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个人体验与学术前瞻”专题研讨——我们见证历史——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现状和问题意识谈起——回眸与前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入场”与“水磨工夫”——探寻杰出作家之间的精神纽带——我在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点体会——分论易，整合难——现代通俗文学的整合入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水磨工夫论文,我在论文,当代文学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6）04—0001—14
主持人语：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学术研究的回眸与前瞻，十年前曾大规模展开过。十年以来，这种举措只在局部或某些个案研究进行过。站在新的世纪，立足于学科的学术反思、经验积累和对研究“预流”的把握，实有必要通过充分的经验交流，把握学科动态，讨论学科发展的可能走向。为此，笔者邀请了北京大学的谢冕教授、兰州大学的吴小美教授，加上本人，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来发表个人的研究经验和意见。“回顾”不得不采取个人的独特视角，“前瞻”也属一管之见，希望有益于本学科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
我们见证历史
——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现状和问题意识谈起
谢冕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学问做久了，甘苦自知，也总有一些体会和教训。说出来，也许对别人不无裨益。这次陆耀东先生倡议，由我们几位“老家伙”来个“纸上聊天”。难得他有这般用心，我不敢拂了他的好意。自是不揣浅陋，紧随诸位学长之后，也赶来凑趣。
我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有多年。这个学科隶属发端于“五四”新文学革命、并与中国古典文学予以区分的中国现代文学。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部分。虽说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却是一个相对独立和不断发展的、而且愈来愈庞大的部分。都说现代文学是当代文学的兄长，但是兄长的年龄不再增长，而作为小弟的当代文学，它的年限却已超过半个世纪了。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如何调适二者的关系，或者说如何再命名，这都是亟待学界同人关注并解决的问题。此问题有点复杂，这里不想触及，只是想借这个机会谈谈本人长久从事这一工作的一些感想和体会。
一、行进中的文学
中国已有的文学，包括写进古典和现代文学史的，都是已完成的文学。唯独当代文学例外，它没有完成，始终都在行进中。以研究这段文学为目标的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其特点就是始终看不到它的边界。每天都在发生新的现象，每天都在出现新的研究对象，我们的工作只能是不停顿也不间断地追逐。
新的作家和作品，新的理论和批评，新的文学团体和刊物、书籍，无以数计的发表在报纸副刊和网络上的文字、图象和其他信息，每天都似潮水般涌来，让人目不暇接。这里的问题不是材料的匮乏，而是资讯的膨胀——泛滥的信息挤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这是行进中的文学的一种常态，做得久了，一切也都看得平常，当然也有了处理应对的一些办法。
当然，传统的研究理念和手段在这里显得不够用了。我们不能仅仅从已经占有却并非稳定的材料出发，对文学做固定性的分析研究，更不能无视近前甚至是当下迅疾产生、并同样迅疾地变化的文学现象做匆忙的定论。跟踪式的描述和辨析，在这个学科领域显得十分必要——一切都在不停地变化着，研究者稍不留意，就有可能失去第一手把握重要文学事实的机会。
作品的层出不穷是一个原因，而更为重要的是，作家是不稳定的。作家也在这种文学大潮的影响下变动着自己的创作目标和追求，也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写作策略和风格。从《鸡窝洼人家》到《废都》，贾平凹创作的变化，恐怕不是把场景由乡村转到城市的变化，作家的心态和趣味都在这种时代的大转型中产生巨大的变动。事实上不仅是贾平凹，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这万花筒般迅疾转动的文学世界里不断地适应、调整着自己的方位。淌过“北方的河”的张承志，再行进到他的“心灵史”；曾经“在细雨中呼喊”的余华，再行进到充满周星驰喜剧色彩的《兄弟》① 的写作，足以说明这时代对于作家是怎样的一座鲜活舞台。
