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五十年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五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曲折的历程
比较高等教育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比较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与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紧密联系的。我国比较高等教育研究虽然有很长的历史，但是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才出现了比较高等研究的蓬勃发展。粗略地看，我国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大致经历了萌芽、停滞和发展三个阶段。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少数学者即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他们根据参观、访问和在国外留学所获得的材料，或国外高等教育研究和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介绍国外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1933年，孟宪承以瑟温的《美国和德国的大学》以及弗莱克斯勒的《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大学》为素材，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完成了《大学教育》一书。这本著作选择了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四个对象国，按照规定的项目，比如大学的理想、设置与管理、内部结构、教授和学生等，逐一论述，分析比较。《大学教育》由此而成为现代我国最早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比较高等教育著作。而孟宪承先生也由此而成为我国比较高等教育研究重要的先驱者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通过院系结构和高校布局调整，高等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期。1952～57年间， 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增长了130%。然而，与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相比，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却呈现出极不协调的状况。为数极少的外国高等教育方面的文章，也都是简单的介绍或留学时的见闻，比如“谈谈苏联的高等教育”和“我所知道的苏联师范学院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些做法”。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全盘接受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二是对欧美（或者说非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排斥。当时，教育部直接聘请苏联专家作顾问，参与高教设计和改革，而且，当时的国情也不足以形成对苏联高等教育模式进行科学研究的适宜环境，结果不仅导致了无批判性的吸收，而且也给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不良的种子。这一时期，欧美教育模式被贴上资本主义教育的标签，仅仅是批判的靶子，不可能成为客观研究的对象。1964年，在中央关于要研究外国的政策指导下，相继成立了一批外国教育研究机构，开始介绍国外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编纂了《苏联教育政策法令汇编》，《外国教育动态》发表了一些介绍国外教育的文章。随后，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刚刚起步的研究工作被迫停止。“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对外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几近空白。
改革开放为我国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如沐春风，快速发展。在1978年至1997年的二十年间，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一恢复就驶进了发展的快车道，先是翻译介绍外国高等教育资料，然后转向有针对性地、比较系统性地编写外国高教方面的论文和著作，继而开始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比较研究工作。经过短短的二十年，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队伍从无到有，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发表的论文数多达1400余篇，编译著近200部。在译介外国相关研究成果方面， 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阿什比的《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阿尔特巴赫的《比较高等教育》、伯顿·克拉克的《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以及克拉克·科尔的《大学的功用》等。对于我国比较高等教育学者，这些译著具有很大的引导和启示价值。随着外国高等教育资料的逐步积累，我国学者开始尝试撰写自己的比较高等教育著作。我国第一部以“比较高等教育”作为书名的著作出版于1987年，由北师大外国教育研究所的符娟明、迟恩莲和周蕖主编。该书以专题为纲，以国别为目，每个专题除按照国别铺陈以外，还有综合性和现象性的比较。尽管此书的理论探讨尚须加强，但在我国比较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中，无疑起到了铺路石的作用。以后的研究，除了杨汉清等人的《比较高等教育概论》以外，比较研究开始针对高等教育的某些具体侧面，研究开始细化，专题研究越来越多。例如，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写的《六国高等教育结构》、贾非的《各国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比较研究》、区社能的《比较高等学校管理》、陶遵谦的《国外高等学校教师聘任及晋升制度》。这些研究的共同点在于能够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范围，但普遍的问题是介绍性分析过多，比较分析尚显不足。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具有以下明显特征：①在其前十年的研究中，国别研究和翻译介绍性的论文占主导地位；论文的选题多集中在英语发达国家；内容集中在高等教育制度和一些改革动向方面。自九十年代以后，比较高等教育的国别研究范围扩大；微观研究增加；比较研究，尤其是中外对比研究，开始走向深入。