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与毛泽东对美外交思想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美论文,外交论文,中共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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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在会议上作的八篇报告和讲话，详细总结了民主革命20多年特别是抗战时期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系统阐述了党的纲领、路线、政策和策略，其中党的对外政策、主要是对美外交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内容。实际上，就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对美外交政策思想发生了改变，中共的对美外交政策也同时实现了策略性转变，即从主动的友好合作型向应变的斗争防范型转变。
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毛泽东根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而引起的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变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和太平洋有利益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美国将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1〕在此基础上， 毛泽东提出了同美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对美外交政策的基本构想，并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持乐观态度。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也有过一时的曲折与反复，但伴随着苏德战争爆发，他确信：“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对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划分，不会错的。”〔2 〕中共在外交方面的任务就是“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并指出这种统一战线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正中国抗战状态。”〔3〕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 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其实主要是围绕对美国政策展开的。这样，中共对美外交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共对美外交政策有两个重点：一是维护与美国作为盟国的友好关系，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以增强自己的抗日力量，最终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二是利用美国的压力来抑制蒋介石，防止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并推动它进行民主改革。简言之，就是抗日与民主合作。
在这种政策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美采取了主动友好的态度并积极同美官方建立联系。但是，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政府以为通过全面支持国民党政府就可以实现其对华政策的目标，对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冷淡与不重视；尽管为了对付日本，它们赞成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但态度消极，不愿主动与共产党发展关系，进而介入国共问题。所以，中共所表现出的友好合作努力起初并没有引进美国政府的积极反响。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一方面，国民党政府所表现出的政治腐败、经济恶化、军事溃败以及置抗日大局于不顾，一心要发动反共内战的政策，令美国政府大失所望；另一方面，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节节胜利，抗日力量日益强大，同国民党的力量几乎达到了一种战略均势，使美国当局不得不对中国共产党以相当的重视。因此，美国决策者在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华政策时，日益认识到，如一味地只同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美国的战略计划就有落空的危险，必须对对华政策作些灵活的现实的变动，即在与国民党交往的同时，寻求同中共的合作。1944年，美国政府终于采取了重大的举动。这一年，应中共之邀，在美国史迪威将军和他的政治顾问们的推动下，罗斯福促成了外国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同时派赫尔利为总统特使调处国共关系，开始介入中国内部政治斗争。
除个别时间外，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对美国抱有好感，美国当局的这一积极举措令他兴奋。他估计，美国要打败日本，要在中国登陆，必然需要中共的合作；在中国推动民主改革，也必须与中共合作；美国要为战时庞大的生产力寻求市场，中国也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因此，面对美国政府主动采取措施而新出现的时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较前更主动合作的态势，并制定了更积极的对美政策，借以抓住机遇，进一步推动中共与美国合作关系的发展，进而推动一直停滞不前的国共谈判的进程。
为了表示对美军观察组的重视， 毛泽东亲自修改了《解放日报》8月15日的社论，在原稿标题“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加上了“战友们”三个字，并指出它的到来“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8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 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一份详细阐述外交方针的文件——《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是中共当前外交工作的中心；中心内容是抗日与民主合作，合作先从军事起步，然后再根据情况和可能开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
