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发展观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发展观论文,构建和谐社会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启蒙主义思想以来的科技理性、工具理性以及不断膨胀的个人私欲在带来了资本主义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就是生态危机对资本主义的工业扩张主义挑战的理论回应。其思想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重建、未来社会发展的预测等展开，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教育、女权等方方面面，试图从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入手，以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目标，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其观点丰富，包括生态社会观、生态发展观、生态价值观、生态未来观等。其中生态发展观针对资本主义的工业扩张主义以及对市场经济、理性主义的崇拜所导致的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扭曲，围绕资本主义的生态重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观点，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普遍的价值适用性。面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日趋紧张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发展观无疑对当代中国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最有价值和最鲜明的部分，就是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同时，提出的生态发展观。其思想内容主要围绕整体的人类中心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资本主义的生态重建模式这三个方面展开。
1.以整体的人类中心观来指导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行为方式。以往片面的科学观形成的基础是培根的科学方法、牛顿的物理学和笛卡儿所构建的世界观，它强调人和自然的主客之分、思维与物质的分离，以一种机械论的方式解释宇宙，并从总体上赋予人类驾驭大自然的权力，从而把自然推向了人的对立面。生态社会主义强调，这种建立在人和自然二分法基础上的传统发展观，促成了资本主义的科技理性、工具理性，膨胀了个人的私欲，使少数资本家把其他人看成是追逐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工具、手段；同时把自然当成了取之不尽的“资源库”和填不满的“垃圾箱”。这不仅割裂了人和自然的内在联系、发展了对自然的统治、带来了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并最终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而且把科学技术变成了统治人的工具，导致人成了商品的奴隶、劳动的工具、科技的附属品，人的需求、本能、天性受到摧残和压抑，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因此，要把人类从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中解救出来，就必须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即整体的人类中心观。这种人类中心观，首先强调“整体性”。认为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的整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包含在生态系统的关系之中。人、社会和自然界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具有相互依赖和统一的特性，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如果割断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就人类而论人类，就自然而论自然，将永远走不出人与自然对立的误区。其次，辩证地看待“人类中心”的问题。整体人类中心观一方面承认人在生态系统中的“中心”地位，认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都包含在生态循环之中，而且社会结构与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由各种动态系统组成的复杂网络。毫无疑问，人是这个网络的“核心”。另一方面强调“核心”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人类的自我利益的实现决不能以牺牲大自然的整体利益为代价，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体现地球生态的共同利益，即实现人类价值与自然价值的辩证统一。第三，整体地看待资本主义的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生态方面的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些危机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要单独解决其中任何一个危机都是不可能的，必须放在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框架内加以解决。因此，资本主义危机的整体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态重建也必须是整体、系统的。第四，追求的生态社会主义也是整体的、系统的。高兹指出，“如果把社会主义理解成只为了增加物质财富，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加诸于社会主义，那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两样。”（注：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要借助于对自然的统治”（注：[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页。），这种通过科学技术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移或削弱对人的统治，而是加剧了对人的统治。既然人对人的统治是依赖人对自然的统治来实现的，那么人的解放同样也依赖于自然的解放。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前提，没有自然的解放，人的解放就是一个谎言。就是说，不能片面地理解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追求的社会主义是整体性的，它不仅要体现人与社会的整体性，而且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性，也就是说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的有机的整体。
