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内在机理及其治理研究——以网络政治舆论为分析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舆论论文,网络论文,机理论文,视角论文,生态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3)04－090－(12)
生态学，自诞生以来，不仅在研究生物种群关系、物种演化以及生物与群体之间关系及其内在规律揭示方面取得巨大的发展，形成了完备的学科理论体系，而且作为一种方法论在社会问题研究中不断运用，形成了信息生态学、经济生态学、城市生态学、人类生态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学科方向，为理解人类社会行动中行动者行为及其相互关系、人类行动与环境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有效的分析工具，创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界。互联网出现以后，网络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场域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网络社会”成为了“公用的术语”，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新闻传播等众多学科研究者争相问鼎，形成了网络社会研究的井喷之势。随着网络社会研究的科学化、规范化，生态分析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也尝试性地得到应用。张真继等人提出“网络社会生态”概念，对网络社会网络主体与网络环境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此后研究者就网络信息生态、网络生态平衡、网络生态文明建设、网络社会管理体制等问题运用生态学方法对网络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网络舆论生态问题在这些讨论中开始得到重视，史达提出了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构成及其互动机制问题，初步对网络政治生态进行了理论架构。史达从政治参与的角度来探讨网络政治生态系统结构，不过，他主要是从网络政治舆论的角度讨论网络政治生态系统，因此，他所建构的互联网政治生态系统其实是网络舆论生态系统。2011年10月25日起，《人民日报》的《新兴媒体》栏目连推四期“聚焦网络舆论生态系列访谈”，邀约政府官员、专业学者、业界人员、网民就网络舆论生态现状、网络舆论生态运动规律、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之道进行开创性的探讨。网络舆论生态问题是当前政府舆论管理和社会管理的重大课题，如何理解网络舆论的构成及其内在机理，建构网络舆论生态的理论体系，改进网络舆论生态研究方法，使之更为规范、科学、客观，是当前必须探讨的理论问题。
一、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构成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生态是生物在具体环境中围绕着能量的获取而形成的自我演化的自组织系统，因此，理解系统内部结构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能量交换关系是理解生态系统的起点，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组织方式与运作机理也必须从此开始研究。在此，我们从分析网络舆论生态构成开始，通过对其构成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对当前网络舆论生态的运作内在机理进行解剖，期望发现当代网络舆论生态失衡的根源，并由此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网络舆论生态是在网络技术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双重影响和网络舆论传播规则约束下，网络舆论功能主体围绕着网络舆论的生产、传播、消费、分解，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而形成的自我演化的自组织系统。它与自然生态系统一样，系统内部诸要素、系统与环境处于相互联系、协同演化之中，而且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有着稳定的物质流与能量流。同时，它作为人造系统，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则秩序对其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因此，网络舆论生态系统构成由网络舆论环境因子、主体因子和网络舆论规则三大部分组成，其构成如图1所示。①