为了推动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毛泽东一方面明确提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4〕； 另一方面又亲自做出周密细致的部署，包括：供给美军敌方情报、组织营救美国飞行员、批准美军在中共部队辖区设立电台、建立通讯网等。同时，毛泽东多次与观察组成员谈话，使他们对我党的各项政策主张有更深入的了解，争取他们同情和赞助我党领导的抗战事业。我方这种合作态度赢得了美方人员的赞誉，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承认说：“八路军向美军提供的全心全意的合作和具体的帮助真是再好不过的了。”〔5〕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十分注重推进与美国的政治合作，多次电示在重庆的中共代表林伯渠将中共方面提案密送美国使馆和史迪威司令部，谋求同美国总统特使单独会谈，以便通报国共谈判情况和邀请其访问延安。
在中共的多次邀请下，经蒋介石同意，1944年11月7日， 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访问延安，在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三次会谈后，作为担保人同毛泽东签署了以成立联合政府为中心内容的国共谈判五点协议草案，从而将战时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推向了高潮。毛泽东在给罗斯福的信中高度评价了这一成果：“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并表示：“我深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在重建世界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6〕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这种主动的友好合作的态势，为美国政府同中共战时合作，并选择、决定战后的对华政策提供了机会。遗憾的是，历史发展的进程表明，美国没能掌握住这次机会，其对华政策在有了良好的开端之后，并没有向好的方面发展，相反日趋反动：
赫尔利自延安回到重庆后不久，即背信弃义，推翻了由他签字的五点协议，转而逼迫中共向蒋介石妥协，交出军队与解散边区政府；
1945年2月15日， 美军驻华司令魏德迈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们美国军事人员”“奉命支持[中国]中央政府”，“我们将不给中国战场内任何个人、任何行动、任何组织以任何支持”。拟议中的美军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计划也就自然中断；
对通晓汉语、了解中国情况、希望自己政府能制定比较现实的对华政策的一批美国使华军政人员（即“中国通”）进行全面清洗，将他们调离中国；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宣布：美国的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政党”；
……
通过这一系列事件，美国的对华政策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从援蒋容共抗日向扶蒋反共的转变。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对中共与美关系曾有过乐观估计的毛泽东深感不满：“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的政策在有了良好的开端之后看来又摇摆了。”〔7〕心中的忧虑取代了希望，这在他1945年4月1 日与谢伟思的谈话中已是显而易见的了。
对赫尔利的谈话，《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的谈话》的评论，指出赫尔利的谈话“有助于中国的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对这篇评论，毛泽东批语：“重庆此件很好。”〔8〕从全局利益考虑， 毛泽东采取了克制而留有余地的态度。
除此之外，抗战后期罗斯福的病逝和斯科比事件对毛泽东思考对美外交政策时所产生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罗斯福是资产阶级领袖中的进步派。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毛泽东就相信他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认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 〔9〕抗战期间，毛泽东对他寄托很大希望。1944年7月4日，为庆祝美国独立168周年，毛泽东指定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社论， 并又亲自作了修改。社论中说“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的外交主张，是美英苏中的战时团结和战后团结……这个外交路线是符合于美国利益，也符合于全人类利益的。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在庆祝美国国庆日的今天，深望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的这个外交路线，能够成为长期的领导路线。”7月13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按毛泽东指示致电晋察冀分局，进一步指明美国的罗斯福、华莱士一派，“比较着重于苏联与民主，其革命性亦较大。”〔10〕8月23 日，毛泽东在同谢伟思谈及美国是否可能重新奉行孤立主义政策而对中国问题视而不见时，肯定“如果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这种问题是不会发生的”。〔11〕当毛泽东得知罗斯福在总统竞选中再次获胜，即于11月10日去电表示祝贺。罗斯福在给毛泽东的复电中说，美国“为着击败日本侵略者，愿意和中国一切抗日力量作强有力的合作”。对于这项方针，毛泽东在12月16日给赫尔利的信中表示“完全同意”。〔12〕尽管自1944年底至1945年初始，美国的对华政策在走下坡路，但毛泽东对罗斯福仍寄予一线希望，1945年1月、3月，他分别在同美军观察组成员克里姆利和谢伟思的谈话中，表达了希望能同罗斯福进行面对面的探索性的会谈，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但是，毛泽东不曾料到，一个月后，罗斯福就因病去世了。4月13日， 他致电：“向美国人民及总统遗族表示吾人之深切吊唁。举世均将沉痛此种损失。”当时的心情由此可见。4 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中，还专门提到了罗斯福：“已故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说：‘世界已缩小了’。的确是这样，对于中国人民曾经感觉是住在十分遥远地方的美国人民，现在感觉成了近邻了。”〔13〕在这篇洋洋五万余言的报告中，毛泽东只提到两位已去世的人，罗斯福和孙中山，足见他对罗斯福的重视。伴随着罗斯福总统的逝世，毛泽东感到中共同美国关系的前途渺茫。 〔14〕
