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3－0004－07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标志中国共产党人研究现实社会主义的思想方法的根本转变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就已经明确揭示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毛泽东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以及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后，指出，“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随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根本前提和历史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标志中国共产党人研究现实社会主义的思想方法发生了根本转变，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跳出套用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来看待现实社会主义的圈子，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开始作出新的、不同于前人的回答。
邓小平说过：“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青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2](p116)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经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而产生的一种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形态。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经济运行体制的设想，即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体制等都是在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些思想，可以称之为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石仲泉曾这样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立足于当时比较发达的欧美国家经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夺取政权之后，以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为基础，来建设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以“将之视为那个时代的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论模型”[3]。
然而现实社会主义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比较发达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生。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在世界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一环实现了突破，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中叶，毛泽东领导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曾经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2](p292)
在这一高度评价的后面，邓小平还有更重要的一段话，他说：“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2](p292)这个论断非常重要，它既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昭示中国共产党人研究现实社会主义的思想方法的重要变化。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回答，曾经基本上是套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仿佛现实社会主义已经是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中所讲的社会主义，而现实社会主义的建设就应该像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中所说的那样搞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这就忽视了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俄国曾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相对而言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而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中国则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经济文化相当落后这一最基本的事实。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毛泽东在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还说道：“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这个“差不多”，就忽略了近代以来旧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是不同的社会形态这个最基本的实际。这就使他在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尽管也提出过一些正确的思想和宝贵的观点，但从整体而言，很难上升到科学的层次、形成科学的理论①。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搞革命不能只靠“本本”，搞建设同样不能只靠“本本”。“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不从实际出发，不跳出套用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来看待现实社会主义的圈子，就走不出一条成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反复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2](p2)，为什么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p3)。
那么，中国的实际究竟是怎样的？邓小平在“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2](p116)的基础上，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2](p225)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相对经典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另一方面则要直面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根据当前的情况采取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建设够格的、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正是根据这一思想，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而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后来，党的十五大报告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在我们这样的东方大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并强调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研究现实社会主义的思想方法发生根本转变的最集中的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块最重要的基石。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才能够被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接受和坚持。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有了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2010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中又指出：“中国这些年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是由于城乡不平衡、地区不平衡，再加上人口多、底子薄，我们确实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要求，坚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和坚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会蜕变为资本主义的保证
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搞资本主义。我们当然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和坚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会蜕变为资本主义的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将建成够格的、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跳出套用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来看待现实社会主义的圈子，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一是中国的现实社会主义相对经典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二是将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等内容，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加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等公式，应该说，这没有抓住社会主义的本质。
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搞清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回答这个重要问题。
邓小平在他的一系列论述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其核心要点是两条：
一是要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他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4](p231)“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4](p251)
二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要避免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发生的种种弊端，其中最根本的是要走共同富裕道路，消除两极分化，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p364)
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p373)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紧紧抓住了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历史作用，但他们同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过程中给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带来的深重苦难。他们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分析中找到了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所遭受的深重苦难的根源，揭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同时，他们通过研究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找到了埋葬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这就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他们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归根到底，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要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要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走过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要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避免资本主义在发展中曾经给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带来的苦难，避免两极分化，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这既是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区别，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必须看到，发展生产力作为一个经济过程，本身就是各种社会力量在经济利益上博弈的过程，没有相应的政策引导和制度制约，两极分化不但会自然发生，而且会愈演愈烈。中国在改革发展中，如何既要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又要坚持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搞好社会财富的分配，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一个历史性课题。邓小平说过：“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2](p195－196)
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在人们普遍贫穷的时候并不明显。但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财富的积累，这个问题就会逐渐显现其重要性。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代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在如何分配社会财富，以缓解社会矛盾、避免社会动荡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是资本主义至今仍然继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解决好社会财富分配问题，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敏锐地预见了这个问题，而且在改革发展中始终关注这个问题。他反复强调：“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p364)
随着改革发展的进展，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在现实中解决分配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和困难程度。1993年9月16日，他在同弟弟邓恳谈话时讲道：“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强调：“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5](p1364)
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个问题愈益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重视。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报告要求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要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等等。