图1：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组成及相互关系图
网络舆论环境是网络舆论产生、传播的环境因子总和，它包括网络舆论的技术环境与社会环境。网络舆论技术环境是指由计算机硬件、软件以及网络传播设备、网络运营商组成的网络舆论赖以传播的物质、技术设备总和，它为网络舆论生成、传播提供物质与技术支持。网络舆论社会环境是指网络舆论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环境。技术环境是网络舆论的物理环境，它为网络舆论在网络空间传播提供物质与技术的支持，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网络舆论的社会环境决定着网络舆论内容、网络舆论主体倾向、网络舆论主体互动关系，是网络舆论形成、发展的文化动力之所在。网络舆论主体包括网民、网络舆论领袖、网络舆论推手、网络社群、网络化媒体、政府网络发言人、各网络社区管理人员，他们担负着网络舆论生产、传播、消费、分解(将网络舆论信息清除)功能。由于网络传播技术的交互主体性及参与性，网络舆论主体兼具网络舆论生产者、消费者、传播者三种身份功能，而且他们在网络舆论的形成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博弈，决定网络舆论发展的态势。网络舆论规则指由网络传播技术、网民行为自律以及政府强制性约束而产生的网络舆论制度与规范总和。网络舆论规则可以分为内生性规则与外生性规则，前者是基于网络自律、网络传播技术发展而演化形成的网络传播秩序，后者是政府对网络行为立法而从外部强加的约束网络舆论主体及其传播行为的法律规范。
网络舆论主体是网络生态系统中最最活跃的因素，社会环境与网络技术环境中的信息流、物质流、能量流通过网络舆论主体，通过主体的能动性加工，形成网络舆论的生产、传播、消费与分解等行为，构成了网络舆论生态系统运行的主要内容。作为生态系统的主体因子，网络舆论主体对网络技术的使用促进了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并通过网络舆论改变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和以信息传递规则为核心的网络舆论规则，为技术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网络舆论规则提供了演化的动力，促进环境因子、主体因子、规则秩序的协同演化。从另一方面而言，主体的能动性又是在特定的环境与规则系统之中的行动主体，因而环境因子与规则系统又影响着网络舆论主体行为及其人格特质，塑造了网络时代舆论主体的行为特性。由此可见，网络舆论生态系统是由网络舆论环境因子、主体因子与规则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自我演化、协同进化而形成的自组织系统。网络舆论生态系统运行的内在机理由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而决定。
上文简单分析了网络舆论构成及其运作的一般机理，为了更好地说明现实场景中的中国网络舆论生态问题，还要对影响网络舆论生态的因素做具体分析，以理解当代中国网络舆论生态的特殊性。里格斯认为，依据因素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与研究内容，可以将其区分为敏感因素与无感因素。我们从环境敏感因素分析当代中国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特点。影响当代中国网络政治舆论生态的敏感性因素主要有社会心态的失衡、亚秩序化的网络舆论秩序、网络舆论主体话语能力的非均衡性。
舆论是公众对事件的心理反应，但这种反应并不是线性的，而受社会心理及其生活环境所影响。社会心态有关事件的舆论有着极大的影响。失衡的社会心态与不断提升的权利意识是影响当代网络政治舆论生态的主要因素之一。转型时期是社会利益结构重大调整时期，在社会分配公平机制的扭曲下，高速的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拉大同时并存，社会分层断裂化、固化趋势不断显现出来，虽然绝大多数社会群体在改革进程中经济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并没有带来幸福感和满足感，反而因财富分配不均衡而在大多数社会群体中产生极大的相对被剥夺感，底层意识在社会中不断郁积，导致社会心态严重失衡，“仇富”、“仇官”心理不断蔓延。“仇富”、“仇官”心理又使得大多数社会成员将贫富差距归因于权力腐败，引发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与对立情绪。与此同时，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世界文化的交流，公众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得到提升，表达意愿与表达能力都获得空前的高涨，然而现实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却将大多数民意表达挤压到网络这个管道之中，为网络政治舆论生态制造出巨大的信息流与能量流。就如同生态系统中由于富营养化导致某种生物疯长一样，巨大的信息流与能量流常使得网络政治舆论生态系统中舆论生产过度，最终导致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失衡。