②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以关注现实为其主要目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每个阶段都渗透着比较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心血和努力：从学位制度的恢复和建立，到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从扩大高校管理自主权，到高等教育的专业调整；从高校收费和学生贷款制度的引入，到面向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改革，等等，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在提供决策咨询中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许多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不仅得到了教育决策部门的高度评价，而且部分研究成果还直接转化为高等教育改革的政策和决策。教育决策部门主动吸纳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反过来又推动了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并且使得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实践指向性更为突出。③比较高等教育开始走向制度化。比较高等教育不仅有了自己的学术刊物（例如《外国高等教育资料》以及许多高等教育杂志上都辟有比较高等教育专栏），而且部分院校已经设立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层次的专业方向；在国家级和省市级的教育科研立项上，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项目和投资正在增加；在政府的教育研究机构和不少院校相继设置了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室；在国际学术交流上，比较高等教育学者也表现得相当活跃，并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渠道；比较高等教育不仅形成了一支人数不多但学术功底较为深厚的专业队伍，而且还有一大批非专业研究人员积极参与。可以说，我国比较高等教育已经有了一个日趋成熟的基础。
二、丰硕成果
五十年来，主要是近二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为了对这些成果有更加具体而又整体的把握，我们对这五十年间公开发表的外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全部著作和论文作了检索和分析，检索和分析的结果分为论文、著作和其它研究成果三个部分。
1.论文部分。在比较高等教育研究论文的检索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确定比较的性质。鉴于我国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采取了较模糊的手段，即将一切有关于外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论文都纳入检索的范围，而不论其有无真正的比较。论文索引编制的基本原则为：一是公开发表的论文（含出国考察报告）；二是有一定的篇幅（文章在三、四千字以内的文章一般不在索引采集范围）；三是《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学》转刊的论文为采集的重点。据此，我们获得了1417篇比较高等教育研究论文。这些论文按照国别研究、专题研究和比较研究三个侧面表现出了如下的特征。
在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所有论文中，明显带有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名称的论文共890篇，覆盖的国别多达37个。 居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的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含前苏联）、英国、德国（包括统一前的西德）、香港、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度（见表1）。从表1中我们不难发现：①研究最为集中的国家是美国、日本和俄罗斯，关于这三个国家的论文共595篇，占了66.9%。②国别的选择上存在着不平衡， 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北美和欧洲，很少涉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对发达国家的高教研究偏多，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严重不足，即便在有限的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研究的论文中，如果撇开印度和亚洲四小龙，那么余下的论文也就所剩无几了。③如果以1990年为界，还可以发现另外一些细微的变化，即有些国家的研究减弱了，例如俄罗斯、法国和印度。1990年以前关于俄罗斯研究的论文是68篇，之后仅有13篇；法国是19篇与9篇之比； 而印度则更加明显，1990年以前有13篇，而1990年以后只有2篇。 与此相反，对另一些国家的研究出现了加强的势头，例如，有关澳大利亚的论文数由1990年以前的6篇增加到1990年后的13篇； 关于韩国高等教育的14篇论文全都是1990年以后出现的；对台湾地区高教研究的增长势头也很明显，由1990年前的2篇增加到1990年后的12篇。 以上这些细微的变化说明，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与我们同对象国（或地区）的政治、外交关系以及对象国（或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水平，可能存在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表1.
国别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统计
国家和地区发表论文数 国家和地区
发表论文数
美国 339印度
15
日本 175韩国
14
俄罗斯 81台湾
14
英国
52朝鲜8
德国
49
新加坡
6
香港
30泰国6
法国
28
菲律宾
4
加拿大 20 马来西亚 3
澳大利亚 19
墨西哥
3
注：表中所列的国家和地区，论文数都在3篇以上，有2篇的国家有巴西、意大利、荷兰、智利和捷克；有1篇的国家有波兰、 印度尼西亚、保加利亚、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秘鲁、匈牙利、以色列、罗马尼亚、斯里兰卡、奥地利、希腊和越南。
