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产业、市场变化与政府行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高技术产业论文,政府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关于高技术产业、市场与政府的观点
1.1 高技术产业
高技术的本质特征蕴含于其技术特征之中。任何一类高技术，一旦其在技术方向上解决了基本分歧，主流技术出现，并呈现出有希望的前景之后，便给创新者提供了广阔的技术机会与市场机会，从而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技术机会的大小可以理解为等量的R&D 投入的产出的数量与质量，市场机会的大小即这种产出被市场认可的程度，取决于顾客对这种产出的需求。通常所说的高R&D投入、高风险、 高收益都是建立在高技术提供的高的技术机会与市场机会之上的。相对于传统技术，高技术的技术机会与市场机会广阔，高技术及其产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垄断市场，带来了垄断利润，这种垄断利润就是高收益的来源，也是测度科技含量的依据。高技术所具有的高的技术机会与市场机会，也表明了高技术处于产业技术周期的发展阶段，从而也存在高的技术不确定性与市场不确定性。这是高技术高风险的来源。高的R&D 投入是企业为实现这种技术机会与市场机会的价值、获得垄断利润所做的一种合理反应。
由于高技术提供了广阔的技术机会与市场机会，高技术及其产业的迅速发展加剧了经济的不均衡状态，新的、更优的帕累托改进出现了，迫使社会制度结构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同时，现存的制度结构及其调整的方向、节奏，也影响高技术的技术机会与市场机会的实现，影响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高技术与社会制度结构之间呈现出一种互动模式。
1.2 市场
社会制度结构有多种安排，从完全的市场经济到完全的政府计划经济方式。我们即从这两个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出发，来研究它们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关系。
市场的显著特点是其自发性，人们天然具有按自己利益要求行事的动力。因而首先，市场应该从“经济人”的角度理解。人们行为的发生，无论这种行为符合不符合他人或社会的愿望，在他所处的情景中，就他拥有的信息而言，都是在他作出利弊权衡之后择优的结果。重复引进受到抨击，但这些企业主都不是傻瓜。隐藏其背后的观念是，对这些企业主而言，自我创新不如引进，“不重复”不如“重复”。
理解市场的第二关键是发展观，历史与逻辑是一致的。市场是一种制度结构，而且已被证明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最初的市场关系是物物交换，而后出现货币，是市场的进步。投资关系，租赁关系都体现了市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劳动力市场早期是奴隶买卖，而后出现佃农、工人，以至现在的第二职业，都体现了劳动力市场不断的发展。直到当代，市场仍然不停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处于不断发展之中。
古典经济学从单个主体出发，区分了单个主体利益与集体一致时与对峙时的情况，分析了外部效果与搭便车行为。随着市场的发展，这两种情况虽仍然存在，但范围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些民间组织涌现，显示出在较低层次上，市场已达成了一定的集体理性，民营科技企业家协会是市场运作的结果，它为全体民营科技企业服务。互助会、协作小组也是这类。我们也可以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作为一种交易理解，但在一定的层面上，这种交易相对稳定，减少了投机，是一种新型“市场关系”。
理解市场变化的第三点是将它与技术变化联系起来。制度变化与技术进步都会导致经济增长。市场已成为当代制度结构的基本构成因素，而技术变化则是当代生产力发展的代表。在市场变化与制度变化的关系中，市场提供的激励方式是技术变化的动力，但如果没有技术变化，经济调整将逐渐走向均衡，制度变化也就不会发生。当技术不具有较高的价值时，交易所得不及填补交易费用之所失，技术市场便不会发生。在创新风险之外，风险投资也无用武之地，只有创新的高风险、高回报才符合风险投资的要求。
最后要注意的是，市场关系不能通过突变来解决，它具有强的路径依存特性。首先，“经济人”的得失判别与其价值取向有关，如有些科研人员认为搞技术开发不符合科研人员的身份，而价值观的变化是缓慢的。另外，市场是一种自发的规则，这些规则从开始到广为人知并取得一致认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市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在市场发展早期不能预期市场主体乙将作何种反应时，甲的动力较小，成交可能性较低。只有在人们的预期逐渐趋于合理一致，并产生了一套规则防范投机时，市场才会逐渐成熟起来。
1.3 政府