2.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为方法论基础，解释当今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探寻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注：[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2003年版第59页，第61页，第64页。）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着历史的变迁，而阶级对抗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时都是文化的和自然的，表现为生产力具有两种维度：一是客观性的维度，它是由自然界所提供的(或从自然界中获得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以及生产对象所构成的；二是主观性的维度，因为它除了包含有总体上的活劳动力之外，还包含着劳动力的不同组合或协作方式，而这些方式不仅受技术水平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文化实践活动的影响。生产关系也同样具有双重维度，它是客观的，因为它的发展是以价值规律、竞争规律、资本的集中与垄断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一些发展规律为基础的；同时它又是主观的，因为它所内含的财富范畴同时也具有文化的意蕴，并且，它所具有的建构特定的剥削方式的方法是受制于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的。譬如，日本和美国同为资本主义，日本式的那种基于群体本位文化传统基础上的、钟情于责任感的工作模式在美国的公司中可能会像对牛弹琴一样，而美国式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工作热情的调动方式在日本的公司中也许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因而关于历史变迁与发展的唯物主义观念就“不仅要立足于传统上的对工业技术、劳动分工、财产关系以及权力关系的研究，而且还要立足于对具体的、历史的文化和自然形式的研究”（注：[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2003年版第59页，第61页，第64页。）。基于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当代社会，“工业资本主义制度逻辑已被晚期资本主义的新的制度逻辑所取代，新的对抗性社会冲突已经产生。体现这一新逻辑的制度性冲突突破了物质生产领域，发生在包括物质生产、社会关系、文化领域在内的日常生活领域。广泛的、多极的文化对抗代替了传统的两极对抗的阶级冲突”（注：[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2003年版第59页，第61页，第64页。）。那么，作为取代晚期资本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其制度逻辑不仅遵循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而且同样需要在历史的、具体的文化和自然形式的研究中寻找。
3.以实现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的和谐为目标，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生态重建模式。在生态社会主义看来，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互为前提，而要实现二者的解放就必须从生产关系着手，不仅要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要改变人类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从整体性上进行资本主义的生态重建。
经济上，强调以生态学为原则，实现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范式的转换。生态社会主义在发展观上，主张把人的发展和生态平衡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倡议建立一种要配合人类和未来世界的重要需求，也要配合自然的保育和自然资源的谨慎管理的生态经济体系；主张一种“新经济增长”，在遵循“三R”即“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采用有效的技术，以尽可能接近“零排放”或“密封式”的工艺方法，尽可能减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面对自然资源的取向，主张用“小即美”的生态法则，取代过去并沿用至今的“大而集中”的经济法则，逐步缩小工业经济体系，破除跨国公司和垄断企业建立的摧残人性的集中化、官僚化的生产体系，发展小规模、无污染、有人性的“小企业”，实行工人直接参与管理，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在科技观上，主张科技的发展在为人类谋福利的同时，应该把它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点。为此，一是倡导舒马赫主义即“小即美”的思想，用能适应生态规律的小规模技术取代资金密集、高度耗能的大型现代工业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非官僚化”，以此来保护环境的完整性。二是推广和使用那些不污染自然环境，不破坏生态平衡，而且能够不因技术发展而造成异化和大规模失业的、适宜的和民主的技术，如风能、潮汐能、太阳能和生物资源开发技术等等。
政治上，强调以民主和公正为原则，追求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和社会公正。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首先体现在强调基层民主上。在生态社会主义看来，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政治，并没有真正体现人民主权。人民在选举时或许还有当主人的权利，但是选举后，却可能沦落为奴隶。代议制民主不能真正代表人民，实质上只是政党斗争，而基层民主的优势在于：(1)“直接民主”。让公民直接参与决策和公共事务管理，各种代表、官员，都由基层直接选举产生。(2)政治分散化。反对权力集中，反对建立等级结构，不允许权力集中在多年处于等级结构上层的少数人手中，并且提倡建立自治性的基层权力组织。通过权力分散化，来体现社会公正、平等。(3)政治公开。提倡政治行为(包括政府决策行为和官员政治行为)的公开化，哪怕是涉及国家机密的政治行为，也应该让社会公决，反对秘密政治。其次是维护社会公正。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就需要：(1)改变“由财富和权力不平等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也就是人的实现能力的不平等”（注：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九十年代国外社会主义述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充分发展。(2)确立“社会责任感”，反对利己主义，使一切私人的或公共权力机构的决策和行为符合社会正义。(3)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把属人的权利归还给人自身，特别是那些社会地位最低下的社会阶层。
文化上，强调人的解放，创建体现人性解放的新型生态社会主义文化。生态社会主义批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造成的文化缺陷和“精神危机”，指出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带来了“纯粹的文化消费”，把文化产品像普通商品一样生产(复制)、销售。认为人的自由个性和自我意识被充斥社会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及商业文化垃圾所扼杀。“大众文化”通过组织化的手段，抑制那些将来导致反抗的不满情绪，将人变成屈从于命运的“单面人”。工业文明的成就，本应成为人类解放的前提，而现在却成了统治的工具。为此，生态社会主义主张：树立和普及科学的世界观，提高人们的整体意识、生态意识、协调发展的意识；改革传统教育，培养学生的“实践的、体力的、特别是创造性的才能”和坚持与人合作的精神，进一步明确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具有完整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人；反对“文化工业”，支持基层文化运动，创建体现人性解放的新型的生态社会主义文化。