为了对比较高等教育研究论文的内容作一分析，我们试图在参考其他学者的一般性分类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分类，然后依据这些分类结果，再作一点分析，以期发现二十年来比较高等教育研究，集中在哪些方面，薄弱在哪些方面。阿尔特巴赫在其《比较高等教育》中，曾将国际上的比较高等教育的主要方面列举为：高等教育的计划工作、教授职务、管理、大学和社会的关系、学生的行动主义。巴巴拉·伯恩等在《九国高等教育》中，设定的基本线索是高等教育的结构、任务、入学人数、行政管理、学校内部管理、经费、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未来高等教育展望等。而我国学者曾根据我国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实际，认为我国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重点在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高等教育的价值和培养目标、高等教育体制、终身教育与继续教育、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课程改革、高等教育规模、招生和就业、高等教育的地方化、高教投资、公私立高等教育的关系、高教管理和国际交流和合作等。我们在参考诸多观点的基础上，将全部论文纳入下列专题研究：“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高教结构和管理”、“高教投入和产出”、“高等院校教学和科研”、“比较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高等院校的招生和考试”和“高等教育国际化”。为了使得这一归纳显得更加清晰，我们还额外增加了“高等专科教育”、“大学研究”（仅指对某一个大学的研究）、“私立高等教育”和“女子高等教育”等四项。统计结果如表2。
表2.比较高等教育研究论文专题分类表
论文专题类别 论文篇数
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442
高等教育结构与管理244
高等院校教学和科研217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145
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 92
高等教育的投入与产出 62
高等院校的招生和考试 41
比较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 36
私立高等教育
35
高等教育国际化 30
大学研究(专指对一所大学的研究) 28
高等专科教育
24
女子高等教育3
其它
18
上述统计结果反映出：第一，研究成果最为集中的方面是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高等教育的结构与管理、教学和科研、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合计占论文总数的74.0%。这说明，我国的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求是基本吻合的，第二，一些值得研究的内容还没有成为关注的对象。例如，在“学科建设”上，不仅论文数量少、质量不高，而且不少的论文实际上是在讨论比较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而非比较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另外，在“高等院校教学和科研”方面，从数量上看，有论文217篇， 但实际上包括了很多学科教育的论文，如，MBA教育、高等师范教育、高等工程教育、 社会学专业教育、法律专业教育、德育等，因此，实际研究高等院校的课堂教学和科研的文章并不很多，高等教育课程及课程理论的研究则更加薄弱。第三，一些八十年代不太为人关注的问题开始受到重视。例如，研究高等教育经费的论文，1990年之前只有2篇，1990年以后猛然增加到60篇， 内容涉及到拨款机制、经费筹措、学生学费、奖助学金和学习贷款等。“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的研究论文在九十年代的出现和增加，也说明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变化对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人员研究兴趣的影响。与此类似的还有“大学研究”（1990年以前是7篇，1990年后增加到21篇）、“高等专科教育”（1990年以前7篇，1990年以后是17篇）、 “私立高等教育”（1990年以前是3篇，1990年以后是32 篇）和“女子高等教育”（全部出现在1990年以后）。
以上分别从国别高等教育研究和对外国（或地区）的专题高等教育研究两个方面归类分析了我国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状况。下面再来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在被检索的1417篇论文中，含有“比较”字样的论文有158篇，约占11%。这一事实反映出比较研究的薄弱。 统计结果还具体表明，针对两国进行比较（含中美、中日、中外比较）的论文有95篇，针对三国进行比较的论文有26篇，针对四国进行比较的论文有4篇，针对五国进行比较的论文有3篇，余下的就是相对笼统的比较，包括多国比较和某一专题的比较，共30篇。由此可见，对两个对象国高等教育的某一侧面的比较，占这种类型论文的主体；从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高教改革、高教管理、研究生教育等方面的比较上；在一流大学的研究、高等教育评估和质量保证、高校教师管理、贷学金制度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出现了上升的势头；而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高等教育政策法规、高等院校的专业和课程设置等方面，比较研究的力度还相当不足。从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分布来看，分散性的特点比较明显。最后，从1990年前后的“比较”论文数来看，1990年后发表的论文占三分之二以上，反映出“比较”性的研究增强的趋势。
2.著作部分。自1977年以来，我国共出版了224 部有关外国高等教育方面的著作，其中，阿尔特巴赫的《比较高等教育》、阿什比的《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等译著，对国内比较高等教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曾产生过很大影响；由我国学者独立编写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比较高等教育》和《比较高等教育概论》，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高等教育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它著作较为集中的领域有：教育与社会和经济关系（12部）、高教结构和管理（30部，其中涉及政策、法规、教师、学生、后勤管理、高教评估等方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1部），其著作也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相比之下，比较高等教育的理论探索、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高等教育的经费筹措和使用、高等教育专业和学科建设、高等教育课程改革、信息革命浪潮冲击下的高等教育、未来高等教育、私立高等教育等领域，著作不多，有些仍然是空白。然而，比较高等教育这一新兴交叉学科，仅仅在最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即有两百多部著作（含译著）问世，这在中外高等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
