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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2－0058－06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发生了重要的“空间转向”。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标志着一种新的理论态度和研究范式的兴起。以“空间转向”为特点的新的研究范式改变了过去仅仅注重社会发展的时间一维性、变革一元性的特点，更注重当代社会发展在空间中的多样、多元，强调尊重个性、权利、特殊性。基于全球化的明显事实，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空间转向”已经不是一个空泛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深厚的实证底蕴的现实课题。本文提出基于全球化视野的具有“空间转向”意义的社会发展的三个研究范式：总揽开放型研究范式、多极融合型研究范式和错综复合型研究范式。
一、总揽开放型研究范式的兴起
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中，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亨利·列菲伏尔(Henri Lefevre)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极大影响力。他指出：社会生产的产品都占据一定空间，这种生产是空间中的物质生产，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这种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明显转变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即生产空间本身。也就是说，人们需要生产出更多的空间以满足急剧膨胀的物质需要，如城市的急速扩张就是一例①。这意味着，空间本身直接与生产相关，空间也是生产的直接对象。空间的生产影响生产关系，也影响人的行动；社会形成和创造空间，同时又受制于空间。这就是列菲伏尔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基础上提出的空间辩证法。
其实，关于生产与空间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中也有所揭示。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通过对地理大发现、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概括，在全球的视野下揭示了人类文明空间结构由分散孤立到整体发展的演化趋向。“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生产迅速发展与空间改变的内在逻辑的揭示非常明确地孕育着这么一个思想：经济全球化的空间格局正是资本主义生产迅速发展的产物，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又受制于经济全球化。可以说，列菲伏尔的“空间辩证法”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新开掘。
全球化无疑是现代化生产的直接产物同时又直接制约现代化生产的世界空间格局。集中研究全球化问题的里斯本小组在他们出版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一书中，对全球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全球化涉及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多种多样的纵向与横向的联系，从这些联系中产生了今天的世界体系。全球化由两种不同的现象组成：作用范围(或者横向扩展)与作用强度(或者纵向深化)。这个概念一方面解释了一系列发展进程，这些进程或者席卷了这个星球的大部分地区，或者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所以这个概念具有一种空间内容。另一方面，它还意味着在组成世界共同体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横向联系、相互依赖关系的强化。横向的扩大与纵向的深化同时进行。”③
国内学者在90年代对全球化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全球化是指当代人类社会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从经济领域已经逐步渗透到政治和文化领域。
基于以上对全球化的理解，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全球化的本质是人类的活动从彼此分割的地域中心逐渐向全球性社会过渡；是人类活动从以血缘和种族关系为基础的封闭世界向开放的和社会化世界转变的过程；是从小规模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向大规模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变过程。
全球化正呼唤着一些全新的社会研究范式。在这些全新的社会研究范式中，首推总揽开放型研究范式。所谓总揽开放型研究范式，指面向全球，总括全球各区域、各民族的全方位、多角度的开放式研究范式。
社会全球化发展的空间格局趋势迫切需要社会研究的总揽开放型研究范式。这是因为：其一，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必然打破隔绝各国的狭隘眼界，推进各民族的改革开放，带来全球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协同化。在这样一个社会关系日益协同化的国际社会中，整个人类居住在同一地球村里。全球相互依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已成为当今时代的要求。其二，全球社会关系的协同化，把各国、各民族的发展连为一体。各个国家的发展都与国际社会紧密相连。各国的社会进步离不开世界繁荣，世界繁荣离不开各国的社会进步。即使是发达国家，其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也与发展中国家休戚相关、命运与共。因而，全面开放的意识，既为各国制订社会战略目标所必需，也为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所必需。
依据这一新研究范式，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将被赋予新的含义。例如，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将赋予新的内涵。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指出，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以两种方式推动社会发展：一种是本国历史进程中相连续的新旧生产方式的相互替代；另一种是社会的跨越发展，即本国历史进程中不相连续的新旧生产方式的跳跃式替代，这种“跳跃”是直接借鉴他国的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交往形式，以发展本国生产力，使之赶上或超过母国或旧制度下的经济发展水平。这是从世界范围内观察的生产方式矛盾运动。马克思论述过的非洲古国迦太基等的向奴隶制跨越；英国的向封建制跨越；美国的向资本主义制度跨越以及东方社会理论，都是对世界范围内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考察。在此，马克思所论述的世界范围的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即是世界范围内普遍交往中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这说明，即使在19世纪，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也已经开始关注社会发展的空间维度，只是，在当时全球化趋势还不十分明显的背景下，马克思理论中的社会空间概念还未提到突出的地位。如哈维所评述：“马克思经常在自己的作品里接受空间的和位置的重要性”，但“他未能在自己的思想里建立起一种具有系统性和明显地具有地理和空间的观点”④。可见，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并非从无到有，而是已有概念的由“隐”到“显”，逐渐凸显。
以往，我们在考察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时，较多考察的是一国范围内的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实际上，一国的生产方式矛盾运动总离不开世界经济、政治及文化的影响，一国社会内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总不是孤立地发展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更应从全球视野出发，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基本矛盾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动力作用或表现为吸取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以促进本国生产力，进而促成本国生产关系的变革；或表现为借鉴他国的经济体制，并通过这种经济体制对本国生产力的反作用，推动本国生产力发展。与此相适应，通过对他国先进政治制度及先进文化的借鉴，以推进本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以促进本国的生产力发展，也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表现。