当前讨论社会财富分配问题，谈到目前贫富差距的加大，不可避免地会涉及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先富共富”理论。笔者认为，这一理论是邓小平把握和利用矛盾发展过程的不均衡性，找出实现战略目标的现实途径的一个范例。在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里，任何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矛盾的发展过程都是不均衡的。不正视这个现实，想齐头并进、一蹴而就，只能陷入空想。邓小平从这个现实出发，充分把握和利用这种不均衡性，提出在改革发展中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发展起来，先富带后富，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逐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防止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样，我们就找到了现实的途径，来逐步实现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6]。应该说，邓小平的这个理论对于打破当时平均主义造成的普遍贫穷的局面，调动人们改革发展的积极性，对于后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杨振宁曾经谈到邓小平讲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他说，这一句话，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最近30年中国的GDP，从1980年到今天成长了30多倍，就是翻了五番。“所以能够翻五番，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邓小平的那个创新。对于中华民族，对于整个世界的未来，其影响是没法以道里计的。”[7]
回顾改革发展30多年的历程，我们对邓小平的“先富共富”理论要进一步加深理解。其中两点非常重要：一是要清楚地认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要劳动致富、合法致富。按照今天的政策，就是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在这个问题上，该保护就要保护，该调节就得调节，该取缔就须取缔，不能含糊，不能手软。失去这个前提，必然乱象丛生，如不及时有效治理，一旦积重难返，就会危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二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将先富帮后富落到实处。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解决先富帮后富的机制问题。先富帮后富，人的觉悟很重要。先富起来的人，尤其是其中的共产党人，应该成为有责任引导社会成员走向共同富裕的“先行者”和“领路人”。我们要倡导这种好的风气，鼓励和支持这方面的先进人物。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完善的政策和制度，依靠政策和制度来规范社会财富分配，形成先富帮后富的完备机制。总之，先富帮后富，主要地不是要靠由人的觉悟来左右的个人行为，而是要通过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来实现。有了政策和制度的保证，形成了完备的机制，先富帮后富才能有序、稳定、持续地成为社会的现实。上述党的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中的相关内容，已经就此做了多方面的探索。只有继续不断加强这种探索，才能扭转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不但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平正义问题，而且是关系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发展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搞好自身建设，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中国共产党肩负着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责任。搞好党的自身建设，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胜利的关键。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经指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1](p651)，“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1](p65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事业。这一事业要胜利发展、取得成功，关键同样在于中国共产党要搞好自身建设。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而“这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4](p266)。他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4](p341－342)而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领导责任，对党自身的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邓小平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问题在于，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5](p685)。他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2](p380)，“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所以，他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都有重要的论述。他特别强调要大力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指出“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4](p342)他精辟地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全党同志，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经常记住这一点，经常用这个标准检查自己的一切言行。”[4](p368)
进入新世纪以来，加强党的建设，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为全党所重视。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要把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毫不放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当前，加强党的建设，亟须解决三个最基本的问题：
1.立场问题
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是“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4](p341)，“党离不开人民”，“党的组织、党员，都要永远站在人民一边，同人民在一起，了解他们的要求，倾听他们的呼声，采取各种办法保护和争取他们的利益”[5](p685)。十七大报告要求我们党，要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里讲的，就是党的组织和党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应持有的立场。
持有这样的立场，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发展中就应该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过多地考虑个人的、家庭的利益。邓小平在1979年讲过：“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4](p218)改革发展30多年来，一些共产党员经受不住考验，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一边，私欲膨胀，以至走上了错误、犯罪的道路。
持有这样的立场，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发展中就应该坚持社会的公平正义，坚持社会各个群体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分担改革发展的成本，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党的组织和党员尤其要关注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的状况，关注穷人和弱势群体，倾听他们的声音，维护他们的利益。这关系党的宗旨，关系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有学者指出，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层面上精英群体利益迅速增进，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利益增进幅度却相对缓慢，其中不少成员的利益没有增进。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出现了某种弱势化的趋向，同时精英群体却出现了某种利益结盟的苗头，而且这种较为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甚至出现了代际传递的现象[8]。也有海外学者指出，在中国改革发展所带来的变化中，一些群体不但能够享受这种变化带来的好处，而且还可以逃避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另一些群体则无法充分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却要承受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压力，而所得偏少的社会底层实际上不对称地承担了相对最大份额的改革成本。对学者们指出的这些现象，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不会熟视无睹。而对于舆论对部分官员在亲民与亲商之间选择了亲商、权力与资本共同主宰了社会财富的分配的批评，对于群众中希望共产党的屁股要坐在劳动人民一边，不要搞权贵资本主义的呼声，中国共产党人也会给予最大程度的重视。其实，“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我们当然应该维护所有建设者的利益，尤其应该关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不允许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2010年3月14日，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时指出：“我们的经济工作和社会发展都要更多地关注穷人，关注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在社会中是多数。我们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能使每个人也有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机遇。中国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它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2010年9月16日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的致辞中也指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注重解决教育、劳动就业、医疗卫生、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2.思想品德问题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4](p367)，是党的应该继承发扬的优良传统。邓小平指出：“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4](p367)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所高度重视、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而信仰的缺失和道德的沦丧，则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腐蚀剂。当前的现实，是有的共产党人将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变成了口头上的东西，实际奉行的则是另外一套。腐败分子，尤其是党内高层的腐败分子，则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邓小平指出：“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4](p313)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指出：“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
3.执政能力问题
邓小平在《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中曾要求，党的省委“对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各项工作都能够领导起来”[4](p13)。同年，他在《各方面都要整顿》的讲话中又要求县委书记“对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都能抓得起来”[4](p36)。他这里讲的，实质就是党的执政能力问题。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4](p342)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则是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在改革发展中，党只有不断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才能发挥好领导作用，解决好前进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指出，要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适应时代发展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以提高执政能力为重点，持之以恒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各方面建设成效最终都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上来。决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要求全党要紧紧围绕上述任务，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抓住重点、整体推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治党、治国、治军，搞好内政、外交、国防，抓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的工作，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更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立场问题、思想品德问题、执政能力问题解决好了，人民群众看到我们党忠实地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在思想道德上是全国人民的典范，而且能卓有成效地解决执政中所面临的国内外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问题，他们就会信任党、拥护党，就会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收稿日期：2011－03－02
注释：
① 笔者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三大疑难问题》一文中曾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毛泽东在探索中所形成的认识有其正确的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观点，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事情的另一方面，即毛泽东在这种探索中所形成的正确的认识，所提出的宝贵的观点，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也就是说，还没有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各方面的问题作出全面的、系统的回答。而他在这种探索中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形成的‘左’的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其思想中正确的方面受到挤压，难以贯彻到实践中去。当毛泽东的那些错误认识和理论在党内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遂使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文章认为，在“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相关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但不宜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之内。”（见《探索》2010年第3期）这个问题，今天看来，可以从对现实社会主义研究的思想方法的层面做进一步的探讨。
标签：中国共产党论文;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 共同富裕论文; 两极分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