网络舆论生态系统本质上是社会生态系统，网络舆论传播秩序对于网络舆论主体行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为“共有媒体”网络，随着WEB1.0向WEB2.0的转变，BBS、博客、微博、SNS等传播与交往方式的相继问世，网络传播具有了参与自由性、历时共享性、交互性、瞬时性等特点。网络传播颠覆了传统的传播主客体关系，在网络世界里传播主体与客体界线被消除了，传统的“我说你听”传播模式被大家都是“言说者”的传播模式所取代，权力主导的话语权力体系也被解构了，网络舆论议程设置方式不再由精英或者权力所决定，而必须由参与者共同决定。网络传播规则的改变带来了“媒介事件”制造过程的彻底变革。传统媒介事件制度过程是由“机构”(电视、报纸等媒体机构)为主导，通过“机构精英”对事件进行诠释，引起社会公众关注，从而赋予事件以“重大历史影响”。网络时代则不同，“媒介事件”是由全体网民彼此共鸣、相互渲染，共同参与并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由某个传播机构有意识主导的过程。因此，网络传播秩序表现出极强的参与性、草根性、自由性。然而，自由、自主、参与、非中心化并不意味着新的秩序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一方面，网络传播立法相对滞后，现行法律并不能为快速发展的网络传播技术提供有效的规范，滋生出巨大的权力真空地带；另一方面，公共理性发育不足使得网民理性能力与网络舆论自由表达不相适应，哈耶克所说的“自发扩展秩序”还不足以充盈法律制度的真空地带。因此，网络自由本身并不是一种秩序，网络舆论推手利用自由传播来操纵网络舆论，或者网民以集体狂欢形式上演网络闹剧的事情频频发生，网络秩序呈现出无秩序的混沌状态。因此，网络舆论秩序基本是一种亚秩序的秩序，自由而又无序，无序表象之下又有着某种难以捉摸的秩序，反权力而又被少数权力或无权力的权力操纵。这种亚秩序的网络舆论秩序对网络舆论主体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从而影响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运作。
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种群之间的“采食”与竞争关系决定着生态系统的平衡性。网络舆论主体话语竞争能力不同对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同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②体制外网络舆论主体包括普通网民、网络舆论推手、网络舆论新意见群体、网络社群和网络化媒体，体制内网络舆论主体包括政府新闻发言人、政务微博。网络政治舆论过程表现为体制内网络舆论主体与体制外网络舆论主体间的话语竞争。如果这样理解网络政治舆论，我们就会发现网络政治舆论主体的非均衡的博弈关系。体制外网络舆论主体具有以下三方面特点：(1)网民群体不断扩大，表达欲望不断加强。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2年7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当前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普及率达到39.9％，网民这个大群体主要集中在青壮年群体，构成网民大多数的是学生、个体户/自由职业者、无业/下岗/失业人员，大多数都是中等收入者、低收入者。③因此，这个群体普遍具有“仇富”、“仇官”心理，希望通过网络表达不满情绪。(2)网络新意见群体影响力不断提升。网络新意见群体是随着网络公共领域兴起而形成的体制外的以网络媒介为基础的，在重大网络舆论事件中以公民立场或者以公共利益立场，为公民或社会代言，在网络舆论议程设置上有极大影响能力，获得网民极大认同的新兴民间网络舆论力量。“新意见群体”站在政府之外审视政府权力，以公民的立场或公共利益的立场对市场权力与行政权力进行批判与监督，因而从本质而言是“异见群体”；他们是现代化过程中市场经济不断扩张、某些地方政府与市场相互勾结而导致社会权利不断挤压的社会现实的反映，是权威公共领域机制挤压的结果，往往扮演着体制之外的“社会喉舌”。因此，网络新意见群体对于转型时期的网民意见有极大的影响力，在重大网络事件中发挥了网络舆论领袖的功能。(3)网络舆论推手操纵网络舆论的能力不断提高。网络推手都是“骨灰级网虫”，混迹网络时间长，通晓网络传播规律，深谙网民心理，极具煽情能力，又拥有众多的网络资源，因此，他们能够制造有争议的、另类的、吸引网民眼球的网络议题，能够在网络世界呼风唤雨，组织大批网民制造舆论热点事件。
