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语方言的分布格局及其形成的历史地理人文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语论文,方言论文,格局论文,人文论文,地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藏语方言的分布格局 藏语是藏民族所使用的最主要的交际工具，是一种跨境分布的语言。在国内，藏语分布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等五省区，使用人口459.3万。[1]在国外，藏语分布在毗邻我国西藏自治区的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部分地区，使用人口尚无确切统计数据，现仅知巴基斯坦巴尔蒂语的使用人口约为20万，[2]尼泊尔使用夏尔巴语的人有11.4万。[3]据此保守估计，境内外藏语的使用人口至少有500万。 藏语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方言。在藏语方言分区问题上，国内外学者存在不少分歧，分出的方言数目和内容都不尽相同，王尧、[4]瞿霭堂[5]等对此有详细的述评。对境内藏语方言的分区，现在国内学者意见比较一致，分为卫藏、康和安多三大方言。其中，卫藏方言分为前藏、后藏和阿里三个次方言，康方言分为牧区、北部和南部三个次方言，安多方言分为牧区和农区两个次方言。国内藏语方言的大致分布可参看《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少数民族语言卷》。[6]境外藏语方言，国内学者张济川认为可以分为西部方言和南部方言，其地理分布如下：西部方言分布在列城、桑嘎尔（以上为东部次方言）、卜日克、巴尔提（以上为西部次方言），南部方言分布在宗喀（为东部次方言）、比迪、扎得、崂、夏尔巴、吉瑞尔（以上为西部次方言）。[7]江荻的分类也与此基本一致。[8]然而国外学者，如日本学者西羲郎则将境外藏语分为西部方言、西部革新方言、中部方言和南部方言四大类。[9]对境外藏语分区存在不少分歧，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充分的调查，可资参考的研究资料较匮乏。在此姑且不论各家对境外藏语方言分区的优劣，但由以上可见，境内外藏语方言种类纷繁多样，其地理分布极其广阔。 藏语是汉藏语系中分布较广、使用人口较多且有文字记载的一种语言，在汉藏语历史比较研究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近几十年许多专家学者都对藏语方言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然而关于藏语方言的形成，只有胡坦、[10]益西[11]等少数学者有过简要的论述。此文将论述藏语方言形成的历史地理和人文背景。 二、人口迁徙与藏语方言的形成 古代藏族的人口迁徙与吐蕃王朝的军事扩张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7世纪初，因自然环境优越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悉补野部在雅隆河谷迅速崛起，建立起盛极一时的吐蕃王朝。此后，吐蕃王朝便开始向其周边地区展开了频繁的军事扩张：东面，逐一兼并吐谷浑及党项、多弥、白兰、西山八国等诸羌部落，与唐朝抗衡；北面，与唐朝争夺西域；西面，以收其治下的象雄作为基地，向中亚扩张；南面，将泥婆罗、不丹等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纳入其属国范围。 吐蕃向外的军事扩张，实际上也是一个人口向外迁徙的过程。“吐蕃每发兵，其富室多以奴从，往往一家至十数人，由是吐蕃之众多”。[12]在此过程中，原居住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古代藏族也随之向周边地区尤其是向其东北方迅速扩散，造成了藏族人口较大规模的迁徙，于是在其控制的区域内就出现了大量的藏族。由此可知，这些外迁的藏族主要是吐蕃将领和随军奴隶（也包括被征服的诸羌民族）。吐蕃王朝于9世纪中叶轰然瓦解，因“在没有接到国王命令之前，不得回防”[13]之故，外迁的吐蕃将领和随军奴隶没有返回故土。因此，在唐以后的汉文文献中常有许多关于古代藏族移民的记载。《邵氏闻见录》记载：“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秦、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遗种。”[14]可见，自吐蕃衰亡后至宋代，古代藏族已广泛地分布在我国西北、西南的辽阔区域。