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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信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 Commons，简称IC）是20世纪90年代首先出现于美国大学图书馆的一种新的服务模式。它将传统的基于印本文献的图书馆服务与资源、计算机技术、电子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整合在一个相对无缝的环境中，旨在为用户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一站式”服务，提高用户信息素养[1]。由于IC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方式顺应了用户在网络时代学习方式的演变和对于图书馆服务创新的期待，在不长的时间内已引起了很多关注，IC实践不断升温，理论探讨的气氛也日渐浓厚，IC作为议题在会议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有的是专题会议，有的是大型会议中以IC为主题的会中会；有的是大学或公共图书馆召集的国际研讨会，也有的是图书馆协会的年会；还有的是其他专业会议上关于IC的重要演讲。
2 会议概况
(1)2002年6月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在亚特兰大举行的年会上以“图书馆员呼唤信息共享空间和开放存取”为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这是大型会议上第一次讨论IC议题[2]。
(2)2003年4月，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第11届年会在北卡罗来纳州召开。专题讨论会以“IC议题与趋势：来自前线的声音”为主题，来自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会、爱默里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Charlotte分校(UNCC)、南加州大学、艾仑大学和新泽西布鲁克达尔社区大学的代表介绍了各自大学IC的建设情况，并且进行了分组讨论。四个小组分别以IC的类型与要素、发展动因、计划与实施、挑战与对策为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此次会议通过交流经验，提高了对IC概念、模型、计划、实施、评估等多方面的认识[3]。
(3)2004年6月24-30日，ALA年会在奥兰多召开。25日美国各大学图书馆针对IC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主题确定为“ICI01：要素规划”。来自各大学的代表介绍了IC建设初期的具体规划，主要目的是明确IC的概念和定义，分析不同IC模式的效能，进一步明确IC建设方方面面的问题，如：计划、实施和评估等，旨在为IC早期规划及具体实施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4]。
(4)2004年9月南加利福尼亚大学(USC)的Leavey图书馆举行了IC开放10周年庆典，邀请了众多IC研究专家和管理人员，以“IC：教室以外的学习空间”为议题进行回顾和学术研讨。研讨会采用圆桌会议、专题报告等多种形式，为期2天的会议深入研讨了IC研究与实践中各方面的问题，包括IC内部的合作、服务方式、评估文化、对提升信息素养的影响、在推动学习与研究中的作用、IC的前景展望等等[5]。
(5)2005年3月，得克萨斯教会大学图书馆馆长Robert A.Seal在第三届中美图书馆会议上做了题为《信息共享空间：数字资源和知识管理的新道路》的报告，详细介绍了信息共享空间在美国高校图书馆的产生背景、创建模式、显著特征及信息共享空间中的资源、合作、空间设置和人员配置等方面的问题。他还总结了信息共享空间所具备的四个基本特征，即普遍性、实用性、灵活性和公共性[6]。
(6)2005年4月，ACRL第12届年会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召开，主题定为“从IC到LC：来自前线的声音”。会议文献指出，从信息共享空间(IC)到学习共享空间(LC)的转换反射出一个新的本科教育范例，教育理论从传递知识向创造知识和自我学习转移。此次会议旨在帮助大家更加清晰地了解学习共享空间的概念、定义、问题及可能的解决办法、实施、评估和发展动因。IC研究专家Russell Bailey在开幕词中回顾、介绍了IC和LC的定义和发展，阐述了LC对于IC而言更多的内涵。来自艾仑大学、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南加州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等高校的代表介绍他们实施LC理念的实践成果[7]。
(7)2005年5月，INFORUM第11届年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召开，主要探讨用于研究、发展、教育和商业目的的电子信息资源。参会者主要有来自专业图书馆或公共图书馆的信息专家、私人企业、政府部门、IT经理、物理学家、律师、大学老师和学生。RussellBailey在会上提交了题为《为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的IC服务：用户需求的提高、数字资源和学术出版的进化》的论文，论文中阐述的IC概念的核心后来得到众多研究者的认同[8]。