相比较体制外活跃的网络主体而言，体制内网络舆论主体则具有以下三方面特点：(1)从种群数量相比，体制内网络舆论主体远远少于体制外网络舆论主体。从微博用户数比较就很容易明白这一点，我国微博总用户数达2.74亿，而经过认证的政务微博总数却只有50561个，两者数量相差极其悬殊。④(2)体制内网络舆论主体对网络事件回应缓慢。政府上网工程与电子政务建设实施后，政府门户网站、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政务微博等都有较快的发展，但是，受体制力量的束缚，政府网络舆论主体及时回应网络舆论的能力还是相对不足。陕西“华南虎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乃至2012年发生的陕西“表叔”事件中，政府回应能力与网络舆论雪崩式发展的网络传播现实还是远不相适应。(3)体制内网络舆论主体与体制外网络舆论主体话语竞争能力相差悬殊。失衡的社会心态与对立化的不信任情绪，政府官僚主义话语空洞、苍白无力，使得代表政府的体制内网络舆论主体话语缺少竞争能力。于建嵘微博粉丝多达21万多人，草根微博中鞍钢郭明义粉丝多达53万多人，作业本粉丝多达181万多人，⑤相比较而言，政务微博的粉丝却少得多。
体制外网络舆论主体与体制内网络舆论主体的话语竞争能力差异，使得网络舆论场成为了社会发表“异见”的场域，网络舆论新意见群体和网络舆论推手对网络舆论议程设置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网络舆论并非是非中心化，而是舆论操纵之下的“再中心化”。特别是传统媒体网络化之后，网络舆论新意见群体、网络舆论推手、传统媒体联合，网民集体推动，使得网络舆论与政府舆论之间的对立不断扩大。
二、网络政治舆论生态的内在机理
前面我们对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及影响当代中国网络舆论生态系统运行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受社会心态失衡、亚秩序的网络舆论传播秩序和网络舆论主体话语竞争能力的非均衡性等因素的影响，网络政治舆论生态极易失衡，有关政府的负面舆论在体制外网络舆论主体的集体推动下如“雪崩式”传播，导致舆论危机事件发生。在此，我们选取浙江温州“钱云会案”为个案，通过具体舆论事件中舆论主体间关系、网络舆情载体、网络主体与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呈现，揭示网络政治舆论生态系统运作的内在机理，解读网络“舆论旋风”的形成机制。
2010年12月25日上午，浙江温州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原村委会主任钱云会被工程车碾压致死，引发警民冲突。12时50分网民“ZF公然sha人”在“乐清上班族论坛”发出题为《［浙江］蒲岐一苦难的村长 为民办事的好村长 今早被杀》的帖子。该帖称：“死者是寨桥村的村长，当时有人打电话叫他出去，5个特警把他抓住按在地上，给车压的，有照片后我将会发上来。明明是ZF官员在现场指挥杀人，到现在变成了交通事故了。”随后该帖被转至天涯论坛和温州本地网站“703804”，引起网民关注。第二天上午8点40分左右，腾讯QQ弹出标题为《浙江乐清一村长遭撞死，传被5人按住碾死》的新闻，当日20家媒体对此事进行报道，次日传统媒体报道急增至175篇，有关此事的讨论在网络空间迅速升温。钱云会之死成为网络热议话题。期间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申明钱云会是死于车祸，网民对政府的信息表示极度怀疑。12月29日，笑蜀、于建嵘、“屠夫”、何兵等舆论领袖、专家学者通过微博组织四支“公民调查团”要求对事件进行独立调查，舆论急速升温，次日达到高峰，当日发文数达到1600篇之多。2011年1月1日“公民调查团”公布初步相信车祸的结论，有关事件舆论逐渐进入消退阶段(见图2)。
图2：钱云会事件舆论发展态势图⑥
自25日第一个网帖产生到30日形成网络舆论高峰，有关事件如“病毒”高速传播，形成一股强大的网络舆论旋风。网络传播的这种“雪崩效应”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通过对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各舆论主体内部、网络舆论环境与网络主体之间的互动机理进行阐述(图3)。从图3我们可以看到，体制外网络舆论主体内部互动关系、网络舆情载体互动关系、体制外网络舆论主体与体制内网络舆论主体对舆论生态的运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三大互动机制决定了网络政治舆论生态系统发展的根本态势。
图3：网络政治舆论生态系统互动机理图解
我们首先分析体制外网络舆论主体的互动关系，通过对他们的互动关系解析，揭示出网络舆论主体如何集体制造出“网络舆论事件”。网络推手是网络舆论事件中最活跃的主体，很多网络舆论事件都是由网络舆论推手有意策划、积极组织的结果。那么，网络推手是如何炒作该事件，制造效应，从而操纵网络舆论的？
