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比较视野下中国模式之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野论文,模式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球多元发展模式的比较视野下，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的情势下，需要我们深入反思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反思中国经验，探索中国治道，既是完善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需要，也是开创人类和谐发展道路的需要。
中国特色的自主发展之道
反思人类现代历史进程，其中蕴涵着现代化转型的逻辑：现代民族主体性的启蒙与发育，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自主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创造出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度滞后和遭受西方列强入侵导致的生存危机，使得谋求现代化的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成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主题。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迟滞也成为中国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近代中国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的救亡图存，才开始意识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之于现代化的意义。孙中山痛心疾首于旧中国的“一盘散沙”状态，提出以民族主义为首的三民主义，以创建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为前提谋求中国的现代化。这一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现代化路向被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真正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奠定了民族解放与主权独立的政治基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到改革开放时代，则在此前基础上进一步使中国富强起来。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发展的道路，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现代化的平稳转型，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乃至世界现代化历史上创造了空前的发展奇迹。
中国现代化成功的经验在于没有照搬别国模式，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自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从学习借鉴苏联模式逐步过渡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始于毛泽东时代，确立于邓小平时代，发展于后邓小平时代。60年来，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自主到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从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体现了中华民族探索中国道路的主体性自觉。
中国坚持自主发展道路，并不追随“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1990年出台的“华盛顿共识”，鼓吹新自由主义，以美国模式为中心推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与政府干预的最小化。拉美国家长期以来依附于美国，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改革，导致社会严重分化，社会秩序一度动荡，出现了“拉美化陷阱”。1998年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发表了“圣地亚哥宣言”，公开反对“华盛顿共识”，批评美国等发达国家把世界经济变成一个完全自由竞争体系的“不现实性”①。雷默在“北京共识”中指出：“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②他认为：“我自始至终地观察了‘华盛顿共识’，毫无疑问它失败了。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没有遵从‘华盛顿共识’提供的发展道路，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他们都把关注自身的要素作为首要的问题。当我们讨论‘华盛顿共识’时，首先注意的是人们想找到最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道路；第二，‘华盛顿共识’缺乏对社会传统的继承的想法，没有关于其他国家该自己决定自己发展的建议，我认为正是这两点，中国才显得非常非常重要。”③国际社会现在把目光转向中国来寻找发展经验，寻求新的共识。但无论“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都不可能对全球多元化的发展给出一个普遍的模式，各国都需要立足自身来探索适合自己的自主发展道路。
中国坚持自主发展道路，也不照搬西方化的市场转轨模式。苏东剧变后，“华盛顿共识”在俄罗斯一度盛行。俄罗斯叶利钦执政时期任用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作为顾问，推行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效仿西方并依赖西方的援助，即俄国必须引入和效仿西方市场经济特别是美国模式，向外国首先是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尽可能地争取西方国家的投资和贷款。这就是叶利钦时代俄激进民主派自盖达尔政府提出、此后历届政府实际推行的俄社会经济转轨政策和战略的主导思想。”④俄罗斯的西方化是想与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接轨，但事实上面向西方化的转轨并没有建立起好的市场经济，而是一度蜕变为“寡头市场经济”与“权贵资本主义”，至今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并未得到包括西方在内的国际社会承认。与中国改革相比较，俄罗斯经济转轨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盲目照搬西方模式，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激进的“休克疗法”。在转型期间，俄罗斯出现了巨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俄罗斯一些具有清醒头脑的理论家开始反思：“俄罗斯在建立市场经济时，不应该盲目地抄袭现有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德国模式、瑞典模式等），而是应当依据市场关系的一般原理，探索自己的、考虑到俄罗斯特点和历史传统的道路。”⑤这种照搬西方模式的政策直到2000年普京上台以来才得以扭转，普京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开始探索适合俄罗斯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
总之，中国特色的自主发展之道，既不照搬苏联模式，也不照搬西方模式，而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选择自主发展道路，没有陷入拉美地区的“依附性陷阱”与东亚等国依赖美国的“傍大款误区”，没有采取俄罗斯西方化转轨的“休克疗法”，不仅在政治与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与民族精神上保持了自身的主体性。自主发展之道是当代中国模式的主导战略选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根本的中国发展经验。在新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在自主发展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谋求自主创新的发展，正在加速建立创新型国家，最终将彻底扭转近现代以来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从被迫防御的现代化走向自主发展与自主创新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明模式。
