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西方自由贸易理论的演变轨迹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争优势论文,自由贸易论文,轨迹论文,比较优势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395(2006)01-0071-06
由托伦斯首先提出并由李嘉图系统创建起来的比较优势学说，是西方自由贸易理论的核心。20世纪中期以后，以赫克谢尔—俄林—萨谬尔森模式出现为标志，它又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传统的比较优势学说从理论上证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各国都会得到比较利益。一二百年来，这个理论一直受人称颂，反复论证，成为经典。但在国际经济现实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这就促使人们思考：比较优势学说究竟是否正确？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参加WTO能否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得到比较利益？如果能，其条件又是什么？为此，本文试对自由贸易理论的演变作一番回顾和分析，以便从其变化的轨迹中找到解答问题的线索来。
一、自由贸易理论的演变轨迹
(一)古典阶段的李嘉图贸易理论
作为国际贸易成因的比较优势，其来源是比较成本。虽然首先提出比较成本这一观点是托伦斯(R.Torrens)，① 但注意到比较成本的重大意义并对此进行系统论证用以解释国际贸易现实的却是李嘉图。
李嘉图首先注意到比较成本的重大意义，他说：“使我们决定输入商品的动机是发现外国的价格比较便宜，是商品的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的比较。如果一国输出帽子，输入毛呢，那是因为制造帽子以交换毛呢比自己制造毛呢所得更多。”② 李嘉图曾以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模型来说明比较优势以及比较利益的形成。他假设英国和葡萄牙生产酒和呢绒的单位劳动成本如下表所示：
表1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分析单位：人/年
呢绒
酒
英国
100
120
葡萄牙
9080
比较成本(英/葡) 100/90=1.1120/80=1.5
从表中可以看出，英国生产酒和呢绒的单位劳动成本都比葡萄牙高，但比较起来，英国生产呢绒的效率相对高一些(或者说成本相对低一些)，即英国生产呢绒具有相对优势，通过交换可获得比较利益；而葡萄牙尽管在两种商品生产上都占绝对优势，但两相比较，生产酒的优势更大，故生产酒更有利，生产呢绒则相对不利。李嘉图借此说明：当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生产成本存在比较差异时，只要两国分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商品，两种商品的产量都会增加，通过交换各国都能得到比较利益。当我们将上述结论进一步推广到三个国家三种商品的交换活动进行验证，发现它仍然适用，这就证明比较成本说的基本原理是完全科学的。对此，马克思事实上也曾予以肯定。③
重视比较成本差异并以此为基础创立比较优势学说，是李嘉图对国际贸易学说的巨大贡献。斯密曾从劳动分工原理提出了“绝对优势论”，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贸易互利性原理，批判了重商主义者认为国际贸易只对单方面有利(即一国所得必然是另一国所失去)的片面看法。但在具体的贸易格局上，斯密把互利性贸易限制在绝对成本优势的范围内，其理论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第一次以无可比拟的逻辑力量，揭示并论证了国际贸易领域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和规律：只要按照比较成本差异进行国际分工，各国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开展贸易，就可获得比较利益。这就为解释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利益分配提供了一把钥匙，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李嘉图比较优势学说的问世，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建立。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萨谬尔森称他的理论为“国际贸易不可动摇的基础”。但在理论分析中，由于李嘉图采用的是与斯密绝对优势说相似的劳动单因素模型，在假设资本和劳动在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以活劳动耗费多少来区别成本差异以及所用的隐含假定④ 背离现实，这就使得李嘉图的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国际贸易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新古典阶段的赫克谢尔—俄林—萨谬尔森模式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以生产要素自然禀赋为立论基础，探讨了国际贸易产生的更深一层原因，论证了国际分工的好处和自由贸易的必要性。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实际上是师承赫克谢尔，⑤ 因此又被国际贸易界称为“赫克谢尔—俄林模式(H—O模式)”。1941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谬尔森和斯托尔伯在美国经济统计周报上发表了《实际工资和保护主义》一文，用数学方法论证了俄林提出的由贸易引起的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为此，国际贸易界有时又将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称之为“赫克谢尔—俄林—萨谬尔森模式”。
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可以描述为：不同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而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相对来说是不同的，各国在那些能较密集地利用其较充裕的生产要素的生产商品时，必然会有比较利益产生。所以，每个国家最终将出口能利用其充裕生产要素的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较密集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俄林论证的逻辑思路是：商品价格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基础，而商品价格的差异是由于商品生产的成本比率不同；商品生产成本比率不同，是因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比率不同，而生产要素价格比率不同，则是由于各国的生产要素禀赋比率的不同。因此，生产要素禀赋比率的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基础。
