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技术对21世纪中国政治参与的影响_政治参与论文

网络技术对21世纪中国政治参与的影响_政治参与论文

21世纪网络技术对中国政治参与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网络技术论文,政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TP3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01)01-00124-03

21世纪是一个网络化时代。当电脑被广泛应用于连线政治后,它必然推动公民与政府官员的直接对话,提高民意在政府运作中的分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未来政治参与的结构和模式。当然,网络技术在推进政治参与的同时,也会产生相应的负面影响。本文拟对中国政治领域网络技术的应用进行展望,进而分析21世纪网络技术对中国政治参与的影响。

网络技术(Internet Technology)是一种扩展人类器官功能的技术,最早起源于美国军事领域的ARPANET。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政府预见到了网络的巨大潜能,把网络扩展到民用,用于商业目的。于是ARPANET与MILNET、NSFNET及其他一些网络联合,从而形成Internet。成立之初,只有数千个站点与此相连接。进入90年代之后,Internet呈现出指数化的增长趋势,每年有数百万个新的站点加入Internet,网络技术进入了全盛时期。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1993年4月20日,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NCFC)工程通过美国Sprint公司连入Internet的64K国际专线开通,实现了与Internet的全功能连接,我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有Internet的国家。到了1996年,我国已开通了四大国内互联网,它们是:中国科学技术网(CSTNET),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原邮电部的中国公用Internet网(China NET)和原电子部的金桥网(China GNB)。1997年4月,这四大国内Internet互联成网。目前,我国已有国际出口线路13条,分别由中科院、教育部和信息产业部主管。1998年统计显示,全国网络用户口117.5万,行政领域占10%,全国CNT注册域名数,政府机关占6%。

一般而言,新兴的科技交流手段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同时也将促使社会结构进行调整和变革。网络技术的推广应用给人们带来最直接的益处就是在更广泛的的意义上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共享,使得公众更接近信息,更了解政府在做什么。这必将打破旧的权力平衡。从政治层面上分析,无可置疑的是高科技必然触及到政治体制。50年前,政治控制对于后发展国家是不可或缺的。如今,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网络技术打破了信息垄断,打开了言论自由的魔盒,这必将不断地侵蚀和瓦解着传统的政治体制。笔者认为,与工业化社会相比,网络化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从绝对集中走同相对分散,使高度集中与高度分散相并存,是从“大而全”转向“小而强”,由稳固单一和迟缓变为灵活多样与快捷。这些变化对传统政治体制与方法提出了挑战,并为新型的政治参与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为了适应网络化社会的需要,作为国家政治主体的政府更迫切需要与Internet接轨,构建网络化政府。通过Internet这种快捷、廉价、生动形象的信息手段,公众迅速了解并参与政治过程,从而对民主的性质产生重大影响。各国政府都积极运用网络技术以正式咨询和非正式讨论等形式便利民众对政府行为的参与和讨论,使得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框架和民主流程发生基本性转变。如,英国政府发展的“新”民主制度包含着以下内容:(1)“远程民主”。它使人们在家中甚至在当地社区就可以参与讨论或者决策制定过程。(2)通过电子邮件、主页、电子投递以及与政府信息和行政系统的电子链结推进运作过程的民主性。(3)通过改善政府不同层级的电子链结向公民提供政府的连贯信息。

在我国,网络化政府问题刚被提出,目前主要处于研究与试验阶段,网络化政府还只是发挥提供信息的功能。而且,由于一些已经上网的政府部门缺乏有效的组织和规划,存在网站内容设计不合理、信息内容的制作水平参差不齐、政府上网缺乏规模、软硬件及信息内容的投资处于相对失调的状态等问题。但是,在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下,随着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21世纪的中国在网络应用方面将会有长足发展。头十年实现因特网、全国信息网络全面相通,计算机进入25%的家庭,进而在2020年实现50%的家庭普及计算机,光纤网伸向40%的家庭。一个上至中央、下至乡镇纵横贯通的网络化政府将在世纪初建成,民众也将越来越多地运用网络技术进行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亦称参与政治,它指的是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我国学者高洪涛指出“那些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政治参与更为拓展的社会视为政治进步,相反,则视为政治不发展”。(注:参见王涛:《西方“政治发展”研究述评》,载《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5期。)政治参与可以促进价值、程序在动态中循序渐进式的或突发式的向前运作。21世纪中国的政治参与极为必要,有着重大的深远意义。这主要体现在政策过程和人事过程两方面。在政策过程方面,公民广泛参与政治有助于政策的合法性,纠正决策的失误,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政策执行中的有效支持,政策反馈的及时,将保证政策的顺利执行及对某些问题的修正;在人事过程方面,公民广泛参与政治可以保证政治精英和政府公职人员的产生及之后的行为沿着“民意”的方向前进,保证政治体系运作过程中的“吐故纳新”和代谢功能,为政治权力的运作补充能量。