(8)2006年1月，ALA2006年冬季会议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举行。IC专题讨论小组以“IC：人员配备与培训”为主题进行了研讨。来自UNCC、杨百翰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的图书馆IC负责人介绍了他们的人员配备策略和员工培训经验，具体内容包括IC各个功能空间的人员配备、不同岗位对人员的能力素质要求、针对性的培训策略等等[9]。
(9)2006年6月，ALA2006年会如期在卡特里娜飓风席卷后的新奥尔良召开的。年会专门设立了一个信息共享空间专题小组，主题为“IC：作为动态学习空间的图书馆”。专题小组发言人有大学图书馆Ic负责人，也有大学图书馆馆长，值得一提的是还有来自建设设计事务所的专业人员。他们从建设设计专业的角度探讨了IC空间规划的意义与具体实施，并以丰富的实例进行阐述[10]。
(10)2007年6月，ALA2007年会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召开，IC讨论小组的主题是：探索和打造IC与校园其他部门的合作关系。来自杨百翰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普度大学、贝尔蒙特学院、普维敦斯学院等高校的代表分别介绍了他们在IC实践中与校园其他机构合作的尝试与成功经验。这些校园的其他机构包括：信息技术部门、媒体服务、教育技术、优教优学中心、学生服务部、学术支持中心、招生办、发展研究办、校友办、体育部、学生俱乐部、各院系、教工个人、书店，甚至还有校园小卖部等，几乎涵盖校园所有的部门[11]。
(11)2007年12月，2007电子信息国际研讨会在亚拉巴马大学召开。UNCC的Barbara Tierney作了题为《IC：创新的舞台》的报告，该报告结合即将出版的《通过IC转变图书馆服务：数字时代的案例研究》一书（该书已于2008年由美国图书馆协会出版），以许多大学的实践为例，提出IC是图书馆关于技术创新、人员配置创新、服务内容与方式创新的新思想的实验场。同时，Barbara Tierney报告还回顾了IC受用户需求、教育理论、技术创新和社会演变等因素驱动的发展轨迹[12]。
(12)2007年12月，“IC与LC国际研讨会”在香港理工大学召开，会议主题是：加强IC和LC在学术研究与协作中的作用。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高校代表在2天的会议中，就IC和LC的建设和实践分享了经验，交流了看法，并就IC和LC在促进学习、研究与协作中的重要作用达成了许多共识[13]。
3 分析与思考
3.1 会议中出现的“Information Commons”涉及两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指一个理想的开放公平的信息环境。在该环境下，社会公民都享有自由地查询信息和获取知识的权力，这个意义上的IC概念与开放存取(Open Access)相关联。ALA2002年会把“信息共享空间”和“开放存取”作为联合主题来讨论并不是随机或偶然的，对这两者的关注充分反映了消除信息壁垒、实现信息自由公平获取的诉求。三年之后的2005年2月22日，国际图联当选主席阿列克斯·拜恩(Alex Byrne)博士在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突尼斯会议第2次筹备会上，呼吁建立全球信息共享空间(Global Information Commons)，希望世界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保障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拥有查询和获知信息的权利[14]，此举可以说与ALA2002大会的讨论遥相呼应。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前主席Nancy Kranich在她的《信息共享空间——一份公开的政策报告》中曾对信息环境的未来作过描绘：在信息共享空间，信息资源成为公有财产，人们可以免费地、自由地获取信息资源[15]。
第二层含义是指首先出现在高校图书馆的一种新型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模式。它将传统的基于印本文献的图书馆服务与资源、计算机技术、电子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整合在一个相对无缝的环境中，旨在为用户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一站式”服务。会议中讨论的IC主要是基于这个含义，本文讨论的1C也基于这个含义。
3.2 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实践范围日趋扩大
首先，IC的研究受到持续关注。自2002年“Information Commons”一词作为会议主题首次出现以来，每年都有大型会议关注IC议题，且往往一年中出现多次。议题不仅越来越广泛，而且也越来越深入。早期多从整体上研讨IC的概念、内涵、动因、功能、作用、筹建指南等，随着IC概念的明确和IC实践的广泛展开，研讨的重点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转向IC建设的各个细节，如空间规划与用户行为之关系、人员配备和培训、效果评估与跟踪调查等等；另一个方向则关注用户的细分。早期的IC建设主要面向高校的本科生，旨在为其提供一站式的整合服务并促进其信息素养的提高，此后，为了更好地为较高层次的研究生或老师提供精细化服务，在IC实践广泛开展并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基础上，出现了学习共享空间(Learning Commons,LC)和研究共享空间(Research Commons,RC)等多种服务形式，同时在IC研究中也加入了这些新的元素。