这样，他就把国际贸易的成因进一步建立在外生性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基础之上。H—O模式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但又有新的发展：第一，李嘉图用比较成本差异论证了贸易互利性的普遍原理，而俄林进一步用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解释了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第二，俄林把李嘉图的个量分析扩大为总量分析，不是仅比较两国两种产品的单位劳动耗费的差异，而是从一国经济结构中的资本、土地、劳动力等最基本生产要素的总供给差异来解释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第三，H—O模式还进一步揭示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因为国际贸易可以引起一国不同生产要素的供求变化并导致其价格变化(即贸易前相对丰富的要素价格上涨，相对稀少的要素价格下降，最后逐渐达到要素价格比率的国际均等化)，从而改变一国的经济结构，使生产要素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实现收入增加。这些分析对于一国如何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并获得利益，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俄林因此获得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0世纪中叶，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以美国进出口结构为案例进行验证分析时，发现美国出口的竟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却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一结论与H—O模式推断的贸易格局相反而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由此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模式的激烈争论：一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里昂惕夫之谜的经验论据推翻了H—O模式，并提出了要素密集度变换论、要素非同质论、新要素贸易理论等对此加以解释；二是有的经济学家对H—O模式的假设条件进行证伪，认为要素禀赋理论只论述了贸易量及模式与相对要素禀赋的关系，忽略了需求、技术差别等内在因素。⑥ 上述种种，其实是对H—O模式的误读：前者提出的一些新理论当然是对要素禀赋理论的发展，但就分析方法而言，大都没有离开H—O模式的基本分析方法，即一国要素禀赋比率决定其产业(或产品)比较优势的方法。后者则是对俄林建立经济模型运用的抽象法缺乏足够理解。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假设，不运用抽象法，将无法进行任何经济分析。俄林为了建立这一经济模型所作的一系列的假设，从当时的国际贸易条件看是基本合理的，因此得出的结论在那个时代具有普遍意义。至于后来因技术进步和市场条件变化使一些假设条件改变，当然需要对这一理论进行创新以适应今天的国际贸易现实。
(三)战后涌现的新贸易理论
二战以后，由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和经济体制的变革，国际贸易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化。与战前相比，这种巨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看，由战前的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为主转向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为主；第二，从国际贸易的市场结构看，由战前的完全竞争市场为主转向垄断竞争市场为主；第三，从国际贸易的主体看，从战前的中小企业为主变为大型跨国公司占据主导地位。对于上述国际贸易领域的新变化，以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为根本前提的传统贸易理论是难以解释的。因而战后国际贸易的重大变化呼唤贸易理论的创新。
随着里昂惕夫之谜的提出，二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20年的大发展，又经过20世纪70—80年代的整合归纳，涌现出一系列新贸易理论。这些新贸易理论在比较优势的范畴内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被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诸多理论分别引入技术要素、人力技能要素、研究与开发要素、信息要素、规模经济和管理要素等内生性的生产要素，丰富了对比较优势来源的解释。格雷和兰卡斯特在产业内贸易理论中引入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异质性为每种商品提供了有别于其它同类商品的特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相对于同类商品的非价格形式的垄断优势。商品的异质性成为了继商品价格的国别差异之外另一种引发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论摆脱了以往从供给角度阐述国际贸易成因的束缚，开辟了从需求角度研究比较优势的新视角。
此外，战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比较优势研究的动态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国际贸易格局变化较战前更为显著，传统贸易理论的静态分析方法已远不能适应当代国际贸易的现实变化。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分析的是初级产品和已经标准化商品的贸易，它取出发展阶段静止的断面，在严格假定的基础上分析贸易形式，从福利角度解释对外贸易产生的利益；它假定技术和生产要素不变，从而导致比较优势格局固定。战后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则以生产技术的变动为出发点，注重研究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比较利益结构的动态变化，并注意研究经济发展战略、策略和贸易政策对建立动态比较优势的作用，诸如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的“动态比较成本说”、⑦ 赤松要的“雁行形态理论”⑧ 和小岛清的“推进国民生产过程的国际互补原理”⑨ 等都深刻地反映了这个特点。由此可见，通过强调内生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引入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和关注需求因素，同时提出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观念，国际贸易新理论极大地补充和完善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对国际贸易的解释，使当代的比较优势理论远远超越了新古典要素禀赋论的理念。当然，从总体上看，汇聚于比较优势范畴内的理论为数众多，略显纷繁，缺乏有机的联系。对此，尚需人们继续深入探讨，以形成统一的国际贸易理论框架。