网络技术作为一种最新的高科技术,一旦被纳入政治参与的支持系统,就必然要发挥出巨大的功能,从而深刻影响21世纪的中国政治体制。在网络化时代,公民的政治参与将不仅仅限于投票,网络将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透过网络,公民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政府在做什么、怎么做,并可以以多种方式及时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参与决策过程。因此,21世纪网络技术对中国政治参与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网络技术能改善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手段。美国当代学者科恩在其有着广泛影响的《论民主》一书中,特别强调“参与”的意义。在他看来,民主政治无论取何种形式,其关键都是民众参与,“社会成员多广多深地以及在什么问题上参与共同有关的事务,这不是已经做了些什么的问题,而是现在正在做什么的问题。民主永远处于尚待改进的状态,而改进的过程是永远不会完成的。”(注: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0页。)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政治参与的进程和形态不仅关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还涉及于技术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快速乃至实时的参与,离开快捷的、可以交互的信息传输技术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Internet的出现无疑为民众对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参与提供了新手段。一个最新的例子是:随着Internet的接线头向各家户各户延伸,老百姓对“政治参与”的体验似乎更近一层。以前的政治参与仅限于投票、信访等几种简单途径,并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报纸、电视、电台等传统的信息传递渠道。21世纪的网络技术将大大地改善中国政治参与的状况。公民可以经由互联网真正参与各级政府的政治会议,他们在家中按一下按纽,就马上能对地方各种公共事务进行投票,还可以参与讨论,发表见解。日趋完善的网络技术能够更加完美地实现政治参与的过程,并把参与途径尽量扩大。

(二)网络技术能提高政治参与的兴趣和能力。网络的分权、平等和能力特征,在削弱集权控制的同时明显拓宽了政治参与的内涵。“恰当的理解,参与的含义是亲自参与,是自发自愿的参与”。(注: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从公从的角度看,网络这种能够使信息传递不受时空阻碍乃至政治控制的互动方式,使人们在感知与介入世界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的感觉,它甚至提高了人们参与政治的兴趣。众所周知,比特(Bit)能以光速无障碍传播这一特质,结合网络打不烂、堵不住的设计原则,开创了信息多元化传递和言论自由的全新局面。由于传播成本相对低廉,它使得财力有限的组织和个人通过网络广泛传播其思想的能力大大增强,完全受大众传媒控制的状况得以改观。可以设想,一个连线的、一拔即可通达的会议,每一项议案都可能会引来大量电子邮件;一位亲和的政治家可以立刻看到公众意见的调查,而一个社群则可以通过“在线(On Line)参与”的方式进行政治对话,向政治体系输入要求或支持,其后果是政治参与“变得如此轻而易举,以致再没有什么规模太小、或太涣散的事业”。(注:比尔·盖茨:《未来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页。)

(三)网络技术能保证政治参与的数量和质量。随着网络的普及,虚拟社区正以惊人的速度增生。它按照不同的主题把人群进一步细化,并通过多种多样的电子方式把这些公民链接在一起。由于利益的表达和聚合更加自由,兴趣爱好相投或思想价值取向一致的人们在线路上的交流和组织活动也相当容易。这必将大幅度地增加政治参与的数量。当然,只有数量缺乏质量的广泛参与对民主并不一定是件好事。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很多年前就看到:“多数决策的权威性并非源出于即时多数的意志,而是源出于对某些共同原则的广泛同意。如果“无视对多数权力加以限制,从长期来看,不仅会摧毁繁荣及和平,而且将摧毁民主本身。”(注: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庆幸的是,网络的发展也有利于保证少数派的权利,少数派的否决代替了多数派的表决。广泛的参与与少数派权力的互动也许将成为网络时代民主的主要特征,他们制衡的制度将影响着政治参与的质量。“如果一个社会不仅准许普遍参与而且鼓励持续、有力、有效并了解情况的参与,而且事实上实现了这种参与并把决定权留给参与者,这种社会的民主就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民主。”(注: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2页。)