关于政府，有多种观点。但我们只考察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
政府的“活动带”在于纠正市场失效，而市场失效在垄断、外部效果、公共产品与信息不完全上是明显的。对垄断的管制，从30年代起一直是美国产业组织政策的主题。克服信息不完全可以通过信息的规则化得到部分克服，在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期，政府通过促进信息交流所作的贡献已被普遍承认（小宫隆太郎，1984）。提供基础研究支持、进行教育、培训，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政府也责无傍代。这是政府对市场失效的直接弥补。
另外，我们知道，市场是不断发展的。同时，我们相信，不同的市场发育程度和市场失灵方式，需要政府干预的程度与方式也不同。相对于路径依存较强的市场，在生产关系中政府具有较高的能动性。政府一方面承担促进市场随生产力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面对生产力的迅速变化而市场不能即刻适应，政府还可能承担部分市场角色。原则上，在技术价值显示出之后，技术市场能够形成，但随着技术的迅速发展，美国政府以及其它国家政府都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中介机构的角色，原因之一是技术市场形成的速度太慢（正如后面分析，技术市场本身也存在着不易克服的缺陷）。政府从而成为替代市场的组织。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协助民间部门来解决市场失效问题，这种观点即“市场增进论”（青木昌彦等，1995）。
市场和政府作为两种互相竞争的制度，用最少的费用提供相同服务的安排，将是合理理想的制度（林毅夫，1989）。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市场与政府的功能也在发生改变，推动着其势力范围临界面的变化。例如，电信业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垄断行业，受到政府管制或政府接管，但随着技术迅速变化而导致成本降低，这一状况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它不再是一个垄断行业，将逐渐被纳入竞争市场。
政府的官僚结构所产生的效率，相对市场而言，有其不足之处。政府机关中的每一个官僚机构本身都是理性的个体。它的利益从来没有与统治者完全吻合过（林毅夫，1989）。政府的功能是否应该被市场所代替，取决于二者运作效率的比较。政府的运作成本，主要取决于其官僚结构；而市场运作的成本，取决于市场的成熟程度。一般情况下，当生产力的发展对制度安排提出了最新需求的时候，市场的路径依存特性使其与政府相比处于劣势，而随着市场的发育，政府的优势将会逐渐减弱。因而，在某一领域中市场能否取代政府的作用，取决于这一领域中市场运的效率以及政府官僚结构效率两个方面。
2 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的市场环境与政府行为
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政府行为的研究颇多，多数是通过对国外高技术产业的研究，为我国发展高技术产业提出对策。但这里忽视了高技术本身在市场形成中的决定作用，以及不同发育程度的市场对政府功能的不同要求。
尽管历史经验是本框架形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本文将从技术变化与政府、市场之间的逻辑关系来考察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政府行为，分离必然性于偶然性之中，将不同发育程度的市场及相应的政府行为纳入同一个框架，从而国外发展高技术产业的经验不再成为一个参照系，而成为一个必然性的推导。
高技术产业由从事核心高技术的企业与相关的外围高技术的企业所构成。技术、人才（包括企业家）、资本、产品是构成高技术企业的基本要素，信息包含于所有经济活动之中。从而技术市场、人才市场、资本市场与产品市场也是分析高技术产业发展环境的核心。
1.1 技术及技术市场
在当代高技术领域，科学与技术逐渐交融，技术与科学的界限并不明显。技术的起源早于科学，但自从科学诞生以来，技术以愈来愈快的速度发展，呈现出大科学时代与高技术时代并进的态势。
知识缺少市场，在于它离效益摇远，而且知识的经济价值难以计量，因而，基础研究往往由国立研究机构和大学承担，或由国家经费资助。在美国，尽管私营企业对科研投入在总体上已超过政府，但有关调查的数据表明，美国工业专利所引用的科学文献有73%是以政府或非营利机构资助的研究为基础。在某些产业集中度较高的高技术领域，产业内部的大公司往往也进行科学研究。
技术创新在较轻的程度上具有同样的特性。创新者无法收获自己创新所带来的全部收益，因而积极性大打折扣。技术开发费用计入成本和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是政府用以激励创新的两种基本方法。计入成本使创新所产生的有用外溢得到一定补尝，知识产权保护使外溢损失受到限制。限制外溢导致的社会收益减少，通过保护期限得到调和。
然而，高技术产业以其技术持续不断的创新为特性，技术的有效期限缩短，传统的专利申请制度与程序往往并不能为高技术及其产品提供足够的保护，这对当前的知识产权的认可制提出了新的挑战。
