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国家涉恐安全形势分析
——基于GTD（2001-2017）数据
谭楚音，芦 鹏
（中国刑警学院 公安情报学系，辽宁 沈阳 110854）
摘 要： 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lobalTerrorism Database,GTD）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全球恐怖主义研究领域涵盖恐怖主义事件最为全面的数据库，收录了超过17万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相关数据，并且针对每起恐怖袭击事件都有近134个变量来记录其相关情况。系统选取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中2001年至2017年中国周边国家涉恐事件数据，通过“Tableau”数据可视化分析软件针对恐袭数量、杀伤规律、袭击方式、袭击目标等多个数据分析维度进行可视化分析和展示，可发现“9·11”事件以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周边国家涉恐安全形势的变化规律和未来走向，为中国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健康发展和反恐斗争事业提供战略分析支撑。
关键词： 战略分析；反恐；涉恐安全形势；GTD数据
从全球战略格局来看，2001年“9·11”事件后由美国主导开启了全球反恐战略。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以及2010年开启的中东政治剧变浪潮都在深刻影响着全球恐怖主义的发展轨迹。根据近些年国内外研究表明，随着2010年开始的叙利亚战乱的辐射效应，中亚和南亚等涉恐问题严重的国家已经成为中东恐怖主义向世界范围内传播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暴力活动蔓延的重要“枢纽”和“跳板”。
赛努奇博物馆的早期收藏，被称为“日本主义时代”的收藏。当时欧洲盛行的日本主义风尚对赛努奇的收藏趣味有很大影响，他也是取道日本而关注到中国的绘画。杜赫与赛努奇一道进行了包括日本、中国、蒙古、爪哇、锡兰、印度的亚洲之旅，他们对中国绘画的选择趣味是在对亚洲整体艺术理解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是对亚洲艺术理解的一个有机部分。欧洲的收藏家基于其中心主义的立场和世界观，当时的日本热以及对中国艺术品的兴趣都出于一种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和某种“使命感”：“事实上，收集来自亚洲的艺术品被认为是一种责任，西方的收藏家们认为他们在为这些正在消亡的古老文明保存被人忽略的历史。”[1]47
因此，从战略分析的角度看，在恐怖主义全球化大背景下，以“东突”势力为首的中国境内各类暴力恐怖组织与中东、中亚地区境外势力相互勾连，彼此策应。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亚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和经贸合作伙伴，特别是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蓝图中，中亚与南亚地区各国是我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周边涉恐安全环境的优劣和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倡议在周边国家的落实。尤其是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等国家“小而频”的恐怖活动有可能伤害铁路等基础设施和过往货物、人员[1]。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的国家安全、新疆的反分裂斗争与我国周边邻近国家的涉恐安全环境、反恐形势等存在“强关联”关系，而恐怖主义的“全球化”和“网络化”更加推动了这种“蝴蝶效应”的影响力与破坏力。
电子现金方式因与硬件安全载体捆绑，需要与移动运营商或手机厂商合作，开通手续较为繁琐，用户门槛和限定较多，不利于大面积推广。HCE技术脱离了硬件安全载体，以软件的方式解决了安全载体的问题，但认证信息和密钥信息存储在NFC设备内存中，容易被复制，对交易安全有一定影响。HCE技术只用于安卓系统，影响用户的推广。ODA信用消费技术体现了“脱机刷卡，延迟联机扣款”的特点，容易产生单边交易不能结算票款。升级版ODA方案解决了进出站记录配对的问题，但IOS系统不能开通自由读写区，用户群体受到限定。
战略分析通常是以历史数据和现实情况为信息来源和分析基础，通过长时序的纵向维度和多元分析的横向维度相结合的方式，就某些重大问题进行宏观、立体的综合分析，以求透过数据现象挖掘问题的本质规律和内在逻辑联系。因此，本文利用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中2001年至2017年中国周边12个国家① 由于GTD数据库中未收录蒙古和朝鲜两国的有关恐怖活动相关数据，因此本文所涉周边国家只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越南、老挝12国。 涉及恐怖活动的相关数据，利用全球知名的Tableau数据可视化分析平台对各项数据变量进行系统测量分析，对结果进行可视化呈现，力图发现中国周边国家涉恐安全形势的发展态势和演进规律，并以此为基础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关对策。
由于疾病缠身，患者可有易感因素，总疑心自己是否身患重症，诊断是否明确，治疗是否有效等，患者集中心思于疾病上，使精神更加紧张，症状反而加重，症状的恶化更加重了患者焦虑和多疑，易形成恶性循环[3]。所以要告诉患者神经衰弱不是说患者心理不健康或者更严重解释为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它只是由于患者因长期的情绪紧张和精神压力，使个体精神活动能力减弱的状态。造成这个病症的原因有恋爱受挫、人际交往中的困顿，家庭、婚姻或工作中的重重压力等等。让患者明确这个病在当今社会上很常见,并非难以治愈,只要积极配合治疗,很快就能出院。
