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特色论文,经济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面前有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一条道路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广泛吸收和正确借鉴国外经济学及一切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密切联系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丰富实践，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另一条道路是以新老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科学价值，否定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意义，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独特的经验和理论，主张全盘西化、全面接轨，完全按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学模式改造中国经济学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近年来，后一条道路的影响日益增长，大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并使其逐步边缘化之势。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认为：前一条道路是正确的道路，应当坚持；后一条道路是错误的道路，应当反对。这是因为：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求实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其科学性首先在于它所拥有的科学的世界观。西方的各种形形色色的经济理论，在具体理论和方法上尽管不乏科学的思维，但是，在世界观的层次上却大多是以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实证主义为基础的，是不科学和不正确的。与此相反，“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1](P309)这个世界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唯物史观，有了唯物史观，人类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才第一次有了科学的理论，第一次把对社会经济过程的认识牢固地建立在了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其意义正如列宁概括的那样，“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2](P8-9)正是依据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理论，马克思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考察中建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并提出了一系列划时代的理论创见。例如，他坚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分析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他坚持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发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他在生产的首要性的基础上全面考察了经济过程中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以及技术与制度、实物与价值、本质与现象等所有重要环节；他在古典经济学家的基础上建立了完善的劳动价值论；他对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分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剩余的来源并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他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全面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他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为提出一个完整的企业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的扩大再生产图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源泉；他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他第一次明确证明了资本全球化的必然性和后果；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探索，说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然出现的历史合理性，等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一些比较公正的资产阶级学者如熊彼特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理论“作为一个整体，他的见解的完备性在每个细节上，都表现其正确，并明显地成为所有从事研究他的朋友和敌人领受智慧力的源泉。”[3]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杰出贡献经过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懈努力，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其科学价值也不断被历史发展的事实所证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许多重要的解释和预测，如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经济危机和国家干预的不可避免性、经济的全球化、资本的社会化、金融资本的膨胀、生产过程的科学化等等，无不被客观的现实所证实。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的科学性预测以及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有计划发展等科学理论，已经通过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而变为现实。
当然，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意味着它的所有的观点和结论都是正确无误的。实际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P742-743)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2](P162)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内在的科学品格。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与时俱进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经常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一种封闭的体系，一些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也常常误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一两本书或几条干巴巴的原理。他们不承认或不知道，以唯物辩证法作为其方法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最具有创新性和革命性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5](P489)这种历史的科学是以辩证法为基础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P2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与时俱进的品格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史的学者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就是在不断地自我批评和修正中完成的。比如，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时，对古典经济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抽象的、不现实的。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形成了唯物史观以后，他才逐步接受了劳动价值论并对它进行了改造和发展，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认识给我们提供了光辉的典范。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4](P676)“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P693)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也从未停止。以列宁、卢森堡、希法亭、布哈林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帝国主义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及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的学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长期探索，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的结晶和代表。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资本论》问世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遭到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制。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也从未中止。例如，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比利时学者恩斯特·曼德尔，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激进经济学派”的旗帜下，聚集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如保罗·巴兰、保罗·斯威奇、霍华德·谢尔曼、哈里·布拉夫曼、安瓦尔·谢克、罗伯特·布伦纳等一批重要的经济学家。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垄断、停滞膨胀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令主流经济学不敢小视的成绩。在日本，二战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不仅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庭抗礼，在大学的讲台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发展出若干学派，包括“正统派”、“宇野派”、“市民社会派”和“数理经济学派”等。在法国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调节学派”，则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运用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尤其对二战后出现的所谓“福特主义积累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针对欠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安得列·根德·弗兰克、萨米尔·阿明、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阿尔吉里·艾曼纽尔、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戴维·哈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提出了“中心—外围”论、依附论、不平等的发展、世界规模积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在矛盾等一系列理论（注：参见林岗、张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阐释》，《政治经济学评论》，2003,(3)。）。这些学者所提出的理论和观点虽然也存在不少可以商讨的地方，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系列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工业社会开始向信息社会过渡，经济的全球化迅猛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日新月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程的信息化日益加深、资本的社会化不断发展、金融资本的迅猛膨胀、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不断加快，这些现象都极大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结构。