事件发生后，网民“ZF公然sha人”发出首个网帖。该帖子之所以具有震撼效应，迅速引起网民关注，就在于帖子的“话语建构”。转型时期贫富差距拉大与贪污腐败现象并存的社会事实导致普遍的“仇官、仇富情结”和对立化的不信任情绪，底层意识和相对被剥夺感在社会大多数群体中广泛蔓延，导致社会心态的失衡。该帖子以“现场目击证人”的身份，将“圈地”、“官员”、“警察”、“杀人”、“不怕死的村长”等元素组合在一起，再配上凄惨的现场照片，用极富煽情的手法建构出一个悲惨的“弱者故事”。“弱者故事”不仅指出了个体的不幸的根源，而且具有隐喻的功能，将不幸的个体与作为“弱者”的“我们”联系在一起，形成“弱者的镜像”，从而拨动我们内心之弦。“只有从道德上给人震撼，才能从情感上让人感动。越是触及公民道德底线的事件，越具有震撼性，也就越能激发人们的情感，形成网络事件的可能性越大。”在网帖里，钱云会的不畏强权与政府权力滥用形成强大的反差，引发出网民的愤慨之情，而车祸的残忍现场图片又激起网民对“弱者”的自然怜悯之情。愤慨之情与怜悯之情交织在一起，无疑使网民道德底线受到强烈的刺激，自然引发网民对此事的“围观”。
网络舆论推手炒作，网民踊跃跟帖、评论，二者的相互配合使得事件具有新闻意义。但是，从公共事件到“媒介事件”还必须经过议程设置并对事件进行解读的过程。“媒介事件”并不是“媒介”＋“事件”的简单组合，而是媒介对事件加以解释、阐发，从而使得事件的社会意义得以凸显的过程。传统媒介虽然有时并不是网络事件的主导者，但传统媒体对事件的助推与发酵却是网络事件生成的关键性环节。自从12月27日媒体对事件相继进行报道之后，钱云会曾经上访6年，期间因此被劳教的事实，被广泛报道。这种报道方式将钱云会塑造成一个具有道德标签的“反抗政府”的典型形象，起到了议程设置的功能。媒体对事件的议程设置与解读使事件不断升级与扩大，引发了网民对事件的更大的关注。事件的升级与扩大将网络新意见群体吸引进来，他们站在社会的立场要求对事件进行独立调查。12月29日，四支“公民调查团”通过微博组织起来，其成员都是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媒体从业人员、网络舆论领袖，他们对已经设定的舆论议程起到了加压的作用，事件轰动效应又一次被提升，由此引发了网络舆论的高潮。
体制外网络舆论主体的互动是网络舆论发生的根本动力之所在，对网络政治舆论生态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所有主体的行为都必须依赖于传播载体而发生作用，因此，我们还必须从网络论坛、门户网站、传统媒体等舆情载体的互动关系进一步考察网络舆论生态的互动机理。从事件的舆情发展过程看，发在“乐清上班族论坛”的第一个网帖并没有引起网民关注。当帖子转到天涯论坛与温州本地网站“703804”后，事件才引发人们关注。门户网站的加入，对舆情的扩散起了重要的作用。从图2可以看，26日腾讯等门户网站加入后，有关事件的讨论开始增长，27日传统媒体加入以后，事件讨论迅速升温，网络论坛、门户网站、博客、微博、传统媒体对事件进行广泛的讨论，使事件发展成为影响全国的重大“媒介事件”。虽然整个舆情发展呈现出网络论坛爆料，门户网站推动，传统媒体跟进，最后传统媒体、网络论坛、博客、微博、门户网站四面开花的线性进程，但是这个线性进程中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首先，网络舆情不只发生在网络空间，而是传统媒介与网络媒介相互作用的结果，传统媒介对网络事件发挥着“范式订定”的功能。因为在我国现行传播制度之下，网络媒体没有新闻采访的权利，在事件的深度报到以及舆论议程设置方面传统媒体具有更大的优势，而且传统媒体通过其门户网站与网络空间“一体化”，从而对网络舆情有着重大的影响作用。通过慧科新闻数据库检索，报刊对有关钱云会事件的报道篇数自2010年12月27日至2011年1月1日分别为：20、175、163、177、83、32篇，这个发展趋势与图2网络媒体相关信息发展趋势具有趋同性，网络舆论发展高峰期始于传统媒体对事件的报道。网络舆情有不同的载体，不同载体介入时间不一样，但是整体而言，彼此发展态势又具有同步性，其根源就是网络时代信息共享，而且相互影响。
通过对体制外网络舆论主体与网络舆情载体的互动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网络“舆论旋风”形成的一般机理(图4)。网络舆论推手的炒作，网民跟帖，门户网站的介入使得事件广泛传播，传统媒介介入并对议程设置使事件不断发酵，而网络新意见群体对媒介议程的加压又使事件积聚了吸引网民的巨大能量，事件从网络论坛向门户网站、传统媒体、博客、微博不断扩展，最后同体制外的网络舆论主体相互合作，形成巨大的压力中心，舆情如同旋风一样在网络舆论载体中迅速扩散，形成巨大的网络“舆论旋风”。
图4：网络“舆论旋风”形成的一般机理