若是把这种充满活力而又多变的文学当成了不再变化的、凝固的“资料”，以传统的治学方式对之做静态的归纳描写，那就是不当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遭到了忽视：当代文学是不断生长着的文学，当代文学的研究也是永不停顿的、与发展着的文学保持同步的研究。不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无视这一点，就会造成学理上的缺失。
这个学科的学术范畴当然也有传统意义上的“史”的内容，但这种具有相应固定形态的“史”，是建立在对于那些随时发生的、流动的、散漫而又充满了偶然性的“事实”的基础之上的。研究者需要随时对零碎而不定型的材料进行淘筛、提炼和归纳，从而赋予这些材料以学术的价值。从事当代文学的研究，就是这样不断地追逐、又不断地整理的过程。不断生长的新鲜的文学现象，也不断地激活着研究者的智慧和热情，同时又不断地考验着研究者的耐心和承受力。
这个学科忌讳把活学问当作死学问来做。怀有成见的人们轻视它，认为它没有什么“学问”，甚至根本不是“学问”。其实，它的学理性可能就建立在研究者对于文学行进的方式和姿态的敏锐、及时和准确的把握上。要是离开了对于无数随时发生的零散的文学现象的考察和审视，不能对它们及时地予以概括和提炼，几乎就没有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
当然，行进中的文学也有“不行进”的相对静止，这一状态也即我们说的“史”的归纳。不间断地跟踪考察，不间断地总结综合，使无数无价值的表象得到扬弃，使有价值的素材得到提升，从而呈现出此一阶段文学规律性的运行轨迹，这就是文学史了。由此我们得知：当代文学这一学科是由及时的文学批评和同样及时的文学史总结这两大部分构成的，从事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必须身兼驾驭上述两方面的才能和素质。
二、特殊的学术环境
这里还需要对“当代”这一概念稍作解释。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政局变动，原先由统一文化母体衍生的中国文学，也开始了以台湾海峡为标志的、现今称为“两岸四地”（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既一致又有差别的文学形态。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这些产生于同一文化传统而又各怀旨趣的文学。这些文学无疑均属于共同的中国文学范畴。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地区的文学过去是、现在也还是按着各自选择的方向，以各自确定的方式进行着。当然，良好的环境以及日益紧密的交流和沟通，正在逐步消除过去形成的森严壁垒，并有效地促进彼此的认同与融会。
谈论中国当代文学，不能无视“当代”所具有的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上述事实。就整体而言，中国内地的文学依然是中国文学的主体，它对周边各地区的文学起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单从大陆文学发展的事实来看，考量它的所有的正反两面的价值，都不能也无法回避特定的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涵盖与渗透。在中国内地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影响面最大、时间最久远的因素，是当代的政治。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文学自身，这是研究当代文学无法绕过的问题。
政治对于文学的要求和期待有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其基本动因，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学的意义需要在政治的实际效应中得到确认，“纯粹的文学”被认为是不存在的或无意义的。文学与政治的“联姻”可以追索到很远以前。开先是由于国势凌弱，政治的目标是振兴国运，处于弱势的政治期待通过文学达到救助的目的，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就最明确地表达了政治对于文学的热切期待；再后就到了“革命”对于文学的期待了，“革命”当初也是处于弱势，文学当然也是顺理成章地成了“救助”的工具，所谓的“革命的功利主义”当然也表明需要通过文学或其他艺术形式以达到推进革命意识的目的。
文学的地位因政治的推动而愈来愈“显赫”起来，与此同时，文学也因此受到遮蔽、约束乃至控制，日益失去其自身的意义。这就促使并形成了当代文学与政治的无限纠缠的事实。这也是一种常态，也就是这一学科在中国内地地区生存发展的基本环境。人们进入当代文学这一研究领域，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这种常态。所有的人都必须具备处理政治与文学关系的能力，而后才能有效地面对文学的事实。
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始终受到意识形态的浸漫，特别是进入当代文学之后，这种浸漫几乎是全方位的。因此，研究者需要对“纯文学”的理念保持应有的警惕。事实上所谓的“纯文学”几乎不会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现，即使是出现了也不会被允许并生存下去。研究当代文学，其实就是研究文学如何依附于政治、政治又如何步步进逼并最后控制文学这一历史进程。
