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武术对佛学、佛教借鉴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教论文,佛学论文,武术论文,中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0X(2002)01-0046-04
在论及武术与佛学、佛教的关系时，有必要对涉及的几个术语作简要的限定：“佛教”，是一种宗教，“佛学”，是一门学问，信佛者未必研究佛学，而研究佛学者未必皈依佛教。“禅”是佛教的一种修炼方式，是以静思为特征，“禅宗”则是起于达摩的一种佛教流派。
1 中国武术对佛教的借鉴
1.1 寺以拳显，拳以寺存
论及中国武术与佛教的关系时，离不开嵩山少林寺的少林武术。少林武术以其特有的风格，在中国武术的众多流派中独树一帜，经久不衰。现仍流传于河南登封一带的少林武术中，有便于演练传习的拳、棒单练套路；有拆解应用的对练套路；有练快、练重、练硬、练轻的功法；有疗伤治病的方药。少林武术表现出“重在实战，朴实无华；出招进退，拳打一条线；非曲非直，滚出滚入；内外兼修”[1]的特点。虽有人，为炫其武艺之奇，借佛教之名，假达摩之传，故弄玄虚，使少林武术有扑朔迷离之阴影，但嵩山少林寺有武僧，有武艺之传承，却是实实在在的。
传自印度的佛教，以鄙视世事为特征，“在佛教看来，肉体潜能的开发，无大价值，武艺不论多高，力气不论多大，在神通面前，简直微不足道。僧尼习武，从戒律言，属不务正业[2]。然而武术，为什么在佛门中得到长期发展呢？僧人作为一种群体，尽管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对因果的认识与俗人不同，但他们必须生存，要生存就有衣食住行的基本要求，有人身安全的基本需求。寺院靠田租为生存的经济基础，就必须调整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在兵荒马乱、盗贼纷起的年代，寺院远离政权中心，有抵御强盗掠夺、应付纠纷之需，所以就有“拥武自立”之需。
武术的长期传承需要一定地域或场所，需要有传承之人群，需要足够的供给，还需要一定的历史背景，嵩山少林寺恰在这些条件上基本具备。
寺院生存与自卫的需要，需要原始的武力，少林寺众多的僧众，寺院所拥有的财产，为武术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特定的环境和群体。少林寺名扬神州，恰是“以武显寺”之结果。跋拓之徒僧稠携艺入寺，为少林寺兴武之始；十三棍僧助唐王，唐王立而封昙宗，是少林寺以武耀世之时；宋代福居和尚邀集全国18家武林高手，到少林寺交流武艺，是少林武术集大成时；明代大将军俞大猷，伤少林寺武术“已失古人真诀”，而将实用之军中武术传授给宗擎、普从二僧时，少林寺武术与民间武术和军旅武术的交流亦可见一斑。明朝月空和尚率僧众，御边抗倭，战死疆场，表现出少林寺武僧爱国济世的悲壮慷慨。少林寺以其独特的环境煌僧众的爱国济世，与凡俗武术界的交融，成为中国武术的繁衍、聚散的一方重地。而这种寺院与武术相依相存的状况在佛教界并非少林寺一家。
1.2 对佛教戒律、禅修的借鉴
对武术功用的理解，在我国是见仁见智。在我国民间，习武者的目的大多是自卫。作为身体运动，武术区别于其他身体运动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技击功能。习武自卫，如双刃之剑，一方面是自卫、卫家，另一方面亦有误伤无辜之虞，所以寺僧传习武术或民间习武授徒，十分重视择徒而教，并常有借鉴佛教的慈悲为怀的心境，借助佛教的戒律，防止武术的不当使用造成伤害，如少林十戒：“一禁叛师；二禁异思；三禁妄言；四禁浮艺；五禁盗劫；六禁狂斗；七禁违戒；八禁抗诏；九禁欺弱；十禁酒淫”[3]。
