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唯一性”走向“多向度”——以《孔雀东南飞（并序）》为例谈文本解构的三个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雀东南飞论文,维度论文,为例论文,文本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文阅读教学客观存在低效的问题，这主要源自两点：一是认知肤浅，习惯于接受标准化答案；二是讨论泛化，偏离文本。具体而言，阅读不能扎根于文本，这是制约阅读教学取得高效的瓶颈。 解读文本需要有三重视角，即从大众认识、原生认识和现实认识来立体化研读文章。所谓大众认识，指的是在文章流传中读者的多样化认识；所谓原生认识则指的是文章初创时作者的表达意愿；而所谓现实认识，指的是读者基于现实需要对于文本的重新解构。本文以《孔雀东南飞（并序）》为例，谈谈阅读教学中怎样从以上三个维度来研读文本。 一、第一重视角：大众视角 《孔雀东南飞（并序）》是一篇经典课文，多义性特征明显。在不同时代，读者看待此文的眼光是不同的。大致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故事流传的汉王朝。凸显天性，遵法自然，个人自由精神的舒张得到了重视，认为《孔雀东南飞（并序）》一文，体现出平民对于爱情生活的憧憬与追求，然而命运多舛，结局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这个阶段把焦刘二人的婚姻看作爱情的挽歌。第二个阶段，始于宋代。程朱理学强调灭人欲，对于《孔雀东南飞（并序）》悲剧的解读，更侧重在刘兰芝从一而终，不事二夫。这也可简称为“节操观”。汉乐府以民间采风的方式，最终传达出儒家倡导妇女从一而终的节烈观念。第三个阶段，发轫于五四时期。该文无疑成为了反礼教、反封建的典范。王瑶1951年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稿》，就采纳了这一普遍认识。这一观点可概括为“反封建”主题。第四个阶段，肇始于“文革”结束之后，现代文化构建中以人本思想为基础的人性解放导向得到重视。这个时期，对《孔雀东南飞（并序）》一文的解读围绕人性和人际交往展开了广泛讨论，刘兰芝与焦母的人性局限成为了解释她们之间爆发矛盾冲突的主要理由。第五个阶段，突破文学局限，以文化、历史、政治、哲学为多元视角的分析逐步增加，这使得关于焦刘爱情悲剧的原因分析开始泛化。 目前教参采用了反封建和反礼教的观点，认为本文以焦刘二人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礼教对于自由爱情与幸福婚姻的扼杀。 二、第二重视角：原生视角 文本的多义性决定了获取历史“真相”的阅读是必要的。《孔雀东南飞（并序）》诗尾说：“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诗歌所“戒之”为何？ 文本解读，须还原初始语境。《孔雀东南飞（并序）》在从民间故事，到短诗，再到长篇叙事诗歌的演化过程中，本于教化的目的，客观上由不同时代的读者改造了它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文本的意义更多融汇了不同时代的社会主流认识，这与其先天的民间立场出现了悖逆。 民间立场尊重个人的自在，强调爱情生活的本然和神圣，也就是站在对刘兰芝歌咏的立场，认为这种自由选择的爱情应该得到尊重。而同时故事的讲述者也看到，爱情的保全在现实生活里有局限性，一些时候是不可保全的。 汉朝处于儒家文化走向强势的特殊阶段。也就是在这个朝代里，涌现出了敢于叛逆的、为了爱情选择私奔的卓文君，也出现了杰出女性班昭，正是由她拟制了《女戒》，这成为约束女性自由生活选择的典章。汉朝正在渗透对女性的伦理道德教育，强调容忍和服从。民间思想渴望自由，而官方教化已然走向强化约束。这两股劲儿撕扯着刘兰芝，在她心理上是如此不可调和。 有人说，刘兰芝是一个性格上容易走极端，思想上更加自我，具有节烈特征的女性。可是我们在诗歌里可以看到她也表现出柔顺的一面。如与焦母和小姑惜别时，她主动说家庭破裂的原因在自己，与自己“生小出野里”、少教化是有关系的。而与小姑更有深厚的感情维系。在归家之后，太守家求婚，她也与哥哥妥协，说自己不敢“自任专”。这都是她努力恪守礼仪，对待威权有妥协的表现。刘兰芝性格的内在冲突，充分体现了其自由意志与社会规范之间是缺少和谐性的。 三、第三重视角：现实视角 文本藏谜。阅读在破解谜题的过程中，学生和教师各有所解，这才会为师生互动的教学奠定基础。教学中，教师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在这个故事里，如今的学生又需要获取怎样的警诫意义呢？ 前面说到刘兰芝的言行体现出来心理冲突，而从其基本面看，节烈是占了上风的，用焦母的评价是“举动自专由”。而这个性格与其悲剧命运也是有关联的。按照当时的伦理道德，儿媳对于婆母只有顺从一条选择，而且是无条件顺从。从刘兰芝的叙述看，焦母驱使“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这让人不堪忍受。刘兰芝在情绪上已经表达出来，而且她也意识到，焦母的目的非常直接：以此作为对儿媳“自专由”，不听自己招呼的惩戒。在两人严重对立的环境里，焦母与刘兰芝的矛盾聚焦点，就在刘兰芝“自专由”上，即她性情上比较任性，对焦母在态度上不够充分尊重。我们在刘兰芝自述经历时就可以听出满腹牢骚与抱怨，即她是不愿意顺应和接受焦母的管制的。在焦母有意让儿子依照“七弃”之礼休妻之前，刘兰芝做出举动，主动辞去。这样的举动也是对抗性的。 刘兰芝对抗的第二人，是他的兄长。刘兰芝评价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事实上，按照常理，作为兄长，在缺少父亲的家庭，客观上要肩负起照顾妹妹的责任。我们甚至可以用合乎常理的原则去推断，已经去家的刘兰芝还能被别家青睐，况且是名门贵族，一定与兄长为妹妹张罗是有直接关系的。以兄长的思想，这样的安排是合情合理的。而在他们的思维里，唯一缺乏考虑的是，刘兰芝用情专一而且性情上“自专由”。她口头上说“那得自任专”！嘴上是一副应诺的态度，最后以决绝的行动，举身赴清池，来证明她还是那种不会通融妥协的性格。 若说焦母与刘兰芝的性格冲突具有偶然性，在她与自家兄长的交流中，也充分显露出她毫不妥协的决然态度，这就有必然性了。刘兰芝作出判断和付诸行动，完全是听从内心的召唤，即从性情出发；而焦母、兄长等则是从维系社会秩序的角度，从常理作出思考和评判。他们之间思维的不同就在这里。类似的思想冲突在古代有，即使社会演变进入现代形态，这个环境里生活的人，仍处在如此两难选择的境地。 综上可知，刘兰芝以自由不羁的性格走到了礼教约束的反叛一面。在赞颂其渴望自由爱情的同时，作为现代读者也需要辩证地认识其性格的专执，并自觉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具有导致悲剧性宿命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