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消费品比重变动及其对生产和剩余价值率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剩余价值率论文,消费品论文,比重论文,其对论文,变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7）05—0007—05
马克思在其划时代巨著《资本论》中将社会的总产品分成两大部类，即Ⅰ生产资料和Ⅱ消费资料。从社会简单再生产入手，马克思分析了其实现过程和两大部类内部及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在分析简单再生产第Ⅱ部类的内部交换时，马克思将第Ⅱ部类分成必要生活资料及奢侈消费资料两大分部类，从中揭示了影响生产和消费的质的变化因素，认为“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从根本上影响着生产的性质和数量关系，对生产的总形态来说，是一个本质的决定因素。”[1] 但是对此问题，马克思并没有继续进行深入分析，可能是研究主题的原因。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入手，分析必要消费品与奢侈消费品的比例划分如何影响生产的性质和数量，结合当前我国高档消费品行业发展的现状，认为其过度发展存在着使我国经济陷入“富人经济”和沦为“有钱人的游戏”的可能。
一、必要消费品和奢侈消费品的交换关系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必要消费品和奢侈消费品是如何分割并实现交换的。在此，我们沿用马克思在简单再生产中所举的例子来进行分析。此例的前提条件是：
1.工人的工资V全部用于必要消费品消费；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M全部用于个人消费，其消费偏好为：用于必要消费品的比重占其个人消费总额的3／5，用于奢侈消费品的比重为2／5。
2.第Ⅰ部类、第Ⅱ部类的两个分部类Ⅱa和Ⅱb的资本有机构成（C∶V）为4。
3.第Ⅰ部类、第Ⅱa部类和第Ⅱb部类的剩余价值率m均为100％。
4.第Ⅱ部类的两个分部类Ⅱa和Ⅱb间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比例是4∶1。
其实现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马克思简单再生产交换实现过程图
二、模型的建立
在上例中，必要消费品与奢侈品的消费比例、必要消费品与奢侈品的生产比例、剩余价值率的数值并不是马克思任意设置的，而是有着内在的联系。下面我们通过建立一般模型来推导出这三个比例之间的关系，以揭示其内在的经济涵义。
为方便起见，这里第Ⅰ、Ⅱa、Ⅱb部类分别以下标1、2、3来表示。
模型的假定条件为：
假设1.工人的工资V全部用于必要消费品消费；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M全部用于个人消费，其消费偏好为：必要消费品占其个人消费总额的比重为a，则奢侈消费品的比重为（1－α）。
由（9）式和（10）式可以看出二者的表达式是相同的，这说明在第Ⅱa和Ⅱb部类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相同时，无论是从C[,2]∶C[,3]还是从V[,2]∶V[ ,3]都可以推出α与β的关系， 而且这种比例关系与第一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是多少并无关系。
由（9）或（10）式知：
由假设1、3、4可知，在（11）式中共有三个变量，即α、m、β，这三个变量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因此资本家必要消费品在消费中的比重α的变动对生产过程的影响通过第Ⅱ部类中必要消费品与奢侈消费品的生产比例β和剩余价值率m的变动起作用。我们分别假设m、β中的一个是不变的，分析α变动对另一个的影响。
三、资本家的消费比重α变动对Ⅱa和Ⅱb生产比例β的影响
下面我们讨论当剩余价值率不变，资本家消费比重变动时，Ⅱa和Ⅱb的生产比例如何变动的，即m不变，α变化时β如何变化。这里我们采取弹性的方法， 计算当α变动1％时，β变动多少。
图2 资本家必要消费品比例变动时生产比例变动图
注：临界点＝
下面以m取值的几个实例来说明：
我们可以用图2将表1反映的信息表示出来。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1：α在大于临界点的范围内变动时， 资本家增加其奢侈品的消费比例（即减少必要品的消费比例），会引起奢侈消费品的生产更大幅度的增加。
结论2：通过以上分析，α在小于临界点的范围内变动时， 资本家增加其奢侈品的消费比例（即减少必要品的消费比例），会引起奢侈品的生产较小幅度的增加。
由结论1和结论2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即，
推论1：随着奢侈品的消费比例增加（必要品消费比例减少），奢侈品的生产肯定增加，但经历了由快变慢的增长过程。
从表1中我们还可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3：临界点的位置取决于剩余价值率的大小。随着剩余价值率的增加，临界点的数值越小，即剩余价值率越大，随着奢侈品消费比例增加（必要品消费比例减少），奢侈品增长较快的时期越长。
四、资本家消费比重变动对剩余价值率的影响
下面分析当Ⅱa和Ⅱb的生产比例不变，资本家消费比重α变动时，剩余价值率的变动情况，即β不变，α变化时m如何变化。对（11）式中的m求α的导数后，并求弹性可得：
图3 资本家必要消费品比例变动时剩余价值率变动图
注：临界点1＝β／（1＋β），临界点2＝β／（2＋β）
下面以β的不同取值来说明：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4：α在大于临界点1的范围内变动时，资本家增加其奢侈品的消费比例（即减少必要品的消费比例），会引起剩余价值率的大幅增加。
结论5：α在临界点1和临界点2之间变动时， 资本家增加其奢侈品的消费比例（即减少必要品的消费比例），会引起剩余价值率的大幅减少。
结论6：α在小于临界点2的范围内变动时，资本家增加其奢侈品的消费比例（即减少必要品的消费比例），会引起剩余价值率的小幅减少。
由结论4、结论5和结论6可以得出另一个推论，即，
推论2：随着奢侈品的消费比例增加（必要品消费比例减少），剩余价值率的变动经历了一个由增加到减少的过程，且变动幅度也经历了由大到小的过程。
从表2中我们还可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7：当必要品的生产比例较大时，增加奢侈品消费所引起的剩余价值增加的消费比例的变动区间越小；而奢侈品的生产比例较大时，增加奢侈品消费所引起的剩余价值增加的消费比例的变动区间越大。
五、我国消费品生产的现状及其潜在风险