但是，话说回来，文学毕竟是文学，即使是在夹缝中，文学也依然顽强地甚至是悲壮地坚守着哪怕是所剩无几的空间。从总体上看，在“大跃进”过后“文革”到来之前的间隙中，在频繁进行阶级斗争的缝隙里，诗歌和散文甚至小说都有着悄悄的“松动”，甚至可称为一个“小繁荣”②。类似这样的文学现象，其他时段也时有发生，当然情况各异。如在极端严厉的文革时期，在离政治中心不远处出现的“白洋淀现象”以及在其他边缘地区的“知青部落”涌动的文学暗潮等，都说明文学无所不在的挣扎和坚持。
上面所述，是从整体的被遮蔽状态来看文学的生命力。研究者需要有必要的思想准备，一方面面对的是意识形态的森严壁垒，一方面又要以充分的耐心，如沙里淘金般在尘封中发现并珍惜文学的这种艰苦卓绝的生存挣扎——我们要在沙漠深处发现生命的痕迹。
文学被意识形态所充盈着并膨胀着，这是漫长时空中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即使是这样环境中生长出来的文学，即使是在被笼罩得非常严重的那些作家作品中，我们依然可以寻找到留在沙漠深处的生命痕迹。这种寻找需要理性，更需要耐心。举例说，李准的《李双双小传》和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的背景是农村集体化，但这两部作品中几个乡村女性形象，却生发出超越意识形态的魅力。以此类推，我们还可以从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漫天炮火中，发现温暖的诗意；在杨朔的《茶花赋》中发现大饥饿中人们的希望和梦想；在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饱满政治情绪中，发现激情以及音韵的美。
也许今天的读者不再为这些作品所感动，但是，拨开那些蒙蔽在作品表面的灰尘，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文学顽强的生命力。只是这种表现是浸漫在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语境之中，所有的人在阅读这特殊时代的作品时，都应有足够的耐心，他们必须从浓重的遮蔽和覆盖中发现那些艰难存活的诗意。
三、减法前提下的积累
一个人从最初的“学”，到后来的“治学”，从来都遵循一条基本法则，即积累。学问是靠积累获得的，关于学问的经验也是靠积累获得的。这个规律，在当代文学这个领域同样要受到尊重，也就是说，它的运行基本上是一种加法。但是这个学科实行加法的前提却是减法。这是由开始我们说到的这一学科的特性所决定的——当代文学学科的基本形态是动态的，它始终都在行进中。
当代文学给人最为鲜明的印象，是每时每刻都在生产无以数计的作品和关于作品的言说。要是用传统的治学方式来对待这一学科与日俱增的“材料”，恐怕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单就阅读一项，恐怕倾以全力——即使是什么事都不做，也难以应付那惊人的信息爆炸。阅读如此，更不用说其他了。置身于当代文学，用前人教诲我们的“笨办法”治学，肯定难收成效。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单就阅读一端，也需有新的应对策略。普遍阅读不可能，即使可能也会劳而无功。幸好在当代文学领域，在生产作品和评论研究的同时，也在相应地生产着各式各样的选刊和选本，以及各式各样的评奖、研讨、发布会、各种手段的资料汇集、各种类型的“排行榜”等等，都为专业的研究者提供了前期的准备——研究者可以很容易地进入当前文学的动人的“全景”之中。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出版人、编辑和选家的辛苦劳作，享受到他人阅读和研究的成果，使我们在浩如烟海的资讯中有所依傍。但是还要指出，这样的阅读也不尽可靠。选本的阅读仍然不能全然替代研究者第一时间的阅读，因为所有的编辑和选家在不断生产的当代文学面前，都有一种难以穷尽的无奈。也就是说，他们的阅读也是有限的，况且，他们和享用他们的成果的人之间，也存在着审美和价值取向的差异。
作为专业的研究者，其最重要的品质是在阅读中有独特的“发现”。这样看来，经常性的第一手阅读和思考就是必不可少的。学者和专家与一般读者和文学爱好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独特发现的能力。作为专业人员，他需要的是基于对文学发展历史的体认以及长期养成的审美概括的比较所赋予的一双“慧眼”。他能在众口一词中发现“个别”，也能在旁人习焉不察中发现“另类”，从而得出独特而精辟的判断和辨析。
因此，平日的浏览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就是非常必要的。研究者不可全然依赖别人提供的“前期工作”，他自己还必须始终站在学术的前沿“身先士卒”，他要有一种综合的能力，他要善于吸取他人阅读的成果，但又必须始终对此怀有警惕和质疑，他要用自己的“发现”去补充和修正别人的“发现”。
古人讲“积学以储宝”。在当代文学领域，专业人员究竟应当如何“积学”并达到“储宝”？简单地，对于这一学科来说，其侧重有别于一般学术研究的“加法”，其有效运作的前提是“减法”。首先是，研究者必须果断而无情地“删除”那些没有“收藏”价值的材料。要是用一般的治学方法不加节制地“收藏”那些资料，其后果只能是让人不堪重负。因此，研究者必须以坚定的姿态减去那些不重要或不很重要、无价值或很少价值的资讯，在淘汰的基础上，如沙里淘金，积累那些有用的研究素材。
