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环境与学者的产业参与行为
——基于HLM的探索性研究
□赵志艳 蔡建峰 刘启雷
[摘 要 ]学者的产业参与行为是其参与学术成果转化的重要表现。本文在提出组织激励和组织第三使命两个影响学者产业参与行为组织环境因素的基础上，探讨了它们对学者产业参与行为的跨层次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组织激励和组织第三使命均对学者产业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HLM分析结果显示：组织因素对纵向课题数、职称等研究绩效相关的个人因素有负向调节作用，对跨组织职务、产业合作经验等产业关系相关的个人因素有正向调节作用。对管理者的实践启示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为增强组织激励、提高组织第三使命的地位以及针对不同学者群体制定不同的针对性措施，以促进学者参与成果转化的程度。
[关键词 ]产业参与；组织环境；组织激励；第三使命；跨层次分析
一、引言
高校不仅有培养人才和学术研究的使命，还担负着推动地方和国家经济发展的使命。针对高校成果转化的研究已经吸引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近年来，随着“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国家战略的提出，推动高校成果转化引发了新一轮的思考。目前针对高校成果转化的研究集中在学术成果商业化方面，主要包括专利商业化和学术创业等。然而，研究发现虽然专利商业化是西方国家的大学成果转化的主要途径，但在我国，专利商业化并不是成果转化的主要途径，并且专利商业化成功的比例极小[1]，通过学术成果创业成功的案例更是寥寥无几[2]。此外，有研究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的高校不具备新兴技术的竞争优势[1]，极少企业会将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视为核心技术或者新产品和新流程的创新来源[3]。从这些研究结论可以推断商业化途径可能并不是我国高校科技知识转化的主要形式。相反，非商业化转化形式，例如，委托开发、咨询、共同研发以及学生和企业员工联合培养、培训等[4]，虽然不能直接为企业提供直接技术来源，但是能够间接地促进企业增强创新吸收能力[5]。目前，针对我国非商业化转移形式的研究极少，因此，有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西方学者将高校成果转化的非商业化形式定义为产业参与，并对其进行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性别、职称和资历等个人层面因素对产业参与的影响[6-7]，而对组织层面因素对学者产业参与行为影响的研究较少[6][8]。此外，由于历史文化和管理体制的不同，我国高校的组织环境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显著的不同之处[9]。那么，影响我国学者参与产业合作活动的组织因素有哪些？这些组织因素对学者参与非商业化知识转移活动有何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仍然未知，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探讨。新制度理论认为，组织内部成员会根据组织期望来管理自身的行为[10]。前人的研究中也引用过新制度理论来分析高校环境以及学者行为[11-12]。因此，本文将在新制度理论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我国高校产学合作的组织环境，进而探讨组织因素对学者产业参与行为的跨层次影响，利用层次分析工具HLM探索组织环境对个人层面学者产业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调节效应。本研究对提高大学知识转移效率和制定有效的管理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ffect of indoor humidity on the performance of VRF air conditioning
二、概念与研究假设
（一）产业参与
Perkmann M.等将大学学者与产业界之间的非商业化合作形式定义为学术参与（academic engagement），内容既包括合作研究、委托开发和咨询等正式的合作活动，也包括提供临时的建议和同产业界人员的交流等非正式合作活动[4]。为了方便表述，本文用产业参与表示这一类活动。
产业参与和商业化（专利商业化和学术创业等）两种学术成果转化途径之间既有不同之处也有一定的联系。首先，学者参与两类活动的动机有所不同。学者参与商业化活动的目的主要为了获取经济收入；而产业参与的目的既可能为了获取经济收入，也可能为了获取研究所需要的信息或实物资源[13]。其次，产业参与侧重于和产业界的合作；而商业化活动强调对专利发明或专门技能的充分开发利用。除了不同之处，二者也有一定的联系。产业参与有助于学者识别具有商业价值的想法和成果，因此，产业参与一定程度上能够促成学术成果商业化[4]。此外，二者也会相伴发生，例如：大学衍生企业可能需要学者的非商业化合作。本文采用现有文献中总结的11种产业参与类型，进行实证部分的调查研究[7]。
（二）组织环境因素