(四)走向整合的竞争优势论
20世纪80年代，由哈佛大学迈克·波特教授提出的竞争优势论异军突起，引发了理论界对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关系的激烈讨论。
波特在其三部著作，即《竞争战略》(1980年)、《竞争优势》(1985年)和《国家竞争优势》(1990年)中系统地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什么是竞争优势？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竞争优势有两种形式：成本领先和标歧立异。”他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对此进一步表述为：“企业要在国际竞技场上获胜，它的竞争优势不外是以较低的生产成本或者与众不同的产品特性来取得最佳价格。”可见，竞争优势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同质商品生产中由低成本所带来的低价格竞争优势；另一种是由商品异质性所带来的差异性竞争优势。这与比较优势的两种表现形式，即由同质商品的价格(成本)差异产生的比较优势以及由商品的品质差异产生的比较优势，恰好一一对应。可见，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在概念上是等同的，都揭示了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波特研究竞争优势理论的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了企业竞争战略。他站在产业(中观)层次，从下而上，即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宏观)层面上，这是对国际贸易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就是企业、行业的竞争优势，也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优势。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能否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而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又在于国家能否使主导产业具有优势，并使企业具有适合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
波特认为，决定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有四个：
第一，生产要素。波特把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种。初级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和半技术人工等，这些要素是被动继承或简单投资就能拥有的，这与比较优势论中的外生性生产要素概念基本相同。高级生产要素包括信息、技术、高级人才以及大学研究所等，这些要素通常是创造出来的，这与比较优势论中的内生性生产要素概念基本一致。波特进一步指出，除了在天然产品或农业为主的产业以及对技能要求不高或技术已经普及的产业，初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已越来越低。一国想通过生产要素建立产业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但同时，初级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又是创造高级生产要素不可缺少的基础。可见，竞争优势论的生产要素观不仅整合了比较优势论中众多的要素理论，而且其就两类生产要素的相对地位和相互关系的阐述更是对要素理论的发展。波特还强调对生产要素进行动态开发和升级以获得持续性的竞争优势，这和比较优势论中的动态理论不谋而合。
第二，需求条件。波特认为，市场的需求会刺激企业的改进和创新，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同时市场大小对企业能否形成规模经济有着重要影响。他还指出，即使是需求结构相似的国家仍然存在各自特有的需求特点，而正是这些需求的差异之处使不同国家在不同产品或产业上具有竞争优势。这些观点与林德的代表性需求理论不仅颇为相似，而且还有所发展。
第三，相关及支持性产业。波特开创性地把产业集群理论与国家竞争力的形成联系起来。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一定区域内能为某个产业聚集起健全而且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相关及支持性产业，并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则不仅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还有助于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名声等集体财富，从而更易形成产业的竞争优势。这个问题是比较优势论所未曾涉及的。
第四，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波特认为，企业的目标、战略和组织结构往往随产业和国情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各种差异条件的最佳组合便形成了国家竞争优势。同时，来自国内外同业竞争者的压力会使企业时时有落后的忧患意识和超前欲望，成为推动企业创新的动力。这种观点也是比较优势论所忽视的。
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四个决定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不是彼此独立，而是相互制约和相互强化的一个系统。波特认为，每个关键要素的效果都建立在其它要素的配合之上，各要素是相互依据的，每个要素都会强化或改变其它要素的效果。这就表明，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是一个融合的整体。
从上述可见，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在概念上是一致的，而国家竞争优势论客观上是对比较优势来源解释中所包含的众多理论的归纳和整合。同时，由于波特的研究历程是从企业到产业再到国家，与比较优势研究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路径正好相反，由此产生的不同视角使竞争优势论在理论上有创新。尤其是竞争优势论中关于企业战略、行业竞争以及产业集群对企业竞争力影响的研究弥补了比较优势论在这方面的空白。