市场经济的协调治理之道
市场经济的健全发展需要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协调治理。当前金融危机要求我们深入反思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组成的治理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市场经济模式及其利弊得失。由于国家、市场与社会的相互结合关系不同，当代市场经济主要有如下一些典型模式：市场主导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主张小政府、大市场，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政府主导型的东亚模式，崇尚集团主义和有控制的竞争，强调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社会主导型的莱茵模式，注重社会公平和有序竞争，主张必要的政府干预和社会规范。比较分析上述这些典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以及反思拉美模式与印度模式，就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提供了国际参照。
1.自由市场经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被称为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或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模式，认为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经济均衡，强调个人主义，注重自由创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最大的特点是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强调个人、市场的作用，反对国家干预”⑥。该模式在发挥自由竞争与创新优势的同时也具有诸多弊端：如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忽视社会整体利益；不平等问题突出，社会贫富分化严重；金融资本主义的“赌场经济”，充满投机性；负债沉重，赤字巨大等。这些特征表明：“美国过去的优势与现在的弱点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们是陈陈相因的。”⑦联系到当前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的现实，这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日益显现出对经济社会秩序的冲击，暴露出新自由主义只关注自由化的市场竞争而忽视国家监管的严重缺陷。
2.社会市场经济的莱茵模式。莱茵模式中最典型的是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与瑞典的福利国家制度模式，它是经济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综合体，主张国家来维护竞争秩序，实行国家有限调控和干预，注重维护公正和平等，强调合作与社会保障。莱茵模式制定共同利益优先的社会政策，建立“共决制”，政府对企业工会、社团与公益组织给予大力保护和扶持，在社会福利方面有着健全的立法，有比较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瑞典模式更是重视社会福利政策与阶级合作政策，注重社会团结，把社会福利和社会合作有效地结合起来。“莱茵模式国家无疑比其他国家更善于把社会公正、集体负担费用和管理效率结合在一起，因此，可以说莱茵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模式中被普遍看好的模式。”⑧但这种模式也有自身的缺陷，主要是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保障成本太高，社会公平较好而自由竞争与创新活力不足。
3.政府主导型的东亚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普遍选择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有的学者称为“国家集权下经济统制或开发资本主义模式”⑨。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十分明显，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等引导投资，推动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东亚模式，在后发现代化进程中曾经创造了快速发展的“东亚奇迹”，但也存在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不清、官商勾结等“裙带资本主义”问题，在1998年金融危机中其弊端充分暴露，至今还没有走出阴影。
4.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拉美模式。20世纪90年代的拉美改革，主要选择“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引发了拉美地区经济社会秩序的动荡，出现了严重的后果：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改革使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更加严重；市场开放导致不少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在重新定位国家作用的过程中忽视了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不成熟的金融自由化和过早开放资本增加了金融风险，政府未能对金融部门加以有效监管。⑩结果，1994年墨西哥发生了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发生了货币危机，2001年阿根廷发生了债务危机，民族工业大量倒闭，造成了严重的失业，加速了两极分化，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形成一种典型的“断裂社会”。学界将新自由主义的拉美改革造成的后果称为“拉美化陷阱”。
5.经济社会转型失衡的印度模式。中国采取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同步推进的道路，而印度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并未同步，促进发展的社会准备与社会机会严重滞后。阿玛蒂亚·森认为：“尽管印度的努力近来有所成效，但是像中国那样瞩目的成绩还没有在印度出现。解释这一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以下事实：从社会准备的角度看，中国比印度超前很多；中国更好地利用了市场经济。”(11)中国比印度超前的原因主要在于基础教育和普及医疗保健等社会机会方面，中国在转向市场化之前对基本教育和医疗保健进行了大量的社会投资。“印度社会的落后表现在精英主义地过分注重高等教育而严重忽视中小学教育，以及严重忽视基本医疗保健，使得它在取得共享型经济发展方面缺乏准备。”(12)正是由于上述社会准备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两国在市场经济发展方面的不同成效。
6.国家、市场与社会协调治理的中国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上述模式不同，谋求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中实现适度整合，逐渐形成了协调治理的中国经验：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制度建设，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发挥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职能，注重社会公平，推行有利于人民大众的稳健改革政策，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创建支持改革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探寻和谐发展的市场经济模式，构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改革发展成果造福于全体人民。既要体现效率又要实现公平，既要谋求发展还要实现和谐，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难题。如何在全球多元模式中创造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这取决于将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公平的优势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优势结合起来进行和谐型市场经济模式的构建。从释放市场经济活力到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层逻辑。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在于：首先引入市场经济来“释放”发展活力，同时以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建设来“规范”市场经济，谋求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模式。比较和反思上述模式，给我们带来以下启示：
