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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08(2010)01-0049-05
中国学术界对非政府组织(NGO)的关注发端于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此次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地非政府组织的杰出表现引起了中国学者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兴趣。之后，随着十多年来内地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不断深入的改革，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又一热点，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由于近代以前中国公民社会一直为政治国家所湮没，传统的缺乏导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研究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正因为如此，中国非政府组织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单纯引介西方理论和模仿国外研究视角逐步向重视本土化理论思考与实证研究转变的过程。从研究领域上看，中国非政府组织研究主要集中在非政府组织的概念与类型、非政府组织兴起的原因及动力机制、非政府组织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等方面。
一、非政府组织的概念与类型
(一)非政府组织的概念
和其他领域一样，对非政府组织定义的研究难以形成一个完全一致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非政府组织一般是指“非政府、非营利，为了民间公益事业，在开发、人权、环境、难民救济等领域活动的组织”[1]。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徐崇温研究员以美国、加拿大为参照，认为非营利组织“是指在政府部门和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即市场部门)之外的，以非营利为目的、从事公益事业的一切志愿团体、社会组织或民间协会。这里所说的非营利目的，包括宗教、慈善、科学、公共安全实验、文学、教育、促进国家或国际业余体育竞赛和防止虐待儿童或动物等。所以，非营利组织涵盖教育、科技、医药、卫生、文化、艺术、扶贫、环保、弱势群体保护等许多方面，但慈善组织占据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和加拿大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人们一般习惯于把从事全球活动的非营利组织称为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最初是指得到联合国承认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后来，发达国家中以促进第三世界发展为目的的组织、发展中国家中以促使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己任的组织也被包括进去。为此，世界银行曾把非政府组织界定为‘从事解救苦难、促进穷人利益、保护环境、提供基本社会服务或承担社区发展任务等活动的私人组织’”[2]。
陈晓春教授则将非营利组织界定为“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为社会公益服务的，提供准公共产品的独立部门”[3]。
李晓凤博士根据国外学者对非政府组织的定义，结合我国的实际状况提出：“非政府组织是一个在特定政府经济管理模式(即‘小政府大社会’或‘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中的功能性概念。它是指能够在政府调控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沟通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的信息、平衡社会利益冲突、协调各方行为的‘中介作用’的组织，它能够很好地适应利益多元化为前提的市场经济体制。”[4]
马庆钰通过对非政府组织特性的解读，将其界定为“非政府组织或者民间非营利组织，是指依法建立的、相对独立于政党和国家政府系统，以社会成员的自愿参与、自我组织、自主管理为基础，以社会公益活动或者互益活动为主旨的非营利性、非政治性、非宗教性的一类组织”[5]。
还有的学者按照内涵和外延的范围将非政府组织界定为广义、狭义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三种定义[6]。归纳而言，目前大陆主要采用了直接界定法和剩余界定法两种方法定义非政府组织。其中，直接界定法较为流行的观点有：(1)从非政府组织的法律维度上界定。(2)从非政府组织的“结构一运作”上界定。(3)从非政府组织形成与发展的目的和功能上界定。(4)从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来源上界定。剩余界定法则主要通过非政府、非营利、非市场这三种标准来划分边界。
(二)非政府组织的类型
虽然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差别要远大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不同，但包罗万象的非政府组织的内部差异也不可忽视。因此，对非政府组织进行类型学研究也就成为必然。同样，我国学者对非政府组织分类的研究也是从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开始的。
已有研究常见的分类方式有：根据组织成员分布的状况，将其分为地方性、全国性和跨国性；根据组织的服务对象分为“互益型”与“公益型”；依据是否会员制分为会员制与非会员制；还有的按照非政府组织的起源，将其划分为官办、官民合办、草根三类。此外，一些学者按照非政府组织的行动特征将其划分为既有明确的目标设定，又采取积极干预的行动策略的组织与只有行动取向设定、采取温和的广告宣传行动的组织[7]。
总体来说，上述划分方法实际上都是连续谱系式的类型界定，这种分类方法大都比较简单，操作方便，但由于分类标准单一，不能很好地揭示各类民间组织之间的差异，不能满足深入研究的需要。
在对国外研究进行分析探讨的基础上，清华大学NGO研究所依照组织构成和制度特征把各类社会组织分为会员制和非会员制，并按照统一标准，进行了分层分类。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王名：《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随后，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贾西津又对这一分类方法进行了改进。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贾西津：《第三次改革——中国非营利部门战略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在借鉴上述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按照剥离清楚和逻辑合理的分类要求，对照非政府组织的特征，同时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国家行政学院的程玥和马庆钰提出了一个新的分类框架[8]。如下图所示：
二、非政府组织兴起的原因及动力机制
