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与独裁民主论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民主论文,丁文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30年代中叶，国内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对认识中国政治本质具有极大意义的独裁与民主论战。参加此次论战的中心人物均在欧美大学受过相当的训练，且同为“独立”社成员。而作为两军主将的丁文江与胡适更有着近20年的密切交往，二氏前此观察世界的理据虽多有分别，由此提出的各类政见却相距不远；但发展至30年代国难益形危迫的特定时势下，相对于胡氏立场的一以贯之，丁的观点犹似被打成两橛，与前者呈现出问政以来少有的分立对抗态势。
迄至目前，学界对本次论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不过由于观察视点平面化的局限，导致对丁文江本人的判析往往流于浮面，笔者以为在其纵向思想脉络的依托下，该论题尚有未发之覆。
一
此次论战的始作俑者是《独立评论》的发起人蒋廷黻。蒋的“独立”评论一贯有无条件拥护当前政府的倾向。1933年底闽变发生，他愤然于国家“没有一次内战没有被外人利用来作侵略的工具”，断言“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继以英、法、俄三国建国经验为衡鉴，认为中国首先必须经历专制建国而后可昌言其他。[1]此论一出，胡适立即作出反应，他不同意专制是建国的充足条件：“与其说专制是建国的必要阶段，不如说政权统一是建国的条件”。胡氏反对独裁论最有信心的依据即为其民治幼稚论的心得，他说：“我近来观察考虑的结果，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现的新式独裁政治真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2]“研究院政治”对个人能力的严格要求在胡适看来远非当前国人所堪趋就，在这种状况下的揠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
胡适驳论甫出，蒋廷黻随即跟进，再次引申发挥自身立场。他认为西洋制度固然良佳，惜乎于割据纷纭的中国并不合适，国内现状只能以“个人专制”为理想。[3]最先与蒋氏立场声应气求的是吴景超的“武力统一”论。吴通过对国史的观察，总结出一条治乱循环的“特定法则”，即在一个周期内必定经历由乱而治的三个阶段，他诊断中国目前尚停滞在循环期的第二阶段——群雄割据期内，“除却武力统一的方式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完成统一的使命”，而推行武力统一的“领袖迟早总要出现的”。[4]
论战发生伊始，丁文江并未置身其间，直到一年后实际才有正式的论争文章加入。就其之前的整个思想脉络而言，丁对民主与专制两种体制本没有此优彼劣的价值判断，并不迷信二者中的任一本身，而更看重其中“人”的作为；他期冀通过“好人”们（私德能力兼备）的努力来促成最为符合特定时势之政治状况的实现。丁氏此一持之甚坚的中心进路，造因实多，统合而论，约有数端：其一，丁思想的定型期为其留学英伦的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民主制度于部分欧美国家虽已确立，但尚在“试验”途中，成败优劣难以预知。一战所体现的“西方的没落”及二三十年代专制体制世界范围内的回潮，似也提示民主制度本身并不可恃。其二，丁文江以科学为本业，专业训练中所获取的认识与精神，也不允许他对任何一项“未经充分试验”的制度顶礼膜拜。他坚决反对不顾具体国情的盲目移植，而倾向于从对国内实际症状的把脉中寻找出有“针对性”的救济之方。其三，丁是民国学界有名的行动主义者与实干家，在建言献策中往往注重实际的“可操作性”。其四，丁心慕手追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思想家的气质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定意态，对其也不无影响。上述诸因，交相作用，共同促成了缺少“制度”依恃的丁氏将“好人”们的起而用世持为政治清明社会改良的唯一正途。
日本侵略日深后，丁的所有建言几乎均为围绕国内安靖统一御敌的中心要求而发。1934年初，他又发表《公共信仰与统一》一文，从信仰的层次对国内各势力集团的因应趋向建策。丁文江认为，近代化已成当今世界潮流，然而其“必需品”在中国几乎完全没有发育成熟，这除可归咎到诸多不利条件外，最重要的原因尚可从“二十年来对于政治活动有兴趣有能力的人始终没有找着一种最低限度的公共信仰”一点求之。在强调这类信仰实为一国政治安定的首要条件后，丁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举凡欧美所有的一切新旧思想在中国都发生了代表”，少数对政治“有兴趣有能力的人”因此“为许多绝不相容的主义分为许多的党派”，国家的分裂自然是适乎其宜。有鉴于此，他主张，在此统一刻不容缓的时境下，“希望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的人把个人恩怨各党的利害除开，平心想想是否我们可以承认一个最低限度的信仰，使得大家在这种信仰之下，有和平活动的可能。”[5]