一、我国周边国家涉恐安全环境总体态势评估
通过对2001年至2017年我国周边12个国家的涉恐事件数据进行梳理和分析，其总体涉恐安全形势可视化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此12个国家17年间共发生符合数据库收录标准的恐怖袭击事件37104起，年均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约2182起，其中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位列前三。
图1 2001—2017年周边国家涉恐态势
对我国周边国家涉恐安全环境的总体态势评估，关键是要通过长期的恐袭数据变化，统计梳理出17年间周边国家恐怖主义的发展变化规律和特点。为此，本文针对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进行长时序（2001—2017）分析，制作出恐怖活动发展趋势图（如图2所示），并结合图2展示出的可视化阶段性发展规律，制作了历年恐袭数量增长率统计表1，最后综合图2与表1的可视化分析，可以发现：宏观上看，“9·11”事件后的17年来，我国周边涉恐安全环境出现逐步恶化、日趋严重的总态势。如图1的发展曲线所示，2014年顶峰时期的涉恐事件数量（4902起）是2001年初涉恐事件数量（485起）的近10倍。即便到了2017年随着国际反恐形势的发展涉恐事件数量有所回落，也依然高达3501起，是2001年涉恐事件数量的7倍多，总体上依然处于高位运行态势，我国周边涉恐安全环境依然不容乐观。根据曲线“峰谷”所在时间节点（年份）来深入挖掘影响曲线走势的影响因素，可以发现，我国周边国家涉恐环境的发展与变化受到全球恐怖主义发展态势的影响，特别是与中东地区安全局势和恐怖主义环境息息相关。无论是宏观维度的世界范围还是中观维度的地区格局，恐怖主义的产生、发展、演变和影响都具有极强“蝴蝶效应”的“强关联”属性。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看，“东边”的中亚南亚恐怖主义和“西边”的西亚北非的中东恐怖主义二者形成东西呼应、彼此策应的微妙关系。
图2 2001—2017年恐袭事件数量变化趋势图
表1 2001—2017年恐袭事件年增长率统计表
具体分析图2的可视化展示规律以及表1中的增长率数据进一步发现，17年间我国周边国家涉恐活动的演进规律又呈现出“初期低位徘徊，前期快速发展，中期爆炸增长，后期稳步回落”的具体特点，可以分为4个发展阶段：
5．加强低保资金的监管力度。各级民政、财政、审计、监察部门要加强对城乡低保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查处和纠正低保政策落实中的违纪违规问题。要建立举报核查制度，充分发挥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作用。对于管理不力、发生重大违纪违规问题、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管理部门负责人，以及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的工作人员，要严格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对于骗取低保待遇的要严格依法追回被骗资金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阶段一，2001年至2007年的低位徘徊期，涉恐事件活跃度较低。特别是“9·11”事件后的前三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情况。从表1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从2002年到2004年，连续三年我国周边国家涉恐事件数量曾经出现了小幅度的负增长，平均年增长率为-16.3%。这与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军事打击有着直接的关系。阶段二，2008年至2011年的快速发展期。这一阶段我国周边国家的涉恐安全环境出现恶化的苗头。从表1数据计算，这三年恐袭事件数量的平均年增长率是41.3%。阶段三，2012年至2014年爆炸增长期，涉恐活动高发频发，且呈现急剧增加的态势。从表1数据计算，这三年的恐袭事件数量的平均年增长率是93.6%。阶段四，2015年至2017年，涉恐事件数量逐渐下降。尽管从数据层面看涉恐事件依然发生频繁，但是不可否认出现了“9·11”事件以来较大幅度的回落。从表1数据计算，这三年的恐袭活动数量的平均年增长率是-22.9%，出现了恐袭活动高位运行与稳步回落并存的现象。
2013年10月，中国历史性地向世界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在此背景下中东地区和中亚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已经纳入我国国家安全和“一带一路”倡议视野中。随着2015年4月被誉为“一带一路”“旗舰工程”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正式启动，中国逐渐强化了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等有关国家的深度安全合作。可以说，这一时期中亚南亚地区反恐合作在注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资源后迎来了质的飞跃，中国正与地区内各个国家一起加强反恐安全合作能力建设。目前印度、巴基斯坦已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上合组织”成熟的反恐合作机制将有助于中巴与各国合力反恐，改善中巴经济走廊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2]。综上所述，在塔利班势力遭到重创、“伊斯兰国”溃败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逐步推进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2014年至2017年我国周边国家的涉恐安全形势缓慢趋稳，中亚南亚的区域反恐合作初见成效。
