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选择——（注：已出版《人类心理梗况》等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获文学学士、哲学硕士、史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学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博士后论文,专著论文,十余论文,百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后，迅速走上了恢复和发展道路，并在较短时期内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中国在此期间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往往偏重于以经济总量为主的观念。从“一五”到“五五”，五个五年计划都称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采用的指标是“社会总产值”，也称“社会总产品”。它反映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物质生产发展的总成果，通常包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五个部门总产值的总和。当时为了更明确地表示这些部门的产值，还把它限制在“国民收入”这一概念里。所谓“国民收入”，是从社会总产值中扣除生产过程中消耗生产资料（物质资料）以后剩下来的新创造的价值，也叫做净产值。这些计划指标都是反映物质生产的指标，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即使在物质生活方面，仅上述指标，也不能充分反映人民最基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文革”惨重地破坏了发展，使社会经济面临崩溃边缘。“文革”结束后，发展重回到国家和人民的议事日程上来。“六五”计划开始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并提。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同时，也制定了包括人口、劳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等内容的社会发展计划。社会发展作为五年计划的独立组成部分，表明中国政府更加重视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是指以精神生产、信息交流、社会服务和某些物质生产等一系列活动内容和形式来满足大众需要的一种社会变迁。其主要内容包括自然环境、人口、婚姻、家庭、就业、劳动力资源与劳动条件、居民收入与消费、住房与生活服务、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体育、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社会秩序、社会组织、社会心态、社会活动的参与情况等许多方面。在此期间，社会发展的内容逐渐丰富，范围不断扩大。先是有“十大领域”说。这就是：环境、人口、经济、居民生活、劳动、社会保障、卫生保健、科技教育、文化教育、社会秩序。 再就是“十三大类”说。 这就是国家统计局于1983年制定的《社会统计指标体系》包括的十三个方面：自然环境、人口与家庭、劳动、居民收入与消费、劳动保险与社会福利、住房与生活服务、文化与体育、生活时间分配、社会秩序与安全、政治活动与社会参与情况。稍后，国务院领导在全国社会发展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十四大类。这就是：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科学教育事业、社会保障事业、缩减贫困、就业与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生态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卫生保健事业、文化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育娱乐事业、城乡公共设施建设、社会参与与社区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公共安全与预防犯罪、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以及残疾人等社会群体的保护。从社会发展内容和三次变化中，除了可以清楚地看出社会发展的内容越变越具体、丰富以外，还可以看出“十大领域”说不含政治参与，后来补充进去了（杨开忠：《中国区域发展研究》，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页）。再就是“缩减贫困”的问题后来也提出来了。更主要的是越来越接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人。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它决定了各项工作都应着眼于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道德修养、身心健康（陆大道：《中国工业布局的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七五”计划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体系。它是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采用国民生产总值改变了精神生产即脑力劳动和各种服务性质的劳动不创造社会价值的误区。这个转变至“八五”计划时更为明显。但国民生产总值也并不能全面显示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它体现的主要是经济活动成果，因而不断遭到批评。经过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浪潮的洗礼，许多国家都增加了理性思考，开始由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转向寻求经济、社会、环境、技术、文化和人的全面发展，倡导发展的协调性、综合性和持续性。这种发展观已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流思想，成为全球发展战略中的重要课题。即使是在第三世界后进的现代化国家中，也越来越引起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正确对待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课题（盛斌、冯仑：《中国国情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275页）。
为了能确切反映并评价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和进步，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共同探索这一问题。如1977年美国海外开发委员戴维·莫里斯（Morris David）提出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是为了测度世界最贫困国家在满足人们基本需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提出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理查德·J·埃斯蒂思（Richard J Estes）1984年提出的“加权社会进步指数”（WISP），试图确定教育、健康状况、妇女地位、国防、经济、人口、地理、政治参与、文化、福利成就十个有关的社会经济领域中相应的36项指标，寻求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在他所著述的《世界社会发展趋势》一书中，运用自己设计的未加权和加权社会进步指数，对世界124 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作了广泛的分析评价。根据他的计算，1983年中国的未加权社会进步指数为74，居124 个国家中的第77位；加权社会进步指数为37，居124个国家中的第71位。这一结果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年人口发展报告》中也提出“人的发展指数”（简称HDI ）。这个指数是测量人的发展的综合指标。其目的在修正、补充一般所用的国民生产总值，认为测量社会发展水平不应仅仅按照收入指标来评价，必须考虑到社会标准和人的福利标准。在人民生活和众多选择上该指标设计了三个最基本方面。其一，为长寿与健康而设计的预期寿命。其二，为获得知识而设计的成人识字率。其三，为提高生活水准需要的资源而设计的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购买力对数。这三种指标分别反映人的长寿水平、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该报告援引各国调查研究资料，提出三个指标的理想值。在预期寿命方面的理想值为78岁，这是日本1987年实际达到的水平。成人识字率理想值为100%， 这是一个希望达到的水平。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购买力为4861美元，这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等9个工业国1987年确定的贫困线收入的平均值。 三个指标的实际最小值分别为：预期寿命为41.8岁，这是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塞拉利昂等国家的实际值。成人识字率为12.3%，是索马里的实际值。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0美元，是扎伊尔的实际值。经过各种换算， 人的发展指数最大值为1。而三个指标之间的差距越大， 换算出的人的发展指数越小，说明人的发展水平越低。中国则为0.72，排在130 个国家中的第44位，可视为中等偏上的发展国家。人的发展报告提出的人的发展指标，是从社会（以人寿表示）、经济（以物质资源表示）和文化（以成人识字率表示）三方面来综合反映社会进步的一种方法。