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商类要》来看明代徽商经商之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道论文,明代论文,徽商论文,士商类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日用类书中对于经商活动记载十分重视，尤其是一些有文化的商人，根据自身行商的经验，撰写、编纂了对于经商有实用价值的书籍，我们称之为商书。为叙述方便起见，下面行文都把这类书籍中有关经商的书籍简称之商书。
一、关于明代日用类书、商书和《士商类要》
明代商书系列中现存最早的是徽人黄汴为商贾、士子科举而编的《一统路程图记》（又名《图注水陆路程图》、《天下水陆路程》），刻于隆庆四年，它是以全国水陆交通线路为主，还不是标准的商书。万历《万宝全书》卷2《天下路程便览》、卷26有王文洁编辑的《商旅门》。陶永庆《新刻京本华夷风物商程一览》。都是将路程与经商二部分并辑的。后又有商浚（亦作壮游子）的《水陆路程》8卷。万历27年余象斗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43卷，其卷21《商旅门》是明代记载经商之道最早最完备的本子。日本仁井田陛认为该书是“十六世纪的一种日用百科全书”。①酒井忠夫在《明代日用类书和民众教育》中指出：“它不但是现存明代日用类书中最早，而且是最详细的一部，比之其他同类著作它还收集了一些纪事的出处和著者的姓名，它是明代日用类书中所具有最重要意义是很显然的。”天启间憺漪子《士商要览》的《士商规略》和程春宇的《士商类要》的客商规鉴论》。这二部书则是标准的商书，都是徽人所编。
《士商类要》是徽人程春宇所辑，天启六年歙人方一桂为之作序，现根据卷二的《客商规略》、《杂粮统论》、《船脚总论》、《为客十要》、《买卖机关》、《贸易赋》、《经营说》、《醒迷论》来论述明代徽商之道。《客商规略》虽源于《三台万用正宗》今既已列入《士商类要》中，自在可视徽商之作，因为程春宇认可并接受为自己的思想，把它列于自己名下的著作中，且参见微商憺漪子《士商要览》中《士商规略》，内容大同小异，都引入徽人之作中。还要注意到《士商类要》是明代商书类日用类书水陆行程素以两京为中心的体系，从《士商类要》开始则突出以徽州为中心的体例。如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等以两京为中心，后来陶承庆《商程一览》、壮游子《水陆路程》、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都是如此，只有《士商类要》开始以徽州为起讫点，改变了以前的体系，《士商类要》、憺漪子《士商要览》、崔亭子《路程要览》则以徽州为中心。
从《士商类要》内容和体例来看，他也很重视、熟悉徽州的，在卷一天下水陆路程共计100条。第1-8条都是以徽州为出发点至北京、福建、浙江等地的路线，此外还有17、25、28、32、39、45、50等都以到达徽州为终点的7条路线，合计15条都是徽州为起迄点的，可见徽州地区经济的发展，徽州在全国商品市场网络中的地位都是非常突出的。
日本水野正明对该书有过专门研究，他根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本（分上下二栏），写了《关于〈新安原版士商类要〉》（刊于昭和55年《东方学》第60辑）。我所见的《士商类要》是文林阁唐锦池梓行的《新安原板士商类要》四卷四册，版面25×16cm，叶20行，行20字。北京图书馆与日本尊经阁文库有明刻本，尊经阁本分上下层（栏）刻，而我所见本是小本，不分上下层。②故我以为以程春宇《士商类要》来研究徽商是最合适的。
二、《士商类要》对商业经济思想的阐述