二、我国周边国家恐怖主义活动规律分析
众所周知，中亚南亚地区局势不稳定，相关涉恐国家国情以及安全环境千差万别，导致该地区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所以，针对每个时期、每个地区甚至每个国家来看，分析结果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正如知名研究学者布鲁斯·霍夫曼所说，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对目标和战术的选择是由各种各样的因素所决定的[3]。因此要从整体上把握我国周边国家恐怖主义的活动规律和发展演变趋势，就必须将分析维度还原到恐怖主义活动的基本特征中去，利用数据分析的方式寻找其中的“共性”或“本质联系”。
（一）恐怖袭击活动杀伤性变化趋势
以时间线索来梳理17年间我国周边涉恐事件的破坏袭击方式偏好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的暴力攻击行为模式比较固定，没有明显的手段偏好改变。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遭到世界各国严密封锁，且技术门槛较高、恐怖组织难以突破技术瓶颈的大前提下，就常规武器的杀伤效果而言，爆炸或炸弹袭击在所有袭击方式中具有其他袭击方式无法比拟的强大破坏力，能够造成更广范围、更大程度的影响和威慑，更能引起社会重视，以达到恐怖势力的宣传目的。同时，如果从一种攻击方式在制造、增强受害者与观者的规模性、场面的血腥性、心理恐惧的直接性等方面而言，“轰炸／爆炸”在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上带给公众的冲击力度比网络黑客袭击、生化战更大，更能体现出恐怖活动的表演性和心理战特点[7]。
图3 2001—2017年恐袭事件伤亡人数趋势图
从图3中可以看出，17年来的历年恐袭伤亡人数的变化趋势与图1中的恐袭数量发展趋势基本吻合，呈现正相关关系。总体上亦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06年，伤亡人数与袭击次数波动规律基本相符，即二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围绕4000人／年上下浮动，但年伤亡人数均未超过6000人。
当然，从图4中我们可以看出恐怖袭击方式存在“稳中有变”的发展趋势，这里的“变化”主要指的是爆炸和武装袭击两个手段的发生数量从2007年开始快速增加（比2006年增长约20%），并且从2012年开始有爆炸式增长（比2011年增长约118%），2014年左右达到顶峰（比开始快速增长起步的2007年增长约420%），随之有大幅度回落。其他恐怖袭击方式总体发展变化趋势和缓，每年发生数量基本维持在平均数值范围500起以内。寻找这种变化的原因，恐怕还要从2007年至2017年的中亚南亚以及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美国领导下的全球反恐战略以及中美大国政治博弈等宏观背景去分析，前文第一和第二部分已经有详细阐述，这里不再赘述。
在牛津英语教材中有 Sound time板块，通过这一板块来渗透语音的教学，但是将各个音标分散到了三至六年级的各个单元之中，学生容易遗忘，因此，教师可以在学完这些音标之后，系统地将所有的音标进行复习，并教给学生语音的拼读方法，查英语字典的方法等。让学生能在遇到生词时学会通过词典来掌握这个单词的读音及意思，这样学生就能有了更好的自主学习的方法，有利于学生的进一步的学习。
两人离开金店，不声不语地回了出租屋。玉敏还没吃饭，小虫问她想吃什么，玉敏摇摇头。小虫是体贴玉敏的，说事情都发生了，不吃饭又解决不了问题。玉敏说吃不下，小虫说下面条吧，被玉敏拦住。玉敏看小虫，认真地说，小虫你放心，真的要赔三十万，我不会拖累你的。我们离婚，然后我去坐牢。小虫扫了玉敏一眼，说说什么傻话呢？我不还得花钱娶老婆么？然后掏出烟，呼哧呼哧地抽起来。玉敏听出来了，小虫是在乎自己的。玉敏心里宽慰了许多，眼睛一热，泪水下来了。想自己平时并不那么爱小虫，不免有些愧疚。
第四阶段，从2015年到2017年，受到全球反恐形势的影响，我国周边恐怖袭击事件数量开始得到遏制。但与此相反，恐怖袭击导致的年伤亡人数仍然居高不下。此外，与袭击次数相近的过往年份相比，第四阶段的死亡率明显更高。这也就意味着，这一阶段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较以往而言破坏能力更强，危害性更大，手段更加残忍。
（二）恐怖主义活动袭击目标变化趋势
1.袭击目标类型与主要分布
对2001年至2017年GTD数据库中有关袭击目标数据进行系统梳理和抽取，制作了数据统计表2和可视化分析图4。
4′，7-二乙基射干苷元合成产物中杂质的分离纯化及鉴定…………………………………………………… 袁崇均等（23）：3208
分析统计表2发现，我国周边12个国家遭受恐怖袭击的受害者主要分布在平民、警察、军队、一般政府部门等21类目标。17年间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中，数量最多的是针对普通公民及私人财产进行的袭击，共8138起，占袭击总数的21.93%；其次是针对警察部门进行的袭击，共7624起，占袭击总数的20.55%；再次是针对军队的袭击，共4851起，占袭击总数的13.07%。排在前五位的袭击目标分别是普通公民及私人财产、警察部门、军队、一般政府部门和商业。
2.袭击目标偏好变化趋势