斯科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派驻希腊的盟军总司令。1944年10月，德国侵略军在希腊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在伦敦的希腊流亡政府，进入希腊。当时希腊的广大地区控制在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手中。为了确保建立资产阶级当权的政府，斯科比积极进行部署，以图消灭人民武装。1944年12月1 日斯科比以希腊盟军总司令的身份下令解散全国人民解放军，并由流亡政府新组建的国民自卫队接管解放区的警察职务。在这一命令遭到抵制后，12月6 日，斯科比悍然下令英军对全国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深受当时国际思潮影响的希腊共产党寄希望于政治解决，没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全国人民解放军于1月11日派出代表同斯科比谈判停火， 签订了一项《瓦尔基扎协定》。根据协定，全国人民解放军同意“在本协定公布以后立即予以遗散”，“全国人民解放军所征用的物资，包括役畜、机动车辆等等，均得按已草拟的议定书的详细规定移交国家，以后就视为国家所征用。”当民族解放阵线忠实地执行了这一协定之后，英军和希腊反动派对共产党员和人民解放军官兵进行了大逮捕大屠杀。
斯科比事件对毛泽东在思考和制定对美政策时所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国民党政府借美国的压力来迫使共产党解除武装、取消根据地的企图，已在国共谈判的过程中日益暴露出来，而美国的态度又正在日益向这方面转变，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担心斯科比事件在中国重演的危险性：“要估计最坏的一着”，并思索采取相应的对策来预防这种危险。
所有这一切，迫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对美外交政策进行重新评估，并作出相应的调整与改变。由于这一系列的事件都是在七大前夕发生的，因此，毛泽东对美外交政策思想的转变，中共对美外交政策的调整，也无一不与七大联系在一起了。当然，这里所说的转变与调整，是策略性的而非战略性的，而且是在七大期间逐步实现的。
二
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动已日益暴露的时候，中共在对美关系方面仍采取留有余地的原则，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
一是为了全局利益。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为全民族谋幸福的中国共产党人自然将这看成是自己最根本的任务，并努力为之奋斗。战时中共对美外交政策的根本目的也在于此。虽然，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但是毛泽东估计在中国要“到达最后地完全地消灭日本侵略者，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还需要大约一年半的时间。〔15〕由于苏联方面在出兵东北之前，没有向中共透露任何有关这方面的消息，毛泽东认为，要彻底打败日本，美国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因此，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在它还打法西斯的时候，我们要忍一口气”。〔16〕
二是对美国改变对华政策仍存有一丝希望。美国观察组来延安，为毛泽东同美国官方人员进行接触提供了条件。在同美方人员的频繁交往中，毛泽东有一个突出的感觉：美国对涉及中国的问题缺乏一个明确的看法，它的对华政策暖昧不明。毛泽东认为，赫尔利的表白无疑是反动的，但他只代表了美国一部分人的意见，而不完全代表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中象谢伟思这样的人就是持的不同意见。毛泽东认为，“美国会终于认识到只支持中央政府，并不是进行这场战争、加快中国民主进程、或保证远东战后安定的最佳途径。”因此，它的政策就不可能“是固定而不可改变的”。〔17〕而中共采取克制态度自然有利于这种改变。
三是中共对国民党政策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民族大敌，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是这种合作历经曲折，国共谈判断断续续，步履艰难。进入抗战后期，由于美国政策的日趋反动，国民党在谈判中的立场也日益强硬。在这种情形下，毛泽东认为，中共对国民党的方针是“一方面是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还要留有余地。这样就可以谈判、合作，希望他们改变政策。”〔18〕由于美国是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中国的支柱，决定了中共在制定对美政策时不会脱离对国民党的政策。如果对美采取对抗甚至决裂的政策，也就意味着同国民党的对抗与决裂，这样，抗日的进程就会被延缓甚至发生逆转。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在七大初期，中共对美国及同盟国是肯定赞扬为主，辅以警戒性的批评与提示。在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英美苏三大民主国一直是团结的。她们之间，过去存在过，将来还可能发生某些争议，但团结终究是统治一切的。”〔19〕他认为，报告中这一方面的内容“写得很多，很充分”。在书面政治报告中，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内容占了1/10，即5000余字，这一方面的份量约占了95%。同时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醒“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这个提示性的批评，显然主要是针对美国的，旨在提醒美政府不要采纳赫尔利所执行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因为“那是极其错误而且必然要失败的”。〔20〕