公众对钱云会死因的质疑随着网络舆论传播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政府必须从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对网民的质疑和社会对真相的追问进行积极地回应，否则将会因为舆论危机而使政府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自25日事件在网络中传播至27日传统媒体也介入到事件的报道，有关舆论不断扩大，乐清地方政府召开了第一次事件通报会，向媒体通报了事件的基本情况。但这次通报并没有提供有关事件的可信证据，通报内容更多的是表达市民对公安部门执法的阻挠，因此，政府的信息公开并没有获得公众与网民的认可，28日—29日，人民网、《南方都市报》、《燕赵都市报》、《新京报》、《新华每日电讯》等媒体发表评论文章近30篇，对钱云会死因质疑并对地方政府应对方式表达了不满。12月29日晚，温州市委与温州市公安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事件的发生过程，并现场对记者的提问进行回答，通过公安微博诚恳回应网络新意见，群体要求组成公民调查团对事件进行独立调查。温州市政府对网民的积极回应为事件的解决创造了有利的解决条件，至2011年1月1日，公民调查团表示相信钱云会死于车祸，网络舆论也逐渐平息。事件发展过程表明，网络政治舆论生态运行机制是由体制外网络舆论主体与体制内网络舆论主体互动决定，政府对网络舆论积极回应，网络舆论就可能朝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如果政府不能顺应网络舆论传播规律，网络舆论就容易“极化”。其次，从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态度与能力看，虽然政府在钱云会事件的舆情应对过程中有不足之处，但相比陕西“华南虎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而言，政府的应对态度与应对能力都有相当的进展，这体现了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规律。
在分析了前面三组互动关系之后，要更全面理解网络政治舆论生态的内在机理，还必须进一步分析网络舆论主体、网络舆论环境与网络舆论传播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人是嵌入于社会的，因此，人类行为总是社会建构的。波兰尼强调，转型时期市场的无限度扩展必然导致社会的反向行动，为了对抗权力与市场不断扩张而给社会权利带来的挤压与侵犯。社会必然以整体的力量进行抗争。但是，在传统媒介体制之下，舆论议程主要由权力与精英所操纵，草根话语难以寻找到合适的生长场域。网络传播技术解构精英与权力的话语权力，平等、互动的传播规则为草根话语建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网络是“为公民而设计的、由公民来监控的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会“挑战现存的政治等级制度垄断有影响力的传播的局面”。网络迅速发展成为体制外群体意见表达的公共平台，“公民记者”、“舆论推手”、“网络新意见群体”等体制外意见表达力量不断扩展，一个能量巨大的平民化网络政治公共领域逐渐发育并走向成熟。网络政治公共领域为“草根化”社会意见表达创造了条件，加强了以底层为主体的社会成员的相互沟通的同时又放大了社会矛盾，失衡的社会心态因为网络舆论的刺激可能朝向偏激的方向发展，郁结于网络空间的怨气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疏导，网络舆论环境可能恶化，从而更容易使网民心理变得偏颇，非理性的偏激舆论流传更快，舆论推手操纵舆论的可能性也将更大，把关人的把关能力也将弱化，最后导致网络舆论秩序崩溃。因此，作为网络舆论主体的政府的舆论疏导能力决定着网络舆论生态的平衡。就如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依赖于生物种群的平衡一样，政府必须在一场接一场的“网络扒粪”式舆论狂欢中学会如何提升话语能力，发挥舆论平衡的功能。因此，网络舆论生态系统运行的机理实则由作为主体的种群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构成，当这些因素自我演化与相互演化和谐同步时，系统自然处于动态平衡之中。
三、网络政治舆论生态失衡及其治理
“生态平衡是指生态系统各成分之间在一定的时间和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生态系统的各成分之间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相互补偿，使整个系统结构、功能良好的一种状态。”网络政治舆论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其内在的平衡源自主体之间以及环境与主体之间的相互适应、相互协调，否则整个生态系统将处于失衡的状态，导致网络舆论治理的困境。因此，政府网络舆论治理必须从系统的角度分析网络政治舆论生态失衡的根源，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治理措施，这样才能把握政府与网民良性互动之道，实现政府与社会共同发展的良好愿景。当前网络政治舆论生态系统失衡的根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失衡的社会心态与亚秩序化的网络传播秩序滋生的“电子糟托邦”乱象。网络为公民提供了自由表达的渠道，为体制外的政治群体创造了接近政治、参与政治的手段，因此，网络产生伊始，理想主义者乐观地预计，“蚂蚁有了麦克风”以后，由精英操纵政治的历史似乎可以终结了，“电子乌托邦”的时代就要来临了。