由前面的七个结论和两个推论，结合现实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在一定条件下，对高档消费品的消费增加，不但肯定会促使高档消费品的生产增加，而且有可能使利润率提高；随高档品消费比重增大，高档品的生产加速增加；在利润率较高和奢侈品消费比重逐渐增大时，奢侈品生产急剧增加，基本消费品生产急剧减少；当社会以基本消费品生产为主时，随基本消费品消费比重减少、高档品消费比重增加，利润率是减少的，只有在奢侈品消费达到较大比重时，利润率才开始大幅增加；在以奢侈品消费为主的社会，奢侈品消费比重很容易达到利润率增加的临界点，奢侈品消费比重越大，带来的利润率越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结构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地升级换代。在大体上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20世纪90年代初“新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两个阶段之后，新一轮的消费结构升级于20世纪90年代末拉开了大幕，住房、汽车、信息产品、保健品等成为新一轮的消费热点。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促使产业结构相应发生调整。
自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各部门中增长最快的是高档消费品部门。以房地产业为例，在房地产业中发展最快的不是适合普通居民消费的住房，而是别墅、高档公寓，他们成为拉动房地产投资的主要动力。1999—2005年的6年间，别墅、高档公寓的投资完成额增长了4.88倍，增长了36.3％，而经济适用房只增长了3.6％，而且其增速一路下滑[2]。再如汽车工业，2005年中国汽车产量比上年增长了12.06％，其中轿车产量比上年增长了21.69％[3]。2006年1—9月汽车增长24.0％，其中轿车增长41.5％。上述行业的快速发展十分鲜明的表现出我国经济高档消费品部门快速发展的特征及向高收入阶层倾斜的特征。
与此同时，基本消费品部门的发展呈另一种局面。由于出口产品主要来自于基本消费品部门，因此，面向国内的基本消费品工业的生产在低收入阶层连基本的生活消费品都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不断萎缩。2005年中国农村平均每百户家庭只拥有洗衣机40.20台、电冰箱20.10台、彩电84台、家用电脑2.10台、空调6.4台，城镇平均每百户最低收入户家庭也仅拥有空调18.9台[4]，说明这些基本消费品市场还远未达到饱和，但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其生产的萎缩，而且目前这些家电行业都在向高档产品全面转产，在缩小了基本消费品生产的同时，又扩大了高档消费品的生产。
根据前面的分析，在一定条件下，对高档品的消费增加，不但肯定会促使高档消费品的生产增加，而且有可能使利润率提高。毫无疑问，利润率的提高将使对高档品的消费能力增强，进而继续增加对高档品的消费，从而陷入一个“消费越多—生产越多—赚钱越多—然后再消费”的循环。上述循环的结果必然使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
当我们用人均收入来分析消费结构的变化时，能够得出目前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处于由“吃、穿”向“住、行”的转变过程。但是在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今天，这种人均收入的分析方法掩盖了不同收入群体对海参、鱿鱼和萝卜、白菜等需求差异，掩盖了当前中国不同收入群体对200m[2]住房和70m[2]住房需求的差异， 掩盖了有人对轿车等出行工具的需求和有人对公共交通出行工具的需求的差异。部分人消费需求结构升级的强大市场需求与相当数量居民基本消费需求尚未满足且有待进一步拓展的传统品市场需求两种现象并存于我国经济。当我们将目光仅盯在前者时，毫无疑问会突出强调所谓从温饱型向小康型产品乃至发展型产品的过渡。汽车、房地产、金融等高档产业是适应这一群体的市场需求而迅猛发展起来的。当我们再将视野扩大一些，把那些大量的处于人均收入水平线以下的居民考虑进来时，将会发现，基本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同样是市场所需，传统产业并未真正过剩。因此消费结构升级的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并存，要求我们在关注城镇居民需求（或者说高收入阶层）由“吃穿”向“住行”转变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农村家庭尚未满足的第二阶段的消费需求，要求我们在鼓励发展相应高档消费品行业及新兴产业的同时依然要重视基本消费品产业的发展。当经济增长的红利只限于在精英阶层中分享、社会发展的福祉很难惠及低收入阶层、现代社会中出现太多“城市中的农村”和“贫民窟”时，很容易影响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改革的信心，进而引发和加剧社会矛盾。这种“富人经济”会导致收入分配、消费需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之间的恶性循环，很有可能积累矛盾、滋生社会问题。
依照文中三、四部分的分析，在部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对高档品的消费增长时，高档品的生产既有可能大幅提高，也有可能小幅提高，企业的利润率既有可能提高，也有可能下降。因此只要在生产比例和利润率两者之间寻找到最佳结合点，就有可能使基本消费品和高档消费品的发展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需要，使经济避免沦为“富人的游戏”的目标亦可以实现。
因此，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寻求破解基本消费品和高档品的消费比例、基本消费品和奢侈品的生产比例、利润率三者复杂关系的钥匙，从而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新思路。
收稿日期：2007—02—18
注释：
① 这里假定第Ⅱa和第Ⅱb的资本有机构成相同，是为了简化计算。至于第Ⅰ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是否与第Ⅱa、Ⅱb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相同没有作假定，因为二者相同与否并不影响其结果。在下面的讨论中会做进一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