国内外学者均对影响学者参与商业化和非商业化的产业合作活动的组织环境进行了一定的研究[9][14]。首先，组织的激励措施和完善的服务对学术成果转化有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激励措施对学者参与产学活动有显著正向影响[15]，特别地，专利回报和股权分配对促进学者参与商业化活动有显著影响。合理的收益分配对学者参与产业活动有正向显著影响。产业合作项目在晋升过程中所占的分量也影响学者参与产学互动，但我国大多数高校的评估系统仍然以学术和科研成就为主要考核标准[16]。此外，行政机构也可以通过提供完善的服务影响学者参与产学互动。成果转化办公室作为连接高校和产业界的纽带，通常能够为产学互动提供商业计划、风险投资以及人员雇佣等方面的帮助[17]。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技术转移办公室能够提供重要的资源和服务，但针对我国的调查指出，我国大多数高校都没有单独的技术转移办公室，而是隶属于科技处，并通过科技处为产学互动提供服务和支持[9][18]。然而，科技处除了负责成果转化之外，还承担着科研和基金项目、知识产权、国际合作项目等多种管理职能。这种多元化的职能设置往往导致对产学互动重视不够，以及提供的服务不够专业的问题[9]。
其次，高校对知识或技术转移的重视程度对产学互动也有重要的影响。西方学者的研究指出，高校的发展使命对学者的行为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尽管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和学术界日益重视起高校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三职能，甚至相关部门已将技术转移作为考核高校的重要指标之一[19]。但是，大多学校仍然将基础研究和教学作为发展重点[18]，高校“第三使命”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阻碍[1]。
三维激光扫描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流程在工程测量中主要两大部分，一是外业数据采集，二是内业数据处理。前者，包括数据扫描及控制测量工作，控制测量主要包括高程控制测量及平面控制测量，而数据扫描主要包括标靶三维坐标测量及三维激光扫描。后者，包括虚拟测量、扫描数据拼接以及数据抽隙等多个步骤。
“鼻涕虫”是张绍凡小时候的外号，她幼年时鼻孔下常挂着两条长鼻涕，那时，街上的小伙伴都叫她“鼻涕虫”。如今已经读小学的她，突然被我当众叫“鼻涕虫”，形象全毁了，脸涨红的瞪着我恶狠狠地说：“小太子，你给我记住，我不会原谅你的。”
（三）组织环境与学者产业参与行为
新制度理论（new institutionalism）主张利用对组织文化的认知来理解和解释组织现象。随后，学者又将制度定义为在一定规程、准则和价值观约束下多面的、持久的社会结构[20]。组织的规程、准则和价值观规定了对组织成员的一些制约，即什么行为符合组织的期望，什么行为超出了组织规定[10]。制度能够有效地影响成员的目标和信念，进而影响个体参与知识转移的动机和行为[21]。基于新制度理论，本文认为大学的激励措施以及组织第三使命能够影响学者的产业参与行为。
组织的激励措施显著影响学者的产业参与行为。首先，组织激励能够激发学者参与产业活动的内在动机。学者参与产业活动既有可能为了获取经济收益，也有可能为了获取研究所需的信息和资源[13]。从产业合作中获取合理的收入分成，可以满足学者获取经济收益的目的，进而促进学者参与产业活动的内在意愿。一些学者不愿意参与产业合作活动，因为担心产业活动可能会使其分心于学术[14]，尤其是资历较浅的学者，担心产业活动会影响科研绩效，进而影响职称晋升。因此，适当地将产业合作项目纳入学校对学者的考核评估体系，一方面能够激励学者通过产业合作获得晋升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产业界提供的信息和资源，提升学者的科研水平。其次，校内相关部门完善和有效的服务，能够从外部促进学者获取产业合作机会，并保障合作的顺利进行。成果转化部门完备的服务职能，包括提供种子基金、协助商业规划、引进风险投资、协助构建网络等[17]。因此，业务能力强的职能部门能够弥补学者在社会关系、法律、市场和商业等方面的不足，提高学者从产业界获取合作的能力，并最终获取资源和资金；相反，业务能力欠缺的机构将极大地限制学者获取产业合作的机会和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从前文中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推断组织激励和组织第三使命最有可能显著影响学者的产业参与行为。因此，本文提取组织激励和组织第三使命两个组织因素，进一步探讨它们对学者产业参与行为的影响。
简易水位站即为水尺桩，可采用木质、石质或不锈钢材质。对于无条件建桩的监测站，选择在离河边较近的固定建筑物或岩石上标注水位刻度；水位监测尺的刻度以方便监测员直接读数为设置原则，并根据各监测点实际情况，标注预警水位。在河南、陕西等省，为了方便预警，直接在水尺上标注两个预警水位，而不标注水位刻度。
假设1：组织激励能够正向显著影响学者的产业参与行为。