所以这里的规则是以非常规的“减法”为前提，而后在此基础上实行常规性的“加法”。也许所有的学科均应遵循“积学储宝”的规律，但对于当代文学这样资讯过剩的领域，那种不加分析和无节制的“材料占有”，可能是一场灾难。一个不会放弃即不会否定的治学习惯，可能会毁了一个学者的心力和才情。需要补充的是，“删除”的过程，并不是无意义的操作，其本身也是一场认知、“获得”和“添加”。
以上所述，意在强调对于当代文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先减后加”的处理材料的方法。只有这样，一个学者方有可能把最需要和最有价值的知识，放入他的“收藏夹”，而其中最为珍贵的可能还是学者自己在第一时间的阅读中，所呈现的那些仅仅属于他的独特的发现。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发现给他的研究带来了精彩和光辉。
四、创新意味着探险
本文反复强调了当代文学的非纯粹性。在当代中国，事实上并不存在、也不期许文学的“纯粹”。文学是社会现实的一种，而社会现实总是纠缠着展开，混合着政治和社会思潮的诸多杂质。同样，当代文学的研究也不会游离这个环境而变得“纯粹”起来。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和指归，始终都伴随着社会兴亡的考虑，所谓的“救亡”和“启蒙”两大主题③，就是对这种考虑的归纳。这种文学史的“遗传”，在当代文学阶段得到充分的甚至是极端的延展。在至少长达半个世纪的时段里，当代文学和当代政治的捆绑愈来愈紧，以至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文学沦为政治的附庸。
文学成为挽救国运、改造社会的第一使命，这是由于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处境所决定的。当时的救国志士奔走无门，急切中想到了文学，并目之为救国救民的“药”。开始是启蒙，后来是救亡。其实，不论是启蒙还是救亡，在人们的心目中文学总是一味能医百病的药。当别的办法不能奏效之时，文学被人们理所当然地视为药到病除的灵丹。这在近代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的诸多论述中均有充分的强调。这是前期，大约自五四始而至抗战兴，都是如此。
随后，中国出现了革命。原先支持启蒙和救亡的，现在转而要求支持革命。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置换”。文学是顺理成章地为革命而存在的。作为为革命的文学，它的一切都应服从于革命的目标。革命要求消除“个人主义”，把文学改造为“集体主义”；革命还要求文学在功能和价值、内容和形式、语言和风格等方面符合革命的利益。当文学不能与之相适应时，革命便要对文学施以改造。这种“改造”其实早在创造社后期就开始了，其经典的表述就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④。
自此以后直至文革结束，在漫长的时间里，深刻关联着社会命运的政治，对文学的“关切”与日俱增，以至于在涉及文学的批评标准时提出政治标准的第一性。这就事实上忽略了或淡化了文学的艺术属性。在长期的文学实践中，政治对文学愈来愈严酷，政治要把文学改造为单一的和统一的形态。
这种文学标准的形成，是以堂皇的“革命功利”的名义，即一切均以是否符合革命利益为要义，文学自身的规律及特点则是可以略而不论的，此则所谓“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许多文学或诗歌的悲剧，都是由此而生。作家表现和坚守个人的风格，被认为是自私的甚而是反动的，所有的个人风格都必须在“集体主义”的目标下被改造。中国当代文学在它的行进中所发生的事件，不论叫做改造或叫做批判，其实质则一，那就是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文学模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面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可能意味着是面对一个布满险情的雷阵。这里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或者是由于不够小心而触雷，或者是由于别的需要而“引爆”。这个现象，已为半个世纪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批判的事实所证明。文学事业，显得是前所未有的艰难。远的如“武训传批判”、“反胡风集团”，近的如“反对精神污染”、“反自由化”，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建立一种据说是最纯净的统一的文学。当然，这都是旧话了。
这个学科曾经是这样的布满雷阵的危险地带。研究者要想在这里有所作为，就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就如同在到处都是“禁区”的现场劳作，要冒着随时都可能“爆炸”的风险而谨慎前行。除非不为，无可逃脱，这是宿命。但正如浪里搏击，风中翱翔，苦在其中，乐也在其中。
收稿日期：2006—06—20
注释：