技术成为商品，远远迟于其它有形商品。它是在技术显示出巨大的价值之后才出现的。技术市场的低度发育缘于技术交易本身的原因，即使在市场发达国家也不例外。技术交易具有特质性，即技术对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价值，具有双边垄断特征：技术交易具有数次特性，即交易双方不是经常发生交易，从而投机的可能性增大；技术交易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技术本身的难言性。这些特性都使技术的交易费用增大。技术买卖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对技术定价很难达成一致，而且这种不对称，由于技术本身就是一种信息而无法消除。因而技术从大学、研究院所向企业转移存在必然性困难。在我国，科研机构将前景看好的成熟技术自行转化，而将不成熟技术推向市场也证明了这一点。另一个侧面的证据是，在市场越是发达的国家，企业技术开发内部化的越多，越少依赖于技术市场获得技术；越是在技术密集、技术变化快的行业，企业技术开发内部化的越多， 并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王舒， 1996）。
几乎在所有的国家，政府除资助基础研究外，还参与技术开发。但成功的经验表明，政府技术开发投资应该是产业化前期的通用技术或核心技术，这些属于企业不愿投入或无能力投入的领域。同时，这样可以使所有同类企业收益，避免伤害市场的公平竞争。我国的科技规划是政府技术政策的主要内容。有研究表明，它虽然对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但存在以下几个主要缺陷：①目标分散，重点项目不突出，在某些领域具有显著的维持部门常规科技工作运行的特征；②技术项目选择带有明显的“定向需求”特征，执行部门侧重于近期效益，急近功利，追求产业化倾向明显；③在管理上，层次过多，责权关系错综复杂，约束力不强，监督、检查、调控缺乏有效的保障措施（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1997）。
保护知识产权是一把双刃剑，一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最优力度是由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我们要在盗版软件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之中权衡。在技术、知识显著其高价值的时代，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大势所趋，产权保护期限国家也很难有所选择，但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还可以通过产权界定费用（申请费、维护费）与产权保护费用（诉讼费用）来控制，费用越低，保护的力度越大。
由于技术交易本身的特点，决定了技术市场发展的空间有限。多数国家的政府在技术由科研机构向产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除提供一定的规则与优惠政策外，还往往直接承担转移中介。如美国的国家技术转移中心（NTTC），英国技术集团（BTG）。鉴于我国科技体制的特殊性， 在一段时间内，使得我国的技术市场可能比国外更为活跃。我国自1986年以来，技术市场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同时还成立了一些常设的交易市场。但近期以来，无论是技术市场的研究者，还是技术市场的参与者，都失去了早期的那份热情，也表明了技术市场的运作远没有人们预期的那样高（曹志华，1995）。
1.2 人才及人才市场
人才具有专用性。由一般教育和培训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对所有的企业都是有用的。然而，通过特殊训练而形成的一些独到的知识与技能，如特定类型企业的技术、工作伙伴间的决窍、人与人之间的联络网等，对不同的企业来说，价值是不同的。
人才的价值具有难以计量的特性。一般劳动力的价值容易计量，奴隶贩子只依据奴隶的强壮程度便可给奴隶定价。对高技术人才而言，尽管有一些信息可供直接利用，如学历、工作经历、健康状况等，其能力的衡量还是非常困难的，定价过程非常复杂，定价成本也很高。
人才是高技术企业的核心资源，与传统企业不同，以人才为核心是高技术企业组织形式的显著特征。由于对人才监督的成本高，高技术企业也就形成一种让高技术人才分享企业剩余、以调动人才积极性的组织方式。
人才可否流动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人才流动后所能实现的收益，第二个方面即人才克服不利用于流动的“壁垒”所引起的成本。与一般劳动力流动相比，高技术人才流动在这两方面都有所不同：一方面，由于人才价值难以计量，而引起交易成本较高；另一方面，高技术人才所从事的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其价值实现的程度与其所处的环境关系很大，流动可能意味能更充分的发挥其才能，从而创造更多的价值。