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实践、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挫折、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践，都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国内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工作者们正在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已经产生并且正在产生着许多新的有益的成果，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种与时俱进的科学品格，是其历经挫折、屡遭攻击而始终向前发展并永葆青春的原因所在。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础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也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科学指南。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科学价值和指导意义并没有因为改革开放的新的实践而有丝毫的降低。一些崇拜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者声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过去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只有在受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的启迪，运用它去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后，才提出了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和建立商品经济的改革主张，这种观点完全违背客观事实。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绝不是西方经济学指导的结果，而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价值的生动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立场。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是各种思潮不断产生、滋长、引进和传播的过程。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极端的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在不同的范围内存在和影响着，特别是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日益增长。应当承认，思想多元化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但是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的有害的影响。在这种纷繁复杂、急速变化的世界中，由于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在此前提下科学地回答不断变化着的形势所提出的各种新问题，制定科学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排除“左”和右以及其他社会思潮的干扰，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前进。
2.指明了改革开放的性质和方向。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就提出，中国的改革就其性质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如何通过不断地自我改革和创新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新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共十五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重要理论，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些理论的提出，深刻地说明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性质，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3.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理论的提出和在实践中的运用，显然不是从西方经济学中得出的结论，因为按照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阵营内，这一问题才真正得到了认真的探索和研究。苏联东欧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开始的经济改革，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979年以后，中国在改革目标的选择上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几个发展阶段。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论创新完全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总结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结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探索而提出来的。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奠定了基础，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利用股份制这种组织形式；国有企业改革实行“抓大放小”战略，把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把集权和分权结合起来；把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等等。这些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总结，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4.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的过程中，中国党和政府以及经济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如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国民经济首要问题的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的观点；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的观点；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的观点；等等。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有了重要的突破。十六大报告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又提出了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的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并强调在“十一五”时期，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党中央提出的这些科学理论不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也是经济发展理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使人费解的是，在这样清楚的事实面前，一些人却竭力鼓吹和夸大西方经济学的作用，认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导致了改革的巨大成功，这完全是颠倒是非。事实是，那些主张边缘化甚至取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正是在所谓“现代经济学”也就是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指导下来曲解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试图误导或影响（实际上也已产生影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他们把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认为非国有经济才为市场经济“提供坚实的基础”，主张“国退民进”，甚至提出“人间正道私有化”；他们把股份制仅仅看作是缩小国有经济力量和作用的措施，而不是把股份制也看作是增强国有经济的实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手段，如此等等。实践证明，正是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了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们完全可以说，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的成就，就不可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模式。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的悲惨结果和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灭，则从反面说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不可能把中国引向繁荣富强，更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根本保证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经济学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的知识来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来是在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不断对话和交锋中产生和发展的。理论的开放性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1](P309)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当然也不能采取完全否定和排斥的态度，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各个流派，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或新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新制度经济学、演进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激进经济学等，无疑或多或少地都会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体现了资源配置的一般要求，如关于价格运动的理论、关于就业决定的理论、关于通货膨胀的理论、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关于利率和汇率变动的理论、关于产业组织的理论，等等，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应当认真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许多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如边际分析方法、统计和计量方法、投入产出方法、实验的方法和目前流行的博弈论等，对于经济科学的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可以为我所用。当然，即使这一部分理论也不能完全照抄照搬，在学习和借鉴过程中也要注意其所建立的世界观、理论前提、假设条件与适用范围，特别是要考虑具体的国情。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西方的经济理论历来具有二重性，它具有不可否认的意识形态色彩，往往体现了资本家阶级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有的理论赤裸裸地反对社会主义，宣扬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例如，奥地利学派19世纪70年代提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为反对和取代劳动价值论而提出的庸俗理论；萨伊、克拉克等提出的要素价值论，直接是为资本主义剥削而辩护的；当前被国内一些学者竭力推崇的新自由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哈耶克的《通往奴役的道路》和《致命的自负》等著作，也是直接为否定和批判社会主义而写作的。政治经济学的这种无法否认的意识形态色彩，也为当代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所承认。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洛说过这样的话：“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注：转引自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第237-238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待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应当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论证来驳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某些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原则和基本原理的攻击，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基本原理出发对这些理论进行有批判的借鉴，摒弃其辩护性的糟粕；同时，将资产阶级经济学包含的一些有用的观点和方法吸收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中，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并根据具体的国情在实践中正确地加以借鉴和运用。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引入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中得到了广泛普及，在经济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这一点是应当肯定和承认的。但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片面强调西方经济学而忽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在不少部门、单位和个人中也有了相当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1.在指导思想上宣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认为真正科学的经济学只有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则被看作是一个普通的非主流的经济学流派，一些学者甚至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种经济学，而把它归结为社会学和政治学，有意无意地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价值和指导地位。
