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人口结构差别和城市化的差别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别论文,城乡论文,效应论文,人口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充分关注城乡差别和城市化的城乡差别效应。本文主要利用历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等有关数据，分析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生育率水平的差别特征，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化的城乡差别效应，并探讨有关问题。
一 实证分析之一：城乡老龄化差别和城市化的城乡差别效应
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不同时期城乡人口自然变动和机械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机械变动主要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城乡人口的机械变动，那么，在城镇生育率水平下降先于农村并长期低于农村的情况下，城镇老龄化增速应快于农村，城镇应比农村“先老、更老”。然而，事实却是农村“先老、更老”，其原因即为城市化的城乡差别效应。农村年轻人大量流向城镇，对农村和城镇的老龄化分别起到了一定的加剧和缓解效应。1982-2005年，中国城市化率由20.55％上升到42.99％，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由4.91％上升到7.69％，城镇和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由4.53％和5.00％上升到7.20％和8.10％。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人口城市化，2005年时城镇的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将会高于7.20％，而农村的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则将低于8.10％。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市化的加快推进，全国平均和分城乡的老龄化率(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同)、升幅(以老龄化率的上升百分点数表示)或增速(以老龄化率百分点数的年均增长率表示，下同)三个指标之间的高低对比关系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如表1所示，1982-1990年、1982-2000年，全国老龄化率升幅大于城镇而小于农村，全国老龄化增速快于城镇而慢于农村。进入新世纪情况悄悄发生了变化：2000-2005年，全国、城镇、农村的老龄化率年平均升幅分别为0.15、0.18、0.15个百分点，年平均增速为2.01％、2.70％、1.95％，即按城乡分的老龄化升幅已经转变为城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农村则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一致，而按城乡分的老龄化增速则转变为城镇快于农村而全国平均水平介于城乡之间。
如表2所示，按东中西部地区分，2000-2005年，各地区总人口、按城镇和农村分的老龄化率年均升幅在东部地区分别为0.06、0.11和0.06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分别为0.17、0.24和0.15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分别为0.24、0.26和0.24个百分点；各地区总人口、按城镇和农村分的老龄化率年均增速在东部地区分别0.71％、1.53％和0.69％，在中部地分别为2.41％、3.83％和2.06％，在西部地区分别为3.48％、4.14％和3.38％。可见，东中西部地区老龄化率升幅和增速都已转变为城镇高于农村。
要说明的是，以上分析中的2005年老龄化率是根据《全国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计算的。①如果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数据计算②，全国老龄化率为9.07％，城镇和农村老龄化率分别为8.49％和9.55％；与2000年相比较，全国、城镇和农村龄化率分别上升了2.11、2.19和2.20个百分点，即按城乡分的老龄化率升幅都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若按东中西部分别计算，东部和西部按城乡分的老龄化率升幅都已双双高于地区平均水平。据此可以认为，城乡老龄化增速双双快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象已经初露端倪。
根据田雪原等(2007)的《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的中方案预测，2040年之前农村老龄化速度快于城镇、水平也高于城镇；全国平均的老龄化速度介于城乡之间。2040年之后城乡老龄化差距缩小并通过“拐点”，2050年城镇老龄化将高出农村3.19个百分点。按该项研究的中方案预测数据，2020年及之前，老龄化率增幅农村高于城镇，老龄化增速农村快于城镇，而全国平均水平则介于城乡之间；2015-2020年，将出现城乡老龄化增速双双快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象；2020年以后，城镇老龄化增速将快于农村，城乡老龄化升幅将双双大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3)。但是，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城镇老龄化增速高于农村、城乡老龄化增速双双快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象可能已经出现。