第一，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加以配合，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政府干预最小化”只会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失范。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政府是“看得见的手”，只让市场发挥作用而政府疏于监管，如此改革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单纯强调市场的作用而排斥政府的有效干预，尤其对发展中国家与向市场转型的国家是非常不适合的。
第二，改革是利益调整的过程，成功的改革需要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任何改革的成功，必须建立在大多数人受益的基础之上。在俄罗斯市场化转轨与拉美改革过程中，少数精英利用资本和权力的垄断，大发改革与转型之财，而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下降，这样的改革必然会走向反面。
第三，经济转型必须要考虑到特定的国情和既有的制度安排，盲目照搬西方模式难以成功。俄罗斯转轨与拉美改革的教训是激进地推行西方新自由主义政策，没有考虑到改革的复杂性，简单化地追随“华盛顿共识”。斯蒂格利茨批评“华盛顿共识”：“往好里说，它是不完全的；往坏里说，它是误导的。”(13)“中国的决策者不仅远远避开了全面私有化的战略，而且也没有采纳华盛顿共识中的众多其他原理。中国最近所取得的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功之一。”(14)
第四，应当高度重视发展的社会基础，改革的成功需要更为广泛的社会建设来促进。中国改革前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更为平等的社会政策都为日后改革开放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使得改革开放的能量在此前社会建设遗产的基础上得以大规模的释放。阿玛蒂亚·森在对中印两国改革前后进行对比时发现：“特别是改革前中国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会变化方面的成就，对改革后的成绩做出巨大的积极贡献，使中国不仅保持了高预期寿命和其他相关成就，还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扩展提供了坚定支持。”(15)中国经验是对忽视社会投资而盲目信奉市场神话的颠覆；中国经验说明了支持性的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二者的互补会有效地扩展社会机会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利用市场机制为社会和经济机会创造额外途径，而从未打算依靠市场本身作为独立的社会替代体制；中国的经济政策包括追求经济增长和维持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相结合；中国的市场改革在提高收入水平和减少贫困上比单纯的扩展公共设施服务更为有效。(16)总之，注重国家、市场与社会适度整合的协调治理之道，成为完善中国市场经济模式与应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问题的中国经验。
循序渐进的稳健改革之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推行市场化转型，总的看来是不成功的；而中国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却获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市场经济改革在中国与俄罗斯有着不同的命运，这表明选择何种改革方式或者发展道路至关重要。在国内外取得普遍共识的中国经验就是渐进式改革，其实更准确的概括应当是循序渐进的稳健改革。中国探索稳健改革之道，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走出了一条循序渐进的改革发展道路。中国的循序渐进改革，不同于以激进方式转向私有化的“休克疗法”，而是谋求在社会稳定中有序地推进改革与发展，强调改革的时机与次序，制定统筹兼顾的协调发展战略，在总结经验教训中稳步推进改革发展。坚持循序渐进的稳健改革，实质是要把握好改革发展的“适度”原则：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人民的承受程度结合起来通盘考虑。循序渐进的稳健改革之道，体现着统筹兼顾的协调发展观：改革是和谐发展要求下的改革，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有效途径，其核心是通过制度完善与体制创新激发社会活力，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其实质是要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和谐是改革发展的价值取向与保证机制，其实质是使改革发展成为人民的事业，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当前中国把统筹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上升到和谐社会构建的高度来把握，在剧烈的变革中保持了经济社会的平稳转型，循序渐进的中国改革经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1.俄罗斯激进转型的“休克疗法”。苏东剧变后，俄罗斯开始向市场化转型，推行“休克疗法”式转轨方案。该方案是由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提出的，曾被称为“哈佛方案”(17)。“休克疗法”的基本依据是“华盛顿共识”，主张市场自由化、国企私有化、经济稳定化、全盘西方化，向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市场，实质是同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接轨。从改革路径上看，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走上了激进化道路，缺少制度演进的连续性，选择了一种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路径，不是谋求逐步来推进改革，而是追求“一步到位”。“休克疗法”改革引发了大的社会震动，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热若尔·罗兰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观点：“一旦引进市场改革，就可以立刻有收获，效率就可以提高。因此，转型应该是大爆炸式的，激进的，休克式的。”(18)在叶利钦执政期间，俄罗斯在市场与内外贸易方面实行加速的自由化，快速而全面地消除价格监督，转向开放的、非集中的监督和货币体系，急剧地放开商品、物价、汇率、外贸等管制，大大减弱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作用，这使得俄罗斯的经济社会秩序出现了动荡，发生了支付危机和财政危机，进而引发了政府信任危机。俄罗斯当时以加速的私有化来培育企业家阶层和发展私有经济，使俄罗斯的经济与社会出现比较大的混乱，国有资产被转移到私人手中，产生了一大批寡头和新的权贵，出现了严重的腐败，黑手党横行，犯罪猖獗。
“休克疗法”是俄罗斯向市场化转轨过程中的激进改革方案，其实是对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企图以之抛弃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西方对俄罗斯的市场化转轨是既拉又压：拉是提供思路，进行经济援助；压是要按照西方的意图来进行改革和转轨，要求俄罗斯建立西方式的体制，进行全盘西化。俄罗斯当年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以失败告终，给我们带来了关于改革方式与治理之道的诸多警示。