① 南帆在《夸张的效果》中评论余华的《兄弟》时这样写道：“也许， 余华正在企图向‘大话’的风格靠拢？不管怎么说，周星驰的走红肯定是这个时代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症候。”参见《文艺报》2006年4月25日。
② 杨朔和秦牧的一些散文、郭小川和贺敬之的一些诗歌、 李准的小说《李双双小传》，都在此一时期发表。以诗歌为例，有李瑛的《红柳集》（1963）、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1964）、郭小川的《厦门风姿》（1961～1962）和《林区三唱》（1962）、李冰的《巫山神女》（1963）等。
③ 严家炎最近对“启蒙”和“救亡”的关系，做过精辟的分析，他说：“当文革的噩梦刚刚过去，人们吃尽了封建专制主义的苦，因而痛定思痛，思考‘五四’的启蒙任务为什么几十年后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有些学者用救亡和启蒙的关系来作解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以为，这可能是一种误读，还没有搔到真正的痒处。‘五四’前夕启蒙任务的提出，本来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因此，不能设想救亡形势一紧张，反而会压倒了启蒙。启蒙任务后来所以被消解，真正的原因是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主义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而一旦封建思想侵袭到革命队伍内部，它有了‘革命’做护身符，以‘革命’的名义这时的封建就很难反了。反对它就成了‘反革命’，启蒙者本身就成了蒙昧者，成了应该接受启蒙的人。而王实味、丁玲也就必须为此而付出代价。”见《明报月刊》2005年3月号。
④ 这也是成仿吾论文的题目《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见1927年9月《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
回眸与前瞻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入场”与“水磨工夫”
陆耀东
陆耀东，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武汉 430072）
新中国文革前17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究，取得的成果很有限。在“反胡风”和“反右”后，真正的学术研究很难进行。“文革”期间，学者受摧残，学术研究完全中止。在新时期，随着大环境的改善，经过学者们的努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成了新时期文学研究中最早趋于活跃并较早取得一系列成果的学科。在新时期初期，学术研究会一类组织起了一定作用。1979年1月， 在北京成立了原有“高教”帽子、不久即去掉了这个帽子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1980年在包头召开了首届学术讨论会。会后的报道说：“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里如何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恢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目，提高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水平。代表们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性质、范围、任务以及多年来的教学与科研中存在的极‘左’的倾向，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这，如实地反映了会议的情况。与会的绝大多数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实例揭露了多年来在极“左”思潮下产生的恶果，着重从政治上纠偏。在当时，如不从政治上纠偏入手，一切努力都是白费气力。在会议的后期，不少与会者还是习惯性地问会议主持人、会长王瑶先生：如何向会员传达会议精神？似乎学术研究也得听号令，齐步走。好在以后学会的作用越来越小，人们对学会的重视度渐趋微弱，而研究课题却越来越多样，理论、思潮、流派、作家作品，几乎所有领域都有论著涉及。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用欧美新的文学研究方法研究现当代文学日益增多，诸如文化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比较（含影响比较研究和平行比较研究）分析方法、形式主义方法、原型批评方法、新批评方法、现象学批评方法、阐释学方法、结构主义分析方法、解构主义方法、系统论分析方法，除一直援用的社会学分析方法外，都是几乎同时蜂拥般出现在我国学术界。但搬用者众，融化不够，传世之作不多，成为20世纪最后20年的共同现象。1994年5 月在西安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分别对新时期15年来现代文学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前瞻，其中有分量很重的总体概括，也有对小说、诗歌、文学史、戏剧、散文、杂文、理论批评的分论，还分别对比较文学、通俗文学、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茅盾研究、巴金研究、老舍研究、曹禺研究、沈从文研究、艾青研究、丁玲研究、赵树理研究，做了回顾与展望。其中“回顾”学理性较强，“前瞻”展现了前途多多，个别则略嫌狭隘、武断。
