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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是现代社会学家在进行社会分层研究中常常使用的概念，意指介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中间阶级。构成这一阶级的成员较为广泛，有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等等。尽管“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还需作进一步理论探讨，但这概念本身已被广泛接受，并据此来分析现代社会的社会阶层和阶级结构。
社会学家在研究现实社会时，一向注重社会分层，无论是功能主义、冲突论还是进化论的社会学家都一致认为社会是分层的，即社会学上所称的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 社会分层的特性根据其社会的结构不同，可能是封闭的，也可能是开放的。在封闭的社会结构中，不同阶层之间的界限是固定的，地位是先赋的，而且是终身不变的，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在开放的社会结构中，界限是灵活的，人们可以通过社会流动获得新的地位。正是在开放的社会结构中，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快，社会分层也比以往更为复杂，并且形成一个庞大的中间阶级。
在社会分层的视角下，什么是阶级？划分阶级的标准是什么？中产阶级是否可以视作为一个阶级？这是自马克思以来很多思想家、社会学家关注和研究的中心。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层体系的基础在于群体和生产资料的关系，构成分层系统的群体和阶层称之为社会阶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二大主要阶级：占人口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和占人口极大多数的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都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但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即技术和科学设备，而无产阶级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有许多学者据此指责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简单地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结构理论是一种“简单的两级分化结构观”。实际上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符合事实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中侧重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他们丝毫没有忽视中间阶层。据初步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9卷中，就有83处直接论及中间阶层，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谈到巴黎公社的伟大功绩时说：“这终究是工人阶级被公认为能够发挥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阶级的第一次革命；这是除了富有的资本家以外的巴黎中等阶级的广大阶层——小贩，手工业者和商人都一致公认的。公社英明地解决了一向是中等阶级内部纷争起因的债权和债务问题，因而拯救了这个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7卷，第363页。）他在《1848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还说“在无产阶级暂时被挤出舞台而资产阶级专政被正式承认之后，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中等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免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愈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7卷，第30页。）至于对中间阶级的具体成分如小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的论述更是多得难以计数。在他们的著作中，没有使用一个固定的统一名称来指代这些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各种社会集团，而是交替用着：小资产阶级、中等阶级、中间阶级、过渡阶级、中等阶层等等名称。在《共产党宣言》中，除了对资本家或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进行分析外，马克思还谈到“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存在，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4页。），恩格斯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文中指出：“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外，现代大工业还产生了一个站在它们之间的类似中间阶级的东西——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由原先的半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残余和稍稍高出一般水平的工人组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6卷，第75页。）马克思、恩格斯虽然用了不同的名称来表述中间阶层，但其含义清楚地指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所有社会集团，他们的主要成分是：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农民、医生、律师和学者等；他们的主要特点是按其存在的不稳定性接近于无产阶级，按其生活条件接近于资产阶级；并且中间阶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居于重要地位。例如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指出，中间阶层“在所有现代国家和现代革命运动中，都属于极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国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国多次斗争中，它常常起决定性的作用。它的地位是介于较大的资本家即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之间，这种地位就决定了它的特性。它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卷，第259页。）
