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文化：从传统到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传统论文,女性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女性
中国女性文化伴随着中国漫长的父权封建制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形成，形成了一种可谓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内涵，在这个内涵中，“性别／位置／角色／属性”是一串重要的文化识别符号。它们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它们中间任何一个符号的出现，同时也意味着其余符号意义的同在。在实际运用上，它们成了可相互取代的指称。假设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个“女性”的，那么，她就被社会意识“意识”了自己这一生所处的“阴”的位置。而阴位，即“坤位”，早在中国上古时代的卜筮之书《易经》里，这种位置的属性便已被规定好了：“坤，顺也。”[①]顺，即顺从。之所以要“顺从”，是因为这个位置的“卑”，阳为天处上而尊，阴为地处下而卑，“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②]这是中国数千年以来至今仍盘踞在广大国民意识深处之“男尊女卑”观念的显在。同时，她的角色分配业已注定：主内，做一个媳妇、妻子与母亲。在这之前，她必须在娘家（女儿期）接受一整套的妇德教育，为着将来扮演好这些角色而精心准备。
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做为女性，她们最高的人生价值、美德规范是做一个孝妇、贤妻与良母。她们会因之受到男权社会的极大称颂，会被记载在男人专权的典籍中，尽管她们大多数仍旧无名，只以某氏、某妻或某女的模糊名目出现。如被记载在《明史》中韩太初妻刘氏的孝行：她以自己的血肉为药引子，多次治好了婆婆的病，挽救了婆婆的生命，推延了婆婆的死亡。[③]这是一个媳妇用肉体最痛苦的“凌迟”之刑来完成的道义上最美满的孝行，它表示了一个女人必须对其公婆履行的一系列孝顺义务的限度，同时也表明一个女人修持圆满妇德所必具有的血腥方式与实质。在有关清末慈禧太后专权过程的多种故事版本里，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西太后慈禧虽因子母贵，但对懦弱的东太后慈安原还是有所忌惮的，因为传闻慈安手中持有咸丰遗诏。于是慈禧效孝妇之行，剜肉做药引子，慈安因此对慈禧大为感动与放心，终于当面烧毁了咸丰帝暗遗的那条专辖慈禧保护正宫安全的密诏。[④]可见当时社会，人们对孝妇褒扬与崇尚的程度，慈禧利用了这一点，为自己专权参政扫清了来自宫内的阻力。
贤妻，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丈夫对娶妻的最普遍心理期待，也是社会对妻子角色是否称职的评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因为夫妻关系的主从性质，妻子的本份与职责就是为满足丈夫的需要而存在的。汉时的女教圣人班昭形象地说：“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⑤]事夫便当如事天。如何“事”呢？其一，是需对丈夫的事业及生命有助，谓之贤内助也。元关汉卿的著名杂剧《望江亭》中的谭记儿很能代表这种内助的作用：身为潭州理官的白士中，面对持皇帝尚方宝剑与金牌前来取他首级的杨衙内束手无策，妻子谭记儿挺身而出，扮做一美丽渔妇，以酒色迷之，赚取杨的皇帝宝剑、金牌，从而保住丈夫的官职与性命。[⑥]其二，是对丈夫的忠贞守节，从一而终，不管丈夫在世不在世。中国大地上虽经文革破坏而今犹存的贞烈石头牌坊，就是用节妇们的青春与生命换来的。电影《红色娘子军》有一个场面，一个乡村女子将姐妹引到她的床前，撩开床纬——同时也把中国一个偏僻地区的贤妻生活撩开给观众看——与她夜夜同枕共眠的是一个代表她那未婚而死的丈夫的木头人，她的生命终身属“他”所有。但是，做一个贤妻的内容，有时还包括她必须听从丈夫的意志而放弃做一名贞妻节妇。如清李渔记载的明末南京地方上一位秀才娘子，在乱军到来之际，原是抱着捐生守节意愿的，但在丈夫存孤的需要下，她只好不做烈妇做了军妓。[⑦]总之，唯丈夫的利益高于一切，是为贤妻。