根据不少人的学术道路和我个人的经验教训，我以为一般的学术研究不必和政治挂钩，更不能等同。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学术问题同时是政治问题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纯学术问题，或主要是学术问题。学术问题的正确与错误，往往不是绝对的鲜明的。许多回答正确中有错误，错误中有正确，而且有些问题要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有的即使经过一两千年，仍然难以确定。
选题在某种意义上起着决定成败的关键作用。如果可以将选题分为大、中、小3个档次，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应是选题的依据。客观条件包括：经费、时间、 资料等。这里着重谈一下学者所在机构的图书资料状况，还有所在地区的图书资料馆藏质量。中国目前的图书资料主要集中在京、津、沪、宁、台北。杨义先生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在约5000部小说中他读了2500部左右，他虽然到全国各地搜集、寻阅，但主要是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宝藏书多①。我从1978年起着意搜集1950年以前出版的新诗，学界虽盛传刘福先生和我手头这期间诗集较多，其实我不过有初版、复印本、手抄本等约800本左右。好在不少名家已出“全集”或“诗全编”，可补个别缺失的诗集或诗篇。大的项目，如小说史、戏剧史、散文史、杂文史、诗史等，如果是认真研究，必须重新审读全部史料，重新感悟，重新选择。有的作品，在当时评价高影响大，但日久天长，变化甚巨。今天的研究者既不能不顾及历史情况，也不能不顾及后来读者盛衰的变异，而且不能不深究历史的和今日现实的评价差异等原因，特别是像郭沫若的《女神》和田间的《给战斗者》这样的作品，离开了历史感和研究者的现实感，离开二者的兼顾，就无法正确历史地评价。这是史料和史观的融合，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会留下遗憾。客观条件不止于此，还有整个学术界的学术水平等等。
主观条件主要是学者的素养、艺术感受力。这非一旦之功，而要靠先天品质和日积月累的磨炼。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全，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仅就研究新诗的学者在文学理论的准备和择取而言，我以为宜宽不宜窄，对中外音乐、绘画的理论，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理论，对世界文学特别是诗，都应大致有所了解。因为音乐、绘画、中国古典诗词，其理论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但在吸取、运用某种理论时，切忌只取一家之言，只取一家之言，难免一家的局限，同时难免生硬搬用之嫌。这在初学者，可不以为大病；但作为学者，则是一大忌。成熟的学者应着力于融合，应着力于重新构造，应着力于独立创造。即使是大学者，也不可能处处是原创性的；但既然是大学者，必须有原创性的理论或实践，否则就不是大学者。
资料的占有是每个学者治学的基本条件，不管你是哪一方面的学者，特别是史家，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你占有资料之多超越了他人。李何林、王瑶、唐弢、刘绶松等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开创者，只需翻翻他们个人专著，就知道他们掌握资料之多。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的学者，这一方面有优势条件，别地的学者需则要付出两倍甚至三倍的努力才能达到同样的水平。应该着重指出，资料的缺陷，会严重影响研究成果的质量，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郭沫若1928年对《女神》的修改，有些学者不知初版本后1928年版有重大修改，发一通与事实完全不符的议论，是一显例。郭氏《文艺论集》有些篇章修改得面目全非，如原题的《文艺上的节产》，《沫若文集》改为《文艺的生产过程》，末段完全改写：列宁的“宁可少些，总要好些”加上了；解放后常用的“用集体的力量来搞”也加上了。如果不了解版本的变异，就会闹出笑话来。过去，在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方面，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做了一些贡献；新时期之初，孙玉石先生发现鲁迅的散文诗《自言自语》，这些学术上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一些论著。近几年，金宏宇等年轻学者对部分长篇小说版本研究做了一些前人未做的研究，成绩可喜。史料、版本的掌握既是研究的基础，又是研究的一部分。