1.为商贾者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修养，注重自省，使自己成为具有较高道德水准和文化素养的人。我国古代素有贱商的传统观念，在政策上对商贾有种种限制，到了明中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冲破限商贱商的樊篱。人们的观念开始变化，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士农工商同列为四民，对社会都是有贡献的，如冯应京认为“行商坐贾，治生之道最重也。”(3)张又渠说：“男子治生为急，农工商贾之间，务执一业。”(4)赵南星也说：“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也。”(5)特别是徽州，已是“右贾而左儒，盖诎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6)《士商类要》编著者程春宇生在徽州，从小受到重商风气的熏陶，他很注重商人的自身修养，力求道德之完善，成为儒商，不做损人利己的亏心事。他提出为商者，“勤俭为先，谨言为本”，“富从勤得，贫系懒招”。只有勤劳节俭，多收入，少支出，才能积累资财。一切财富不是从天而降，“懒惰之人，游手好闲，不务生理”，势必陷于“饥寒”。
商贾要与社会各种人常往来，有着处理复杂的人事，必须善于处理，在对待彼此利害关系时，要“克己无私”，对同伙者要宽容信任。力持“中和”之道，不能“因势凌人，因财压人，因能侮人，因仇害人。”要做到“处势益谦，处财益宽，处能益口，处仇益德”。对自己有严格要求，力求自省，宽仁为本。待人应“至诚忠厚，……信实正大”。
商人常与财物打交道，一旦有了钱财，心术不正者易陷声色犬马之好，戒色戒赌为首要。在书中特别列出《戒嫖西江月》和《醒迷论》二则，警惕“半路逢花，慎易沾惹”。如遇赌博，“宜远不宜近”，绝不参与。要洁身自好，否则失去钱财，倾家荡产者有之。也不要“夜饮过度”。
对年老者要和颜悦色，对年幼者要爱护，这样才做到“良善忠厚”。“年老务宜尊敬，幼辈不可欺凌，此为良善忠厚”。
商人经商所得一定要缴税，不能偷税漏税，“报税不可隐瞒，……此系守法”。合法经商所得才是本份。
卖买中不能弄虚作假，欺骗买者此亦是经商者职业道德不佳。“货之精粗实告经纪，……售卖若昧而不言，希图侥幸，恐自误。”
2.经营思想注重“量入制出”，熟悉商品和市场，公平竞争，以智能取胜。
为商贾者必须熟悉商品的优劣，对市场上重要商品，作者根据一般情况予以详细介绍，这是该书主要内容之一。从这一角度来说，它还是商品知识指南。特别是关系千千万万人生活的粮食行业，也是当时商品流通领域中最主要的商品，故特列《杂粮统论》一则，对芝麻、菜子、米、糯米、大小麦，绿豆、黄豆、黑豆诸类的优劣特点逐一介绍，这实是长年经商的经验积累。芝麻菜子要以出油率为准，以老、乾净、润为优。检验可用探筒，如“滑顺到底者必乾”。米要看糠的粗细，皮的厚薄。大麦以饱满青白无须寡净者为上。小麦以“清深皮厚者面少”。绿豆以全青皮厚为良，黄豆以“无灰土，肥园寡净精神沉重者多油。”《经营论》还列举各种主要商品告诉鉴别真假优劣，估定等次的专门知识和技巧。这是从另一侧面来增加商品知识。还介绍了全国粮食主要市场，豆类市场在瓜州，稻谷市场在安徽芜湖，芝麻菜子在高邮，米麦杂粮在枫桥。
在经营思想上要坚持“量入制出”的原则，使收支平衡。不能因追求奢侈生活享受而超支。如果“出纳不问几何，其家必败。”“若迷蒙不问所进若干，尽其所有而用，更无稽考，不怀畏惧，此为必败之道。”特别是创业十分艰难，“切莫欢娱轻易费”。只有惨淡经营，逐渐积累，但是也不能过分惜出，只知入，不肯出，也会落个“鄙吝之名”。
要掌握货物贵贱互转的规律，凡商品总是依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盈缩涨落贵贱的，但为商贾者必须知道贵贱互转的关系，不因物价忽涨忽落而惊惶失措。“货有盛衰，价无定例，须识迟中有快，推详好处藏低，贵者量有贱之时，衰者度有兴之日，买必随时，卖须当令。如逢货贵，量处不可荒，若遇行迟，脱处切宜宁耐。”也就是说价低贱时可以收进，贵时可以售出，关键是要掌握适当的时机。
物价之涨落也是有一定规律可遵循的。关键是识时机，如经营粮食等，一定要根据时令。“如贩粮食，要察天时，既走江湖，须知丰歉，水田最喜秋干，旱地却嫌秋水，上江地方，春播种而麦收成，江北江南麦播种而秋收割，若逢旱涝，荒歉之源，冬月凝寒，暮春风雨，菜子有伤，残夏初秋狂风苦雨，花麻定损。小满前后风雨，白蜡不放，立夏之后雨多，蚕丝有损，春后严寒风雨，桐油定贵，端午晴明雾露，子必多，北地麦收三月雨，南方麦熟要天晴，……荒年艺物贱，丰岁米糕迟。……堆垛粮食，须在收割之时，换买布匹，莫向农忙之际，须识迟中有快，当穷好处藏低，再看紧慢，决断不可狐疑。凡货贱极者终须转贵，快极者决然有迟，迎头快者可买，迎头贱者可停。道德经云，欲贵者以贱为本，欲高者以低为机。……买要随时，卖毋固执，如逢货贵，买处不可慌张，若遇行迟，脱处暂须宁耐。”