大学最初被定位为培养人才和产生知识的机构。随着政府部门和管理者对大学促进经济发展职能的重视，以及创业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概念的产生，高校的使命逐渐演化为同时具备培养人才、学术研究和推动社会经济三种职能[22]。然而，由于历史和制度的原因，大学由传统使命向第三使命的转变面临极大的挑战。一些学者认为创业大学现象对完成大学的传统使命造成一定的危害[23]，甚至一些商业化活动取得成功的学者也十分忧虑自身的科研绩效[24]。然而，随着政府相关部门日益认识到大学对于推动地方和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开始极力推动大学的转型。在这样的外部环境影响下，不同组织之间的学者参与产业活动的程度不尽相同。高校的第三使命导向一定程度上会使学者的注意力从基础研究转向应用性研究[22]。研究表明：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是当前阻碍大学与产业界合作的重要原因[25]。因此，在极力推进“第三使命”的大学内，学者对产业活动的抵触可能较小，其科研成果也更有可能满足企业的需要；相反，在“第三使命”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组织，一方面学者参与产业活动的意愿可能较低，另一方面其科研成果也难以满足企业的需要。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组织的第三使命导向能够正向显著影响学者的产业参与行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本文调查问卷通过电子邮件、纸质问卷和在线问卷的方式进行发放。针对学者的调查问卷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和产业参与活动的相关问题；针对部门领导发放的问卷既包括个人信息和产业活动信息，也包括组织激励和组织使命两个变量的问题。首先针对50位学者进行预调研，主要收集对问卷本身的修改意见。根据专家意见对问卷修改后进行大范围的问卷发放。最终收集到了来自于104个科研组织的564位学者的有效数据。样本的基本情况为：62%为男性，38%为女性；56%为正高和副高，44%为讲师和助教；52%为硕士生导师，19%为博士生导师；24%在外部组织担任职务。
古代的筝弦数量不定，有过十二弦、十三弦、十六弦等，目前古筝的统一规格是二十一弦。要区分瑟和筝，现在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数弦的数量了。一般是，二十五弦为瑟，二十一弦为筝。
由于样本收集历时6个月，为了保证样本数据的无偏性和代表性，本文采用双样本T检验分析前后期收集到的数据在性别、职称、科研绩效以及先前产业合作经验等个人因素方面的差别，结果显示两组样本无显著性差异，说明前期和后期收集到的样本数据并无显著影响，可以合并分析。
（二）变量及测量
1.因变量
因变量为学者的产业参与行为，代表学者参与非商业化产业合作活动的程度。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依据现有文献中介绍的11种产业参与活动类型[7]，调查了学者在2014年初至2015年底之间参与这些活动的频率，进而构建产业参与指数对因变量进行测量[26]（见表1）。对产业参与的每一种活动类型分五个区间调查学者在调查期内的参与频率：“0 次”“1-2 次”“3-5 次”“6-9 次”和“10 次以上”。产业参与指数的计算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2.个人层面变量
首先，构建虚拟变量aij：假若第i个调查对象调查期内未参与过第j类产业活动则记为1，否则记为0。其次，计算每类产业活动的难度系数dj，其计算方法为
，其中N=564表示样本量。难度系数代表了样本中未参与过此类活动的学者所占的比例，根据样本数据计算出的11种活动类型的难度系数见表1。最后，根据各类活动的难度系数和学者参与每种活动的频率计算产业参与指数：
， 其中Fj表示各频率区间的平均值，五个频率区间的平均值依次为 0、1.5、4、7.5 和 10。
2.淤血阻滞。睾丸外伤肿胀疼痛，或红肿灼热，舌质青边有淤斑，脉涩。治法：活血化淤，止痛。方药：柴胡、当回、桃仁各30 g，红花、大黄各25 g，天花粉25 g，蒲公英、金银花各30 g。
采用论文文本大数据分析得出的词频数据，对历史文化村镇保护专家评价的不同级别评价因子进行权重计算，其样本量巨大，具有较高真实性和准确性，代表行业专家群体观点，能够弥补传统方法数据样本量较小和取样随机性不足的缺陷，可以为传统评价因子取值方法提供数据参考。将专业词汇词频数据转化为评价因子权重，具有统计学意义。
β6=γ60+γ61（组织激励/第三使命）
表1 产业参与活动类型及难度系数
2.4 划痕实验检测人前列腺癌细胞PC3迁移能力 shRNA-NC组和pcDNA3.0组PC3细胞迁移能力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RKIP-shRNA组PC3细胞迁移能力显著高于对照组和shRNA-NC组(P<0.05)，pcDNA3.0-RKIP组PC3细胞迁移能力显著低于对照组和pcDNA3.0组(P<0.05)，pcDNA3.0-RKIP组PC3细胞迁移能力显著低于RKIP-shRNA组(P<0.05，表3、图3)。
在总结前人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研究调查了性别、职称、是否为硕士生或博士生导师、是否担任跨组织职务、发表论文的数量、主持的纵向课题数以及先前的产业合作经验等个人层面变量。性别用虚拟变量进行测量，1为男性，0为女性；职称用虚拟变量表示，初级或中级为0，副高或正高为1；硕士或博士生导师表示为1，否则为0；论文数量用调查对象在调查期内，即2014和2015年间所发表的论文数表示；纵向课题数用调查对象在调查期内主持的纵向课题数表示；产业合作经验为调查对象在2014年以前的产业合作经验，用李克特五分制量表测量。