研究者固然应全面了解前人的研究状况，尤应以个人阅读文本的感受为最重要的依据。每一次阅读有不同的艺术感觉，这是最可宝贵的研究素材，循此研究、探索，方有望获得宝贵的成果。
对于和自己不同的见解，特别是相反的观点，应该视为宝贵的思考资源。言之有理者可免除你重复劳动；言之无理者或理不足者可促使你再思考。学术上“一鸣惊人”的机会不多，更多的往往是在前人基础上再进一步，但囿于祖师之见者无大出息。宋朝戴复古《论诗十绝》说：“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虽然是对诗创作而言，其实对研究来说，这告诫也是合理的。治学与祖师异途，是正常现象。学术上做祖师的叛逆而富有生命力者，应该鼓励嘉许；儒家的“尊师重道”，如果有碍于后辈创见的凸显应予重新估价，不能成为死守陈规、不敢突破不敢超越的借口。在这方面，要学一学尼采，要敢于闯，敢于叛逆；在客观环境，要允许闯，允许叛逆，允许创造。某大学某博士屡发奇论，人斥之为胡言乱语，也有人推为创见。仔细客观地品评，有百分之二十的发人深思之处，较之人云亦云的陈腐之见，则有可嘉许之处。我不是鼓励青年学者都去学某君的浮躁之举，而是出于对创新的保护。既然理工科可以有几百次试验的失败，为什么文科学者不能有几次失误，尤其是初出茅庐者。“习惯思维”有时是病态，应该反省。他人提出忠告，是正常的，但不必大惊小怪，任何人炒作新闻都是别有用心，那与学术是两码事。
现在学术界一是受“量化科研成果”制度影响，二是自身队伍中存在不良分子，抄袭事件层出不穷。这是防不胜防的癌症。如果能从制度上和学术道德上入手，从严惩治，禁止包庇，捂盖子，也许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
学术著作的历史价值和地位以及学术生命的短长取决于著作本身，而不取决于广告、宣传、鼓吹，也不取决于权威的声音和倚仗人多势众。朱光潜先生的学术著作《文艺心理学》、《诗学》、《悲剧心理学》、《西方美学史》，当时虽然受到较高评价，但真正的准确评价是在他晚年及逝世之后；钱钟书先生的作为大学者的标志性著作《谈艺录》、《管锥编》，过去并无轰动效应，也未做多少宣传，但却奠定了他的大师地位。朱光潜在新中国初期近30年内多次受到批判，无论是夸奖或否定，都不会使其学术著作本身的价值增加或减少，长远地说，也不会使它的历史地位有所变异。陶渊明、杜甫的诗，在一段时期评价不高，陶渊明在《诗品》中仅列中品，唐诗当时许多选本不选杜诗，但不能改变陶诗的巨大影响，也不能改变杜甫作为伟大诗人的永久性评价。有人说编选本算不上学术研究，但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有人评价非常高，好像比高级学术研究更高级。鲁迅曾对《选本》说了一些中肯的话，他先是从选本的历史说起，再谈到“影响最广大的”《世说新语》和《文选》，再谈及《古文观止》，指出：“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搏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的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予的糟或
。”[1](P144) 选本与专题研究不是一回事。选本固然也有质量高低的区别，但因它无需做理论上的阐明，也无需将比较过程说清，相对来说，理论性和学术层次要低一些，因此，《宋诗选注》与《谈艺录》、《管锥篇》还是有所不同，至少在学术价值上有区别。
对单篇论文，我觉得有“底线”和“上限”。“底线”我以为就是我曾说过的三点：“新”一点，“深”一点，“细”一点。也就是比前此专题发表过的文字，有一点新意；或者在前人的基础上，深入一些；或者从分析上说，细一些，就像国外学人常采用的“细读”一样。如果要高标准，那就是该专题的历史阶段性标志，如1956年前后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而发表的陈涌先生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唐弢先生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王瑶先生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系》等，可视为代表作。它们的共同特色是：（一）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既有灵敏的艺术感，又有理论高度和深度。（二）所论及的专题，其在学术上为前人和同时代人所不及，达到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顶尖水平。如唐弢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并且有说服力地论说了鲁迅杂文形式的多样，风格的多样，艺术手法的多样，进一步发展了鲁迅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这一观点，深入地论述了它的形象性和形象思维特色，它的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卓越的艺术技巧等。不是简单地归纳成几条，然后举例说明，不是用某一理论做框架去套，而是从鲁迅杂文中提炼出来。