没有自由的表达，就没有理性的公共意见，也就没有协商民主政治的发展。网络开创的自由表达空间从某种意义而言，确实有利于驯服权力，有利于国家与社会就公共事务协商与对话，从而避免精英操纵政治，避免脏手操控权力，避免政治丧失其公共性。但是，自由的表达并没有给我们创造理性协商的公共领域，现实网络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暴力式谩骂、嬉皮士式的嘲讽、小丑式的狂欢，不免给我们带来几分沮丧，“电子乌托邦”的美妙图景被颇具吊诡色彩的“电子糟托邦”梦魇取代。“电子乌托邦”的梦想沦落为“电子糟托邦”的困境，其根源就在于失衡的社会心态与亚秩序化的网络传播秩序的组合。转型时期底层化被剥夺心理导致的普遍“仇官、仇富”情结与对立化的不信任情绪，网络世界“把关人”不断弱化的无政府主义传播秩序这两个因素，使得网络理性表达功能弱于情感交流与情感宣泄功能。任何时候，只要有关政府的负面新闻出现在网络空间，尤其是政府执法、官员腐败、民生问题等网民关注的热点，总是在极短时间内吸引网民最大的注意力。网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并不是坏事，但是，一些网民对有关事务发表评论并不是出于对公共事务的讨论，而是宣泄不满情感。因此，“网络不是广场，而是人行道”。网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并没有形成公共讨论、公共协商的理想公共领域，而是沦落为情感宣泄与情感想象的公共空间。谩骂、嘲讽、恶搞、调侃盛行，而商谈、对话、沉思、共识却难得一见。由此导致网络世界两种不良倾向：一方面，网络是情感发泄的主要通道，网民对事件的讨论不是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而是基于特定事件与底层社会心理的契合性，只要可以激发底层情绪，就可以制造出轰动一时的网络舆论事件，这就导致了谣言的肆意盛行，网络成为滋生谣言最理想的温床；另一方面，由于越是负面新闻，越能引发网民的注意，越能调动网民的关注力，因此，负面新闻是最受关注的新闻，网民、网络推手、甚至媒体与新意见群体都以揭丑为能事，“扒粪主义”在网络大肆流行。
第二，体制外网络政治舆论主体互动失衡导致的“群氓”乱象。密尔的“舆论自由市场”定理认为，只要舆论自由，各种观点都可以自由发言，最后如同“市场交换”一样，在各种意见交锋、真理与谬误辩论之中，真理会越辩越明。密尔的“舆论自由市场”定理在网络世界会因为网络舆论主体内部互动失衡而被扭曲。虽然体制外舆论主体代表公民立场、社会立场对公共事务表达“异见”，对于传统媒体体制的精英主导、政府管控发挥了意见平衡的作用，但是，网络世界从众心理与网络舆论极化原理使得意见平衡功能弱化，从而将网络舆论与权威舆论撕裂成两个互相对立的世界。“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着偏向的方向继续前进，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桑坦斯将这一现象称之为“群体极化”。网络世界的“群体极化”源自于网络的“对抗性认同”。现实世界中的政府与社会间冲突或矛盾在网络世界中被建构成社会对政府的“对抗性”认同，这种认同使得网络世界中，对政府的批评声音远超过理性商谈与对政府形象维护的声音，再加上网络世界特殊的从众心理，就会产生特定的“群体极化”现象。从曾经发生的网络舆论危机性事件看，事件过程中虽然政府也通过各种途径公开信息，或者表达相异的观点。但是，正面的言论根本无法被网民接受，哪怕有接受者，也会遭遇其他网民攻击，甚至被贴上“五毛”的标签，从而导致“沉默的螺旋桨”效应。虽然信息丰富，不同信息之间本应相互平衡，但是网络又像魔术师的障眼布一样，限制了我们的视界，隔断了不同经验之间的共享与对话。网络事件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去中心化”之后，网民共同参与的结果，事实上“去中心化”之后却是“再中心化”，“三人成虎”的现象在网络世界比比皆是。网络舆论市场不再是自由交换的市场，而是几个具有垄断地位的“商家”操纵的市场。网络推手在网络事件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普通网民只是网络推手创造轰动性网络舆论的工具，如同雷弗描述的那样，一群乌合分子在少数狂热分子的操纵之下频繁地演绎一出出“群体狂欢”闹剧。
第三，网络话语竞争能力失衡导致的“网络舆论危机”乱象。网络传播解构了权力对话语权力的操纵与舆论议程的掌握，在这个“去中心化”的“众声喧哗”世界里，话语权力的分配与舆论议程设置完全由信息规则决定。谁拥有信息最多，谁发布的信息能够被他人接受，谁的信息能够吸引他们注意，谁就有话语权，谁就可以主导舆论议程的设置。从某种意义而言，政府作为网络政治舆论主体积极参与并引导网络政治舆论，是适应体制外舆论主体力量形成并发展成“异见群体”的传播格局而产生的自我调适行为。近年来，虽然网络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网络问政制度、政务微博等技术与制度设计纷纷出现，但是，作为权威声音的政府话语与作为社会代言人的草根声音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影响力上相比，都还有相当大的的差距。