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体制下的高校专业技术人员隐性就业利弊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弊论文,隐性论文,专业技术人员论文,体制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传统体制和市场经济并存的“二元体制”下，高校专业技术人员的隐性就业已成为社会隐性就业的普遍现象。本文围绕这一主题，首先界定高校专业技术人员隐性就业的内涵及特点，然后从制度约束下的劳动力市场分析入手，推导出“二元体制”为高校专业技术人员的隐性就业的存在提供的制度基础和行为空间，高校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在高校中的“在职”与市场经济中的“就业”这种途径实现其最大化目标。高校专业技术人员的隐性就业毕竟是过渡时期的一种特定经济现象，有其积极的功能和消极的影响。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相信对高校劳动人事管理体制改革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高校专业技术人员隐性就业的界定及特点
高校专业技术人员隐性就业是指高校专业技术人员这一个特殊的群体通过市场调节与劳动生产资料隐蔽结合，参与和教学无关的社会劳动并获取收入而政府对其无法进行有效管理的就业状态。它在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呈现以下特点：
1.隐性就业主体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投入。就业的主体是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同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相比，他们都受过多年的专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具有较高的学历层次和专业知识水平，劳动力成本高，但长期以来的工资待遇不高。这一高一低的反差驱动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寻求其他的收入来源，以求得人力资本投入和产出的均衡。转轨时期的市场经济对高学历、高知识人才的迫切需求，又为他们提供了实现这种意愿的机会，因此，大批高校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在社会上找到高收入的第二职业。
2.隐性就业是靠市场调节的。隐性就业是完全靠“自由流动，双向选择”的市场机制调节的。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富裕的闲暇时间和高技能的专业特点，形成旺盛的有效劳动力供给。而转轨时期的市场经济对专业技术人才的渴求，形成了有很大缺口的劳动力需求市场。劳动力供求在努力寻求均衡中，高校专业技术人员与市场经济接轨，双方在价格信号的调节中实现自己的意愿。其中，货币收入成为他们隐性就业的原动力。
3.隐性就业游离于政府的劳动力管理之外，处于隐蔽状态。由于就业者的正式身份是高校的教职员工，他们在社会寻求第二职业是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他们的第二职业虽占据了社会就业的岗位，却不能重复计入劳动就业，游离于政府的管理之外；同时，由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高校隐性就业者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增大，更加大了政府管理的难度。
二、分析的出发点——制度约束下的劳动力市场分析
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流动自由，没有“进入—退出”壁垒，价格信号——工资充分调节着劳动力的供求，当劳动力供求平衡，工资等于边际劳动生产率（劳动贡献）时，劳动力市场出清。但在经济运行中，工资不等于边际劳动生产率是常态。当工资低于劳动者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时，劳动力市场一般会作出如下调整：从劳动供给看，劳动者退出，转向高工资职业领域；从劳动需求看，要增加劳动人数。当工资高于劳动者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时，劳动力市场一般会作出如下反应：从劳动力需求看，要减少劳动力的雇佣人数，另外，由于较高的工资支出加大了成本，厂商一般要提高产品价格，将工资高于边际劳动生产率的部分转嫁给消费者；从劳动力供给看，劳动者就业的意愿增强。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传统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劳动力的流动存在“进入—退出”壁垒设置的障碍，为隐性就业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高校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激励—约束机制的疲软，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更使高校隐性就业成为必然：
1.严重的劳动力“进入—退出”壁垒致使专业技术人员无法正常流动。现时期的高校的管理体制的问题是，在招用人时，按上级指标和陈旧的编制决定用人的数量和结构；在实行契约管理中，往往是单方面合同，高校和专业技术人员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没有协商决定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余地，无形中为人员的“进入—退出”设置了严重的壁垒和障碍。合同中含有的阻碍他们自由流动的种种壁垒，加大了正式流出的成本。他们不得不选择了隐性就业的途径。
2.高校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激励—约束机制疲软，导致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劳动力供给不充分。高校内部的劳动力市场的激励约束机制是通过两个层面建立的，一是配置问题，二是福利、待遇、晋升问题。人员的配置要根据不同的岗位需求而配置不同素质的人，但现实中，由于缺乏内部人才的综合测评、考核体系，人员的使用不能体现人尽其才，造成人才的极大浪费。由于长期的平均主义的偏好，高校内部缺乏能够充分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如不考虑工作效益和贡献大小，在福利发放时仅以出勤、课时等简单的时间指标为依据，不能体现出专业技术人员“质”的差别；在职务晋升时，“论资排辈”，“轮流坐庄”，结果，维护了绝对平均主义，为“免费搭车”者提供了契机，庇护了落后的低效率，极大地伤害了先进和高效率，致使高校本身劳动力供给行为不充分，而把剩余的潜能运用于社会上的第二职业。
3.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福利的“所有制差别”阻碍着高校专业技术人员的流动。社会保障体系是劳动力流动的自组织自调节系统。但在传统体制下，国有单位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单位福利主义”，而其它所有制性质的单位同其相比，福利差距很大，同时，社会上没有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单位福利主义”的所有制差别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专业技术人员要想调离高校，势必要舍弃较高的福利。这样，在较高的福利损失和流动的机会成本的约束下，他们选择了消极地在高校继续工作，积极地在社会上从事第二职业。
三、隐性就业—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实现最大化目标的理性选择