良母，是做为一个好母亲标准。实际上，除了特殊情况外，女性出于母爱的天性，大多都会悉心喂养自己孩子的。但这里“良母”的意思，更多的是要从母亲的角度出发，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教养孩子成才。如在中国流传甚广的“孟母三迁”。而实际上，一个女人在做孝妇贤妻与良母之间，有时会处于种两难境地的。正如美国学者凯瑟琳·卡利兹所注意到的在《绘图烈女传》中所绘的康夫人之孩子，因为康夫人的尽孝，把母乳挤给婆婆吃而饿得直哭。[⑧]可见，在这里孩子的利益被孝道牺牲了，母爱也同时被牺牲了。那么，到底怎样才算一个“良母”呢？也许可以用曹禺的名作《雷雨》（1934）中男性家长周朴园对妻子繁漪的态度来说明：周令其妻吃药，其妻表示不想吃，周说：“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⑨]“服从的榜样”，这就是传统文化对良母品质最重要也是最具体的要求与认定。
接受现代化洗礼的中国女性
中国女性“孝妇贤妻良母”的角色文化模式，在本世纪初中国剧烈的社会变革与思想变革中受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重大冲击。当时的有识之士，面对中国腐败没落之现实，无不痛感封建体制的腐败没落，人心不古，人心思变，反封建主义思潮遂成为主流。而西方现代文化挟物质文明、学术思潮，还有军事侵略，长驱直入国力衰弱、国门洞开的中国，在引起国人极大的震惊外，同时也引起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反省与批判，尤其是对可称为惨无人道的女性文化。在关注国家与民族前途的视野中，在关注“人道”状况的视野中，女性所身受的非人待遇才被人们前所未有地关注并被力倡改善。在此情况下，中国的“男人接过女权主义反对封建主义”。[⑩]女性在这场推翻封建固有秩序的斗争中，可以说是不“自觉”地就成为一个“妇女解放”的天然同谋者、参与者与受益者。另外，在中国女性文化传统主流之外，也一直存在着一种反女性文化传统的声音。她们并不安于既成命定，她们通过改变服装的方式来改变文化性别，从而改变了自己命定的身份与位置；从而跻身于男性角色的行列中得于一展毫不逊色于男性的才华；从而打破了一种有关于男女能力与智力有别的神话界限。如从著名的六朝乐府《木兰诗》中的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一直到脍炙人口的清长篇弹词《再生缘》里的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而在清末出现的反封建战士，女革命先行者秋瑾（1875～1907）就是这一隐形传统的承继者与显在者。中国女性的传统文化使她不得不成为这样的一个女人：当她走上革命道路之日，便就是她不能不背弃做“孝妇贤妻良母”之时——她不得不抛夫弃子离家而去。她常常把自己妆饰在一袭男装之下参与社会活动，这种反传统规范的行为是否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证明：即使是做为革命者的秋瑾，在她文化女性的意识深处，仍隐藏着她对是女性——以文化本质的服装为性别鉴别——就该天经地义地成为孝妇贤妻良母的潜在认同？但对其家庭来说，她事实上就是一个十足的不孝之妇、不贤之妻、不良之母。这也许便是秋瑾每每慨叹身不得男儿列的隐情隐痛吧(11)。
在秋瑾同时或稍后，一批生长在较为开明的中国贵族家庭或知识家庭的女性，得西洋现代风气尤其是女权思想之先，也不约而同鄙视并拒绝自己本该扮演的传统角色。如杨绛的姑母们，一定深受当时西洋女权思想的影响，否则她们恐怕很难做出：虽由父母之命而嫁，然而“出嫁后都和夫家断绝了关系”。尤其是三姑母杨荫榆，其夫为独子，她不仅抓破丈夫的脸皮，后索性就不回夫家，更莫谈为夫家生儿育女。她抛弃了做“孝妇贤妻良母”的角色后，苦学勤工，先后留学日本、美国、从事女子教育，直至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12)她们是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从家门中跑出来，从夫门中跑出来，从封建婚姻中跑出来的女权代表。她们厌弃传统文化，她们企图从西洋现代文化知识的汲取中，来改变自己的传统属定命运，做与自己的祖辈女性不一样的人，过不一样的人生。
与此同时，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与众多家庭中，“孝妇贤妻良母”仍在源源不断被制造产生。如巴金小说《家》中的人物瑞珏。巴金用传统经典的女性形象，一个典型的“孝妇贤妻良母”的形象塑造与其死亡，不再重弹“善有善报”老调，而是以其悲剧的毁灭，涉及了传统女性角色事实上毫无生路的揭秘。这无疑从另一个角度促动了人们反省：中国女性也只有接受现代化，把自己从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才有出路与生机。
传统与现代化狭缝中的中国女性