社会生活上，强调和平的原则，主张以非暴力的手段解决社会冲突，以和平民主的途径实现社会和谐。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任何形式的暴力和暴力威胁都与和平、民主、和谐的生态社会的价值目标背道而驰。因而要实现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的和谐，就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反对任何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来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反对一切形式的针对社会、家庭、个体和生物圈的直接或间接的粗暴行为；与此同时，生态社会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现存的不平等的分配方式，主张建立最低收入保障制度，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平等地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另外，生态社会主义还主张建立和发展公民社会。认为建立公民社会是落实和平民主之道和维系社会安定的基石，同时也是迈向永续之道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以上四位一体的资本主义生态重建模式充分表明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也是生态发展观的终极目标，这就是在有限的资源下，建立一个科学、民主、公正、和平且能永续的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价值追求，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
何为和谐社会？胡锦涛总书记对和谐社会的特征作了概括性的描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已经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包括构建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也称“四个文明”。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或者说构建和谐社会的最理想模式是什么？毫无疑问，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但与此同时，也必须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虽然生态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双方在“语境”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在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然”与“实然”的追求和实践上却有着共同之处。面对经济主义、发展主义的全球性困境，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发展观以实现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的和谐为最高目标，从理论层面上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进行新的解读；从实践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生态重建模式进行深入的探讨。这种发展观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带有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在许多方面却为人们提供了一条比较清晰的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线索。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发展观对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最深刻的启示就是：必须要从系统的整体观的角度认识和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各要素彼此间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横向上看，不仅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系统之间以及系统内部的各个要素和运行机制的相互协调发展，还要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和谐。纵向上看，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发展甚至上、下部门(级)之间等都要协调。此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自然、文化的维度来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认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更具人文内涵，是经济、自然以及文化或价值体系的统一，为我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新的方法论视角。
从解决问题的思路来看，生态社会主义在探索资本主义生态重建模式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可供我们借鉴的建设性的观点，这也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发展观对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启示。具体地说：
1.转变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保护好生态基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正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良好的生态基础作为生产力条件，生产或劳动就不能持续地发展。“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注：臧立《马克思恩格斯论环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第63页。）但保护生态基础不等于不生产或零增长，否则，人类社会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生态社会主义有句著名的格言：不再是“摆脱劳动”而是“解放劳动”，（注：臧立《马克思恩格斯论环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第63页。）实现“稳态增长”。为此我们必须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首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收入分配以及社会现代化等固然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范畴，而人的发展和人类福利才是目的。其次，树立人类代际公平的观念。从自然资源的客观有限性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人类代际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我们的发展要以人类代际公平为原则，把发展建立在尊重人、自然和社会和谐的基础上，自觉屏弃传统的发展观念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努力给子孙留下蓝天绿水青山，留下发展和繁衍的空间。再次，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清洁生产是指将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中，以增加生态效率和减少人类及环境的风险。”发展清洁生产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发展循环经济，使用智能技术、软技术等将“资源—产品—消费—污染排放”的单向式开环式线型流程改变为“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的闭环式流程，遵循“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原则，以实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从而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