从图4中我们可以看出，自2001年统计数据记录开始的17年间，我国周边国家涉恐活动的袭击目标中，总体而言，“平民目标”始终是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的主要攻击对象。但是，随着国际政治、地区安全局势以及各国国内反恐斗争现实情况的发展演变，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偏好也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2001年至2004年我国周边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袭击，除了针对平民的袭击始终占据着较大比重之外，早期针对其他各种目标类型进行的袭击数量相差无几，分布较为平均，区分度不大。但从2005年开始针对平民和警察的袭击逐渐开始增多，从2008年开始针对平民的袭击开始呈现爆炸式增长，并在近年来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2012年开始，针对警察的袭击出现激增，甚至一度超过针对平民的袭击。但总体来看，平民仍然是大多数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其次才是警察部门。这种恐袭目标偏好的动态转变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在核心数据库中，每个元数据都对应了一个数据模式，刚开始创建数据集的时候，应该先把相同的文件模式进行解析，并把获得的数据加入到数据元库中。在入库的过程中还应该提供详细的日志信息，对数据的类型、格式以及时间等内容进行统计，达到大幅度提高数据录入的效率和准确性[4]。
表2 2001—2017年恐袭事件目标统计表
图4 2001—2017年恐袭事件目标分布趋势图
首先，“9·11”事件后全球范围内都加大了对恐怖活动的打击力度，在如此高压态势下，恐怖势力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小，无法再以以往的方式实施恐怖活动，改变传统恐袭方式是形势所迫。
针对恐怖组织的主要暴力杀伤性手段的“偏好”和变化特点，同样抽取GTD相关数据，制作了统计表3和可视化分析图5。
第三阶段，从2012年到2014年，伤亡人数出现骤增，相比2011年伤亡人数翻了近一番，与此同时，2014年我国周边恐怖袭击死亡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7.16%。
最后，针对平民进行恐怖袭击能够在社会与民众间造成更大的影响和恐慌，引起新闻媒体、社会各界乃至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更加有利于恐怖势力吸引支持者、募集资金。针对平民进行的恐怖袭击给平民带来的影响远不止身体上的创伤，2001年的“9·11”事件充分说明了恐怖袭击对民众心理造成的创伤远超过对政府造成的政治伤害。该事件中包括劫机者在内共约3000人死亡[4]，然而，该事件造成的伤害远不止现场牺牲的无辜百姓和消防员，它在大众心中形成的心理伤害持续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发病率急速增加，而症状却消退缓慢[5]。这种持续而广泛的影响正是恐怖分子希望通过实施恐怖袭击而达到的加剧整个社会的恐慌与不安。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仍将主要针对平民。
（三）暴恐袭击方式变化趋势
其次，在对恐怖主义采取高压政策的同时，各国也纷纷加大了对政府部门、军事单位等重要目标、重点场所的保护力度，恐怖分子再想针对这些重点保护对象实施恐怖袭击，难度非常大。相比之下，普通民众的活动场所广泛且数量众多，难以实现万无一失的安全保卫。特别是在人员密集、流动量大的场所，即使加大安保力度也难以实现有效防控，恐怖分子在这些地点实施袭击更容易达到目的。
如表3与图5所示，2001年至2017年我国周边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中，爆炸袭击事件共18770起，占恐怖袭击事件总数的50.59%；武装袭击事件共9176起，占恐怖袭击事件总数的24.73%；劫持人质（绑架）事件共2953起，占恐怖袭击事件总数的7.96%。从图5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在2001年至2017年我国周边发生的所有恐怖袭击事件中，恐怖分子“偏好”选择的排在前三位的主要袭击方式分别是：轰炸／爆炸、武装袭击、劫持人质（绑架）。
表3 袭击方式频次与百分比统计表
图5 袭击方式变化趋势图
上述数据分析结果非常符合长期以来世界范围内对恐怖主义破坏行为模式的基本认识规律：对特定场所进行爆炸袭击是迄今为止最常用的方法，其次是不同类型的恐怖自杀炸弹袭击。2007年，根据美国反恐中心关于世界范围内恐怖事件的统计数据显示，武装袭击是第二种最常用的恐怖袭击方法[6]。
通过对GTD相关数据进行统计，2001年至2017年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共发生恐怖袭击事件37104起，造成74012人死亡、104279人受伤。伤亡人数分布及其变化规律如图3所示。
第二阶段，从2007年到2011年，伤亡人数开始逐年攀增，死亡人数占伤亡人数比例较第一阶段有明显提升，伤亡人数最高达到9910人／年。
三、中国应对周边国家涉恐安全形势之对策