为探索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障耕地资源安全，针对钱塘江流域耕地变化情况，借助空间分析、多元统计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等手段，构建耕地变化驱动因子作用机制的通径模型，分析了钱塘江流域耕地变化的时空动态格局，揭示了耕地变化驱动因素之间的复杂耦合关系。
为了保证有效性和问卷的信效度，组织层面变量均采用已有文献中的量表。所有题项均使用李克特五点计分的方法进行测量，“1-5”依次代表程度由最低到最高。组织第三使命测量采用Guerrero和Urbano（2012）[12]开发的量表，包括“有合理的收入分成”“管理费用收取合理”“成果转化办公室职责明确”“完善的产学合作服务”“产业项目在职称评估中占有一定的分量”这五个题项，内部一致系数为α＝0.824；组织激励根据Wu(2009)[9]的研究结论进行测量，包括“重视具有应用价值的研究”“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一定的贡献”“积极推动创新创业文化”“重视创业人才的培养”“重视学术成果转化”五个题项，内部一致系数为α＝0.823，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3.组织层面变量及信效度检验
采用SPSS 22进行因子分析检验组织层面变量的效度。组织第三使命和组织激励的KMO值分别为0.826和0.836，说明符合因子分析的要求。通过方差最大的方法，进行正交旋转得到各个题项的因子载荷，最小为0.677，说明调查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
德城区建成区分阶段扩展特征见表3．由表3可见，扩张速度最快的是在2005—2010年的6年期间，城市建成区加速扩张，增加了29.24 km2，年均增长4.87 km2，扩展速度远高于20年平均增长水平．从扩展强度来看，强度最大的是在2005—2010年间．在2011—2017年这一阶段，扩展强度虽有所降低，但总体趋势是在持续扩张．数据结果总体表明，建成区面积持续扩展，德州市城市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三）描述性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多重共线性检验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矩阵见表2。将全部个人变量加入回归方程，构建个人层面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5，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模型构建
多层线性模型同时分析个人层面变量和组织层面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层次分析软件（HLM）在验证组织因素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同时，也会生成组织因素和个人因素的交互项对因变量的影响结果，因而，也可以用来探讨组织环境对个人影响因素的调节作用[27]。然而，某些个人因素（例如性别）并不会随着组织环境变化而变化。因此，本文在建模过程中只分析可能会随着组织环境变化而增强或减弱的个人因素。模型构建如下：
LEVEL-1：产业参与=β0+β1（性别）+β2（硕导）+β3（博导）+β4（论文数）+β5（纵向课题数）+β6（职称）+β7（跨组织职务）+β8（产业合作经验）+γ
LEVEL-2：β0=γ00+γ01（组织激励/第三使命）
β1=γ10
β2=γ20+γ21（组织激励/第三使命）
β3=γ30+γ31（组织激励/第三使命）
β4=γ40+γ41（组织激励/第三使命）
β5=γ50+γ51（组织激励/第三使命）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效益最大化以及高效率问题，特别是设计单位的工程总承包的单位在具体运营中难以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主要原因表现在以下几点：①不能实现有效地自身设备的采购；②对设计进行优化的好处主体是指施工单位；③通过多项分包对风险进行控制。好的管理是在企业职能部门和项目部门有效配合的前提下，项目部所配置的专业人员非常少，缺乏专业性，职能部门缺乏针对性的服务，难以实现高效率的管理。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采用了另外两种方式测量因变量。第一种是通过直接计算学者参与产业活动种类的多少进行测量，取值范围为0到11之间的整数。另一种是通过0-1变量进行测量，假若学者在调查期内未参与过任何一种产业活动，则表示为“0”，否则表示为“1”。为了表示方便，在结果分析中分别用产业参与Ⅰ、Ⅱ和Ⅲ表示以上三种测量方式。
β7=γ70+γ71（组织激励/第三使命）
β8=γ80+γ81（组织激励/第三使命）
（二）结果分析