必须充分重视市场的讯息，根据讯息决定卖买，“行情一起，而得利不少。……有行市得便又行。”主张“买卖莫错时光，得利就当脱手。”要灵活应对该卖就卖，该买就买，不能迟疑，不能优柔寡断，应“见景生情，不得胶柱鼓瑟，此为活动乖巧。”
经商要守本，所谓守本即选择自己内行熟悉的行业、货物，经商切不可此山望彼山高，任意变易，必致失败。“平昔生意，惯熟货物，虽然利微，亦或遇而不遇，切不可轻易丢弃，改换生理。暴入别行，而货物真假未必全识，价值低昂，难以逆料，以致倾复财本，大有不可量也。然作客贩货；宜固守本行为是。”
所以经商不是易事，必须有很高的智能和技巧，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才能买卖自如，得心应手，这就是要能“察天时之顺逆，格物理之精微。”
3.善于观察人生和社会，这远比商品知识、经营技巧为重要。
首先是观察人，书中所说“重莫于知人”也。要细心观颜察色，听其言，观其行，做出正确的判断。要点是观人观物观宅。观人，凡“谦谀重礼之人，其中心必诈，面颜不能滔媚，则起坐无恭。”相见时，“酒席破格丰盛”，谦恭过度，未必真情，一定是货滞急于招引人脱手。凡无货之人久等门外，“丧神失魄，强为谈笑”，不是招引别人上手，就是来取账的。中途要求搭船，身无行李，而衣冠齐整，定是不良之徒。
但是经商必须结伴而行，旅途中可以互相照顾，帮助，共同经商，提倡“处处马头交益友”。慎择友为用人之道最重要，必须互相信任。“搭伴同行，必须合契”；“搭伴若结亲之故”，“夥计合意莫猜疑”。
善于辩别各种各样的人，“察其貌言行动”，有的人反面无情，喜欢拔弄是非，有的人爱嫖好赌，有的人“真实者，言必忤；勤俭者，必自行。”“行动朴素，安藏者，定然诚实。”口是心非，言过其实，必非善良之辈。
在买卖中，“问价即言，大都不远，论物口慢，毕竟怀欺。”“齿下不明，久后徒然混赖。”对这种人要处处小心提防才是。为了避免被骗，“勿听人拗，莫信直中直也，恐破我以成，彼买与众观，乃辨得真假矣。”
观察人的衣著、服饰、神情亦是识别人的重要方面。凡衣著奇装怪服，变换无常，大约不是“守业”之人；衣著褴褛不堪，“冬夏不时，形貌猥衰”，是穷途潦倒之人。花言巧语，因人而异，定是圆滑之人。结交朋友，还是以“至诚忠厚、虽无能干，其信实正大可取，总有妙才，转环之智，若丧心丧德，役诡役诈，此不可交。”对于凡好装饰讲排场之徒，“宅新而焕，标致奢华”，这种人“内囊必无积聚”。房内用具虽然古旧，不是破旧不堪者，往往大都是“老实俭朴好人家也”。做人处世，“万缘归正”，还以“笃实至诚”为好，“务宜逊让”。
在商品流通中交通运载工具是车船，远程的大量运输还是靠船，因此选择船、船夫，挑工（脚夫）是一个重要环节，根据经商的经验，选船，船夫，一是要依靠牙行帮助，挑选坚实的船和可靠的船夫；二是自己仔细观察船件，“其看船之法，须是估梁头，算仓口，看灰缝乾温，观家伙齐整。”还要防止船夫做弊，“如装粮食，务要防慎，后仓、马门、梁眼、梁缝，于补缺的小板，防是活印子，俱要先用封条贴过，方许铺仓。”“受载之时，各仓俱记小数，不可听其混装。”对于防止船夫做手脚，偷窃货物的种种手法，也详加介绍，以作为商买的参考。
4.心存警觉，防身有术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里，古朴的一些人伦道德已被物化，至明代中期，比较多的是讲功利讲人欲，固有道德规范已有松懈，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趋物化，社会秩序相对地说不如过去稳定。为商买者，身携重金旅行在外，或押重货在途，又身人地生疏，如不慎则罹不测。所以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处处小心，保护人身物财的安全。其要者如，对自然性的祸害，自身时刻提防，上船下马要稳要实，防止失足。搭船运货，陆路押货，都要“早歇迟行”。“凡行船宜早湾泊口岸，切不可图快，夜行陆路，及早投宿，睡卧勿脱里衣，此为防避不测。”“天未大明休起早，日才西坠便湾船”，防止劫夺之事发生。