对世界范围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考察，是制定对外开放政策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晚年期间提出的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吸收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主张，正是一种开放政策的体现。当今，我们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土上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既要在社会主义时期完成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时期已完成的经济发展任务；又不能老是跟在别人后面。为了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水平，我们只能放眼全球，实行开放政策，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现代化生产的方法和手段，加快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如邓小平所指出：“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⑤开放的重要意义，就是“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⑥，以发展我国生产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我国开放政策的制定及其成功实施，正是把我国的生产力发展置于全球视野下，着眼于世界范围的社会基本矛盾处理方式。
基于总揽开放型研究范式，对社会发展最终动因——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的考察也应有新的视野：
其一，科技生产力重要性的凸显。
经济全球化浪潮说到底是科技的全球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科技的狂飙席卷全球，深刻地改变了世界。20世纪已作为科学技术发展最为辉煌的时代而载入史册。在刚刚到来的21世纪，科技将会以其更为神奇的力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和基石，凸现出“第一生产力”的威力。
当近代工业革命遍及全球时，马克思恩格斯曾惊呼：“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⑦机器大生产所创造的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革命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所不可比拟的。在这种作用中，近代科技是重要的动力源。同近代科技相比，现代科技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更大、更神速，以至要想具体预测出未来科技会出现哪些突破，对社会的发展将带来哪些影响，几乎不可能。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现代科技将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更重要的动力源。在现代社会中，现代科技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力量。只有以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物质生产力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物质动因。
其二，世界范围内的人才竞争的凸显。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最新、最具创造力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即人才。“人力资本”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国力竞争，最终将落实到拥有“知识资本”的国际人才竞争。近几十年来，不少国家重视以优厚的待遇从移民中吸引优秀人才，扩大本国人才库，受益匪浅。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劳动力结构的深刻变化。有较高文化素养、掌握高科技的知识工人将是未来社会的主要劳动者；掌握“知本”的人力资源将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中起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之，在世界范围的普遍交往中考察社会发展最终动因和社会基本矛盾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探索一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必要条件。只有把一国的发展置于广阔的世界背景和全球视野下，才能真正确立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发展观，探寻出有效的社会发展道路。
二、多极融合型研究范式的唤起
多极融合型研究范式的唤起是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又一表现。所谓多极融合型的社会发展研究范式，指面向国际社会矛盾各方面，兼顾各种社会力量，在多种社会力量、多种国际事件的错综复合中研究社会进程的范式。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趋势所以要求确立社会研究的多极化视野，是由当今社会矛盾的空前复杂化所决定的。
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一个世纪像刚过去的20世纪这样，瞬息万变，头绪繁多，问题成堆，矛盾错综复杂。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亟需确立多极融合的社会研究范式，包括：
其一，与冷战意识对立的多种社会力量和谐发展的对话协调意识。面向21世纪，随着原有的“两极对立”的国际秩序失去效力，冷战思维也应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全球综合发展与进步的新秩序需要新的对话协调意识，以及在对话协调意识指导下“重订游戏规则”。当今的世界应是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在内的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相互竞赛的世界，多种社会矛盾必然共处一体。社会研究必须适应这种多极融合格局，在多种社会力量的对立统一中发展自身理论，并随时警惕来自各方面的冷战思维在社会发展理论中的抬头。
其二，与单向意识对立的正反结合的双向意识。20世纪进步与罪恶并存及社会关系多变为我们提供的复杂局面提醒我们，任何只顾一点的单向思维必须为正反结合的双向思维所取代。诸如：在庆贺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不要忘记“全球问题”的缠绕；在歌颂社会进步成就的同时不要忽视社会发展中的代价，尤其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种种社会问题；在为世界经济的繁荣而自豪时不要无视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贫困现象，等等。总之，只有确立社会研究的多极化视野，才能保证我们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进行全面、深沉和清醒的梳理和思考。
以多极融合型研究范式指导当代中国实现面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必须确立一些新的认识：
第一，对“一球两制”要有新的认识。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使我们的地球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局面。苏东剧变后，这种“一球两制”的格局依然保存着。然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强化向我们提出了重新认识“一球两制”的要求。
首先，要认清“一球两制”格局存在的长期性。社会主义是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的扬弃。然而，当代的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确切地说，是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占主导地位。它们的科技力量雄厚，高科技产业水平高，它们的跨国公司在世界生产和世界市场上占据巨大的优势地位，他们在国际经济组织中起着支配作用，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则，基本上是由它们制定的。在全球经济中，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地位。因而，在目前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不只是时间上的“替代关系”，更主要的是空间上的同时“并存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在地球上长期共存、竞争相处，短期内谁想要吃掉谁都是不现实的。“一球两制”将成为由旧制度向新制度转变的主要态势；是国际资产阶级企图维持资本主义秩序、国际无产阶级力求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胶着状态；也是社会主义力量生长并战胜、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经阶段，而且是一个很长很长的阶段。