二、几点启示
纵观自由贸易理论的演变过程，特别是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对我们有以下几点启示：
启示之一，自由贸易理论的演变是世界经济不断深化的反映
比较优势学说作为西方自由贸易理论的核心，从李嘉图创立至今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其演变轨迹是：(1)决定比较优势的因素由单一同质要素转向多种不均质要素的综合作用；(2)由从供给角度分析比较优势转向结合需求层面的综合分析；(3)由从单一方面分析一国特有的比较优势转向对一国供求、国家战略、产业结构、企业状况及相关因素的全面探讨，进而建立起综合的国际竞争优势模式；(4)在研究方法上，由静态比较优势分析转向动态分析，由高度抽象转向比较接近现实。比较优势学说的这种演变，实际上是对不同时代世界经济特征的反映。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产生于工业经济时代的早期和中期，国际贸易的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及粗加工品为主，且生产水平不高，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关键因素只能是劳动力、自然资源及两者决定的供给能力。后来，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经过投资和新技术的采用，自然资源可以被改造甚至被替代，劳动力通过人力投资其技能素质日新月异，加上科学管理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使得生产水平大大提高，这必然导致影响比较优势的“外生性要素”和“内生性要素”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因此，我们在分析某个具体的贸易理论时，应紧紧联系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制度状况，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启示之二，自由贸易理论与WTO宗旨
自由贸易理论虽然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战后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但在其演变过程中，比较优势学说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和方向，就在于各国按照各自的比较成本，确定比较优势并进而获取比较利益。WTO的宗旨是消除各国间贸易障碍，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这一宗旨通过WTO的基本原则及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两个核心条款来体现)。可见，WTO的运行依据就是以比较优势学说为核心的自由贸易理论，换言之，WTO即为推行自由贸易理论的体制保障。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经济全球化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彻底摒弃视国际贸易仅是“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手段”的传统观念，通过加入WTO来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对于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参与国际贸易主要获益不是在于占据更大的市场，而在于分享世界上有限的技术创新成果和先进的市场经济制度，以提高本国技术、人力资源和其它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
启示之三，关于比较利益对不同经济类型国家的具体涵义
按照传统的贸易理论，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各国都会得到比较利益，而且根据纯理论推论，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利益还会更大些，然而国际贸易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可见对处于国际分工不同地位的国家来说，比较利益的涵义是大不相同的。因为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取决于其工业化发展水平，既定的工业化发展水平给出既定的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一国的比较优势只能在上述既定的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的限制下发挥作用，而不同工业化发展水平国家的不同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形成了国际分工的阶梯。显然，在阶梯形的国际分工中，处于较低阶梯位置的国家和处于较高阶梯位置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利益地位：对处于低阶梯位置的国家来说，贸易比较利益只是一种潜在的利益；而对处于高阶梯的国家来说，贸易比较利益才表现为实际的利益。可以说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阶梯位置的上升过程，也就是从潜在的贸易比较利益向实际的贸易比较利益地位的转化过程。
启示之四，关于各国贸易比较优势的转化及原因
任何国家的贸易比较成本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整个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动就是各国比较成本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动态发展的实证。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一国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的不断逆转。对于一种既定贸易结构类型来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其贸易比较利益有逐渐衰减的趋向，与此同时必有一种新的具有比较利益的贸易结构类型取而代之。这种贸易结构类型逆转的速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阶梯中的相对位置。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适时地完成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或者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滞后于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那么它将处于贸易比较利益的劣势地位。即使是一个工业发达国家，也可能由比较优势地位向比较劣势地位转化，出现国际贸易逆差和亏损。比较优势呈现这种动态化的特征，证明比较优势是可以改变和转移的，进而也是可以培养的，尤其是技术创新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往往可以改变一国的生产和贸易结构，这无疑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希望：落后和贫穷不是与生俱来的，开放与学习便能改变一切。