2.中国循序渐进的稳健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循序渐进的稳健改革之道，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大创举。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更多论述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问题，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改革问题则没有直接论述。邓小平深刻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改革与革命是社会进步的两种基本形式和手段，当变革社会的根本制度，实现社会形态的更替时，在这种意义上，革命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火车头”；在不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实现对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的调整，达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时，改革就是一场新的循序渐进式革命。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20)为此，邓小平明确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以及判断改革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等论断，对社会主义的改革问题做出了新的判断。改革要使中国的生产力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使其焕发生机和活力。
在循序渐进改革方式的引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从经济建设到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通过体制改革与发展方式创新，初步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始终面临着突破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的时代难题，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以建立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循序渐进改革，就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历程和基本经验。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划时代论断，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的结合扫清了观念和体制障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与实践的探索，既将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高效率引入到社会主义制度中来，以此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将社会主义制度的正义性引入到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中，以便更好地实现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将引发人们对改革方式进行新的思考。如果以往的改革更多侧重于破除传统体制的障碍，那么新时期所进行的改革更多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等领域的制度建设。中国循序渐进的稳健改革之道，扭转了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激进的“革命”策略，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所鼓吹的“改良”方案，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性地实现了自我发展与自我革新。正是中国坚持循序渐进的稳健改革之道，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中国模式的和谐治理之道
中华文明具有兼容并蓄、涵容同化的和谐文化道统，自古至今能够不断吸纳融汇各种外来文化，在自身文化体系中实现“和而不同”的中国“化”，使外来文化最终“化”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和更新。在全球化大变革的当今时代，需要我们更加自觉地弘扬中华和谐文化道统，将其转化成为当代中国的和谐治理之道，以新的文化气象推进中国模式的和谐发展。
首先，以和谐文化道统开新当代和谐治理之道。中华文明是一种以和谐为道统的文化体系，和谐文化道统对中华文明的生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和谐文化道统也成为当代中国经验的文化根基。从历史上看，和谐文化道统凝聚了中华民族组成一个文明礼仪之邦，维系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和谐统一”，政治上谋求“政通人和”、“协和万邦”，经济上注重“和实生物”、“和气生财”，精神上追求“天人合和”、“中和之道”，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质。从现实上看，和谐文化道统也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为贵”的思想深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公共生活，并深刻影响到当代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构。因此，在社会治理上中国人自然地遵循和谐文化道统，不断探索和谐治理之道，谋求天人和合、人际和谐、身心和谐、文化和谐，从而把和谐共荣作为发展的根本价值目标。
和谐文化道统使得中国文化拥有“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与“多元一体”的思想结构，成为一种兼容并蓄、涵容同化的文明体系。在开放中兼容互补、吸纳融汇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色，也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历久不衰的奥秘所在。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在许多古老文明相继衰落之后依然保持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其奥秘在于中华文明拥有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和谐文化道统，使其具有自主创新能力与涵容同化能力，在推动文明演进中谋求发展与和谐的统一。和谐文化道统赋予中华文明兼容并包、学习创新的博大胸怀，使中华文明成为对内具有凝聚整合能力、对外具有涵容同化能力的独特文明体系。汤因比曾如此断言：“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21)
其次，以和谐发展理念促进中国新发展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逐步转向注重经济社会协调的社会发展战略，最后确立了坚持以人为本与注重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观的演进历程。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逐步提出了“以人为本”与“和谐发展”的理念，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道路探索。
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主要关注的是影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重大关系问题，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等著名论断，辩证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形成了统筹改革发展稳定的协调发展观。中国协调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经济结构调整为显性线索，以社会结构调整为隐性线索，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相协调，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相促进，全面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进入21世纪，随着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的提出，中国确立了以人为本原则，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更加自觉地促进社会和谐。