最为招致争议的是有人说在马克思后期的一些著作中，他还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中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人将要增多。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的采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导致资产者在非生产劳动上的花费增加。“结果仆人和其他靠非生产阶级的钱过活的劳动者就会增加”，“一部分工人变成仆人”，“无产阶级的一小部分上升为中等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卷，第1册，第651页。），马克思在评论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理论后总结性地指出“他忘记指出：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的大部分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安全和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卷，第2册，第653页。）在评马尔萨斯的观点时说“他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阶级的人数将增加，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将相对地越来越小。马尔萨斯自己认为这种希望多少有点空想。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卷，第3册，第 63页。）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看，这里讲的中间等级或中等阶级的增加，不是指小业主、小商人之类的小资产阶级，而是指“仆人和其他靠非生产阶级的钱过活的劳动者”，“仆人”即指资产阶级的奴仆，除了家仆外，还包括在政治上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安全效劳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军人、警察、狱吏等等；“其他靠非生产阶级的钱过活的劳动者”，可能是那些为资产阶级提供精神财富和特殊劳务的受雇佣的医生、律师、教师、学者等等。由此可见，马克思在晚年实际上预见到了与小资产者不同的，又有别于工人的特殊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将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增长，并把他们看作是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等阶级。但马克思还未能展开他的理论探讨之前就去世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不可能预见这种新的中间阶级的确切构成和详细的特征。农业生产力的落后，工人阶级所处的悲惨境地以及激烈的阶级斗争，都不能使马克思作出这样的预见：中间等级会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中产阶级。要他作出这样的预见是违背他的科学方法的。对马克思社会分层理论作出进一步发展的是比马克思小47岁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中提出：财产或生产资源为其所有者积聚了大量利益和特权，而那些必须依赖于出卖劳动力的人们，却在为生活来源的斗争中面临艰难险阻。“因此，有产和无产，便是所有阶级处境的基本范畴”。（注：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927页， 转引自弗兰克·帕金著，刘东等译《马克斯·韦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于是， 社会阶级的产生就有了两个相关的条件——财产所有权和劳动力在市场上的出售。在现代劳动分工中，明显生发出一个范围极广的市场环境，那些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们，可以以许多种不同的方法获得优势和劣势。某些集团将可以因其特殊技能或文凭而提出对报酬的要求，另一些集团则可能以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要害位置作为谈判的筹码。市场是一块所有的职业集体都彼此间接竞争的地方。每个群体都力图增大它从一块有限的蛋糕中分得的那份；更多地是为了某种收入，而更少地是为了他人。从而韦伯把社会的分层从所有权与生产系统引向获得收入的分配系统。他给阶级下的定义：一个阶级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1）在生存机会上有着共同的特殊因素，而且（2）这些原因仅仅体现于他们所占有的商品和收入等经济利益上，而且（3）这种体现发生于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条件下”。（注： （美）刘易斯·A·科瑟著，石人译：《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页。） 也就是阶级是由其市场机会和生产机会广泛相似的各种群体组成。
另一方面，韦伯还认为在社会的劳动分工或财产系统中，每个成员都由共同的生活方式观念和所受到的社会评价而聚集到一起。这便成为韦伯判断社会分层的又一标准。在韦伯看来，在任何社会，均可依据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和世界观来划分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层次。“当财物的获得和分配的基础相对稳定的时候，就有利通过地位来进行分层。每一种技术上的影响和经济上的改革都威胁着通过地位来进行的分层，并把阶级情势推向前台。在其中赤裸裸的阶级情势具有支配意义的时代和国家，一般都是技术和经济转变的时期。同时，每一种在经济分层领导下的变化的减弱，在一定时候，导致了地位结构的增长，并有利于社会荣誉的复苏”（注：（英）弗兰克·帕金著，刘东等译：《马克斯·韦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页。）， 而教育正是这一社会分层标准具有重要意义的方面，教育制度是一种守卫和控制地位群体圈子入口的特别精致的机构。
韦伯除了在社会分层方面引进地位群体去解决社会多元化的冲突之外，他还极为详尽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工业组织导致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他赞同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工业社会与手工业社会不同，生产者不再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从而被迫向支配着他的人出卖自己的劳动。他更进一步指出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任何合理化的和集中协调的生产体系不可避免的结果，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主义生产体系同样以这种分离为特征。因此，阶级是以在经济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非个性的原则为基础的。韦伯对现代合理化趋势的关注使他进而研究现代政治、管理、经济领域中大规模现代机构的活动，认为官僚制或科层制（Bureaucracy）对活动的协调是现时代的突出特点。 官僚制是根据合理化原则组织的，在本质上是运用技术上最有效的方法达到即定的目的。职务按照高低次序排列，其活动不带私人色彩；任职者受计划分配的权限和有限的义务所制约；任命根据专门的条件，每个机构都通过竞争性选择招聘人员，根据技术以及非个性的标准确定职位候选人；每个职位都有固定的薪金报酬；每个机构都形成一种职业，因而机构人员有可能根据基于资历或成就的职位等级制度获得晋升。韦伯认为只有通过对大批人的官僚协调，现代政治和现代经济才可能大规模计划性。官僚组织是造成现代政体、现代经济、现代技术的一个特殊工具。