2.在学科建设上片面追求所谓的标准化、国际化、规范化，其实质就是按照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改造中国经济学的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体系，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材建设、评估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全面与美国模式接轨，甚至连写作方式和文体风格等也要照搬国外。
3.在发展模式和发展政策的选择上推广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崇尚私有制而贬低公有制，崇尚市场调节而贬低政府干预，崇尚全球化而贬低国家利益，崇尚效率而贬低公平，崇尚自由竞争而贬低社会合作，崇尚资本主权而贬低劳动主权，崇尚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而贬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在上述错误倾向的影响下，在一些地方、领域和单位，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受到排斥，已经被边缘化。这种五条件、无原则、无目的地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倾向是不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的。
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科学钥匙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关系的本质，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现象和资源配置，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深刻但不实用，西方经济学虽然不深刻但比较实用。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和经济现象，而在于如何研究资源配置和经济现象。现代西方经济学在研究资源配置和经济现象时，提出了许多重要和有用的理论，在分析技术上也比较成熟和完善，值得学习和借鉴。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不仅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世界观，而且具有脱离历史和现实而热衷于追求数理化的癖好（当然，数理化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只要运用得当而不是为了装点门面以增强其所谓的“科学性”，那就有助于人们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它们往往以牺牲内容的科学性为代价而追求形式上的严密性，并习惯于在抽象掉了时间、历史、技术、制度、政治、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的条件下谈论经济问题。此外，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学还坚持价值与事实、科学与道德、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分离，因此，也就无力对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有效的指导。难怪连斯蒂格利茨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也说：以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不仅在转型经济和制度选择中用处很小，即使在解释发达的市场经济方面也存在着根本的局限。[7]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的观点。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的沃土之中，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P56、57)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达到了空前内在的和高度的统一。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还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实践又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根本保证。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面临着许多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如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问题、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问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说到底是如何进一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努力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做出科学的理论回答，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广泛借鉴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其中包括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成分。但是，从根本上说，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甚至还会走上邪路。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认识经济世界的科学方法与理论，还因为，中国当前所面临的这些重大问题都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而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看法，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工具，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快速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这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以这种理论为基础而进行的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和拉美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在实践中遭到巨大失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成功，这种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改革与发展道路，即目前被国内外所高度关注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这一模式的主要思路是：(1)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是对立的，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符合中国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国情的要求。(3)在坚持公有制主体性和国有经济主导性的同时，积极发展非公有制和非国有制经济。(4)把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5)市场经济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的内容和形式要随着制度环境、技术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发展而变化。(6)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一个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化的长期而复杂的整体性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7)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8)把改革、发展与稳定统一起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从以人为本的目标。(9)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实行西方式的政治体制。(10)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显然，中国模式的这种丰富性、独创性和深刻的历史意义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和说明的。
第二个例子是如何认识全球化的实质、影响和对策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迅猛发展，关于全球化的理论争论也愈演愈烈，如何准确把握全球化的实质和发展趋势，制定明智合理的应对策略，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在这一问题上，目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对立的理论范式，如自由贸易理论、民族主义理论、现代化理论、文明冲突理论，等等，但是，这些理论都不能科学说明全球化的本质。比如，西方主流经济学片面强调全球化的好处，把经济全球化看作是一个互惠互利、平等自愿和各国的收益趋向均衡的过程；而民族主义又过分强调全球化的危害，对全球化采取了排斥的态度；文明冲突的理论则过分夸大文化的作用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上述各种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对于全球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全面科学和符合实际的理论解释：(1)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了全球化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客观过程。(2)它把近代以来的全球化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当作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断扩张的产物。(3)它揭示了全球化的矛盾性后果，即一方面是生产社会化在全球的展开，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的发展，会产生许多消极影响。(4)它承认全球化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同时也强调了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对落后的外围国家的剥削和它们之间存在的对立。(5)它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坚持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出发分析全球化的利弊得失，制定应对全球化的政策。(6)它坚信人类社会最终要走向全球的或世界的历史，各民族之间最终要走向融合和统一，并把这一理想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联系起来。(7)它兼顾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既强调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又承认各民族的差异以及它们之间的独立、平等和自决权。(8)它认同全球化的趋势，把对外开放当作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又绝不无条件地放弃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它追求的是全球化中的自主发展或以国家为基点的开放战略。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为我们科学认识全球化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正确制定全球化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的理论基础（注：参见张宇：《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及其从经典到现代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2)。）。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中国的模式和中国的道路、中国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中国的问题和中国的前途，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是无法得到正确理解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能给我们提供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科学钥匙。