佛教禅修是佛门重要的修炼方式之一，禅定是：调和身、心、息，克服杂念、昏沉，苦乐皆舍，万虑俱捐，心如明镜止水，清静澄彻[4]。中国武术特别是少林武术，讲究“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练气的形体动作，一是所谓的动功，仿动物之熊经鸟引，二则借禅修之打坐入定，维持一种姿势，持续较长时间中，意识集中，调整呼吸，以意识引导呼吸，以达到内气充实的效果。这气既是一种实在的物体，亦是一种潜在的禀赋。南拳讲究以气催力，借气发力。据《少林七十二艺练法》载，妙兴大师谈练功习技有：“……老衲谓无论练功习技，必须养气，气沛则神定，神则则力足，力足则百体舒泰”[5]。
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成拳，在桩法练习中，首先要求做到的是：身形端正，凝神静气，寂静调息，扫尽情缘，以达到杂念不生之境。这与佛教的禅定方法，不仅在理论上相似，在操作方法方面也大致相同。以调身、调心、调息为载体的气功健身法，虽然不是起源于印度和尚达摩的《洗髓经》、《易筋经》，但佛门气功不失为我国众多气功中的一大流派。内炼功的许多坐姿是模仿佛教入禅的各式打坐。
1.3 对禅宗认识论的借鉴
佛学作为一门学问，其典籍可谓汗牛充栋，修佛，通过佛教典籍入门，不失为一种方式，但禅宗六祖慧能则以“直指佛心”的理论，引发佛教的革命，舍弃浩如烟海的佛典，“以心传心”。著名学者葛兆光认为：中国佛教本身虽然门派众多，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则可以划为两大类：以“三世轮回”、“因果报应”为理论核心，以形式的纯宗教迷信的低级佛教，在民间及文化较低的上层贵族中迅速蔓延；而以内心精神自我解脱为主的、哲理思辨型的禅宗却在士大夫心中扎根[6]。
“直指佛心”的“悟”，可以说是中国武术对佛教借鉴的精华部分。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流派在中国得到较大的影响，“不立文字、触物即佛”，这种“不立”与“皆立”的思想，对中国拳学是有很大的启示的。中国传统武术流派繁多，所流传的方式多是以套路为传承的主要载体，但拘泥于套路之多少则陷于形式主义。正如中国的士大夫对佛教的借鉴不在于仪式，而是取其精神解脱与哲理思辨一样，中国武术界中有几位先驱，以哲理思辨方式从“佛学”中吸取营养。
在好莱坞电影中宣传中国功夫的李小龙，在研习了多种中国武术流派后，以一个哲学求索者的角度，提出“一法不立，万法皆容”的截拳道理论。当代武术技击家万籁声先生，对佛学有很深的研究，其“自然门”武术，要求对敌之时“自然而然”，不受拳套的约束，对后人万先生有“练自然拳被打，练自然功打人”之教诲。
这就是武术习练的由博返约，是思辨哲学中的法（具体方法）与理（拳理）。没有“博”的厚实基础，不可能悟出“约”，没有反复的实践，不可能对武术有这种“悟”。一般的武术流派，以武术套路数目的多少，来形成自己的体系，这种从拳理上去把握武术的思考与实践，是从佛教禅宗认识论中“悟”出的一种精华。
2 日本武道与禅
中国佛教传入日本，是公元6世纪。有人认为，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悠久而辉煌，而最重要的“使节”、最直接的媒介，就是佛教[7]。日本佛教虽然有多种流派，但最具代表性的仍是“禅宗”。源自印度，在中国与老庄思想、魏恶玄学、儒家思想相渗透的中国禅宗，是宋朝时传入日本的。日本人荣西、道元所传的“临济宗”、“曹洞宗”，在日本流传最广。佛教由于修行的方式，对教义理解的差别分为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适应性。日本的佛教中有“天台是宫家，真言是公卿，禅是武家，净土是平民”[8]之说，同样是在武家中流行的“禅”，又有“瞑想式的参禅”与“动中禅”之分。但这些无碍日本武士对佛学禅宗的借鉴。
2.1 文以佛学立心，武以技艺练体