但是事态的发展表明，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提醒置若罔闻，毫无改弦更张的迹象。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刻。5月31日， 毛泽东在七大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中，阐述国际形势所占的份量超过了提交大会的政治报告，而且重点也发生了转变。在一个多月前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强调以联合为主，着重阐述英美苏几个大国的团结与合作及其意义，对英美，主要是美国，也是以赞扬为主旋律。然而在结论中，毛泽东对英美，主要是美国，批评已成了主旋律，着重阐述并批评英美等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反对苏联的行动，阐述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必然失败，以苏联等国为代表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在预测战后形势时，毛泽东指出，日本倒台，这是一个变化，这个变化与我有利；但是还有另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中国“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这一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21〕这实质上也就是毛泽东在为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与美国的对抗作思想动员。在政治报告中，关于黑暗的一面，毛泽东讲得很少。而在结论中，毛泽东则提醒全党“我们要更准备困难”，并一连列举了17条困难，其中有四条是国际方面的：一是“外国大骂”，即美国大骂我们，威胁我们；二是“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了希腊”，即美国可能对我们进行干涉；三是“不承认波兰”，意指美英等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不承认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四是“由于各种情况的原因，国际无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四条国际方面的困难，有三条是来自美国。6月2日，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代表团主任会议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让。”〔22〕这表明，毛泽东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动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毛泽东所形成的这种深刻认识，同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也是分不开的。
从国际上看，最明显的变化是美苏磨擦加剧。战时，美苏矛盾就时有发生，但由于罗斯福基于大国联合反法西斯和战后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构想，在美苏出现争执时，罗斯福总是设法以其特有的耐心和外交技巧来息事宁人，以达到反法西斯同盟的团结。然而罗斯福去世后，继任总统杜鲁门十分敌视苏联和共产主义，他上任刚一天，就嘱咐国务卿：“我们要顶住俄国人”，使得罗斯福竭力弥合的美苏矛盾开始公开暴露出来，并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上得到了比较集中的体现。会上，美苏就波兰问题、阿根庭问题以及联合国组织的权力行使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了争论，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一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另一方的国际政治分野初露端倪。这种国际政治形势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国内来看，由于赫尔利“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及其一党专政的政府”，“使蒋介石在处理国内统一问题上变得越来越不妥协”，〔23〕国共谈判陷入僵局。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反共反人民和支持内战的基本方针。蒋介石在大会期间声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了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会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又公然宣称：将以美国援助的武器来对付共军，并积极调集军队，准备进犯解放区。蒋介石国民党的嚣张气焰，又进一步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动。
而这时在美国国内所发生的“美亚事件案”则最终导致了中共对美外交政策的改变。
1945年6月6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华盛顿和纽约把主张与中共保持友好关系的前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及其他五人以通共间谍罪加以逮捕。美国副国务卿格鲁就这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精密的安全计划的成果”。但这实际上是美国对华政策两条不同路线剧烈争论的表面化，事件的发生表明美国政府在扶蒋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毛泽东对此极为愤怒，并作出了强烈的反应。6月11日， 他在中共七大所作的闭幕词《愚公移山》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这一完整的概念，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这个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同时宣布禁止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到解放区去。因此，《愚公移山》可以说是毛泽东实现对美外交政策认识转变的一个标志。
七大结束后（第一条在七大期间已开始实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迅即决定采取相应的对策，调整对美外交关系。
首先，对内号召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壮大力量，克服困难。中共中央认为，“美国的现行政策，是确定了的，不到山穷水尽，不会改变”；“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此外，敌人打败他，国际干涉他，都不归我管”〔24〕。因此，在美蒋一致反共，而中共一时还不可能得到苏联援助的情况下，最重要、最根本、也是唯一可以自救的措施，就是自己强大起来，以便进退有据。这时期突出强调自力更生，放手扩大武装，放手扩大根据地，进一步加强大后方的工作，以壮大自己的力量，达到最终迫使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美国政府也相应修改其对华政策的目的。