3.其它研究成果。不可忽视的是，比较高等教育研究还有相当多的成果散见在其它领域的研究成果之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郝克明、汪永铨等著的《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这本书的第五章“外国高等教育结构比较研究”首先对美国、日本、法国和苏联的高教结构进行了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四国高教结构进行了比较，提出了几个共性问题。 这一章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 篇幅长达206页。该书作者根据翔实的材料，做了细致的分析， 最后得出了“没有规律的规律”的结论，即由于国家传统和条件的不同，各国的高等教育结构不存在统一的模式。近些年来，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当今世界教育概览丛书》，包括了对十二个国家的教育研究，每一个国家都设有专章介绍高等教育。由王承绪、马骥雄、顾明远主编的《战后国际教育研究从书》（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也辟有专章研究国外的高等教育。除此之外，包含外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容的书籍和辞书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与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的关系
比较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的内容相当宽泛。需要借用其它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与众多学科的关联中，关系最密切的当属比较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学。
1.比较高等教育与比较教育学。应当说比较高等教育的母学科是比较教育学。任何学科都在不断地分化，比较教育也不例外。目前，比较教育学分化出来的分支学科（或领域）有：比较中小学教育、比较职业技术教育、比较师范教育、比较成人教育、比较教学论和比较高等教育等。比较高等教育，作为比较教育学科的一个分支，还带有很多母学科的印记，因此，比较教育学与比较高等教育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其次，由于以比较教育学为母学科，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很多方面都体现出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特点，从研究目的到研究方法，再从研究方法到研究队伍的构成，都没有本质的区别。有些学者认为，比较教育学的方法论就是比较高等教育的方法论基础（杨汉清，1997年）。此外，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可以丰富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内容。例如，在《比较教育研究》杂志1992—97年间发表的510篇论文中， 外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论文就有107篇，占21%。而从栏目来看， “高等教育”栏目一直是《比较教育研究》最重要的栏目之一。假如没有了比较高等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的研究显然就要单薄许多。
2.比较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学。除了比较教育以外，高等教育学或高等教育研究也是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母学科之一。高等教育研究所衍生出来的分支研究领域（或称学科）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组是基础学科，包括高等教育发展史、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哲学和高等教育经济学；第二组是应用学科，包括高等教育管理学和比较高等教育学；第三组是方法和技术学科，包括教学法、测量、评估技术和研究方法等”（胡振敏，1993年）。也就是说，比较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应用性分支学科。尽管如此，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容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容很多方面存在着交叉。在《国际高等教育新论》（1985年）中，阿尔特巴赫列出了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十大课题：它们是（1 ）大学的职能和内外部关系；（2）高等教育资源下降的对策研究；（3）课程的开发、管理和作用；（4）中等后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5）学术职业研究；（6）高等教育内外部管理模式研究；（7）中等后教育的继续教育问题；（8）少数民族和妇女教育问题；（9）高等教育与劳动市场的关系；（10）高等教育数据材料的收集、统计及其国际可比性问题。显然，这些课题也是高等教育学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比较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研究内容的区别，一是时间，一是空间。时间上，比较高等教育只研究当代高等教育的各种问题，高等教育历史一般不在研究之列；空间上，比较高等教育一般只研究外国高等教育，本国高等教育常常不在研究之列。
四、问题及前景
我国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经过了五十年曲折历程的磨炼，尤其是近二十年的迅速发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比较高等教育尚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还有很多需要努力和改进的方面。
首先，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还缺乏稳定的、制度化的组织保证。到目前为止，比较高等教育还没有全国性的研究会。由于没有本学科的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因而在学术交流、重大问题的研究策划、文献资料的统计和整理以及专业刊物的出版等方面都面临许多困难。从研究人员的构成来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虽然吸引了其它许多学科的专家、学者，但问题在于，研究人员“兼职”的多，专职的少；经常切换研究内容的多，长期坚守一个阵地的少；单独地研究多，协同研究的少。这种情况如不能尽快改变，必将严重影响我国比较高等教育学科未来的发展。