艰巨的、复杂的中国妇女解放，却竟想不到地被挟在中国民族革命、阶级斗争的过程中，随着无产阶级政党的胜利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而顺利完成。此后，女性问题，不再因反封建任务的需要与迫切而被重视与提出。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妇女解放了的表象之下，如妇女参加社会工作，同工同酬；在制造了女性对自己性别意识的漠然之下，如妇女半边天，男女都一样，性别压迫与性别歧视依然强大地存在于革命阵营、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以及个人意识之中——反几千年封建文化意识的任务实际上远远还未完成，也不可能就此完成。中国女性陷进了一个对性别问题既十分敏感又认识模糊、既言不由衷又无法言说的境地。从说个体（女性）话语蜕变成说大众（革命）话语的女作家丁玲，在四五十年代书写了大量的革命作品间写了一点对女性问题的观察与思考的作品，便被革命视为异己分子，直至远远发配到北大荒不再写作发言为止，可见当时意识形态对女性问题（当然还有别的问题）忌言的程度。
中国重提女性问题是在被称为本世纪第二次思想解放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思潮，再次藉世界性文化交流之气候与中国加速现代化之契机，堂而皇之地涌进国门，给思想文化界带来了革故鼎新的助燃剂。中国文化女性的较为宽松而活跃的人文环境中，开始尝试直面男性谈论男权状态下存在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压迫问题。女作家开始在自己的文学本文中呈现这个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孝妇贤妻良母”的角色内涵在两性关系的历史层面上，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与剖析。
在大陆，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启蒙”与女性主义话语渗透现象是显而易见的。在职业女性身上，她们从并不意识到自己是女性性别始，或是忌讳或是模糊，到意识并强调自己的性别，并把自己的性别意识带进自己的工作或作品中去。人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涌现的一批女作家从努力创作与男性作家同步话语的作品，到终于有意识、且不耻讲述出自己有关于性别问题的种种体验与故事。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率先尖锐地把一个长期以来人们避而不谈，或无法说清的问题揭示出来：即在中国目前的性别意识状态下，即使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文化素养的知识女性，也根本不可能在自己的追求事业、坚持独立与做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之间兼得；同时她还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女性所特有的两难境地，即要爱就必须牺牲，牺牲自我、个性。譬如，在爱人面前最好只表现你的女性气质，对爱人温柔、顺从、注意不要在爱人面前显示你比他高明，事业更成功，或仅仅是社会事务更多；但同时，你也不能纯粹按传统方式做一个完全的贤妻良母，因为，他再不会喜欢一个完全没有自我没有个性的女性。这就是张辛欣的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指责她太要强时的感觉：“我根本不是要强，而是你把我推到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路上。”但她真的要依靠自己时，她便要面临失去他的爱，因为他并不欣赏她“太”要强①③]所以，中国的现代知识女性就不能不成为躲避在张洁的《方舟》里的那三个结过婚了的知识+职业女性。他们各自从家里、丈夫身边逃出，当然不可能是“孝妇贤妻良母”，同时，她们也无法成为好的、成功的职业女性，因为她们再也无法从社会里（大家），从男性（同事、上司）身边逃开。其实，从女性的家中的遭遇，实际上也基本可以明了她们在社会上的遭遇，家在中国，历来就是国的缩影。(14)。
同时，另外一批女作家的作品表明，即使是在知识女性以外的劳动人民阶层，传统女性角色是否存在也很值得怀疑。以写实著称的女作家方方在她的《风景》(15)中，池莉在她的《你是一条河》(16)中，第一次让读者面对了这样一个不无残酷的事实：她们在这样的生存境况逼迫中，怎么可能会成为“孝妇贤妻良母”？在公众道德价值的评定中，她们也许是；可在她们自己家人心目中，她们也许根本就不是。而被认为具有现代派写作风格的作家残雪，在她作品中出现的女性，往往更是妻不妻，母不母，女不女。近两年倍受批评家瞩目（还包括非议）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如翟永明、伊蕾、唐亚平、邵薇等的诗歌创作，如林白、陈染、赵玫等的小说创作，如叶梦、唐敏、荒林等的散文创作……表明在新一代的知识女性那里，一种中国传统文学中前所未有的，显然受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所启发、所熏陶出来的新女性话语的出现。譬如林白创作的《致命的飞翔》，从写作行为到作品本文显然与法国女作家埃莱娜·西苏关于“飞翔是女性的姿势”的隐喻有着一脉相通之处：女性用语言飞翔也让语言飞翔。(17)林白在她的小说里，让现代都市女性继李昂笔下的那位传统乡村女子在性压迫下失常而举刀杀夫后，也举起刀理智地杀向让自己在性爱中倍受屈辱与不平的爱人。(18)这在中国，是很石破天惊的一次女性性感觉的暴露。因为，在中国的两性生活中，做为妻子（或情人），她被注定有义务、天经地义地永远为性伴侣的需要奉献自己，甚至男性还乐于看到对方的不能忍受或痛苦，他们可以以此向他人夸耀证明自己的性强大与征服力；而女性则永远不能表示自己对对方的不满足，甚至羞于仅仅是向对方启齿，因为这则表明女性在道德品质上的败坏。