要指出的是，以上分析是着眼于全国和按东中西部划分的区域层面。如果按31个省级行政区分(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2000-2005年城乡老龄化率升幅双双大于地区平均水平的只有海南省；与各省总人口老龄化升幅相比，城镇老龄化升幅较高而乡村老龄化升幅较低的有18个省，占58.06％；城镇老龄化升幅较低而乡村老龄化升幅较高的有12个省，占38.71％。所以，总体看我国分城乡的老龄化升幅双双大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只是初露端倪，今后也未必长期持续，但很值得充分关注。笔者在研究上海市郊金山区城乡老龄化问题时发现：2003-2007年，该区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指非农业户口人口比重)由40.67％迅速上升到58.55％，全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上升了2.54个百分点，而按户口性质分的城镇和农村老年人比重则分别上升了4.99和7.60个百分点，即全区城乡老龄化率升幅明显地双双大于总人口的老龄化升幅，城乡老龄化程度的差距趋于拉大。详见表4。可以相信，出现类似现象的地区在全国绝非个别。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乡—城人口转移对城镇老龄化速度的减缓效应有所弱化。如表1所示，1982-2000年，全国总人口的城市化速度快于老年人口的城市化速度；2000-2005年，转变为全国总人口的城市化速度慢于老年人口的城市化速度：全国人口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38个百分点，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44个百分点。当然，上述变化也有人口自然变动因素。由于资料所限，难以估计自然变动和机械变动因素各占多大比重，但是，城市化的城乡人口差别效应肯定是重要原因。随着农村老龄化的不断加剧，甚至有可能已经出现这样的新情况：乡—城转移人口(包括城镇扩增原因)的老龄化程度已经由过去的低于城镇转变为低于农村而又高于城镇。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化将会对城乡老龄化同时起到一定的加剧效应。由于这种效应，即使总人口的老龄化程度不变，城乡老龄化程度也会同时提高：而在总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的情况下，分城乡的老龄化速度也有可能同时快于总人口的老龄化速度。
200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分地区有关数据显示，31个省级行政区的人口城市化率与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呈一定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5694(见图1)。一般而言，城市化率较高的地区，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较高，而生育率水平则较低，由此导致与“少生”相联系的老龄化程度也较高。这种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化的差别效应。
图1 2007年各地区城镇化率和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二 实证分析之二：城乡受教育程度差别和城市化的差别效应
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见表6)，1990年，中国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为6.25年，城镇和乡村分别为8.00和5.60年，城乡差距为2.40年；2000年，全国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为7.51年，城镇和乡村分别为8.94和6.67年，城乡差距为2.27年。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全国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为7.76年，城镇和乡村分别为8.96和6.77年，城乡差距为2.19年。
从全国、城镇和乡村平均受教育程度年均升幅看，1990-2000年分别为0.13、0.09、0.11年，2000-2005年分别为0.05、0.00、0.02年。从全国、城镇和乡村平均受教育程度年均增速看，1990-2000年分别为1.85％、1.12％、1.76％，2000-2005年分别为0.66％、0.04％、0.30％。可见，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平均受教育程度升幅大于城镇，但按城乡分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升幅都小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平均受教育程度增速快于城镇，但按城乡分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增速都慢于全国平均水平。
据统计，2000-2005年，按东中西部地区分，每个地区按城乡分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升幅和增速都双双小于各地区平均水平(见表7)，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平均受教育程度甚至表现为负增长。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城镇和农村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幅度都低于全省平均提高幅度的有24个，占77.42％；城镇和农村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幅度都高于全省平均提高幅度的只有两个；与全省平均提高幅度相比城镇提高幅度较高而农村较低、城镇提高幅度较低而农村较高的分别有1个、4个。
经省际比较发现：与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化率较低的省份比较，东部城市化率较高的一些省份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总体水平较高，而分城乡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却都较低。例如，浙江、江西的城市化率分别为56.20％、38.49％，前者比后者高17.71个百分点；这两个省的全省平均受教育程度分别为7.55年和7.47年，前者比后者高0.08年；但是，分城乡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浙江分别为8.30和6.59年，分别比江西低0.39和0.12年(见表8)。当然，上述现象并不普遍。
