少数民族的“王统论”错误观点，使史学前辈们的研究成果再一次得到承继，并发扬光大。熊锡元教授评价说，徐教授“史学功底深厚，又勤于学习马克思主义；长于民族理论，以论治史，史论结合，驾驭自如。”[⑥]《新编》不愧为一部创新之作，1989年荣获中南六省区优秀书荣誉奖，1991年荣获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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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云南大学历史系江应梁先生主编、林超民教授副主编的长达112万言的巨著《中国民族史》于1990年11月出版了。她的面世，了却了自方国瑜先生、江应梁先生起几代人的心愿，特别是江应梁先生，为了促进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在晚年八十高龄、体弱多疾的情况下，仍率领以林超民博士为首的弟子们夜以继日地劳作，并亲自组织人员，设计框架、拟订题纲、披览审阅，劳苦功高，只可惜，还没有等得及《中国民族史》的出版，就先她而去了。正如林超民教授在后记中所说的，江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遗产。本书的出版使他多年的愿望变为现实，如九泉有知，他应感到欣慰。我们把本书奉献于他的灵前时，也可以无愧地说，我们没有辜负他对我们的辛勤培养和殷切愿望”。[⑦]这套《中国民族史》的出版是云南大学历史系前辈们多年的夙愿，也是他们几代人精诚团结、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套《中国民族史》在顾及到汉族发展史的同时，着重论述了各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源流、变化发展、分合离析等，是其一大特点。江先生认为：“中国历史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缔造的，因此，研究中国历史，不仅要研究汉族的历史，还必须重视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少数民族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离开了中国民族史，就不可能有完整的科学的中国史。”[⑧]《中国民族史》洋洋洒洒一百万余言，其大部分篇目即在于此，无论是在历史进程中起过主宰作用的蒙、满，曾经一度与中原王朝抗衡的吐蕃、契丹、女真、南诏，还是小到无足轻重的奚、乌古、敌烈等族都花了一定篇幅进行论述，做到不夸大事实，也不歪曲、遗漏某些或某一民族的历史，不管我们认为重要与否。与此同时，对那些在中国历史上起过主宰作用、影响大、建政时间长、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民族进行重点、详细地论述，突厥、回纥、契丹、女真，特别是南诏、大理是其显例。
以王朝发展为主要线索，找寻各民族的发展规律，是其又一特点。虽然“‘王统论’的思想应彻底否决，但王朝发展史则是我国古代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王朝的更替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受客观规律的制约。只有对历代王朝兴亡更替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探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各民族自身发展的规律。”[⑨]通过王朝变化史这条线索了解各民族发展线索，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这样，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边疆各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就成了本书不可缺少的内容。确实，一部《中国民族史》，除其各民族自身的产生、发展、鼎盛（或消亡）及其共同拥有的文化心理素质之外，各民族之间及各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史应被视为其有机组成部分，民族关系史隶属于民族史，民族史涵盖民族关系史。
利用自己的优势，写出西南地区民族的特色，是这套民族史的第三大特点。云南大学历史系中国民族史专业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专业，“家”学深厚，被誉为“滇史巨擘、南中泰斗”的史学前辈、民族史专家方国瑜先生是治西南、尤其是云南地方史的集大成者，他对西南尤其是云南二十六个民族之研究目前无人能比。《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云南史料丛刊》、《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是研究云南乃至西南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在他熏陶、培养下的各位老师无不在史学界占据一席之地。《中国民族史》中各有关西南篇目吸收、发展并完善了方先生的研究成果，目前海内外有关其篇目或论著尚无人能比。可以预料，在今后乃至很长一段时期内，很难有人超迈于此！特别是有关南诏、大理、昆明、滇、哀牢等民族之研究，见地独到，堪称前无来者！