当代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期，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协调发展，才能从整体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客观上要求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道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让人民民主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为尊重和保障人权奠定坚实的政治文明基础。从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来看，中国社会转型要求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统一的和谐治理型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谋求社会团结与社会共识，培养公民意识，加强公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总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和谐发展，强调统筹兼顾，根本在于以和谐发展之道完善中国模式，标志着中国发展理念的探索进入到了和谐发展观的理论自觉。坚持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理念，以形成引领中国模式走向未来的新发展共识。
最后，以中国和谐治道探索人类和谐发展模式。邓小平将和平与发展确立为当代世界的主题，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奠定了战略基础。进入21世纪，中国明确提出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走和平发展道路，谋求建立和谐世界秩序，以此确立了当代中国的和谐治道；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战略构想中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与统筹兼顾方法成为当代中国的和谐治理法则。因此，中国模式的发展完善在于以中国和谐治道创建“中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模式”：“中华”主要体现的是中华文明的和谐文化道统；“社会主义”主要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正义价值；“市场经济”主要体现的是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理念。三者的结合就是要将和谐文化道统、公平正义价值与自由发展理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创建中国和谐发展模式，并以中国经验与中国治道探索未来的人类和谐发展模式。
在全球化大变革的时代，需要我们以更加恢弘的文化气象，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以拿来主义与创造主义并重的原则涵容同化世界先进文明，在学习创新中推进中华文明的当代复兴。20世纪初鲁迅先生曾意味深长地指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即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22)中华文明的当代复兴，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实现中国文化世界化的过程，特别需要我们树立一种在全球文化视野中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创新意识。当代中国人为中华文明发展究竟能够做些什么？我们不能光吃老本，要问我们这一代人究竟能够为世界创造出什么样的新文化。当代中国文化的创新，胸怀要大，眼界要广，气度要更加恢弘，要发扬根植于中华文化传统中的“精气神”，吸收涵容马克思主义与一切世界先进文明，在会通中西马的基础上创建中华文明的当代新形态。在当代就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挺立中华民族文化为主体，发扬中华文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和谐文化道统，以更加恢弘的文化气象，引领和塑造新的时代精神，创造人类和谐发展的新文明模式。
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与社会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中国经验应当而且能够成为当代人类可以共享的发展经验。“中国经验是世界经验中最重要和最具创造性的因素之一，或者说，中国经验将是世界文化体系的一个关键性的变量，中国问题将是世界问题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有着思想学术深度的中国经验思考——中国对自身问题的理解以及中国对世界问题的理解——去重新形成缺货已久的中国理念，即一种源于中国经验的、包含着值得不断展开的思想问题的关于人类生活的基本想像。”(23)这是经过100年来“检讨中国”之后“重思中国”、“重构中国”的中国主体自我意识的兴起。然而，当前中国文化的主体自我创造意识还处于自发状态有待形成文化自觉，中国文化软实力还不够强大有待于大力发展，中国形象与中国大战略还不清晰需要有新的思维来构建，中国模式还不健全需要有新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完善，总之这一切都要求我们深入探索根基于中华文明传统与当代中国经验的中国治道。本文关于当代中国经验的反思，正是要从全球比较视野来探索中国特色的自主发展之道、协调治理之道、稳健改革之道、和谐治理之道等中国治道，以推动中国思想话语权的自觉创建，增进中国当代文化的全球对话能力。在全球化大变革时代特别是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人类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共同挑战，中国学界应当而且需要发出中国思想文化应有的声音，努力建构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通过当代中国思想的创造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从更深层次推进中国和谐发展模式的创建，并以中国经验探索人类未来的和谐发展道路。
注释：
①④(17)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253、24页。
②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载乔舒亚·库珀·雷默等《中国形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07页。
③乔舒亚·库珀·雷默：《为什么要提出“北京共识”？》，载俞可平、黄平、谢曙光、高健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⑤维佳平、茹拉夫列娃主编：《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⑥靳辉明、罗文东主编：《当代资本主义新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⑦⑨戴维·科茨：《资本主义模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12～13页。
⑧严书翰、胡振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⑩江时学：《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与拉美国家的改革》，《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11)(12)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5页。
(13)崔之元：《斯蒂格利茨与“后华盛顿共识”》，《读书》1998年第10期。
(14)斯蒂格利茨：《后华盛顿共识》，《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9年第2期。
(15)(16)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8、99～101页。
(18)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政治、市场与企业》，《比较》2003年第3期。
(19)(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168～169页。
(21)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
(22)《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23)赵汀阳：《从中国经验到中国理念》，载赵汀阳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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