第一，在思想认识层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理念统合国际反恐事业，突破不同国家间的认知偏差，力排“政治利益”干扰，实现求同存异基础上的反恐战略合作。在后“9·11”时代，即使那些原本在政治、法律、文化以及其他相关方面存在诸多差异的国家也因为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而团结在了一起[8]。然而，尽管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公认的“人类公敌”和21世纪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构成要素，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当今国际社会在“恐怖主义”的界定和认识上依然受到严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的干扰，在如何界定恐怖主义、如何确定某个组织的恐怖主义性质、如何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等理论问题上，国际社会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以形成共识[9]。思想认识不统一，反恐实践就难以贯彻到实处。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庄重向世界提出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受政治利益“纷扰”和美国“单边主义”操控的全球反恐战略而言，具有极大的示范性，其根本内涵在于：为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倡导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在面对全球问题时，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10]。
四是要素质上提升，激励人心。要围绕“职业信仰、职业态度、职业目标、职业能力、职业成就”五个方面，促进基层职工“个人职业生涯设计”和“个人职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各具特色的个人愿景的建立，激发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同时，要注重发现、培养、选树典型，用职工身边的人、事来教育和引导职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感和亲切感，带动职工群体形成学先进、强素质、比奉献的积极性，推动职工整体素质的综合提升，进而形成你追我赶、团结向上的良好工作氛围。
第二，构建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公约体系，建立以联合国宪章和公约为指导的区域性反恐国际机制，解决反恐国际公约的实施落地问题。在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横行不绝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大背景下，突出联合国在反恐问题上的主导性作用有利于平抑霸权，抵消美国单边主义“反恐政策”的双重标准产生的负面影响。事实上，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不久，联合国在当年10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组织各成员国对打击恐怖主义展开辩论，并迅速通过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等文件。
目前，联合国已有12项反恐国际公约，为国际反恐合作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要在国际反恐中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以联合国为框架建立和完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因此有必要在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建立起国际反恐合作，并在国际公约的框架下组建起一支专门的反恐协作力量，完善相应机制，并制定出更有针对性的具体行动措施。这方面我国已进行了积极实践，上合组织的地区反恐合作机制和工作经验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开创了良好的地区反恐合作范例。近年来，“上合峰会”在成员国之间的反恐合作方面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在打击中亚南亚地区恐怖主义方面做出了实际行动，在2018年5月举办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期间，成员国领导人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19年至2021年合作纲要》和《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2017年工作的报告》，任命了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主任等[11]。根据中国国防部的官方数据，2001年至2014年间上合组织自成立以来共进行了9次反恐军演，极大地打击和震慑了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为本地区的反恐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2]。
第三，在联合国与上合组织等反恐框架基础上，积极与世界先进反恐强国开展反恐实务合作，学习和借鉴有关国家的成功经验，强化中国“强力部门”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力，提升中国反恐能力建设水平。众所周知，全球化背景下恐怖主义“国际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9·11”事件以来东突组织在中国境内涉恐活动的形势发展与国际恐怖主义形成了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国内有关学者对此问题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学界和事务部门已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恐怖主义势力与“东突”分裂势力之间在人员、资金和技术上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13]。