与其他占领地区不同的是，吐蕃对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的统治比较松散，仅施行羁縻统治，因军事扩张而迁徙到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藏族并不多，多数则是由于政治、宗教等原因从西藏迁入的。早在达磨灭佛之际，“一些未能逃脱之班哲达则被驱往门域”。[15]此后便有不少卫藏地区的藏族不间断地进入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例如，1616年，阿旺朗杰因在竹巴噶举转世斗争中失败而流亡不丹。因此，杨毛措认为，门域是从吐蕃时代至甘丹颇章政权时期卫藏腹地流亡者的秘密避风港。[16]这应是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出现藏族的重要原因。 迁徙过程中，藏族将藏语文远播到雅鲁藏布江流域以外的广大区域。安史之乱后，吐蕃攻陷河陇，至咸通二年（公元861年）张淮深克复凉州，陷没近百余年之久的河陇才全部收复。吐蕃统治河陇时，藏语在河陇诸族中得到传播和使用。[17]在吐蕃时期，藏语文也传播到西部的大勃律（今巴尔蒂斯坦）。陈庆英等认为，在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藏文碑刻，应是吐蕃王朝在公元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统治巴尔蒂斯坦时期的产物，具有民间性质，但难以确定其为何人所刻。[1]姑且不论该碑文为何人所刻，但藏语文早在吐蕃时期就已经传播到巴基斯坦，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民间性质或许表明当时藏语文在该地区已经比较普及。即便是在吐蕃统治结束后，甘州和于阗官府都还使用藏语文。[19]这就足以说明，吐蕃时期藏民族向周边地区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使藏语有了极其广阔的地域分布。 作为语言的载体，人既是语言的创造者、使用者，也是语言的传播者。在交通、通讯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语言的传播扩散主要是通过人的迁徙来实现的。约瑟夫·房德里耶斯认为：“当居民稀稀疏疏地分布于广大地区时，这种分散就有利于方言的分化。”[20]居民的稀疏分布由人口迁徙所致，人口迁徙与方言的形成有着密切联系。人口迁徙是语言向更为广阔的地域空间传播扩散的根本途径，是一种语言形成众多方言的一个先决条件。对藏语而言，古代藏族的人口迁徙极大地拓展和奠定了藏语的地域分布，是藏语形成方言差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在此需要说明三点：一是，藏语在吐蕃王朝时代就已经存在方言差异，《时轮大释》记载：“诸蒐集佛经者，于吐蕃将三乘用吐蕃语书写之，而各地方又用方言书写之”；[21]二是，随人口迁徙而远播的藏语，应是图米桑布扎创制藏文时所记录的语言，即以逻些一带藏语方言为基础方言的民族共同语；三是，由吐蕃的民族共同语到分化为有明显差异的方言，其间至少历经了数百年时间，因为在十二三世纪时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就已注意到各地藏语发音的差异，他在《乐论》中生动地指出前藏人、后藏人、阿里人和康巴人在发音上的鲜明特色。[9]这表明藏语方言在语音上的差异当时已有显现。 三、自然环境与藏语方言的形成 从语言地理上看，藏语方言的地理分布是十分广阔的，但是基本上没有超越青藏高原这一地域空间。其根本原因在于藏族文明“自身所固有的和无法克服的对高原环境的适应性与对非高原环境的不适应性”。[22]藏语是藏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决定了藏族文明的分布，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藏语的地理分布。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海拔极高，山脉纵横，河流众多，湖泊星罗棋布。青藏高原所具有的独特自然环境为藏族的生产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但也制约了藏族的活动，影响了藏族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促使了藏语的不断分化，是藏语形成不同方言的重要因素。 河流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是人类向外部空间发展的重要通道，也是语言扩散蔓延的天然孔道。