运用HLM检验了组织激励和组织第三使命对产业参与的影响。组织激励对产业参与的影响以及其对个人层面变量调节作用的运行结果见表3。从结果可以看出，组织激励对产业参与的第一种测量方式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后两种测量方式均有正向显著影响，说明了组织激励会促使学者参与更多的产业参与活动，即假设1得到验证。从组织激励和博导的交互项γ31可以看出，交互项对于产业参与Ⅰ和Ⅲ有显著影响，但是对产业参与Ⅰ为负向，对产业参与Ⅲ为正向。此外，其对产业参与Ⅱ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无法判断组织激励是否调节博导对产业参与的影响。从组织激励和纵向课题数的交互项γ51可以看出，交互项对产业参与Ⅰ和Ⅲ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产业参与Ⅱ无显著影响。因此，可以推断组织激励可能负向调节纵向课题数对产业参与的影响。从组织激励与职称的交互项γ61可以看出，交互项对产业参与Ⅱ和Ⅲ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组织激励能够负向调节职称对产业参与的影响。从组织激励和跨组织职务的交互项γ71可以看出，其对产业参与的三种测量方式均有正向显著影响。因此，组织激励能够正向调节跨组织职务对产业参与的影响。从产业合作经验和组织激励的交互项γ81可以看出，其对产业参与Ⅰ和Ⅱ有正向显著影响，对产业参与Ⅲ无显著影响。因此，可以推断组织激励可能对产业合作经验和产业参与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表2 均值、标准差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组织第三使命对产业参与的影响以及其对个人层变量调节作用的运行结果见表4。从结果可以看出，组织第三使命对产业参与的三种测量均有正向显著影响，说明第三使命会促使学者参与更多的产业参与活动，假设2得到验证。从组织使命和纵向课题数的交互项γ51可以看出，交互项对产业参与Ⅰ、Ⅱ和Ⅲ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可以推断组织第三使命负向调节纵向课题数对产业参与的影响。从组织使命和跨组织职务的交互项γ71可以看出，交互项对产业参与的三种测量方式均有正向显著影响。因此，组织第三使命能够正向调节跨组织职务对产业参与的影响。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1.组织激励和组织第三使命对学者的产业参与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组织的激励措施包括学者从产业活动中得到的收入分成、成果转移办公室的设置和服务功能以及产业界项目在晋升的作用大小等。因此，激励措施较多或服务完善的部门，不仅能从内在激励学者主动参与产业合作，还能够从外部帮助学者获取产业合作机会。高校第三使命代表其对大学知识服务社会职能的重视程度[22]。组织的第三使命越强烈，学者的产业参与行为就越会得到鼓励，进而学者也越有可能积极地参与产业合作活动。
表3 组织激励对产业参与的影响以及对个人层面变量的调节效应
表4 组织第三使命对产业参与的影响以及对个人层面变量的调节效应
2.组织激励和组织第三使命对个人层面变量对产业参与的影响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组织氛围对职称、纵向课题数等可以代表学者科研能力的个人变量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跨组织职务和产业合作经验等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学者产业关系的个人变量有正向调节作用。这说明在不鼓励或鼓励学者参与产业活动程度低的组织内，学者的产业关系优势难以发挥，即使拥有一定产业关系，其产业参与行为也相对较低，而科研能力较高的学者则有机会借助其声誉优势获取较多产业合作；而在鼓励学者参与产业活动的组织内，具有产业关系优势的学者，能够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获取产业合作机会，而科研能力较高的学者获取产业合作的优势相对不明显。
（二）管理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管理者的实践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和健全组织激励和保障政策，促进学术成果转化。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组织激励和保障政策对促进学者参与知识转化有正向影响。因此，作为管理者可以从完善组织激励和保障政策的角度促进大学知识转化。首先，在组织激励方面，管理者可以降低产学合作项目中管理费用的收取比例，以提高学者参与产业活动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调整职称评估和晋升政策，适当提高产业资助项目在职称评估和晋升中的作用，以降低或消除学者担心产业活动会影响自身职业发展的顾虑。其次，在保障政策方面，管理者可以从提高技术转移办公室的服务和完善技术转移办公室的人员配备两个方面提高知识转化效率。技术转移办公室是连接学者与产业部门之间的桥梁，其服务职能对学术成果能否成功转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技术转移办公室应广泛地从产业部门为学者获取合作渠道，同时，也应该重视为学者提供专业知识之外的市场化服务。例如：法律、管理及商业化等方面的服务。另外，高质量的人员配备是完善服务的保障。因此，可以通过招聘专门人才，或者对现有员工进行培训，以提高产学合作的服务质量。