显然，上述现象只能用城市化的城乡差别效应来解释：由于乡—城转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于城而又高于乡，因此，这种转移对城乡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都起到了一定的滞缓效应，甚至也会引起平均受教育程度下降；在农村人口占高比重和乡—城转移人口数量既定的情况下，这种滞缓效应对城镇而言往往更为明显。对中西部地区的城镇而言，其平均受教育水平不但受到乡—城转移的“稀释”，而且还受到因人才流失而导致的“稀释”。城镇化水平较低的中西部某些省份总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于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的某些省份，而按城乡分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却都分别高于后者，其原因在于：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其城乡平均受教育程度受乡—城转移“双向稀释”的强度相对较弱。
据统计，各省份平均受教育程度与城市化率呈明显正相关，其相关系数2005年为0.7516，2007年为0.8239。但各省份城镇、农村平均受教育程度与城市化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684、0.5497(2005年)，即都偏低于按全省份平均受教育程度计算的相关系数(见图2)。这种差别可能也是城市化的城乡差别效应的一种反映。一方面，城市化总体上有利于提升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另一方面，由于乡—城转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通常高于乡而又低于城，因此又对城乡人力资本同时产生一定的“稀释”效应。所谓城市化的差别效应，不但反映于城乡之间的差别，而且也反映于整体效应与按城乡分的差别效应之间。
图2 2007年各地区城市化率和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三 实证分析之三：城乡生育率差别和城市化的差别效应
尽管历年来的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等数据存在着是否精确的问题、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现在究竟有多低也是一个有待深入破解的谜，但是，长期以来城镇生育率水平低于农村、全国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还是一个可以相信的基本事实。利用现有的关于城乡生育率变动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反映城镇化的城乡生育率差别效应的“影子”。
由表9可见，1978-2000年，全国、城镇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分别由2.72、1.55、2.97下降到1.72、1.31、2.06，年均降速分别为2.06％、0.76％、1.65％，即分城乡的下降速度都慢于全国平均降速。2000-2005年，全国、城镇和农村的总和生育率年均降速分别为5.01％、4.51％、4.46％，分城乡的下降速度都慢于全国平均降速。
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幅度都小于全国平均降幅？其可能原因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乡—城转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大体介于城乡之间，即高于城而低于乡。也就是说，农村流出了一部分生育水平相对较低的人，而城市则流入了一部分生育水平相对较高的人。因此，这种城乡流动对城市和农村的生育率水平的下降同时起到了一定的减缓效应。
关于乡—城迁移或流动人口的生育率水平问题，近年来国内有关研究发现：乡城迁移人口的生育率由1990年的高于城市人口，转变为2000年的低于城市人口(陈卫，2005；陈卫、吴丽丽，2006)。有的学者基于2000年京、津、沪三市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认为三市本地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高于外来育龄妇女(梁秋生，2004)。笔者认为，这些研究都很有意义，但其研究结果都是基于一定的统计口径界定和推算方法设定。要指出的是，即使关于乡城迁移或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生育率低于城市的研究结论有数据分析的支撑，也并不意味着乡—城转移尤其是流动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已经低于城市。这里涉及到如何定义乡—城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流动性、总和生育率尤其是流动人口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局限性等问题。例如，相当多的城市外来妇女都回老家生孩子而后又返回城市，因此，任一时点城市所调查的当年生育状况都不包括该时点暂时离开城市的这些妇女的生育孩子数。如果将因回乡生育而暂时离开城市的城市外来妇女仍然统计为乡—城流动人口，那么，乡—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基本是不会低于城市的。当然，这还需要深入的验证。
据统计，2005年各省份总和生育率与城市化率呈明显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8535，但各省份城镇、农村总和生育率与城市化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437、-0.7434，即绝对值都偏低于按全省平均计算的总和生育率的相关系数绝对值。见图3。这种差别可能也是城市化的城乡差别效应的一种曲折反映。一方面，城市化总体上有利于降低生育率或稳定低生育水平；另一方面，在乡—城转移人口的生育水平低于乡而又高于城的情况下，这种转移又对城乡生育率的下降同时产生一定的滞缓效应。这里，也存在着整体效应与城乡差别效应方向不尽一致的微妙关系。