关于中国非政府组织兴起的原因，许多学者认为，首先，应归功于中国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为非政府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留下了广阔空间[9]；其次，政治控制的松动和市场化带来的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产生了政府控制以外的资源，使得非政府组织有可能不完全依赖于政府而独立生存与发展[10]；再次，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需求的多样性、社会中间层的形成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的增加也是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直接动因[11]。
也有学者借用“政治空间转换”这一思路，提出大陆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是“1978年至今天……政治空间经历了‘层级化的对立空间’到‘没有焦点的无限空间’再到‘基地化的网络空间’的转换过程”[12]。
对于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动力机制，学者们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如王名等人运用“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的观点来解释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形成。他们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几乎掌握了所有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因此，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最重要动力在于追求满足党和政府的需求，以便从国家那里获取自身生存所需的资源，即以政府选择为主。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成为国家之外能够提供资源和机会的重要力量，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主要内在动力便演变成为追求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求，以从社会获取更多的资源，即过渡到以社会选择为主；而追求满足党和政府的需求，以克服国家的制度约束，成为其生存的次要动力，即以政府选择为辅。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政府选择和社会选择两种动力往往同时并存，而且越是转型早期，政府选择的优势就越明显，这也是诞生于这个时期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几乎均属于自上而下型的原因，所以，中国非政府组织改革的总体方向也应该是由政府选择逐渐过渡到社会选择[13]。邓国胜以1995年之后的中国非政府组织为关注焦点，分别用“供需理论”和“推拉理论”分析了该时期自下而上型非政府组织兴起与自上而下型非政府组织变革的动力，指出当前中国自下而上型非政府组织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自上而下型非政府组织变革的被动状态[14]。秦晖在《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一书中基于对中西社会历史背景的比较，对非政府组织的历史发展进行研究。他认为当代中西公益事业是由历史上的公益事业发展而来的，而不同时期的公益事业特征又是与不同时期的不同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因而中西方的公益事业发展史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刘美萍则重点关注大陆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动力机制，指出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是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共同作用的产物，农村制度变迁、社会需求、外部力量、乡村精英都是其生长的动力[15]。
三、非政府组织与其他主体的关系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非政府组织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一个研究重点。这些关系主要包括NGO与政府的关系、NGO与企业的关系、NGO与党派的关系三个方面。
(一)NGO与政府的关系
从时间上看，我国学者先是将两种组织之间的关系视为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集中体现，侧重于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分析NGO与政府的关系。从这一研究路径出发，大陆学者的研究基本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看到了大陆自下而上的NGO的发展，认为这是多元主义的雏形，大陆正在经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过程，公民社会开始发育并将不断成长；后两种观点都看到了自上而下的NGO的发展，但持“法团主义”观点的学者倾向于将之视为一种法团主义结构[16]，而持“中国特色”观点的学者则更愿意把这一现象看成是政府利用NGO这一社会中间层，新发展出的控制社会的“第二纵向沟通渠道”[17]。
随着NGO的不断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在现实问题的推动下，从功能的角度来考察NGO与政府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由于研究角度的缘故，学者们大都对NGO的发展表示乐观，认为从功能上看，NGO与政府的合作治理关系更具体地体现为合作与依存、冲突与摩擦的关系[18]。周军和唐兴霖等根据分类控制策略的理论，通过对草根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分析，提出我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不对等的合作关系[19]。就具体功能而言，吴忠泽等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非政府组织把各类弱势社会群体带入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主流；二是帮助穷人和基层民众，维护他们的利益，进而促进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三是支持和依靠民众，促进民众的自我管理和自主地运用资源，推动决策的分散化和增强民众的力量，促进社区和民众的自决权；四是致力于发展社会中介机构，积极帮助民众参与市场，帮助民众了解政府的政策和计划；五是致力于环境、裁军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20]。也有学者将这些作用归纳为，作为第三种力量的社会中介组织起着沟通政府、市场、公民的作用[21]。
(二)NGO与企业的关系
相对而言，我国学者对NGO与企业关系的关注不多。基本可以归为以下三类：一是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角度出发，认为非政府组织具有市场和政府所不具备的优势[22]，并从需求层次、产业结构、市场失灵的角度论述了非政府组织的扩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观点[23]。二是从资源配置角度论证NGO具有弥补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功能，从而具有一定的制度创新意义[24]。三是从微观的开拓资金来源的角度探讨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战略联盟的可能性问题，并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探讨企业与非政府组织合作获取竞争优势的机制、风险以及防范问题[25]。