日本，武土掌握权力的年代长达700余年，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除以武力治国外，有必要具有精神方面的教养。镰仓时代的上级武士，十分留意密教和禅的修行。室町时代，有“文武两道”如“车之两轮”之说。所谓“文”就是宗教、学问、艺术。这些是知识的、美的感受性的、“心”的作用的产物。相对于此，“武”就是身体训练。在日本历史中，“文”与“武”或“心”与“身”的锻炼是不可分的，所以武术在日本不是单单的技术，而是逐渐地变成艺术性与精神性很高的（教养）东西。因此日本武道与佛教、艺术等的关系很深，具有内在性很高的特质。例如在习武的道场设神坛祭祀，在神社进行“奉纳比赛”，先拜神，再与对手互致礼节。在技艺的磨炼中促进养成信仰之心，加强与他人交流。日本武道在今天还吸引这么多欧美人的关心，其深厚的精神性是一个重要的理由。
日本的武道源于镰仓时期，在日本历史上，几代武将都是禅的热心修行者，如北条时宗、上杉谦信、武田信玄等著名战将，都亲历寺院参禅，或是请高僧大德至家中请教实践的。被称为明治三舟的胜海舟、山岗铁舟、高桥泥舟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都认为，自己是通过禅修、练剑，达到大智大勇、视死如归的境界的。剑是日本武道的代表，在日本剑道的秘传书中，似乎常有什么文字同剑技没有直接关系，看到的只是一些禅味十足的片语只言或诗一样的警句。例如在授予本派传人以“师范”资格的最后证书上，只写了“一圆相”3个字。这是佛教大圆镜智哲学的一种比喻。在剑术神阴派的秘传书中，有一句叫做“西江之水”，从字面上，根本看不到它同剑术有丝毫的关系。这是禅机对话中的趣意。
2.2 借鉴佛教“三学”的修炼
佛教思想中有代表性的“三学”，这就是“戒、定、慧”。戒，就是约束自己的身心，端正自己的姿势，在每天的生活中加以实践；定，就是瞑想，是摒弃杂念，净化内心的内在的实践，心集中于一个对象，不使散乱，高度的精神集中；慧，就是通过“戒”与“定”的过程实现自己，就是得到悟的智慧。佛教的三学修行中，“戒”与“定”是过程，以和为道而行，前方“慧”这个“悟”的世界就开通了。从武术来说，到“悟”，则入“无心而入自然之妙，无为而穷变化之神”[9]的境界。
日本现代的武道研究者田守中等人，引佛教的“三学”与武道修炼的3个阶段比照：
戒：全部生活的准则与实践＝作为武道修行者基本的态度与姿势；技术修炼中准则与实践＝稽古（练习）、修行中追求的姿势；技术及与之有关的准则与实践＝形（类似中国武术的套路）。
定：把技术迁移到实战的心理状态中＝心法。
慧：戒＋定＝超越生死。
在“戒”的阶段锻炼的技，与在“定”的阶段炼的精神，作为“身心一如”集约在技术水平（实践）中，可以称为“技”与“心”的一体化。日本武道典籍的《兵法家传书》、《五轮书》等都有详说“身体与精神”、“技与心”的平衡，一般用“心技体”、“气剑体一致”、“悬（动、进攻）待（静、伺机）一致”表示。他们认为：“有志于剑之道，潜心向学，磨炼技艺，随着剑技的进步，精神自然而然就得到提高，……只是佛与武道不同之处在于，相对于一方是在‘行’之中‘炼心’作为直接目的，武道与艺道则是在为达成具体的目标的努力中精神随之修成”[10]。
2.3 死亡的哲学、行为的哲学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富木谦治先生认为：“人是智慧的动物，具有理想、追求梦想。科学的进步使人的生活便利、丰富而多彩。但是，人的最终、最强的欲望是对生命的追求。这种追求表现在对死的恐怖与生的不安。能够根本上解决人内心不安的不是科学而是宗教。——禅的特色是站在超越生死的立场，养成‘生的时候堂堂正正、死的时候大义凛然！’的态度。宗教是通过把有限的人生归于无限的神而得到安宁”[11]。
江户初期的禅僧泽庵，是将军家光、剑术名家柳生宗矩的禅师，他对武道的心理状态有如下的说明：初学者与拙劣者的心理状态称为“无明住地烦恼”，这意味是处在迷茫的、昏暗的境地。与对手相向时，只拘泥于对手剑的动作，只注意对手身体的动作，或只注意自己挥剑，注意为被周围所分散的状态，不是真正高明的心理状态。而相对于此，名人与高手的状态称为“诸佛不动智”，这就是前后左右八方能应对的心理准备，心不停留于固定的一处，是自由自在、行动自如的状态。这种状态，泽庵称之为“正心、本心、无心”，相对说，门外汉的“无明住地烦恼”的状态称为“偏心、妄心、有心”。武道的稽古要超越“被某一事物所拘绊的固定的”方式，要训练到不被任何事物所拘、自由自在的心理状态。这种训练继续下去就到达“无心无念”状态，就是通过技术的不断重复，随着身心锻炼，从有意识的动作进入无意识动作状态[12l。