2.调整组织使命，提高第三使命在组织使命中的地位。研究发现组织第三使命对产业参与具有正向影响。因此，管理者可以通过提高第三使命的地位，促进学者参与知识转化。首先，管理者应鼓励学者从事具有一定应用价值的研究。当前产学合作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于知识供需之间的不匹配。因此，从企业需求和问题出发的学术研究，将能够更好地满足企业的需求，促成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其次，管理者要重视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高校学者通常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科研和教学方面，而在创新创业方面的知识相对欠缺。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能够弥补学者在非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促进其识别产业合作机会，进而推动成果转化。最后，管理者应积极推动组织的创新文化氛围。创新氛围对学者参与产业合作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对于年轻学者而言，良好的创新氛围能极大地调动其参与产业活动的积极性。因此，创新文化氛围建设是推动高校知识转化的重要方面。
3.管理者应针对不同学者群体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本研究探索性地发现组织激励和组织使命在个人因素与产业参与的关系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具体表现在：不同群体的学者，受组织环境因素影响的机理不同。因此，管理者应针对不同群体制定差异化政策。首先，对于职称低和科研产出相对较少的学者，社会资本积累有限，即使组织鼓励产学合作，也难以凭借自身能力获取产业合作机会。因此，管理者和技术转移办公室应重点为其提供获取产业资助的渠道，同时，可以组织一定的专业培训，培养其从事产业合作项目的能力，弥补其在社会资本方面的不足。其次，对于拥有一定社会资本和产业关系的学者，若组织环境不鼓励和重视产学合作，其优势难以发挥。针对这一类学者群体，管理者应重点为其创造积极的产学合作氛围，鼓励学者利用自身的产业关系优势获取产业合作机会。
参考文献：
[1]Wu W,Zhou Y..The third mission stalled?Universities in China’s technological progress[J].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12,37(6):812-827.
[2]Stebro T..The return to independent invention:evidence of unrealistic optimism,risk seeking or skewness loving?[J].The Economic Journal,2003,113(484):226-239.
[3]Zhou Y,Sun Y,Wei Y H D,et al..De-centering‘spatial fix’—patterns of 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gional technological dynamism of ICT hubs in China[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1,11(1):119-150.
[4]Perkmann M,Tartari V,Mckelvey M,et al..Academic engagement and commercialisation: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J].Research Policy,2013,42(2):423-442.
[5]Mckelvey M,Ljungberg D..How public policy can stimulate the capabilities of firms to innovate in a traditional industry through academic engagement:the case of the Swedish food industry[J].R&D Management,2017,47(4):534-544.
[6]Haeussler C,Colyvas J A..Breaking the Ivory Tower: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Life Sciences in UK and Germany[J].Research Policy,2011,40(1):41-54.
[7]D’este P,Patel P..University-industry linkages in the UK:What are the factors underlying the variety of interactions with industry?[J].Research Policy,2007,36(9):1295-1313.
[8]Tartari V,Perkmann M,Salter A..In good company:The influence of peers on industry engagement by academic scientists[J].Research Policy,2014,43(7):1189-1203.