其次，发动舆论攻势，抨击美国对华政策。自1945年6月25 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的长篇时评始，中共通过报刊、杂志、电台等舆论工具，发表与广播了大量的文章，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公开的批评。毛泽东撰写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和《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两篇评论。在文章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的内战危机”；指出赫尔利式的政策如果仍然不改变的话，“那就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25〕中共希望通过这种批评，“促使美国觉悟”。
再次，在实际行动方面，暂时停止了一直是单方面向美军提供的合作。中共七大结束后，中共拒绝了驻华美军曾经提出的在灵邱等地建立机场，在各军分区建立通讯网，在敌后增加地上救护及气象工作人员，在晋绥增加气象台，在南泥湾建立对日的侦察电台和派人到山东降落等要求。中共中央军委还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解放区，不再准许美军建立通讯机构，并停止供给机密情报，对擅自来到解放区的美军人员，应“先解除其武装，禁止其通讯，并监视其行动。”这一举措的目的，一是“警惕其反动阴谋”，防止可能的破坏活动；二是使美军体会到“在敌后行动得不到我军配合的困难”，进而认识到“美军对日作战如无我军配合则不能缩短战争减少牺牲”，从而“逼使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26〕
此时在中共的对美政策中，批评、斗争和防范已占了主导地位。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尚未投降，抗日军事仍为当务之急，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对美战略构想一时还不会改变。因此，无论是舆论上的严厉批评，还是实践中的中止合作，都是策略性的手段，其目的是以斗争求联合，希望美国政府能够迷途知返，改弦更张，抛弃反动的对华政策，转而奉行有利于两国人民的进步的对华政策，达到重新合作的目的。因此，中共在采取这种对策时，恪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给对方留有余地。1945年7月30日，毛泽东在致徐冰、 刘少文的电报中指出，“我们的批评是将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中决定对华政策的人物与其他人员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一部分错误政策与其他正确政策分开。只要美国政府的现行扶蒋反共政策有一天能改变，我们就将停止批评这个政策，否则是不可能停止的。〔27〕
抗日战争进入到最后阶段，局势变化迅速、剧烈，充满了戏剧性。8月6日，美国向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 出兵中国东北。这就大大加速了对日作战最后胜利的到来。面对剧变的形势，毛泽东判断，美国依靠蒋介石的政策不会变，斯科比的危险也依然存在，但苏联参战后，美国的政策可能有某些改变，国共也将可能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重开谈判，因此，“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同时，对美国被难人员仍应救护，对美军登陆仍应准备作双方有利的配合，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28〕毛泽东决定暂时采取这样的对美政策，包含有以静制动的策略考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 中美关系带着战争期间形成的种种困扰，蹒跚地步入了战后岁月。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总结战时中共对美外交经验的基础上，从中国人民的前途与命运出发，审时度势，又在思索着与新的形势相适应的对美外交政策。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90—39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8〕〔12〕〔22〕《毛泽东年谱》（中），第311、589 、 566、60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251—252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4〕毛泽东、刘少奇1944年9月9日给张云逸、饶漱石、 曾山的电报。
〔5〕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 第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6〕〔27〕《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9—40、50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7〕〔11〕〔17〕[美]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 第331、251、326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9〕斯诺：《西行漫记》，第67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276页。
〔13〕〔19〕1945年5月2日《解放日报》。
〔14〕参见何迪对杨尚昆的采访，《环球同此凉热》，第259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5〕1945年5月2日《解放日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 第80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6〕〔18〕〔21〕《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89、 129、192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3〕《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348页。
〔24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 第807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15页。
〔26〕〔2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179—180、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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