启示之五，发展中国家应尽快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
从前面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比较优势理论最终要证明的是国际经济的和谐：国际分工、产业互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其理论是中性的。而竞争优势理论则是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综合考虑如何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并在国际贸易中获取更多的利益。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或自然资源密集的初级产品，进口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生产的资本或技术密集的工业制成品。这种靠自然比较优势形成的贸易结构，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使发展中国家得到了一些贸易利益，但也强化了本国低水平的产业结构，造成了对发达国家依附性。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由此进入了所谓“比较利益陷阱”。从巴格瓦蒂早期的成名研究，到格罗和赫尔普曼的“新国际贸易理论”，许多经济学家的经验分析为此提供了证据。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尽快从国际比较优势战略向国际竞争优势战略转变。为了实现这种转变，从政府角度，首先应该制定战略性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即战略性地在短期内违背现有的外生性比较优势，大力推动自身暂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发展，通过人力资源投资、技术模仿、专业化经济等各种手段进行技术积累，以获得内生性比较优势)；从产业角度，应该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大力优化产业结构；从企业角度，则应该加速企业的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只有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获得国际竞争优势，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注释：
①托伦斯比李嘉图更早提出比较成本的观点，他曾撰文明确指出：“假若英国制造业非常发达，它以一定量资本所生产的布，可向波兰交换某量谷物，若这个数量的谷物较其前述资本在本国生产为多时，则本国的土地肥沃程度等于或超过波兰的土地，亦将让其废置，而英国所需谷物之一部分将自波兰输入。因为虽然运用同量的资本在本国耕种所发生的利润较外国大，但在上述假定下，资本用在制造业方面可以得到更大的利润，而这个更大的利润即可决定我们实业的方向。”(Torrens,An Essay on The External Corn Trade P264-265)
②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44页。
③对于李嘉图比较成本说的基本原理部分，马克思事实上曾予以肯定，他说：“投在对外贸易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首先因为这里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它国家所产生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它的竞争国卖的更便宜。只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劳动在这里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实现，利润率就会提高，因为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支付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对有商品输入和输出的国家来说，同样的情况也都有可能发生。就是说，这种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64-265页)
④李嘉图在运用两个国家、两种商品典型模型来分析比较利益时，至少用了下述几个隐含假定：a.两国贸易完全自由；b.市场供求完全平衡；c.没有规模利益；d.为两国家两商品的生产和交换；e.没有运输、保险等费用开支；f.生产成本固定不变；g.专业化前两国两商品的生产量和消费量完全相等。
⑤1919年，俄林的老师赫克谢尔发表了《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一文，文中提出了如何解释李嘉图比较成本学说中两国两商品之间的成本差异问题。他指出，比较成本差异存在的前提条件是：a.两个国家存在不同的生产要素拥有量和分布量；b.两个国家生产的不同商品所使用的生产要素比例不一样。(范家骧《国际贸易理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⑥杨小凯，张永生：“新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及其经验研究的新成果：文献综述“经济学季刊，2001年第1期。
⑦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的“动态比较成本说”认为，在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的经济发展中，其经济优势和劣势是动态的、可变的。因为其拥有的生产要素禀赋和供求关系会起变化，政府采取政策或各种经济手段干预，或者通过利用外资和智力投资可以开发某些要素资源，使劣势变优势，也可使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
⑧日本的赤松要从日本棉纺工业发展史的研究中发现了经济和贸易发展的雁行形态现象，从而提出“雁行形态理论”，即利用生产要素移动来推进本国产业结构发展，并进而推进贸易结构发展的模式。
⑨日本学者小岛清从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动态比较优势的关系出发，提出了“推进国民生产过程的国际互补原理”。小岛清的理论重视生产要素国际转移在追求动态比较优势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生产要素的国际转移不仅可以弥补一国禀赋量的稀缺，而且还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组合形成比较优势，促使该国贸易条件向有利方面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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