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活的灵魂
在一些信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者看来，整个世界上的经济学只有一种，这就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毫无疑问地相信它、学习它，不折不扣地贯彻它、实践它，这就是所谓的国际化和规范化，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按照这种逻辑，经济学是普适性的科学，因此，所谓的中国经济学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问题。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主张，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应当采取“述而不批”的态度，追求所谓“原汁原味”。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首先，西方经济学并不只有一种，而是存在众多的理论和流派，而且这些理论和流派的地位和影响也在不断变化，被许多人尊崇的现代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其实也只是众多经济学流派中的一支，它绝不是什么普遍和永恒的真理。其次，经济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一样，从来都是不同国家和不同阶级的人根据他们自身特殊的环境、经验和知识背景提出的不同思想理论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果。经济学的发展绝不是某些人和某些国家的专利。再次，作为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道路既是十分丰富又是十分独特的。最后，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以一定的现实为基础的，都是有条件的，都不可避免地会反映理论的生产者特殊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因此，仅仅满足于照抄照搬和全盘引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是不可能深入了解中国的特殊道路和复杂国情的，中国的经济学者绝不应当只是西方经济理论的消费者，而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生产者、创造者和建设者。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则是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活的灵魂。像所有的科学和理论一样，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也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应当允许并鼓励理论的创新和不同学派的并存与发展。但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主流的经济学理论，这种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必须反映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基本价值观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当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正确借鉴并广泛吸收西方经济学以及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
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前，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注意以下原则：
1.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要注意以下几点：(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的许多科学观点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被忽略或简单化了，如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观点和“重建个人所有制”等。对于这些观点要正本清源。(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中有一些与当前现实不符的具体观点，应当实事求是地根据实践的发展加以修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关于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论述。(3)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有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深入讨论和研究过的，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作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如经济信息化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等。(4)要认清哪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不能动摇的基本观点，哪些观点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并随着实际情况变化而改变的具体结论。
2.把握时代脉搏，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这种创新与发展包括：在实践中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补充和发展；根据时代的要求确立新的研究主题；从实际出发发现新的问题，并对新问题做出科学的说明；揭示新的经济规律并提出新的概念与范畴；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吸收合理有用的成分，批判不合理的意识形态的因素；注重分析工具和分析手段的进步，特别是要正确运用数学方法，等等。
3.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不能脱离实际，脱离时代，回避社会矛盾，在书斋里坐而论道，空谈马克思主义。要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认真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深入总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经验，反映时代要求，关注国计民生，研究现实问题，探索发展的道路，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服务。
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要具有世界眼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或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具有全球眼光或世界眼光。也就是说，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要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也要研究当代世界的经济问题；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考虑问题、研究问题；要广泛学习和研究国外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展，特别是要注重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新发展的学习和研究（这是过去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5.最后，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所有优秀成果，使其真正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和典范。
中国的改革开放年代，也正是全球化急速推进的年代，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的迅猛扩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上将各自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深深卷入其中，力图按照世界资本主义系统的既有权力秩序安排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这个世界环境中，中国必须走自主发展的道路，必须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巨大压力与挑战面前，为开辟自主发展道路作出艰巨的探索，而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发展正是这种探索的重要体现之一。
自20世纪初期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学，其主题一直就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注和探索，尤其是以孙冶方、王亚南、薛暮桥等先辈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解放前的论著，其专注点正在于，揭示面对着当时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压力的中国惟有自主才能发展，中国必须摆脱全球化所强加下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正是这一论断的最有力印证。建国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指导思想，这本来应该是大有作为的。然而，由于种种特殊和复杂的历史原因，实际的发展却走上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一方面，中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文本研究、在已有理论体系的完善化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另一方面，毋庸讳言，在研究现实、指导实践方面，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显得滞后，这种局面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实发展的愈趋复杂、指导实践的任务愈趋艰巨而尤其严重。可以说，当前，创新、发展是与中国经济学的前景生死攸关的课题。而创新的关键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一切有利于认识现实、指导实践的经济学理论成果，包括哪怕是建立在与马克思主义截然对立的世界观的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成果，以此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国经济学。
这条道路无疑是充满艰辛与风险的，然而，面对中国愈益卷入全球化进程、必须坚持自主发展的现实，这是中国经济学不可回避的发展道路。古人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具有以振兴天下为己任的光荣传统，处于这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转折年代，坚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努力在理论自主发展的道路上探索、开拓和创新，这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者的共识，也必定将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主导风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新道路。社会主义中国显示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为全世界所瞩目，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伟大的实践呼唤着新的理论。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广泛吸收和正确借鉴国外经济学发展的优秀成果，密切联系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一个具体方面。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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