其次，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上，过去我们的认识存在着片面性，只看到它们相互对立和斗争的一面，强调两者之间的水火不相容。面对经济全球化，这种看法必须改变。既然“一球两制”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格局，既然社会主义必须同资本主义同时存在于一个地球上，两者谁也离不开谁，已形成相互制约、相互制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那么，国家之间，包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之间并存、共处、平等交往、互利合作，就非常必要。如果过分强调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而轻视和否认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共存、共处和可能的交往与合作，就无疑是作茧自缚。
第二，要对改革开放有新的认识。面对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要发展，必须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与本国原有资本主义的关系；二是与汪洋大海般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早在20世纪初，列宁在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中，已开始意识到应当科学地对待资本主义。从1921年起，苏联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包括在国内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在对外关系中利用国外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例如，大量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人才、技术管理方法，采用先进的商品交换手段和市场体系，实行租赁制即让外国资本家在苏联承包项目、开办实业等。所有这些，实质上都是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措施，这对发展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缩短苏联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起了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列宁去世不久，新经济政策便停止实行。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走上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道路，当然也就割断了与汪洋大海般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将自己置于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走入了孤立发展的道路。这种封闭的模式在短期内虽然没有显现出其局限性，但由于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世界性规律，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发展后劲小，弊端日益明显。到了70年代，苏联虽然在钢产量等传统工业指标方面赶上甚至超过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是由于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质变，即由以钢产量为标志的工业结构转向了以电脑等为标志的高科技产业结构，苏联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一下子拉大。这种离开世界经济一体化轨道孤立发展的模式是导致苏东剧变的内在原因之一。这一教训值得记取。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对待世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比苏联更“左”。但有幸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辟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局面。改革使我们认清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辨证发展规律，知道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落后国家，必须利用多种经济成分，包括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开放使我们放眼世界，打开国门，看到了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促使我们参与世界一体化进程，积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在探索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方面，在使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化方面所做的贡献超过了前人，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可以说，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在多种社会制度的横向空间的关联中进行的，无疑，这就是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成果。这种转向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全球化条件下多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的事实。
三、错综复合型研究范式的倡导
里斯本小组在他们出版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一书中谈到：“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从政治上实现统一，经济上已经完全一体化，文化上已经同文同质。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十分矛盾的过程，它的影响范围十分广大，它的结果又是多种多样的。”⑧
“不平衡地理发展”(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s)是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代表人物、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空间批判的一个重要维度。哈维认为，地理不平衡体现在当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表现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布局建构其权力体系。他指出，全球空间关系的建构与再建构是资本主义体系得以维系至今的重要手段，因此，只有通过对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理解才能使我们更充分认识当今全球化过程中的激烈矛盾。
这就是说，鉴于空间理论的视野，我们能更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既有一体化趋势，又有分裂化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有集中化，又有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有本土化。概括国内学者的观点，全球化有如下特征：其一，全球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单一化与多样化的统一。各国市场经济在体制上的差异并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在民主政治上，世界上也找不到两个政治制度完全相同的国家。其二，全球化是整合和碎裂、一体化和分裂化的统一。一方面，国家的整合程度极大提高；另一方面，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地方的特殊性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强调，如民族独立和民族自治运动非但没有停顿，反而向纵深发展。其三，全球化是集中化与分散化的统一。一方面，资本、信息、权力、财富的日益集中，但其分散化趋势却有增无减，中小资本在世界各国仍然极其活跃；信息共享的程度越来越高，但谁也垄断不了信息；虽然霸权国家只有一个，但国际政治的多极化格局却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其四，全球化是国际化和本土化的统一。一方面，冲破传统的民族国家壁垒，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标准和国际性规范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纳和遵守。与此同时，各国始终没有忘记本国的传统和本国的特征，而是将国际准则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国际准则本土化⑨。正是鉴于此，哈维指出：“社会主义的普遍主义必须通过地方性的特别需求、关注和渴望之间的协商才能得以建立。”⑩他还提出要关注“全球地方化”现象，即把财富、权力和政治经济机遇集中于一些特殊的地方以及少数人手中的现象，认为“不平衡地理发展需要从它们的资本主义镣铐中解放出来”。(11)