人才流动无疑有利于资源的配置，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据对我国部分高技术企业的调查，技术人才流动是企业技术泄密的主要原因。企业培养的人才将来能否在本企业工作，也成为企业人才计划中考虑的中心问题。在韩国，针对企业人才流动所产生的外部效应问题，从其它企业“挖”人才的企业可能被起诉（Lee，1995）。
市场通过竞争来给人才定价，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在我国，相比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在人才市场上较为活跃，原因是它们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余地和能力，以市场价格接受人才，而国有企业的出价往往低于市场价格。段永基（1998）在谈到信息企业的五个特征时说：“信息产业中最大的特点是智慧资本贡献率极大。对此，国营企业很难适应。所谓智慧资本，说白了就是给脑袋定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给脑袋定价的机制，民营企业则不同”。
我国的企业家阶层也未形成一个市场，在多数高技术企业，创业者仍然主持着企业。这批创业者在企业产权未界定之前，流动的愿望不大。创业者与经理阶层，目前还合二为一，未曾分化。创业者多是工程技术出身，他们占据经理的位置，意味着对专职经理的需求也是有限的。相反，外企在中国的分公司对我国自己培养的经理人员倒是青眼有加，成为“猎头公司”的最大顾客。
在我国，相比于人才市场无序流动所带来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政府对人才流动量大、面广的制度约束。户籍管理制度、人事档案管理制度、毕业生分配制度都阻碍了人才市场的形成与完善。同时，实物形式的福利分配方式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也阻碍了人才的合理流动。在需求方面，国有企业的机制决定了它使用人才效率不高，需求相对不足。
由于高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以及滞后的供给使得高技术人才成为一种极为稀缺的资源，国与国之间的高技术竞争转变为人才的竞争。参与这种竞争，企业营造的小环境固然重要，但国家开明、公平的大环境，对人才国际流动取着决定性的作用。
1.3 资本与风险投资市场
创新带来风险，风险来自于成功的不确定性以及未来市场的不可知等。这种风险特征将创新对资金的需求与规模扩张对资金的需求区分开来。创新不是高技术所特有的，但提供持续的创新机会是高技术所特有的。正是由于高技术的持续不断的创新机会，使创新量在这个阶段骤加，才产生了风险投资市场。传统的创新多在大企业内部发生，资金也来源于企业内部；而高技术则很大一部分诞生于一批拥有技术但无资金的“技术专家”之手，因而产生了对资金的需求。而且由于这种独特的创新组织方式，使企业承受风险的能力有限，从而使高技术创新比传统创新具有更大的风险。
传统资本市场不能为新诞生的高技术企业提供融资，导致了新型投资关系的出现，也使资本市场的范围得以拓展。传统的资本市场也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资关系不断优化的结果，但对于新诞生的高技术企业，利用传统资本市场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对创业者而言，复杂的手续与高昂的交易费用减缩了它通过传统资本市场的信心，而常规的信息披露也不利于其迅速的发展；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在全新的领域，其分析企业前景的难度加大，而且高风险也意味着分散风险的资金量必须增加；同时，也增加了国家金融监管的难度。
由于高技术产业的高收益，一种新型的劳资关系产生了，并且带来了额外的收获。这就是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家与企业主面对面的交流，投资者获得通过股市得不到的“全真”信息，企业的价值在讨价还价中得到合理确定。创业者通过风险投资家的信息网，扩大了自己的视野，风险投资者长期形成的对企业的评价，成为创业者创新与发展的一个准绳。创业者不仅得到资金，而且得到了对其发展前景的更合理的构想。
上述是风险投资市场形成后的理想状态，在风险投资市场形成之初，它们并不具有这一切理想的功能。风险投资者为得到高回报、尽量降低风险，费尽了心机。为降低风险，他们往往只投资于某一两个自己熟悉的领域。“与通常对问题的看法不同，风险投资公司并不起源于圣弗朗西斯科的金融市场，而是来自于硅谷自身产生的财富。事实上，第一轮电子公司中的工程师和商人靠他们自己的经验来证实创业过程的可行性，以及有足够能力判断新建公司的可能性，从而为下一轮新公司的成长投入资金。这样，尽管主要金融机构在硅谷的风险资本市场的办事处开业于80年代，而在这以前，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硅谷自己的社会网络就创造了自我支持的金融系统，以他们所积财富的再投资部分去培育下一批企业家”（Castells&Hall，1996）。