其次，从IC研究与实践的空间地域上来看，IC实践始于北美大陆。于1992年开放的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信息走廊”被认为是最早的信息共享空间，目前规模最大、运行最成功的IC也集中在北美高校。而IC研究与其实践相呼应，在北美开展得最为红火。自2002ALA年会提到IC这个主题，此后几乎每年的ALA/ACRL年会都设立IC专题讨论组对IC研究和实践中的新课题进行研讨。再后来，会议的范围不断扩大，逐渐推广到欧洲、亚洲等地。2007年12月，在香港理工大学召开的“IC与LC国际研讨会”是在亚洲地区召开的第一次IC同际研讨会。与理论研究相呼应，IC实践也在全世界各地积极展开。就中国而言，港澳台地区相对走在前端，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岭南大学、澳门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都已开展了IC或LC服务，其中岭南大学图书馆“蒋震资讯坊”和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的“SMILE”多元学习区是较成功的案例。大陆地区的高校也在积极行动起来，已经建成并提供服务的IC有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复旦大学江湾校区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的“多媒体服务共享空间”等[16]。
3.3 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首先，出现一批IC实践较为成功的模型。信息共享空间自1992年以“信息走廊”为名在爱荷华大学诞生以来，实践进展非常快，不少高校的图书馆因为IC的建成，读者量猛增，以至于不得不加快建设步伐，不仅规模扩大，而且相继建设第二个、甚至第三个IC。目前出现了一批建设与运行都较为成功的IC，如：北卡罗莱纳大学Chadotte分校的J.Murrey Atkins图书馆、南加州大学Leavey图书馆、亚利桑那大学图书馆、加拿大的Calgary大学图书馆等等。目前规模较大的IC一般配备几百台电脑，占用图书馆一至多层空间。以北卡罗莱纳大学Charlotte分校(UNCC)的J.MurreyAtkins图书馆为例，Atkins图书馆的IC位于图书馆的一至三层，总面积近10万平方英尺，配备290台计算机，在多处功能区设置了无线上网接口，并有50台笔记本电脑可供出租，除了寒暑假，其他时间每月接待读者在12000人次以上[17]。
第二，形成了一批IC的核心研究者。随着1C研究的深入，出现了一批活跃的研究者，在以IC为主题的会议上，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读到他们对于IC研究的新成果。而且，重点研究者往往也是那些运行得较好的IC的管理者和服务者。如：
Donald Beagle，他在1998-1999年期间领导UNCCJ.Murrey Atkins图书馆的IC任务组，经过严密论证，制定了一系列的发展计划，这些计划在该图书馆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所建立的IC模式后来成为许多大学图书馆建设IC的模板。Donald Beagle将其任务组的研究成果和在UNCC的实施过程在《IC任务组报告书》中作了详细总结，同时还在《IC构想》等论文中进行了理论阐述，还出版了《1C指南》等书籍。作为IC研究的先驱者，Donald Beagle的这些著述成为IC研究者的必读文献[18]。
Russell Bailey，曾担任UNCC大学图书馆负责IC的副馆长，目前是普洛威顿斯学院菲利普图书馆负责人，他曾组织、主持或出席了ACRL/ALA2003-2006年各年度的IC/LC专题讨论小组，他和Barbara Tierney合著的论文《回归IC：“共有”悲剧的概念、演变和超越》和著作《通过IC转变图书馆服务：数字时代的案例研究》等都是研究IC的重要文献。同时，他也是《IC指南》一书的撰稿人[19]。
Barbara Tierney,UNCC J.Murrey Atkins图书馆IC信息服务台负责人。信息服务台是IC一个非常重要的设置，是体现IC一站式服务的重要窗口。BarbaraTierney既是IC的实践者，也是活跃的研究者，她的著述也体现出与工作密切联系的特征。她是《IC指南》的撰稿人之一，也是《通过IC转变图书馆服务：数字时代的案例研究》一书的合著者[20]。
其他还有：来自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Allison Cowgill、来自艾仑大学的Kate Hickey、来自布鲁克达尔社区大学的David Murray、来自南加州大学的Shahla Bahavar、来自亚利桑那大学的Leslie Sult，等等。他们都是IC的亲身实践者，也是IC的理论研究者。由于理论研究一直与实践紧密结合，IC实践中的新进展新问题总是很快在理论探讨中得到体现，每年的主题根据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都有新的变化。
收稿日期：2009-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