其显著优点是：其一，强调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目标。这是对评价社会发展提供的一种新思路。其二，对社会发展和进步提供了一种更加客观和可以测度、操作的具体手段、方法。缺点是：三个指标只与人的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有关，既不能全面、综合反映社会发展和进步，更不能完全代替国民生产总值，而且计算方法本身也有不尽合理之处，如对三个指标计算处理上采用简单平均方法。我国“九五”计划以跨世纪眼光，把发展提到战略高度，并把人的全面发展置于战略主导地位。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国情有机结合并付诸实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积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保证社会具有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走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人的发展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对中国发展历程重新审视，所得出的必然结论是：中国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1.它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唯一选择。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是进行社会生产的必备条件。任何生活活动，或是工业、农业或其他部门的经济活动，都是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富饶的资源宝藏是一笔天然财富，是自然对人类社会的无偿“恩赐”。自然资源分为再生资源（如森林和草原）和非再生资源（如矿山）两大类。随着工业化和人口的增加，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和大规模开发，已导致资源基础的削弱、减少甚至枯竭，进而影响环境和生态平衡，中国也不例外。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和地区的淡水资源正受到水质恶化和生态系统破坏的威胁。全国缺水城市300多个，农作物每年因灌溉水不足减产250多万吨。据预测，到2000年， 中国供水保证率仅为75%。严重的酸雨使我国1／3的国土受到危害，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数百亿元。由于对森林的过度采伐，导致林地逆转的恶果。我国森林覆盖面积11.34亿公顷，占全国面积的13.92%。一个国家的森林覆盖率若低于20%，不仅木材不能自给，土地也难于保证安全。由于渔获过量，渔业资源急剧减少，中国海域生态环境趋于恶化。我国人均资源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资源消耗、浪费严重，致使本来就已短缺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韩国刚：《救救中国》，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中国既没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容量，也没有发达国家目前所拥有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几年来环境治理费只占GNP的0.7%，所以，要想妥善解决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唯一可选择的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不仅必需而且可以实施，是保证经济、社会发展安全的良方益法。
2.它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转型期党的领导集体，凭借对中国国情和世界局势的深刻把握，为中华民族重新走在时代的前列，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而提出和确立的。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实现过程，不仅是一个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过程，而且是一个较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经济发展的快速，决不是一年两年的快速，而是持续、健康的快速，只有将“持续、快速、健康”三者统一起来，才能胜利实现现代化目标。但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高速度、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的现象严重存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十分普遍。产业结构扭曲，加工工业膨胀，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滞后；农业基础脆弱，耕地连年锐减，水土流失，河道堵塞，抗灾能力减弱；工业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经营管理水平低，成本消耗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价格体系没有彻底改变，资源性产品价格长期偏低，从而制约着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只有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继续深化改革，切实完善价格体系，努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减少对非再生资源的依赖和使用量，加强对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持，才能全面完成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目标（邴正：《当代发展与文化观念的变迁》，《光明日报》1993年1月11日）。
3.它是谋求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保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要从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中推动经济发展，并在发展的进程中促使社会全面进步。社会进步的关键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中国是世界上劳动力最充裕的国家，但目前我国劳动者文化技术水平低，有复杂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少，文盲率高。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助于控制人口增长，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合理的分配关系是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分配的严重不公是社会稳定的大敌。为此就要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对合法的高收入通过税收手段调节，努力消除贫困，通过实施行之有效的扶贫政策和措施，增强贫困地区自身经济发展能力，本世纪末基本解决56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追求尽可能多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是人类的本能和社会发展目标。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容易产生消费方面的异化现象。例如：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以占世界人口的少数，消耗着75%以上的商业能源和80%以上的原料，还在第三世界实行“生态殖民主义”，通过转移污染严重的工业而进行新的“生态犯罪”，如印度的核污染事件就是一例。正因为这样，我们需要像马克思所研究的那样，建立一个摆脱异化劳动与异化消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并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的、“稳态”的市场经济模式（辛树帜、蒋德麟：《中国水土保护概念》，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210页）。
4.它有助于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产生。从本质上说，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当代世界发展来看，生态危机实际上已成为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新的表现形式，因为危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会限制、阻碍、破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也会进一步加深该国的经济危机状况。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因而生态运动也应该成为世界性的活动。人们已经意识到，污染是没有国界的，核泄漏事故可以造成整个地区的灾难，地球绿色的肺——非洲沙漠化和热带雨林消失，同样可以危及发达国家。在西方国家，生态运动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地参与保护生态的活动中去。生态问题已成为西方国家争夺选民支持的一个重要筹码。因此，“只有一个地球”，保持生态环境，便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口号和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