应该指出,与网络技术推动政治参与的可见事实相比,网络技术对政治参与的负面影响还更多的只是一种可能。具体来说:

(一)网络技术的发展可能导致“参与爆炸”,使政治参与陷入无政府主义。互联网络是没有边界的,超越时空限制,公民在网上可以充分享受其信息自由权。这种自由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控制和规范,极有可能导致“自由过度”,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况且由于信息的流动既可以凝聚民族也可以分化国家的巨大作用的体现,网络将对国家原有的内部传播秩序和个人信息接受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并使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面临严重挑战。网上难以控制的跨国信息流动正成为西方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渗透以及敌对分子政治颠覆的新工具。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恐怖组织甚至叛国集团已经开始在网络上大摆讲坛,并获得了比以往严格控制时多得多的支持。如果任由网上“参与爆炸”,社会将处于无序状态,这将严重影响21世纪中国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人们有理由担心,在政府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电子荒野上,亿万个网民亿万种声音,多数同意的民主原则被伤害后难以找到有效协调社会整体利益的手段,可能导致日益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甚至是国家的崩溃。

(二)网络技术的发展可能导致“信息霸权”,使政治参与处于不均衡状态。托夫勒指出:各个高技术国家的政府所面临的一种潜在的可怕威胁来自于国民分裂成信息富有和信息贫困者两部分,下层阶级与主流社会之间的鸿沟实际是随着新的传媒系统的普及而扩大了。(注:阿尔温·托夫勒:《力量的转移——临近21世纪的知识、财富与权力》,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国家内部是不均衡的。它把人群迅速分化为技术精英和普通大众。这两种人在获取和支配信息方面的能力是完全不平等的,人数不多的前者获得了信息霸权。一方面,计算机的日益普及掩盖了一个事实,即真正懂得计算机运作原理,能够在信息空间自由翱翔的人并没有大比例的提高。有关网络技术和管理的专门知识仍然掌握在少数精英手里。另一方面,在后发展国家,网上的驰聘毕竟还需要支付数额不小的金钱,这限制了网民的规模,即使是已经在网上的人们,也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驾驭信息或参与政治的能力。这种不均衡的政治参与容易使政治发展产生偏差,造成信息穷人和信息富人之间的矛盾和某些范围内的社会冲突。

(三)网络技术的发展可能导致“政治欺骗”,使政治参与流为程序化形式。所谓政治欺骗,是政治力量采取的一种混淆视听,从而引导民众或舆论支持自身利益与要求的行为。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政务公开愈演愈烈。而公开对政府自身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有利于政务廉洁、高效,机构运转有力;另一方面,它又难免给行政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带来工作压力。因此,当政府官员面对自身或团体利益时,作为经济人,其利益考虑驱动其选择有限政务公开或扭曲政务公开,在网络中通过技术的方法伪造出一个以假乱真的信息环境来欺骗民众。而这种经过有意扭曲或选择后的政务公开会误导民众的政治参与。把真实和虚假的东西区分开来将是对网络公民的巨大挑战。面对自由涂雅的互联网络,公民的政治参与往往无从着手,长久后,将逐渐生成政治冷淡。当所谓的政治参与流为一种程序化形式,网络化政府的权力发生了极端的变异,政治体系的整合能力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这也将相应产生两种极端:政治停滞和政治混乱。

总之,网络技术在政治领域的广泛应用是必然趋势。进入21世纪的中国政府必然在推动中国社会网络化的同时,建成一个上至中央、下至乡镇的政府互联网络。从长远的角度看,我们应该对网络技术的发展抱有信心,也要充分认识网络技术对政治参与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在积极运用网络技术所带来益处的同时,研究预见可能出现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从而推动21世纪中国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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