以色列是当今世界军事强国，同时也长期遭受中东地区各种恐怖主义势力的威胁和袭击。以色列在数十年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反恐经验，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反恐机制。2013年北京“10·28”天安门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充分表明中国在打击“东突”恐怖主义方面依然形势严峻。中以两国在共同应对以恐怖主义为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有着坚实的合作基础和共同的利益诉求。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中以两国深化反恐合作提供了契机，可以预见未来双方合作空间巨大。中国反恐部门应当积极吸收和借鉴以色列先进反恐经验与模式，为打击“东突”势力提供决策参考[22]。
PPP投资型项目主要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整个项目建设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最终实现顺利完成项目建设任务，提高项目质量的目的。然而不能忽视的是，PPP投资型项目工程建设时间长、风险大、资金投入多，如果忽视加强管理，往往会给项目建设带来较大风险，制约项目效益提升。因此，为推动项目施工顺利进行，促进PPP投资型项目效益提升，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管理是必要的。但目前项目管理存在不足，相应的管理制度与措施不健全，忽视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预控，制约项目效益提升，有必要采取完善和改进措施。
第四，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战略契机，通过政治联合、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繁荣等多种手段加强综合治理，实现标本兼治。在国际反恐合作中，针对恐怖主义的打击也应该追根溯源，单纯“以暴制暴”并不能有效地消灭恐怖主义，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存在的根源仍是国家间贫富差距、地区冲突动荡以及不公正现象的存在，只有消除这些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和土壤，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一方面，必须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条件，缩小社会阶层贫富差距，减少社会矛盾激化的可能；另一方面，要通过宣传教育手段提升整个社会的人口素质，以更加开放、多元的文化交流促进不同民族、宗教之间的友好往来。
第五，建立我国内部的立体性涉恐案/事件防控体系。情报是防御的前沿，是争取主动的先机，也是公安机关对恐怖活动和恐怖分子实施打击的重要前提和依据。反恐怖情报信息工作“贵在预警，但难也在预警”。“9·11”事件后，世界各国纷纷调整反恐情报工作重点，加强反恐怖情报预警体系建设，努力提高情报预警能力。当前，我国反恐情报预警与研判分析还主要依靠和沿用公安情报系统中一些反恐模块和工作思路，尚未提出独立完善的专门性反恐情报系统和工作机制。随着《反恐法》《国家情报法》等相关法律的出台，未来国内反恐情报能力建设应当以此为历史契机，大数据技术支撑下的涉恐情报研判与预警是信息化时代条件下中国今后反恐工作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在预警体系中，通过大数据分析恐怖组织的网络特性指标，掌握恐怖分子的用户行为特征，恐怖信息的内容及传播特征是搭建预警体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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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192（2019）01-0047-07
DOI： 10.19536/j.cnki.411439.2019.01.008
收稿日期： 2018-12-14
作者简介： 谭楚音（1995— ），女，中国刑警学院公安情报学系2017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安情报学；芦鹏（1979— ），男，博士，中国刑警学院公安情报学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情报与反恐警务。
基金项目： 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数据背景下中国反恐预警体系研究”（16BTQ064）；2017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国刑警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中东政治伊斯兰视阈下国家崛起与突围：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研究”（D2017017）；2017年度中国法学会项目“我国极端暴力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模式与特征剖绘研究”[CLS（2017）D60]。
责任编辑：时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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