2.发展基层民主，培育公民社会，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基层民主是执政党所领导制定的国家的纲领、政策得以落实执行的基础。执政党的合法性和国家的力量正是体现在执政党所领导制定的治国纲领、政策得以落实上。国家是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构起来的，一种强大的、充满活力的、富有创造力的并且是健康的国家和社会间的关系，不仅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也是国家力量的根本来源。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在经济、政治生活中形成了大政府、小社会的态势，其结果不仅挫伤了基层劳动者的积极性，也压抑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当前我国改变强国家、弱社会的局面以实现国家和社会互动的可选路径就是发展基层民主，培育公民社会。基层民主是公民社会发展、成熟的根本前提，公民社会是落实基层民主的基础环境，而基层组织则是基层民主和公民社会的载体。和谐社会的构建与人们的利益休戚相关，离不开人们的共同参与和积极行动。因此，必须把发展基层组织作为发展基层民主和培育公民社会的重中之重，大力拓展非政府组织、民间机构、社会团体等基层组织发展的空间。总之，无论是发展基层民主，还是培育公民社会，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
3.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倡导绿色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谐社会的追求，首先体现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体现在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上。因此，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努力克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极因素，即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倾向，大力提倡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引导人们形成诚信友爱的人际关系，实现以人人平等、和而不同、互惠互利为基础的社会成员的和谐相处，为社会状态的安定有序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此外，还需要加强环境道德建设，大力倡导绿色文化，培养全民族的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观和绿党的思想在西方有着广泛的影响，很多内容被写进教科书，纳入环境教育的课程，成为广大青少年必须选修的科目。为此，我们要教育先行，真正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要在我们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开设更多的环保知识、环境伦理方面的课程，不仅要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还要提高他们的环境道德素质。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倾向，以实现可持续生产和可持续消费，从而为缓解我国日趋紧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打下坚实的人文基础。
4.统筹兼顾，协调和平衡各方面利益，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事实证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尽管渗透到各个领域，表现多种多样，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利益的冲突。因而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就是要协调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众所周知，公平和正义，前者定量而后者定性。从横向看，公平包括经济利益的公平、政治权益的公平、社会公共产品享有的公平；从纵向看，它包括机会公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正义则是一种价值认同。通常人们习惯于用贫富差距去衡量社会的公平，而事实上，贫富差距大小本身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如果多数人认为差距是合理合法的，认为是自己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能力大小的问题造成了差距，他们就会去努力改变自己。但如果多数人认为差距是因社会不公、社会秩序的安排不当引起的，他们就希望改变秩序。生态社会主义主张真正的公平正义，正是针对资本主义虚假的公平提出的。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的福利政策，表面上虽然缓解了贫富分化，但实质上并没有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这种不平等则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所以，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最根本的要求就在于从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上能统筹兼顾，协调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首先，坚持机会均等的原则。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是按效率分配的社会，坚持机会均等原则，是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活动主体的客观生产条件和自身竞争力的不同，加上市场经济不完善的情况下社会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不完善，并且市场竞争的现实条件与未来条件密切相关，上一轮市场竞争的结果又成为下一轮竞争的起点，因此，通过坚决有效的政策措施保证机会平等，是保障最基本的公平正义、保证不出现两极分化的底线。其次，努力调整结果的公平。社会公平是机会均等和结果公正的统一。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获取社会资源、谋求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天赋权利，和谐社会必须要避免因收入过分悬殊和贫富两极分化而引起的激烈冲突与动荡，在坚持人们获取收入和积累财产的机会均等的公平，以调动积极性和活力的同时，必须注重分配结果的公平，通过分配结构的调整和各项政策措施，使收入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使社会成员普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三，建立社会利益的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坚持民主、平等的原则，运用政策、法律等手段，采取教育、协商等方法，妥善解决新形势下的人民群众内部的利益矛盾，尽量避免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处理群体性的突发事件。总之，只要我们真正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公平和正义这一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一定能够协调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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