公共信仰的构建虽如此重要，但丁在该文中仅对符合中国国情的信仰本身略有提示，未有充分阐解。不过结合他此前相关建言，基本轮廓大体可以把握。简言之，即以国民政府为框架，向社会至少是有限度的开放政权，保障国民的基本权利，积极吸纳对政治“有兴趣有能力的人”参与其间，共同促成相对较为理想的政治状况之实现。此种公共信仰虽与众多国人包括“独立”社各知友在国难背景下的要求若合符节，却明显打上了丁氏个人印记，其背后理据具有相当的独特性。这从是年5月他为回应社会上关于个体信仰的提问，而将自身信仰公诸于众以作此类讨论之基础的个人思想自述中可见一斑。丁认为维持人类社会运作的不是神秘性宗教，而是“人类合群以后长期演化”的“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大“善”所凝成的宗教心。他因此相信：“凡是社会上的真正领袖都是宗教心特别丰富的人，都是少数”；同样因为如此，他说：“我对于平民政治——尤其是现行的议会的政体——没有任何的迷信”。不过，在现代社会中推行独裁亦确非所宜，对此丁文江也有一定剖解。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任何富有天才的人”都难副独裁领袖之责，况且独裁制度本身流弊明显，其对政敌与批评的压制使领袖的腐化只是时间问题。职是之故，丁认为比较理想的政治状况应为，“做领袖的能够把一国内少数的聪明才德之士团结起来”，集思广益，“做统治设计的工作”。[6]
不难看出，投身论战前作为丁文江思想集大成展示的《我的信仰》，已昭昭透显出新式独裁论的呼之欲出。在此略需澄清的是，他在这时提出较为理想的政治体制，固然是受希特勒德国、斯大林苏俄，尤其是罗斯福美国这一“现代政治趋向的风雨表”的启示，不过事实上丁文江对此三国政治的了解并不真确，对它们的接纳毋宁说是应乎心而感于外，其中真正起统贯作用的依然须归结到“好人”政治的信念。
二
蒋、胡挑动的独裁与民主对垒随着讨论的深入，参与者益众，大体说来，依据所持观点的殊异可划作民主论、独裁论、折衷论三大阵营。对此种争持，学界所述已多，无需面面俱到，本文仅拟据丁氏的个人关切，作一些分析与讨论。
1934年12月，胡适为批评钱端升的《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观点，再次撰文申论前说，从而触发丁文江为文回应。[7]丁此时已出就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要职，大刀阔斧的改革、繁杂的日常工作挤占了大量时间，尽管如此仍拨冗参战，他在是月14日致信胡适，说明自己的《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正是胡氏上文的针锋相对之作。[8](P263)事实亦确如此，丁的所有观点皆为针对胡适而发。胡认为中国当前状况决定独裁绝无可能，丁文江则认定独裁政治诚无可能，民主政治更是镜花水月。因为中国百分之七八十的文盲是没有能力行使选举权的；胡适所最为倚重的民治幼稚论“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的看法，在丁看来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他说，实际上所有施行民治的国家无一不是政治经验最丰富的民族，苏、意、德等国转用独裁制，也正因政治经验缺乏而不得不然。
基于两种政治的比较分析，丁文江相信“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而且就中国的现行政体言，蒋汪巨公虽通电声称不赞成独裁，但国民政府何尝不是此种政治的化身，只是非蒋廷黻、钱端升等人所标举的“理想的独裁”而已。丁文江因此提出“新”式独裁作为现实政治的改进方向。所谓“新”式，其异于“旧”式之处，丁有非常理想化的界定：
一、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二、独裁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三、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材。四、独裁的首领要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9]
第一、二项最高级形容词的使用，体现了丁在现实观照下的思想困境：一方面独裁体制已成“唯一”可能，其不可依恃却又不言而喻——独裁领袖的腐化只是时间问题，两难之下，对领袖的选择只能是慎之又慎。