充满矛盾的全球化过程决定了错综复合型的社会发展研究范式。所谓错综复合型的研究范式即不是单一地而是从全球化的二重性出发、从本土与全球的对立统一中看待全球化视野下的社会发展进程，既有全球意识，又有民族意识；既看到全球化的积极意义，又看到其消极影响的辩证研究范式。这说明，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是以注重多样性为特色的。
全球化进程的本土与全球的对立统一矛盾运动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特征。
其一，社会发展进程的顺序性和跳跃性。由于一国的社会矛盾总是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不但要面对新世纪世界经济高度发展给各国带来的众多新问题，并要解决发达国家在上一个世纪就已经完成的现代化任务并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奋斗目标；还要重视解决自然经济时期遗留的封建主义、小农经济等对当今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诸多阻力问题。在此，既有反映本国历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又有本国生产力、经济体制与发达国家生产力、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其中，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融为一体，使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以至无论哪一国社会发展的模式都不能简单套用于中国社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要遵循历史上一切国家都难以超越的发展生产力所必须经历的必要阶段(如发展市场经济)；又不是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而完全可以以国家已走过的道路为借鉴，跳过某些传统工业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以高新技术为标志的新时代。这是顺序性发展与跳跃性发展的统一。
其二，社会发展水平的先进性和落后性。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在总体上无疑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认识不到这一点，往往会陷入空想，产生盲目性。但是，处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落后国家在发展方面，又有先进性的一面。这是因为，经济的全球化为落后国家同样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如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所指出：“在跃向未来的赛跑中，穷国与富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世界经济的发展历来不是平衡的，通过对国际先进生产力的借鉴，暂时落后的国家完全可以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寻求一条比资本主义现代化更为合理、具有更高水平的发展道路。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曾经通过对世界先进潮流的借鉴，以新民主主义的方式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同样站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当口，对外开放，广泛吸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先进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富有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看不到当代中国发展的这种先进性，就会陷入保守、被动，同样会产生盲目性。
上述两个特点都形成于全球化进程中本土化与全球化矛盾的相互交织。当今国家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无不与社会矛盾的这种相互交织有关。
全球化的二重性决定了我们妥善处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与融入世界辩证关系的重要性。
我们之所以要积极融入世界，是由全球化的积极影响所决定的。经济全球化实现了资源在全球的优化配置，从而有益于克服资源分布不均和资源使用效率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的高速流动，推动着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开辟了网络经济新时代，为形成新的经济生长点、实现产业升级创造了条件，从而在总体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各国福利的改善。政治全球化加强了各国在政治生活中的对话与合作，为克服民族国家的局限，解决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某种政治机制与可供选择的途径。文化全球化弥补了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的不足，使不同民族、国家的交往更为广泛，沟通更为便利，从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有益于人类的发展。伴随文化全球化而日渐生成的全球观念和全球意识，为人类审视自己，创造更有价值的生活开辟了新的前景。正由于此，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中国如不融入世界，就不能发展经济，不能推进政治民主化，也不能推进文化建设，就会如邓小平曾经说过的要被“开除球籍”，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在融入世界的同时，我们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注意克服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之一在于导致对国家主权的侵蚀。经济上，生产和资本无限制的自由流动、自由贸易、统一的世界市场和金融体系造成经济无国界化，结果是国家经济主权削弱。政治上，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出现及其作用强化，使其作为民族国家的异化力量形成对主权居高临下的制约，使民族国家主权行使陷入困境。文化上，出现文化的“殖民化”现象。各民族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或文化身份变得愈来愈模糊乃至有所丧失，民族文化认同受到威胁。因此，在融入世界的同时，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要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并非世界一体化，并非否认民族化；丧失了国家和民族特色，也就失去了国际地位。尤其要警惕有人把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美国化”，警惕有人借全球化之名推行强权政治，把单方面的价值观强加于各国各民族。
从目前全球化的空间格局看，西方发达国家在空间生产、空间占有、空间分配、空间消费处于优势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被动的劣势地位。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谋求空间正义，构建人类的和谐空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从中国的发展现实看，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突显的转型期，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不乏由空间矛盾引发的社会矛盾，如城乡二元结构的冲突就是一例。可见，空间和谐是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基于全球化的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给社会发展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许多新的启示，也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本文所提出的三个研究范式仅仅是“冰山之一角”，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发展的事实将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值得继续研究的课题。
注释：
①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②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277页。
③⑧［德］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治教育中心1997年版，第47－50、47－50页。
④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3页。
⑤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373页。
⑨参见黄栋《全球化学术探讨》，《社会科学动态》1999年第12期。
⑩(11)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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