风险投资家通过“试错”摸索合理的企业评价准则也付出了代价，这些代价在当时对风险资本的供给是不利的。由政府来承担这种代价恰是促进风险投资市场发育的方式之一。政府的政策对风险资本市场的影响很大，美国70年代与80年代投资所得税税率的改变，使得风险投资供给量大起大落。欧洲各国政府也在采用各种方式大力推动内险投资。但“风险投资公司的存在似乎是高技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构成其原因的因素”（Castells&Hall， 1996）。美国培育了完善的风险投资市场，早期减免税对市场发育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近期的研究表明，目前是产业本身的回报而不再是税收政策成为市场运行与发育的推动力 （Bygrave& Timmons，1992）。相反，英国的风险投资，仍被认为是减税政策的产品，它不具有风险投资机制（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1993）。
风险投资发展的规律与风险投资机制给我国发展风险投资提出了思考。高技术产业是否提供了高的回报、投资者对风险的承担能力与分散风险的技能、投资者是否具有与企业家交流的能力、双方的信息能否共享、投资者挑选赢家的评价准则的完善程度，都决定了我国风险投资市场能否真正形成。
1.4 产品与产品市场
高技术产业的高收益是通过产品市场来实现的。高技术产品市场的垄断特征决定了其高收益。虽然规模经济所造就的垄断也不排除高技术产业，但在一般意义上，高技术产业的垄断收益是通过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所造就的。
高技术产业以前所未有的产品创造了需求，而且由于技术机会不断涌现导致旧产品迅速被新产品所淘汰，从而与传统营销相比，高技术产品的营销观念与手段发生了变化，产权在厂商与顾客之间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分割。企业出售了商品，但仍然保留了培训顾客、故障维修、升级更新的责任（权利），银货两清的传统交割方式不适用于高技术产品已非常明显。也因为如此，产品与培训这两种原则上可以分割的商业行为在高技术产业中分割比传统产业更加困难。
在高技术企业这种创造需求的销售方式上，企业行为与其所得之间的缺口要比传统企业大得多，也就是说存在较大的正外部效应。联想为普及计算机的“信息快车”活动使所有的计算机厂商受益，从而可以推断，它所作的投入远比从社会角度而言应该投入的要少。
在我国，高技术企业多是民营机制。然而，由于高技术商品的集团用户很多就是国有经济单位，通过产品市场，国有经济的运作方式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很大。关系、人情替代了产品的质量、价格参与竞争，地区间、部门间市场的分割，严重损害了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直接影响到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政府采购本身是市场，降低了高技术企业的市场风险。如美国航空工业、计算机和半导体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府采购。如果采购的商品用于基础设施，则同时培养了企业的顾客。政府改善教育、加强对通用技术的培训都降低了企业创造市场的困难，使潜在客户向实际客户靠近。通过法规，不仅影响产品市场，同时还可能影响新产品的开发。例如美国加洲对未来各汽车厂商在加洲汽车投放量中无污染车辆比例的规定，促使各大汽车生产商开发高能电池。我国对电视卫星接收器安装的审批制度，限制了电视卫星接收器市场，使企业对这种产品不敢问津。
高技术商品是国际市场，同时又是个垄断性较强的市场。即使在信奉自由经济的国家，也采取了有利于本国企业、甚至是有损于他国企业的贸易政策（Tyson，1993）。 战略性贸易理论也给高技术产品贸易中的政府保护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Krugman，1987）。 依靠政府提供的买（卖）方信贷政策，本国企业在开拓市场时就占有优势和主动；对从其它国家高技术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可以降低本国企业的市场开发风险。
3 总结
高技术处于其产业技术周期的上升通道中，以较多的技术机会与市场机会为特征。高技术产业所创造的垄断利润，是其高收益的来源，也是我们度量知识价值的基础。
高技术及其产业的迅速发展，加剧了经济的不均衡，导致新的、更优的帕累托改进出现。在高技术领域中，除企业越来越多的表现出以技术为核心、以是否有利于技术积累、技术进步为标准的组织方式外，与高技术及其产业相关的市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甚至创造了全新的市场组织方式（风险投资）。
同时，市场的发达程度、政府行为的方式也影响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市场规则形成是一个不断试错、具有较强的路径依存的渐进性过程，这种路径依存的特征以及市场失效存在，决定了完全依赖市场发展高技术产业具有很大局限性。但政府在介入方式上应该有所选择，以保证高技术产业发展与推动市场发育作为双重原则。高技术领域存在大量的技术机会，竞争是技术机会实现的主要动力，不对竞争构成损害是评价政府发展高技术产业行为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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