另外，林超民教授除继承“家”业以外，在其撰写的中册中对西北各族的研究也颇有见地！
当然，这套《中国民族史》也存在其不足，正如任何一本出版物一样。其一，缺少对各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介绍，看完全套《中国民族史》，却不一定了解其中各民族的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及饮食起居等心理特质，这对初习民族史的人是一大缺陷。其二，对中南各族，论述过于简略，且有的地方失之偏颇。中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多达两千多万，是少数民族第二大聚居地（仅次于西南），理应受到重视。
瑕不掩瑜，这套《中国民族史》尽管美中有不足，但仍不愧为民族史上乘之作，且在很多方面填补上阙如已久的空白。一九九五年被评为国家社会科学图书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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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最晚（1994年）、耗资最巨（七五国家重点课题）、时跨最长（1986—1994年）、写作班子最为庞大（国家民委、中国社科院、中央民大等共16人）的王钟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博采众家之长，首先为其成书质量作了保证。记得林超民教授曾说过，“一本书、一篇论文的价值高低，视其所注参考书目便可知其一、二。”一个人要想写出好的论文或专著，不下苦功去看、去研究，不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闭门苦思是断难造出好“车”来的。王先生《中国民族史》所引书目多达四百五十八种，令人瞠目结舌！在如此浩如烟海的一册册史书中去找寻一条条有关民族史的史料，不知要耗费多少人多少功夫！四百多种书中所收集的繁富史料要让它为我们的论证服务，又足见其作者之功底。
其次，论证详实，说理透彻是其又一特点。王先生《中国民族史》的编撰动用十六人之多，且人人在自己的领域内建树颇丰。纵览全书，可以看出，几乎篇篇以大手笔形式一气呵成，读来顺畅流利！特别是绪论中有关民族史分期的问题，中国疆域、民族战争、民族英雄等问题自圆其说，谈得透彻，合乎情理，让人看后信服。
第三，这套《中国民族史》用157万字的大篇幅力图涵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民族及其所有问题，与此同时，突出了一些在历史上曾起过主宰作用的民族的论述，如蒙古族、满族、契丹、女真及吐蕃，它们在历史上起到了其它民族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先生也主张打破王朝体系，按民族自身发展的规律去编写中国民族史。他认为“历代王朝都对每一个民族的产生、发展、兴衰乃至一些民族的消亡，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秦汉对华夏汉族的影响，汉朝对匈奴、百越的影响，元朝、清朝对汉族的影响等；另一方面，各民族的活动又对王朝发挥着重要影响，如汉族之于秦汉，鲜卑之于北魏，蒙古之于元朝，满族之于清朝，皆是显例。”，许多民族史学者“由于历史的、时代的局限，（他们）未能摆脱开以汉族同化其它民族作为标准和王朝体系的束缚。”[⑩]
书的最后一篇还专门论述了中华各民族在反对外敌入侵、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的历史作用及功绩，这是其它民族史专著所不能与之比拟的。
诚然，书中也难免出现了一些误漏。如绪论中编排给各编章的历史分期，与原编章时代不合，比如第四编，绪论中注明相当于魏晋南北朝，而实际内容则是吐蕃、南诏等隋唐主体民族，如此等等；其次，详写了民族大一统下华夏各族，忽略了魏晋南北朝等民族大融合时期周边各族；第三，详于北而略于南，尤其是西南地区（民族成份多，仅云南就26个）曾建立与中原王朝抗衡政权的南诏、大理等论述过于简略。总之，瑕不掩玉，这套《中国民族史》贡献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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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中国民族史》都出于名家之手，他们高瞻远瞩，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然最终达成某些共识，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又各有千秋，《新编》之体例新颖，江本之论证厚实，王本之博引详证，都是有力佐证，真可谓“高屋建瓴，各领风骚”。然纵观各书之不足，使人深感个人（或小团体）、区域之不足，通力合作、增进交流之必要，众擎易举，果能“合纵”、“连横”，乃我民族史研究之大幸！我们殷切地期盼着！
收稿日期：1996年7月20日。
注释：
①②③⑤徐杰舜《中国民族史新编》自序④徐杰舜《中国民族史新编》陈永龄序⑥徐杰舜《中国民族史新编》熊锡元序⑦江应梁《中国民族史》（下）第393页⑧江应梁《中国民族史》（上）第2页⑨江应梁《中国民族史》（上第12页⑩王钟翰《中国民族史》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