丁氏此论一经面世，迅即引动了新一轮的论战热潮，总体而言，反对之声多，应和之音少。对此作出最激烈反应的是胡适。胡在丁文首载《大公报》的12天后转载于《独立评论》时即将自己的回应文章同步刊出，隐约有挞伐异端以正视听的用意。胡认为，丁对民主政治本身较为隔膜，实际上“民主国家的阿斗易学，而独裁国家的阿斗难为”；因为现代独裁政治与传统不同，必须是以一党专制的面目出现，所以“独裁政治的成绩的大小，和独裁政制之下民众与国家受的福利或祸害，往往系于这二百万或四百万的‘专政阿斗’的程度与经验”，与民主政治相比条件更为严苛。胡氏指出，观点的分歧倒还属浑闲余事，其所造成的现实影响却可能所关綦巨，他强调“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10]胡适对丁氏持论负面影响的认知，尚有下列材料可资参证。1935年初，胡适在日记中录有对前一年的简短总结，主题之一即为此次论战，文中唯一提及的他人就是“丁文江先生”，这一称呼在胡氏日记中极显特别，似为绝无仅有的一次（其他皆以“丁文江”、“文江”、“丁在君”、“在君”呼之），个中自然也透示出对挚友立场非常不满的消息。胡在日记中还说，他在看了丁文后颇感失望，“即作长信答他，又附一短信说：你们这班教猱升木的学者们，将来总有一天要回想我的话。那时我也许早已被‘少壮干部’干掉了，可是国家必定也已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时你们要忏悔自己误国之罪，也来不及了！”所谓长信，或另有所指或即是《答丁在君先生》一文，总之较注重观点层次的辨析，短信才直指本心，揭示了情绪激烈的背后真旨。[11](P427)
另一位对丁文江直言批评的是陶孟和，陶认为，丁氏倚为现代政治趋向之风雨表的德意诸国“全都是民治经验最短，民治的传统最脆弱的国家”，其法西斯政府只是为应付国内“不可收拾”状态的“一种危机的政府”，将来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安定的政府。[12]明生氏则通过译介英国自由主义鼻祖穆勒的经典论述，说明“新式”、“理想”的独裁纯属虚妄。[13]吴景超则延续其专制政治必经论的惯常立场，给了丁文江一定的支援。吴说，民主政治固然是势所必至，但在国内条件充分发育之前强行引入，只会重蹈民初覆辙；凡是赞成民主政治的人都应该积极促进相关条件的成长，俾助于民主政治在中国的最快实现。[14]
对各方的弹赞，丁文江很快作出了反应。他认为所有的讨论都不应忽视这样的前提，即“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不但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我们的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和空前的经济恐慌。我们如何改革我们的政治，才始可以生存？”在此笼罩之下，等待外部条件发育的民主政治自然显得缓不济急，唯一的希望就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丁文江说，中国式的专制素来是不彻底的，所以国人备尝旧专制的苦，而不能享受新独裁的利；因此胡适所谓的“教猱升木”就当前政治的实况言，倒应当说是“补偏救弊”，至少也可部分履行知识阶层的责任，“使这种火少烧几间有用的建筑，多烧几间腐朽的庙堂”。丁氏于该文的结束处有一段颇费斟酌的辩白：
我少年时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又曾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问我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的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是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15]
此段后半部其意甚明，毋庸复赘。须深析而微辨者，就是丁对民主与专制政治的价值衡定。细按这段胡适名之的“苏俄旅行归来的一个结论”，[16](P519)意似民主政治在其思想系统中实占据价值理性的高位，独裁体制仅具备工具理性的功用。这种安排诚不全为遁词，但揆诸前文的相关分析，民主政治的理念在丁那里从未真正统领过全局，这虽然与其问政的具体情境及建言均为针对国内实际问题而发的特征息息相关，但胡适等人秉持自由价值终身不渝的事例也提示我们，丁文江至少是持念不坚。纵观丁氏思想脉络，他对民主政治所追求的一些基本价值确也低徊不已，但对后者赖以实现的根本保证——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迷信”，而是寄望“人”于其中的能动作用。换言之，他所终身依恃的不过是“好政府主义”的信念。
三