图3 2005年各地区城市化率和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200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
根据有关数据，城乡生育率下降速度双双慢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象，在1970-1978年城镇化几乎停滞的情况下也曾出现；而1965-1970年，又曾出现过城乡生育率下降速度双双快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象。在假定数据基本反映实际的前提下，其原因是否也与城乡流动人口的生育率差别特征有关，尚待深入研究。
四 几点思考
第一，人口的乡—城迁移流动是-种选择性的差别转移。移民(泛指迁移或流动人口)具有诸多不同于非移民的差别特征，这些差别特征既有属于自然结构(性别、年龄)范畴的，也有属于社会构成(受教育程度、就业构成等)范畴的；既可能是“原生”的(在迁移之前就已存在)，也可能是“后生”的(迁移的结果)。显然，差别迁移必将会对迁(流)出地和迁(流)入地的人口分布和结构产生种种差别效应。同时，乡—城地域转化，不论从原有城镇的范围扩大还是从新城镇的产生看，也是有选择性的，新增城镇地域上的人口往往具有诸多不同于原来城乡人口的差别特征。乡—城转移人口的差别特征必然会在人群或地域层面上导致对城镇和乡村的差别效应。
第二，城市化的城乡人口差别效应在不同条件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假设一定地域城市、乡村人口结构的某特征量分别为u、r，乡—城转移人口的该特征量为m。那么，在u＞r，r＜m＜u的条件下，乡—城转移将会同时对u、r起到不同程度的下降效应，或同时对u、r的上升起到不同程度的减缓效应，或同时对u、r的下降起到不同程度的加快效应。在u＜r，r＞m＞u的条件下，乡—城转移将会同时对u、r起到不同程度的抬升效应，或同时对u、r的上升起到不同程度的加快效应，或同时对u、r的下降起到不同程度的减缓效应。然而，城市化并不只是人口的机械转移，其差别效应远比上述模式化的演绎要纷繁复杂得多。
第三，本文分析表明：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我国出现了分城乡的老龄化速度由农村较快转变为城镇较快且双双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城乡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增速双双慢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城乡的总和生育率降速双双慢于全国平均水平等耐人寻味的现象。这些现象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城市化的城乡人口差别效应。当然，城乡人口结构差别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并非都导因于城市化的城乡差别效应。但是，如果一定时期一国或一地区出现城乡人口的某些比例指标升降幅度双双大于或小于该国或该地区总人口的平均升降幅度，那么，这种现象很有可能与城市化的城乡差别效应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第四，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充分注意城市化的城乡差别效应(朱宝树，2006)。在一定时期内，反映一个地区城乡人口结构特征的某些比例指标变化幅度或速度双双大于或小于地区总人口的平均水平，是一个有趣的人口现象，但其意义显然并非只是有趣。从中可以引出的有益启示在于：既要看到城市化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的正面效应，同时也要看到隐含其中的某些负面效应。应该肯定，城市化根本上有利于更好地积极应对城乡老龄化，有利于提高城乡人口的整体素质，有利于稳定城乡低生育水平。然而同时也要注意，城市化的加快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导致城乡老龄化“更快”，也会同时导致城乡人力资本“稀释”，也会同时加大城乡人口计生管理的难度。可以认为，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难点和希望很大程度上都在于城市化。在城市化加速过程中，只有同时更好要快地推进城乡老龄事业、教育和人口计生等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加大力度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才能更好地发挥城市化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积极效应。
第五，受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现了失业农民工返乡现象。城市农民工返乡作为一种城市化中的反向人口流动，也将有其一定的城乡差别效应。例如，一方面，失业农民工选择返乡，减少了城市的事实失业，但又导致了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在返乡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农村而又低于城市的情况下，其返乡流动将会对城市和农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同时起到一定的提升效应。这种双向提升效应不但可为城市产业升级提供契机，同时也将有利于推动新农村建设。但总体看，中国现正处在城市化发展阶段，乡—城人口流动的大趋势不会变。因此，要进一步大力促进农民工的城乡统筹就业和培训服务，完善城乡联动促进失业农民工再就业的机制，不断提升广大农民工的自身发展能力，积极开创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新局面。
注释：
①根据《全国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老龄化率为7.69％；而按1％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数据计算，为9.07％。以上分析中按城乡、地区分的老龄化率都与全国7.69％保持一致。
②参见国务院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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