[9]Wu W..Managing and incentivizing research commercializ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J].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10,35(2):203-224.
[10]Powell W W,Dimaggio P J..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
[11]Huyghe A,Knockaert M..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climate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mong research scientists[J].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15,40(1):138-160.
[12]Guerrero M,Urbano D..The development of an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J].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12,37(1):43-74.
[13]D’este P,Perkmann M..Why do academics engage with industry?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and individual motivations[J].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11,36(3):316-339.
[14]Ponomariov B L..Effects of un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on scientists’interactions with the private sector:an exploratory assessment[J].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08,33(5):485-503.
[15]Woolgar L..New institutional policies for universityindustry links in Japan[J].Research Policy,2007,36(8):1261-1274.
[16]范惠明.高校教师参与产学合作的机理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4.
[17]Wu W..Cultivating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Industrial Linkages in China:The Case of Shanghai[J].World Development,2007,35(6):1075-1093.
[18]Liu Y..Does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really exist in China?:A case from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J].Journal of Knowledge-based Innovation in China,2012,4(2):88-103.
[19]Tang M F..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ole of 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Centers in different Chinese universities[J].Globalics conference,Trivandrum,India,2006.
[20]Scott W R..Institutional theory:Contributing to a theoretical research program[J].Great minds in management:The process of theory development,2005,37(1):460-484.
[21]David W,Fahey L..Diagnosing cultural barriers to knowledge management[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2000,14(4):113-127.
[22]Etzkowitz H..Research groups as'quasi-firms':the invention of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J].Research Policy,2003,32(1):109-121.
[23]Philpott K,Dooley L,O'reilly C,et al..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Examining the underlying academic tensions[J].Technovation,2011,31(4):161-170.
[24]Lam A..From ‘Ivory Tower Traditionalists’ to ‘Entrepreneurial Scientists’?[J].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A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0,40(2):307-340.
[25]Lööf H,Broström A..Does knowledge diffusion between university and industry increase innovativeness?[J].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08,33(1):73-90.
[26]Bozeman B,Gaughan M..Impacts of grants and contracts on academic researchers’interactions with industry[J].Research Policy,2007,36(5):694-707.
[27]温福星，邱皓政.多层次模式方法论:阶层线性模式的关键问题与试解[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5.
Abstract: Scholars'industrial engagement behavior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ir involvement in academic knowledge diffusion.Based on putting forward two organizational factors of organizational incentives and organizational third mission which affect the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of scholars'industrial engagement behavior,this paper discusses their influence on scholars'industrial engagement behavior at multiple levels.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both organizational incentives and organizational third mission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s on scholars'industrial engagement.In addition,based on the results generated by HLM,we find that organizational factors weaken the impacts of scientific performance related factors on scholars'industrial engagement which are academic rank and the number of government funded projects,while strengthen the impacts of industrial network related factors on scholars'industrial engagement which are external position and previous industrial experience.There are thre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managers to promote scholars'engagement in academic knowledge diffusion,which are manifested in enhancing organizational incentives,increasing role of the third mission and formulating specific policies for different individual groups respectively.
Keywords: industrial engagement;organizational context;organizational incentives;the third mission;multilevel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 ]F204；G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19)01-0073-09
[DOI] 10.13529/j.cnki.enterprise.economy.2019.01.0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有限理性情境下项目群多主体冲突的复杂网络生成与博弈研究”（项目编号：71672145）；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借在陕航空类央企与当地经济融合，促我省供给侧改革对策研究”（项目编号：N2016KA0003）
[作者简介 ]
赵志艳，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
蔡建峰，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管理、战略管理；
2019款奥迪A4L全系增加的2个USB充电口，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机不离手”的年轻消费者在手机电量不足时的需求。除此之外，2019款A4L根据不同车型还为消费者们提供了包括“冬季包”、“豪华包”、“都市包”、“驾驶辅助包”在内的众多选装包套件，这些选装配置的组合包括了前排座椅加热、矩阵式LED大灯、B&O音响、自动泊车、主动车道保持、奥迪侧向辅助系统等，为用户驾驶带来诸多便利。相比前代车型，2019款A4L不变的是我们所熟悉的虚拟驾驶舱，作为同级别车型中最具科技表现力的配置之一，它能让你从此忘却平凡的机械结构仪表板。
刘启雷，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管理。（陜西 西安710129）
[责任编辑：方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