在台湾，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比大陆更显“风起云涌”。(19)女作家廖辉英的《油麻菜籽》（1982）展示“贤妻良母”那“油麻菜籽”命的无可奈何的悲哀生命实质；李昂的《杀夫》（1983），表现女性如何被此挤压得被动走向“文化”的反抗面去的。而袁琼琼用《自己的天空》（1980）一脉相承了西方女性主义的经典话语（如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吴尔夫的重要文献《自己的房间》），象征了女性做为一个独立于世的人所必备的一个生存空间——这个空间已经被人们，包括女性自身忽略掉很久了——它显然既是物质的，同时又是精神的。
中国女性新文化正在进行时
综上所述，近100年来现代西方女权思想与女性主义思潮对中国女性文化有着两次重大的冲击。一次发生在本世纪初左右，它使中国先进女性在她的同盟者先进男性的召唤下与帮助下，从封建家长制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婚姻自主，从而使自己有可能因为参与社会角色的扮演而不能扮演专属女性的“孝妇贤妻良母”角色；一次发生在本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它使中国女性从“性朦胧”中苏醒过来；从停滞在“男女都一样——以说男性的话、做男性工作、穿男性服装”为标志的“平等”之中，开始性别的觉醒，针对有史以来于今仍存的两性间的不平等状态，真正关注自身性别的历史状况，审视其文化形成，呈现其性别生存现状，争取其性别利益。从近几年来的女性文学文本中，我们发现，新一代的知识女性不仅拒绝女性传统角色“孝妇贤妻良母”在自身上的延续，而且反过来质疑并解构“孝妇贤妻良母”的定义及其存在。她们正在寻找“女性是什么”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如果说，中国女性在前一次现代性的进程中有男性同盟者的话，那么，这一次，她们不能不、不得不呈孤军奋战之势，是在进行“一个人的战争”(20)：在外部，它似乎直接表现为一个性别针对另一个性别的思想之争；在内部，它直接表现为现代女性针对传统女性的思想之争。
但是，与中国现代知识女性对两性关系、对性别文化呈愈演愈烈的探秘之势相比较，一种属于公众的、社会的、传统的，实际上就是男性视点的强大话语则表明了不以为然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态度。1996年在中央电视台公演的一部被重点宣传为重新呼唤我们民族优良传统的电视剧《咱爸咱妈》中，来自乡村的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二媳妇心兰，被赋予经典的“孝妇贤妻良母”的品质与温柔贤淑的可亲形象。与之相比照的则是来自都市现代知识分子+高级干部家庭的相当洋派的大媳妇罗西，她不仅不愿花钱为公公治病，最后还与丈夫离了婚，离开孩子。其自私刻薄的形象令人厌之唾之。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形象定式后面，显然是一种以土（本土的或认同传统的）抗洋（外来的或西化的），以乡土文化（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的）抗都市文化（深受西方现代文明浸染的）的意识在支配着创作。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精心策划，重点宣传的道德剧中，它不再是简单地重复劳动人民是唯一道德英雄的观念，有现代化知识装备的人才也被特别重视。只是，这种又有知识又现代化同时又兼任传统道德英雄的角色，无一例外落在男性身上。在《咱爸咱妈》剧中是乔家伟，乔家伟既是劳动人民出身，本人又是知识分子，从事高科技工作，同时他又是个尽孝之子，仁义丈夫，有责任感的父亲。这样的一个男性，代表着本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最理想结合。而在女性形象身上，她们只有分裂——她们在大众的审美期待中，被编导分裂：要么是土里土气的传统式“好女人”，要么是洋里洋气的现代式“坏女人”。