丁文江的“实际主义”气质似与“新”式独裁论好高骛远的内在规定存在若干抵触之处，但若结合这一时期他所发表的另三篇相足表里的文章一并观察，适足互相证明。对丁持论极为不满的胡适，20年后回头通读丁这一时期的所有文字时也认为，只有包括当时易为人忽略的此三篇政论，方会豁然体悟到“他的爱国苦心，他的科学态度，他的细密思考”。[16](P526)当然，《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科学化的建设》、《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方法》皆为丁氏面对社会舆论时的有感而发，并非针对“新”式独裁论的系统思索，所以琐碎枝蔓在所难免，但通方知类，由此却不难领会所谓“新”的实际涵括。
国难时期，有一种声音认定政府应加强经济的统筹管理，实行统制而非放任经济。这种观点显然不乏国际大势的参照，但丁反对此类不顾国情的盲目移植，他说：“这二十三年来我们亲眼看见许多从外国输入的主义和制度，一到中国不久就改头换面，完全失却原来的意义”；而认为若想从统制经济的施行中切实获益必须具备三大条件：第一“要有真正统一的政府”；第二“必需的条件是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的条约”；第三，行政制度必须彻底“现代化”。丁文江指出，上述三项不仅是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更是建设新中国的途径；在它们未充分发育前，妄行统制经济，不但是舍本逐末，而且极可能贻患无穷，“病人没有不死在解剖台上的”。[17]
欧美诸国的具体措置诚不可照搬，其背后的科学化精神却被丁视作国内建设的必然取径。他结合国内弊政的个体体认及科学建设的一般理解强调，建设的科学化主要表现在：其一，建设费用在没有外资输入的情况下不得超过国民经济的能力，否则易致国人陷身冻馁境地，与建设的根本归趋不合；其二，建设事业要有政治、经济等全盘考虑所确立的轻重缓急标准，一旦启动，必须有始有终，不得半途而废；其三，建设须职权统一；其四，所有事业在进入建设程序前必须有充分的研究与设计。与“事物的建设”相关合，丁认为人才的培育同样也是科学化建设的重中之重。他说：“假如国家不能养成专门的技师，一切专门的事业当然无法着手。比专门技师尤其重要的是任用专门技师的首领。假如他们不能了解科学的意义，判断政策的轻重，鉴识专门的人才，则一切建设根本不会成功的。”[18]
“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方法”可算作科学化建设中专门人才进行“充分研究和设计”的一个实例。有强烈指导舆论意识的蒋廷黻见及《独立评论》于经济问题“破”大于“建”的灰色立场，力矫其弊。[8](P264～265)他意识到非常时期“大力量的政府与政策”的重要性，指出当前的民族主义只有辅之以“高度的社会主义或民生主义”，才能成为“大有力的发动机”，首当其冲即应推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19]注重平等价值、关怀大众民生的丁文江对社会舆论与实际政治中的这一取向极其敏感，他认为，自国共分道扬镳以来，“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久已湮没不彰，现在已到落实践行的时候了。在综合分析各类反对论调所持诸般似是而非的理由后，丁相信，该政策不仅有推行之必要且有实行之可能。关于前者，他进一步解释道，“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不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锁钥，但其施行可使“最受痛苦的农民因此而减轻地租的负担，于政治上、经济上，都有极好的影响”。当然，该政策的贯彻确有若干不容回避的实际困难，其荦荦大者尤以购买土地的大宗款项最巨。丁吸纳时人的观点，认为此项资金完全能够通过整理田赋加以解决。不过，“耕者有其田”政策因所关非小，他建议可先在已有基础的山西简选数县试办，如果确有成效，择机推及全国。[20]
上述三篇关于现实政治的特别建言，具体而微地揭示了丁文江“科学化建设”的实际包涵，使其整个新式独裁制的理论思索稍免空泛疏阔之病。新式独裁殊胜旧式独裁之处愈益彰人耳目。此与“论敌”胡适自1930年代后放言无为政治的用心极其一致。胡对中国的各类“建设”常演至“中饱私囊”“营私舞弊”之结局所见实多，认为当政者既无技术又乏智慧，守成尚且不足，何敢奢谈“建设”，因此较早即大声疾呼，要求“政治领袖们彻底觉悟建设是专门学术的事，不是他们可以随便发一个电报命令十来个省分限几个月完成的。……他们明白了自己不配建设，然后能安分无为，做一点与民休息的仁政；等到民国稍苏国力稍复的时候，等到专门人才调查研究有结果的时候，方才可以有为”。[21]与民主体制约略契合的无为政治和以新式独裁为统领之“科学化建设”前后相继，共同为国难时期的因应之道提供给了有价值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