在日本武道练习场上，在日本武道传书中，在日本剑士的头巾上，经常看到“拳禅一如”、“剑禅如一”的字样，日本武道界是如何借鉴佛教的禅宗呢？铃木大拙认为：“原来禅在日本从一开始就同武士的生活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虽然禅从来未暗示过他们去从事那种嗜杀成性的职业，但禅确实被动地支持了悟入禅境的武土们。这种支持具有道德和哲学上的双重意义：道德上要让武士们在一旦决定进路之后，就勇往直前，决不后退，哲学上使武士们明晓生死并无差别。这种决不后退的精神自然是来自哲学上的确信，不过禅宗是一种意志的宗教，因此，和哲学相比，禅在道德方面也许更能激励武士的精神，当然，禅在哲学上是反对理性而注重直觉的，认为直觉才是到达真理彼岸的捷径。这一切，都使得禅对武士阶级产生了巨大的魅力。武士阶级的精神比较单纯，绝少沉迷于哲学上的苦想，这种根本的禀性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去寻求禅的精神，这或许就是武士与禅之间发生密切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禅的修行单纯、决断、自恃、克己。这种戒律式的倾向同武士的精神是一致的。作为武士，就应直视眼前厮杀的对手，而绝不能左顾右盼；为了粉碎敌人，他必须勇往直前，而绝不能有物欲、情爱以及任何理智方面的邪念。真正出色的武士，应是一个严格修道者和苦行僧，而禅正是在他需要的时候，授予他这种钢铁般的意志”。
哲学可以借助理性去躲进安全港，禅则直接诉诸于行动，而最有效的行动就是一旦决心已下，就要勇往直前、绝不回头。这点上，可以说禅是一种武士的宗教。他们向往着能象樱花随风而逝那样去走向死亡，这种对死的态度正与禅的教义完全吻合。日本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生命哲学，但却有死亡哲学，虽然这种哲学有时看上去有些鲁莽。武土的精神由于吸收了禅而成了自己的哲学并一直波及到一般民众。在以后的时代中，民众即使不接受武士的专门训练，他们也能把握武士的精神而时刻准备着为自己的理想去献身。日本的著名武道家都注重禅的修养，当代日本剑道的练习中，“默想”是练习中必经的一环，练习的开始之时与结束之前，都要“默想”几分钟，这是“禅修”在现代武道中的表现。
3 结论
(1)中国武术与日本武道与佛教都有密切关系，但两者在对佛教、佛学借鉴的取向有很大的区别。
(2)在中国，佛教寺院作为特定的环境，为中国武术的整理、传承产生巨大作用，如嵩山少林寺与少林武术。
(3)中国武术大多数是生活型武术，普及的层次是平民，简单易行为平民所喜爱。借佛教树流派之威望，借佛教的戒律立武术流派的门规，是中国武术借鉴佛教的典型之处。
(4)佛教禅宗的“悟”的方法论与“空”的世界观，为中国武学的建立提供辩证的思维。借佛学之思维立武术技术体系。这类人较少，但代表着中国武术借鉴佛教的精华所在。
(5)日本武道以“文武兼修”为“车之两轮”，文以佛学立心，武以技艺练体，把佛学作为武士必修之课目。
(6)日本武道特别注重练“心”，以佛学之“空”的学说，强调“无心无构”是日本武道借助佛学理论之特别之处。借助“悟”的方法建立行为哲学，凭直觉而果敢行动。
(7)日本武道以禅之理念，建立死亡哲学，以“生死一如”认识死亡，强调以“平常心”面对搏杀的对手，消除对死的恐惧；“默想”作为“修禅”方法，在现代日本武道，特别是“剑道”中广为应用。
收稿日期：2001-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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