从理论上讲，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在供给劳动时，其效用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的工作时间，二是劳动力的闲暇时间，劳动力供给曲线呈现“向后回弯曲”的态势，即在低收入水平阶段，工资水平有所提高，劳动者就有增加劳动供给的动机，倾向于增加工作时间，减少闲暇；而在收入水平较高的阶段，情况则相反。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专业技术人员处于低收入水平，高校专业技术人员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上行边界自行向外扩展。高校的专业技术人员的隐性就业，是将自己的闲暇时间转为工作时间，充分利用自身闲置的劳动力资源，进行充分的劳动力供给，获取个人福利最大化、收入最大化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最大化。
从实践中看，在高校内部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两种质的差别的劳动力的供给，即高效率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效率的劳动力供给。由于高校内部劳动力市场运行机理失调，有质的差别的劳动力供给，在获取工作收入、住房、退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甚至晋升机会上并没有质的差别，这样，一方面低效率人员的存在，造成“道德风险”的泛滥，给高效率的专业技术人员带来强烈的心理暗示和示范效应；另一方面，高效率专业技术人员对自身劳酬不符及高校劳动分配体制下的严重的平均主义十分不满。
在上述价值取向和心理状态下，高校专业技术人员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从高效率沦为低效率，降低自身劳动力供给；二是离开高校，向外流动，追求高效率、高工资。
但由于传统体制的制度的约束，专业技术人员的“退出壁垒”相当顽固。一旦专业技术人员提出向外调动申请，高校便设置层层障碍，使专业技术人员流动成本无形加大。作为理性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向外流动时，必定会把调离高校的巨大的成本代价与预期收益进行对比，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从事“隐性就业”，进行劳动力的充分的完全的供给，从而实现了最大化目标：一是继续在高校享受到最大化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二是在隐性就业的市场经济中获取个人收入的最大化，三是在双重身份中获取到自我价值实现的最大化。
四、利与弊——高校专业技术人员隐性就业的功能分析
高校专业技术人员隐性就业已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已成为高校十分普遍而又必须面对的现实，让人欢喜让人忧。隐性就业对专业技术人员个人来讲，无疑是有利的，但从高校和社会的角度看，影响比较复杂，主要有积极和消极的两方面的功能：
1.促进全社会就业体制的市场化。
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高校专业技术人员率先迈向了市场，其隐性就业过程是自觉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的过程。在隐性就业中，劳动力供给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劳动力需求者双方各自目标的达成和工资水平的确定，完全是市场化的结果。在隐性就业过程中，专业技术人员有权支配自己的劳动，并通过搜集各种市场信息自谋第二职业，获取满意的工资收入或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劳动力需求者也从自己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出发，到人才市场上猎取最佳人选。专业技术人员隐性就业者的多元化就业模式打破了传统计划就业体制上单一而僵化的就业模式，促使了就业模式向市场化方向的转变。同时，由于高校专业技术人员的隐性就业的行业多属高新科技开发利用及金融、证券等领域，大都集中于第三产业，无疑对促进产业升级有重大作用。
2.有利于全社会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的提高
目前，我国人力资源的总体数量大大超过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但从结构上考虑，在低层次行业劳动力过剩的同时，高层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是十分匮乏的。高校的技术人员的隐性就业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局面。社会财富的增长不仅仅是依靠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的简单投入，更多的是依赖这些要素的集约化运用。如果不对人力资源充分开发利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力资源的知识、技能等人力成本也会发生折旧，这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而高校专业技术人员的隐性就业，实质上是对人力资源的再开发利用，对社会总体人力资源的利用水平的提高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3.有利于全社会的“资源共享”
高校专业技术人员的隐性就业，不仅使市场经济部门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取本来稀缺的高层次人才，而且通过共享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在“本职”和“兼职”岗位上积累的经验和信息，进一步提高了专业技术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使其对社会的贡献更大。
以上是对高校专业技术人员隐性就业的积极性功能的总结，但高校专业技术人员隐性就业毕竟是处于“隐蔽”状态的第二职业，有其消极的影响：
1.高校成为自身利益的直接损失者。
首先，高校隐性就业者在高校“在职”享受高校提供的工资、福利待遇，占有一定数量的编制，使大批优秀的热爱教学工作的人员因无编制而无法进入高校。其次，高校隐性就业者无暇对教学工作非常负责的结果起到负面示范作用。第三，造成高专业技术人员人心涣散，影响高校教学工作和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由于隐性就业的“灰色收入”远远高于名义收入，利益的驱动使隐性就业者对兼职过分投入，本职工作却精力不足，“本职”和“兼职”本末到置，致使备课粗糙，批阅检查作业潦草，工作责任心低下。
2.减少了政府的税收收入。
由于高校的隐性就业的流动性强和收入的隐蔽和不确定性，使许多纳税人逃避了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不利于政府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减少了政府通过税收对个人收入的调剂力度。
高校专业技术人员的隐性就业现象，是在“二元体制”下受制度约束的一种博弈的结果，如何克服它的负面影响，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健全劳动力市场机制，打破劳动力“进入—退出”壁垒， 让劳动力充分自由、有活力地流动。
（2）完善高校内部的劳动力市场。第一层面要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在人员配置和使用上真正体现劳动力“质”的差别，由此决定谁在岗，谁下岗；第二层面以硬的约束条件和考核指标体系，决定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晋升或降职降资。同时还要重视高校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市场经济中人力资本市场的衔接，使专业技术人员主动性退出自由，被动性退出不再受限制，同时促进优秀人才自由流入高校。
（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打破所有制界限， 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专业技术人员的自由流动消除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