可见，虽说在目前的中国，女性要摆脱自身的旧文化因袭已不可能不接受西方女性主义的冲击与影响，而且改革开放也提供了这样的良机：社会现代化不能被中止，中国女性的现代化与不可能被中止。自强自立自尊自爱的新女性话语被各级妇联组织反复灌输给基层妇女，以取代她们的旧文化观念便是明证。接受现代化洗礼的女性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回到从前的“非人”状态中去。但在她们还远未建立起一种融旧与新／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之精华为一体的新文化女性的模式之前，在女性自己的愿望、实践与仍作为“民族的”“本土的”“传统的”的公众期待之间，的确存有相当的差距，甚至矛盾。迄今为止的中国女性文学本文的某些遭遇，足可表明女性主义在中国仍然处在“自话自说”的状态。它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自鲁迅的《伤逝》(21)产生的时代以来，众多的文学文本欲说还休的中国女性生存真相：她们是如何不得不进入社会角色之中以求摆脱她们的传统角色与既定命运；而她们社会角色的形成，又如何扰乱了原有的社会关系、两性关系的传统秩序，以及她们身置其中前进的困难、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状况。它甚至会被用很不乐观的叙事基调警示，两性现时正在渡过的是一个重新建立两性新秩序的艰难前期；传统的两性关系由于女性的新文化正面临着危机，甚至崩溃。因此，女性主义在中国要达到一种理想的渗透，在中国落实化并本土化，恐怕还有待时日；建立一个两性认同的中国现代女性角色的新模式以取代传统模式，也还有待时日。
注释：
[①]元阳真人著，倪泰一编：《易经说卦传》，《周易》，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②]班昭：《女诫·卑弱第一》，《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曹世叔妻》，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87页。
[③]《明史》卷一八九，《列女传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691页。
[④]蔡东藩：《慈禧太后演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⑤]班昭：《女诫·专心第五》，第2790页。
[⑥]臧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⑦][清]李渔短篇小说集《十二楼》之《奉先楼》，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⑧]李小江等主编：《性别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68页。
[⑨]曹禺：《雷雨》，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⑩]李小江等主编：《性别与中国》，李小江认为这是女权主义进入中国的一个特点。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页。
(11)郑云山著：《鉴湖女侠秋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2)杨绛：《回忆我的姑母》，《将饮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7～116页。
(13)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收获》1981年第6期。
(14)张洁：《方舟》，《收获》1982年第2期。
(15)方方：《行云流水》，长江文艺持版社1992年版，第88～150页。
(16)沲莉：《你是一条河》，《小说家》1991年第3期。
(17)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
(18)林白：《致命的飞翔》，《花城》1995年第1期。
(19)这里借用台湾子宛玉主编的《风起云涌的女性主遗批评》一语，以概台湾女权运动与女性主义思潮流行的现象。谷风出版社1988年版。
(20)这里借用女性主义作家林白的小说之名《一个人的战争》，以概括中国女性在当下文化进程中的精神状态。小说见《花城》1994年第2期。
(21)《伤逝》中的新文化女性子君置社会家庭的非议于不顾，勇敢争取婚姻自由，成功地与爱人涓生同居，但涓生不久后就发现成为妻子的子君全然与先前不一样了，平庸、怯弱、依赖，在涓生的冷淡与厌弃下，子君只有回到娘家，并寂寞地死去。鲁迅《彷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14～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