“在古代的交通中，河流应占最重要的地位……河流的沿岸往往是可以垦殖的山谷平地，所以一条河流的流域也常常成为一个经济区。在同一个经济区，方言自然容易接近，并且往往能够维持相对的独立性”。[23]从《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上可以看到，国内藏语三大方言的分布与江河流域是基本重合的：卫藏方言（不包括阿里次方言，阿里次方言分布在狮泉河流域）分布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康方言分布在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三江流域，安多方言分布在黄河流域（包括湟水流域）。同一个流域的方言内部基本一致，足见河流对方言在一定区域内保持相对一致性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 青藏高原上众多的河流是因雄浑高峻的山脉而形成的。雅鲁藏布江夹在喜马拉雅山脉和冈底斯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分别介于念青唐古拉山、唐古拉山—怒山、云岭、巴颜喀拉山—沙鲁里山之间。黄河流域位于巴颜喀拉山脉与祁连山脉之间。山脉是交通上的天然障碍，它阻隔了山脉两边人员的频繁交流往来，阻碍了语言的传播扩散，极易造成语言的分化，常是语言或方言的分界线。喜马拉雅山脉，西起克什米尔，东至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是东亚大陆与南亚次大陆的界山。冈底斯山脉，西起喀喇昆仑山脉东南，东至纳木错西南，与念青唐古拉山脉相连，是西藏外流水系与藏北内流水系的主要分水岭。念青唐古拉山脉，横贯西藏中东部，东南延伸与横断山脉西南部相接，是雅鲁藏布江与怒江的分水岭。巴颜喀拉山位于青海省中部偏南，西北—东南走向，是青海省境内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分水岭。从地理分布上看，喜马拉雅山脉是国内藏语和国外藏语的分界线，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系是藏语卫藏方言与康方言的分界线，巴颜喀拉山脉则是康方言与安多方言的分界线。另外，卫藏方言的分区也与山脉密切相关。在卫藏方言区，前藏次方言和后藏次方言沿拉萨尼木县跨雅鲁藏布江到山南浪卡子县一线划开。在雅鲁藏布江以南，前藏次方言与后藏次方言的分界线正是拉轨岗日山脉东端的解岗速松—宁金岗桑—康日拉布—栾波诸峰一线。在雅鲁藏布江以北，二者的分界线恰好是冈底斯山脉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交汇地带。阿里次方言与后藏次方言的分界线是仲巴县与阿里普兰县、革吉县之间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冈底斯山脉。 四、经济类型与藏语方言的形成 在辽阔的青藏高原，农业和畜牧业是主要的社会经济类型。根据环境条件和农业生产的地域差异，青藏高原可以划分为农林、农牧和牧业三个基本地带。（1）农林地带分为川藏农林区、藏南农林区、川藏农林牧区、藏东农林区，（2）农牧地带分为青东农区、青北农牧区、藏中农区、藏南农牧区，（3）牧业地带分为青藏畜牧东区、青藏畜牧西区和藏西牧农区。[24]另外，根据邓艾[25]对青藏高原牧区的详细划分，我们可看出农牧业在青藏高原的大致分布情况：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卫藏地区以农业为主、以畜牧为辅，康巴地区则以畜牧业为主、以农业为辅，而安多地区绝大部分为纯牧业区。 邢莉认为：“与农耕民族相比较……牧业民族则较为闭塞，相互之间交流的信息较少。农耕民族固着在土地上，游牧民族则较为自由。农耕民族的生活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四平八稳，循规蹈矩，而游牧民族的生活节奏则更为缓慢。”[26]也就是说，相比而言，游牧社会更封闭，而农耕社会更开放。据此，在社会系统状态方面，以农业为主、以畜牧为辅的卫藏地区最开放，以畜牧业为主、以农业为辅的康巴地区次之，而以纯牧业的安多地区则最封闭。江荻认为，在开放的社会系统中，语言系统处于活跃开放的状态，而在封闭的社会系统状态下，语言的发展趋向保守、停滞。[27]经济类型影响社会系统状态，社会系统状态进而影响语言发展的速度。根据青藏高原各地区农牧业的分布情况推论，卫藏方言最活跃，康方言次之，安多方言较保守。这一推论与语言事实（见表1）是极其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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