贵重财物必须随身携带，不可随便放置，“初休奢侈，囊沉箧重，亦要留心，下跳上鞍，必须自挈。”也不要显露财帛，必须密收藏放，就是一些不值钱的铜铁之物也不要放在箱箧，以免引起外人疑心以为是珍宝财物而起歹心。衣着装饰亦宜素朴，童稚戒饰金银，以免引起谋财害命之事发生。
投店宿夜，门窗门户要锁闭，防止小偷潜入。“有物不可离房。”外出旅行，必须结伴而行，“凡出外，必须要择好伴，庶几有辅。”但对旅伴要慎加选择，亲贤良，远小人。与人言谈中，要“谨慎缄默，使人难以窥我虚实”。还要注意天时变化，“伏日行船，最忌乌云接日，腊天起旱，须防黑雾漫天”。
三、从《士商类要》中认识到徽商处世的几点基本原则
对明代徽商之道我在《徽商与明清时期浙江经济的发展》（刊于美港台《九州学刊》4卷3期）一文曾列举四点，即“徽商有重然诺等商业道德、文化水平较高；徽商重视商业讯息，熟悉从商之道；慷慨乐施，与当地人民结成友好关系；徽商利用血缘地缘关系形成商帮。”这仅是基本的，还不是全部。现再根据《士商类要》的有关章节再作阐述。
首先徽商吸收，承继了中国文化、道德、伦理中优秀的传统，从提高人们素质和文化素养入手，强调有较好的道德，如力倡为人应是“良善”、“忠厚”、“至诚”、“信实正大”、“笃实”、“谦恭”、“克己无私”等优秀品德。在新环境中发扬儒家致中和的中庸之道。“凡人存心处世务在中和”，“人过者满则必倾；执中者平，而且稳。”力求生活勤俭，“用度须薄乎自已”。谓“筋骨常从劳苦多”。自身内省，要“万缘归正”。培养自己具有高尚情操，戒淫戒赌戒酒色。善于团结人，和气生财，信赖伙伴，还要尊老爱幼。所有这些，无疑的是努力提高自己道德修养的水准，要有完善的人格。立身正，才能创业，才能事业有成。这是徽商以及要求其他商人商帮都要成为四民中于社会有益的人，把商业道德放置于整个崇高道德氛围中提炼。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了为人之道，才能解决为商之道。
其次，要学会经商之道，培养自己具有多方面的知识，才能，如商品知识，如何鉴别商品的优劣真伪，善于发现弄虚作假偷窃等行为和手法，还要善于观察天时地利，懂得商品市场盈缩的一般规律，从而确立自己的对策，学会管理商品，经营买卖。要在公平合理竞争中以自己的智能取胜，不是依靠弄虚作假、尔诈我虞、损人利己的短期行为而发财，这些至今仍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如果以现代语言来叙述，即要有商业经营管理学、商品学、市场学、商品运输学等方面的知识。
第三，为商贾者还要在复杂的人际中学会待人处世之道，善于从人们的神态外貌衣饰语言行为以及周围环境（住宅、家俱）观察中作出正确的判断，然后决定自己的行动，这已是属于商业心理学的范畴，所以为优良商贾者真是不易。他们力倡“万般唯有读书高”，即徽商是“亦贾亦儒的”。
第四，要有远大的志向，善于筹划，艰苦创业，拙于守成。只有眼光远大，不会骄傲自满，不会因暂时的失利而灰心丧气。“焦思劳心，周详”筹画，预防未来。“守成不易，创业尤难”。
综上所述，程春宇《士商类要》是明代一部很周详的商业教科书，保存了丰富又实际的明代中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资料。值得经济史和徽学研究者深入研究。
注释：
①参见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283页。按：今查仁井田陛《中国法制度研究》，他论及《三台万用正宗》时指出：“是研究十六十七世纪工农业和商业史的最为珍贵的资料。”
②按：我所用《新安原板士商类要》系日本大阪大学藤田佳美小姐复印本，本上有“知止堂”、“帝国大学图书”的钤记。附此致谢。
③冯应京《月令广义》卷二《岁令·授时·商贾》。
④张又渠《课子随笔》卷三。
⑤赵南星《赵忠毅公文集》卷四《寿仰西雷翁七十序》。
⑥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四《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