其次，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在国别上需要作适当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的国家，对与我国国情相似国家的研究相当稀少。之所以形成这种状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资料易得，且往往有现成的研究成果可引用。发展中国家资料难寻，且原始资料多为小语种。但主要的原因恐怕是认识上的问题，认为发达国家文明程度高，比较就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必花力气去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这个观点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却是片面的”（潘懋元，1991年）。因此，今后的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在国别的选择上，除了继续研究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之外，还应当要注意研究那些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我国相似的发展中国家，以便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其三，从宏观和微观研究来看，我国的比较高等教育研究较多侧重对宏观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而缺乏对高等教育微观领域一些实际问题的深入研究。在比较研究的起始阶段，作一些宏观的研究，是必要的。宏观层面上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上，其积极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然而，如果过多地集中在宏观研究，不能适时地在宏观与微观之间作出调整，那么，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恐怕就难以深入。从宏观向微观领域的转移，进而达到宏观与微观研究的平衡，不仅是学科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高教体制和宏观结构改革正在向高等院校的微观领域改革转变，高教课程、专业结构、质量保证等方面正在成为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这些研究不仅会成为比较高等教育研究新的生长点，而且也使得高等教育的比较变得更有可能。由于对涉及面较广的大问题进行比较研究难度很大，特别是当研究队伍比较分散、研究力量难以集中的时候，宏观课题的研究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对高等教育系统内的某些具体要素内容进行跨国分析方面显得更容易一些，也更实用一些”（杨锐，1991年），对高等教育的具体要素进行比较，不仅容易开展，而且还可以作为宏观问题比较的基础。
其四，比较高等教育研究需要突出其应用价值。比较高等教育在总体上说来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与自然科学中的某些分支领域不同，高等教育不可能是智力探讨的自然结果”（阿尔特巴赫，1979年）。因此，比较高等教育本身的独立性和稳定性相对较弱，可以说，它的存在价值在于社会需求。这种需求主要表现在借鉴外国高等教育的经验，促进本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因此，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应当力争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把向各级高等教育的管理决策部门提供咨询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将各个时期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重大课题作为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主攻方向。第二，要努力探讨国际高等教育发展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只有在差异性中发现共性，在共性中明了差异性，才可以避免“一隅之所得”，从而提高研究结果被接受、被应用的可能性。第三，加强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如果说过去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不了解外国教育情况的话，那么现在是我们许多比较教育工作者不了解中国教育情况”。在介绍外国情况时，虽然很热闹，“但现在要求他讲出一些中国怎么办，却说不出所以然来”（顾明远，1991年）。
对我国高等教育知之不清、不明、不详，就很难辨别他国高等教育的经验是好是坏。好坏不辨，借鉴也就无从谈起了。
最后，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要在方法论上下工夫。尽管比较高等教育要广泛吸收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但是我们认为，比较应该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主要方法。“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虽然是指一般比较教育而言，同样适用于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潘懋元，1991年）。就研究方法而言，比较高等教育研究还存在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有些作者孤立地研究表面的高等教育现象，而没有将这些现象与对象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条件联系起来；有些只是进行单纯数据的对比，而没有深究数据的内涵；有些作者只注重具体的细节（见树不见林），而另外一些作者的研究又过于宏观（见林不见树）；还有一些是生拉硬扯的比较，无视是否具有可比性，从而将严肃的比较变成了牵强附会的“乱比”或“滥比”。要避免诸多弊端的出现，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确有必要在方法论上下工夫。有些学者为此而提出了几条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即，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相结合；求同比较和求异比较相结合；定性比较和定量比较相结合；整体比较和组成部分比较相结合。尽管对如何做到这些“结合”尚没有形成共识，但这些原则对比较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探讨无疑是有意义的。
我国的比较高等教育研究虽然历经坎坷，但已经创造出了丰硕的成果。它虽然面对种种挑战，但必将更加繁荣。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正在走向深入，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正处在持续迅速的发展中，这一客观现实，为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此外，经济的全球一体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得高等教育朝着进一步国际化的方向发展，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也从一个侧面预示了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广阔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