在韦伯那里，他重新确立社会分层的一些主要原则和标准。把根据合理化原则组织的官僚制确定为社会组织的主要原则，作为对马克思的从生产资料的占有为基础的社会阶级原则的补充和发展。无疑，韦伯的理论大大推进了社会分层理论。
1951年，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出版了《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White Collar: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在这本书中，米尔斯第一次提出了作为中产阶级的“白领”阶级的概念，并详细研究了中产阶级的状况。他指出，目前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这与近代时期的中间阶级大为不同。这些人主要是由经理、专业人员等组成，他们充当着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缓冲带，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此书是战后社会学家第一次考察并形成中产阶级概念的重要著作，它产生了极大的理论影响。从此，引发了一大批社会学家对中产阶级的关注和研究，使中产阶级真正进入社会学家的视野，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中心。
基于社会分层理论可知，任何社会结构上总是由不同的社会分层构成的，同时，这种分层也必然随着经济的转变，技术的影响，政治的改革而发生重组。其中经济因素是基础，但并不是说只有经济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当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与劳动严重冲突，造成贫富两极严重差别时，社会分层可以根据经济标准来进行；当社会或群体根据权威或权力来构成社会等级时，社会分层可以根据政治权力分层；当社会成员被分为各种不同的职业群体，而职业如果被视为他们之间有内在的差别时，社会可以作职业的分层。
中产阶级从社会学上而言，是社会结构中的中间等级。随着科技的发展，管理的现代化，这一中间等级不断发生着变化。马克思所说的中间阶级已为更多的阶层所补充或替代，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中产阶级。这一阶级的特点主要有这几个方面：
（一）从政治权力上说，他们处于掌握政治权和经济权的特权阶层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阶级之间。他们不象统治阶级那样，可以凭借手中的政权或经济控制权施加决定性影响于社会，但他们往往在各行各业从事具体的工作。他们在行政、科技、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是直接掌握生产力和文化设施的人，可以在统治阶级贯彻其意志的过程中施加影响，起延缓或促进作用。
（二）从经济上而言，一般指拥有中等资产，有较稳定的中等水平收入，生活状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般不从事剥削或不以剥削为主要的经济来源，而是靠出卖劳动为生的那部分人。他们的劳动与工人阶级劳动不同，主要是脑力劳动。也正因为这点，有人说，中产阶级是社会中用脑劳动的各种成员构成的。
（三）从职业上而言，中产阶级的职业范畴是相当广泛的，包容了很多职业，并且每种职业的职能往往是固定的，其收入也是较为稳定的。在现代社会里，劳动分工体系中的各种职业都具有特定的职能。批量生产技术的巨大生产力和技术合理化不断增加的应用范围导致现代职业的变化，同时在组织上大型企业和政府的不断扩大，以及现代社会结构所导致的发展趋势——官僚制的稳步成长导致了现代职业大量增加。这种以技术和管理为职能的职业的变化，带来了收入的变化，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公职人员成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构成。他们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并且利用自己的知识赢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和随之而来的优厚待遇。
在现实生活中，中产阶级远非总是表现为严格确定的一望可知的集团，他们常常处在各种职业、部门、文化和其他共同体的复杂结合之中，甚至在经济、意识形态上都不是统一的整体，但他们至少有三个共同点：（一）他们无论在经济、政治、职业上都处于特权显贵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是社会的一股平衡力量；（二）他们分布广泛，有不同的利益所在，但他们基本有一个共同的生产方式和行为准则；（三）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一定的技能，他们也代表着一定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他们企求自由的社会环境而未必形成明显一致的共同主张，但整体意识是进取的。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中的变化，各国的中产阶级呈现不同的特点。美国的中产阶级主要是白领阶层；英国的中产阶级则多数为小私有者和经理阶层；联邦德国的中产阶级中占主要地位的是知识分子、职员和公务员。他们在经济、社会、政治上是多种多样的。但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是相似的，他们是社会稳定和活跃的力量。“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产阶级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注：（美）塞缪尔·享廷顿著，王冠华译《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51页。） 这一点在现代印度社会中体现得特别明显，印度社会的贫富悬殊众所周知，但现代印度却稳定地走向现代化之路，其原因就在于印度社会有着一支稳定而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在9 亿印度人口中，中产阶级占2亿，并且基本上是由受教育的人群构成”，（注：《光明日报》，1995年6月12日，《印度教育的喜和忧》。）， 他们是印度现行政治制度得以稳定的支柱。
贫富差别过大，往往潜在政治社会风险，这在各国皆然，因此，许多国家都很重视这一问题，竭力营造中产阶级，这一阶级的基础愈大，社会也愈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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