回眸近百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方面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唐弢、严家炎主编的3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钱理群、温儒敏、 吴福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现代小说史方面有夏志清（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杨义的3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等，都堪称“史”的标志性成果。它们在当时多方面超越了别的著作：在史料上有新的发现，在论述、评价上有重大突破或较大突破，对文学及其“史”的看法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我认为，从学术上讲，在别人著作的基础上小修小补的“文学史”，一般说无必要编写，即使编写也无多大积极作用。
中国现代（含当代）文学这个学科不过百年左右。展望前景，我不悲观。因为不管是小说、诗歌（含旧体诗）、戏剧、散文，都有不朽的作品在；而只要有不朽的作品在，这个学科就有存在的生命力，就有存在的理由。至于这个学科如何存在，如何发展，应该让21世纪的学者决定，其他人不能做主，不能代为决定。当然，我们主要作为20世纪的过来人，也有建议权，不过，仅仅只是建议而已。
作为21世纪的学者，既不能完全与20世纪“割裂”，也不应原地踏步。应充分利用21世纪的新科技，进行资料处理和研究。例如用互联网等高新技术，搜集国内外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的资料。现在这一方面的工作还很不系统、完整，尚无一家图书馆或企业将可以公开的信息，系统完整地制作成数据库，发布到互联网上或发行光盘，供读者复制、采用。当然，其间还包含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现在我们的大环境较前大有改善，有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能。但不能说学者已没有顾虑，应该说马克思当年说过的话仍可成为我们的自我要求：“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懦怯都无济于事’。”[2](985) 可见坚持科学的不易和艰难。记得在朦胧诗大盛时，我和谢冕先生有同感，但不敢发表文字，仍然只就1950年以前的新诗发言，所以我很佩服谢冕等先生的学术勇气。在21世纪，很难说类似朦胧诗的争论不会重演，文学既然不能不沾社会的风尘，也就难免不会有卷入政治性风暴的危险。所以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必须学问与勇气并重，缺一不可，即使从事的是纯学术，也可能受到非议与围攻。
学术事业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必须有长期作战的准备，要有水磨工夫。大点的论题，如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影响）比较研究，认真地去做，必须把中国现代文学受外国某作家影响一一记载下来，或者分门别类登记、统计，切忌随意抓住一、两个例子就不再继续。我们现在把馒头啃半口、啃一口的现象太多，少有认真为研究做准备工作的。这工作很枯燥，但容不得半点马虎。
学术研究的资料准备工作，愈细愈准确愈好。在这基础上，概括、抽象、理论思维就不应拘谨、放不开，而应“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至变”、“至精”，不要轻易停下幻想、联想的翅膀，应穷尽一切思路，包括顺向和逆向的思维。我们既要把握艺术的丰富的个性特征，同时注意从无数的艺术个性中，抽象出带有共性的东西，特别是具有理论高度和深度的部分，进行系统性、原创性的理论总结。《文心雕龙》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它高于中国其他文论之处也在于此。
我们的目标是大致明确的，真正的具体明确却有待于众多的成果出现以后。任何“展望”都只是雾里看花，有价值的“展望”只能建立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这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是“展望”者个人的“展望”，可能很不可靠。必须自己去了解，去研究，去预计，去“展望”，才有可靠性。研究方法、途径有千条万条，“条条道路通罗马”，这是我自己和看到别人做了多次成功和不成功的“展望”之后的一个看法。
收稿日期：2006—03—16
注释：
① 据我所知，文学资料室50年代中前期每年购书款有30万元，比一般重点大学全校各学科一年购书款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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