(三)NGO与党派的关系
NGO与党派的关系在我国主要表现为NGO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由于NGO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两者关系的正确处理对于NGO能否在我国顺利发展至关重要，所以，近年，大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日益关注。王瑜从世界政党比较的视角，总结了政党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关系的几种模式：一是合作关系。非政府组织通过进入政治体系的政党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二是在一些国家，政党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形成了竞争与对抗的关系。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对政党的利益表达功能、社会动员功能以及精英汇集功能等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闫东提出要理性构建两者的合作型领导关系[26]。林尚立指出非政府组织的全面成长对中国共产党具有内在的挑战性。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全面推进中国的社会建设来重新定位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功能，以实现政党主导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和谐关系[27]。尹德慈指出，多样化的非政府组织渗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各个角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种格局打破了执政党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渗透和各种组织资源的绝对控制权，从而对执政党的传统执政方式及执政有效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即非政府组织发展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方式、政治灌输方式、决策方式、运行方式的挑战[28]。吴新叶认为，根据现代政党政治的规律，结合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现实，党应该采取包容与沟通的执政方式，在意识形态、政策服务、组织影响力和执政艺术等环节，加强党对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作用[29]。马西恒指出，党的建设应当考虑民间组织的社会自组织性质、结构特征以及运作规律，贯彻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将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和增强党的影响力统一起来[30]。张文成指出，政党与民间组织是可以互为利用的社会资源。民间组织既可以成为政党的力量来源、沟通渠道、动员工具、执政基础和执政帮手，也可以成为社会竞争对手、沟通障碍、动员障碍和执政抗拒者[31]。
四、非政府组织研究亟待加深和拓展的地方
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路径和方向还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显然，这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中国非政府组织研究亟待加深和拓展的地方主要有：
(一)继续加强非政府组织概念研究
以居民委员会为例，不同的研究中对其定位就完全不同，有的将其划分为非政府组织，有的将之排除在非政府组织范畴之外。显然，当前非政府组织名称上的混乱和概念界定的不一致，不仅干扰了学者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增加了研究的难度，而且影响到实践中国家相关部门对非政府组织的有效管理，如相关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完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发展。
(二)应深化对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本土化中层理论研究
由于受到缺乏传统以及研究起步较晚的影响，一方面，中国非政府组织研究一直为西方话语所主导，几乎所有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得不从西方的经验和理论框架中寻求支撑。然而，由于受我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历史传统截然不同的影响，西方非政府组织的经验和理论对我国非政府组织实践的解释和指导意义有限，那种将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方向作为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方向的做法，注定会遭遇解释力不足、指导作用有限的问题。另一方面，关注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实践的学者，其研究更多停留在经验研究的表层，微观理论较多，表现为诸如“自上而下”、“草根NGO”、“半官半民”等口语化的用语上，而上升到中层理论的研究成果仍比较匮乏，因此，有必要加强中国非政府组织研究的本土化中层理论研究。
(三)继续加强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
从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我国学者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仍然比较侧重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的角度，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进行宏观的研究，其结果是研究成果比较抽象、空乏，难以得到检验和证实，也缺乏指导实践的精确性和操作性。虽然以清华大学NGO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已经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并开始日益关注非政府组织的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但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对这种经验和实证研究的需求更大，现有的研究成果仍然不能比较清晰地描述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状况，更不能满足进一步中层理论研究的需要。因此，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亟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