流于形式的制度设计、空洞无力的官僚话语、不断丧失的政府公信力、对网民心态缺少客观的洞彻等原因，使得权威声音缺少与草根声音的共通性，无法引起网民的共鸣，也使得政府在网络世界难以形成有力的话语竞争能力。以钱云会事件为例，从第一个网帖出现到1月6日，论坛文章4679篇，博客文章1739篇，新闻文章3015篇，总计阅读次数达1767613次，评论数达42592次，政府发布的信息量却相对较少，权威信息的发布无法与网络即时传播保持同步。在第一个网帖出现后，第二天事件就引起网民关注，到27日传统新闻媒体介入，舆论议程已经被设定的情况下，政府才召开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然后到舆论进入白热化之后，政府才被迫召开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当舆论议程已经被设定，政府对事件的回应就处于极度被动之中，即使公开有关事件信息，也难以打消网民的质疑。
要解决网络政治舆论生态系统失衡问题，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促进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就必须在良好的网络社会心态培育、网民理性人格塑造、网络话语竞争能力提升三个方面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
第一，培养良好的网络社会心态是网络舆论生态管理的基础。网络世界是客观世界在虚拟空间的映射，网络世界是对现实生活的扩充与放大，但并不脱离现实生活。网络社会心态的培育必须在现实社会心态培育之中实现。从长远看，培养良好的社会心态，关键是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确保改革成果社会共享，防止社会结构断裂，解决社会结构失衡的问题。虽然这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社会工程，但却是社会心态问题解决的根本，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心态必然被扭曲，社会怨气必然会增长。从当前现实看，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建设制度化表达平台，以宽容的心态对待网络不同意见群体，使长期郁结的怨怼之气得以发泄，是当前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这样的思考，改进分配制度，加强社会建设的同时，要做好：(1)角色转换。政府习惯于把自己当做权威主体，过分强调政府权威，习惯于“我说你听”的公民导师角色。改变政府的角色就必须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原则，关心民之疾苦，倾听民之呼声，尊重民之意愿，真正当好民意的听众。(2)消除两个舆论场的界线。官僚主义作风会使政府习惯于自说自话，致使网络舆论与权威舆论间的鸿沟不断拉大。要解决这个问题，在网络舆论与权威舆论之间寻求重叠共识，政府就必须洞彻网民心理，领悟网络话语技巧，用网民喜好的方式应对。(3)宽容忠诚的“反对者”。批评政府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表达“异见”是防止政府权力滥用，舒缓社会压力的必要手段，政府应该以宽容的心态对待反对意见，哪怕是错误的批评，也不能运用权力施以强制性的压制。
第二，以公民理性精神培育为重心塑造网民理性人格是当前网络政治舆论生态管理的重点。网络是一柄双刃剑，可以通过公共平台建构与信息传递通道的开辟，促进理想的社会发育，创造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平台，开创公共治理的新局面；又可能在权威舆论场之外产生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舆论场域，放大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扩大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并演化成与政府对抗的动员空间，诱发集体性抗争行动，危及社会的稳定。网络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完全取决于网络主体对网络的应用行为。网民行为的非理性使“乌托邦”的梦想变为“糟托邦”的梦魇，而网民不断走向理性，则有可能使网络摆脱“糟托邦”的窘境，电子“乌托邦”最后可能成为现实。国家有公民教育的义务，网络时代培育公共理性，塑造网民理性人格，应该强化以下三方面的工作：(1)以理性、宽容的公民的培育为重点，加强国家政治文化建设。片面强调形式化意识形态宣传而忽视民主政治文化建设，片面强调公民意识形态灌输而忽视理性宽容公民人格塑造，是我国政治文化建设实践最大的不足之处。当前必须站在文化软实力的高度，纠正思想意识形态工作的偏颇，以求真务实的态度落实政治文明建设工程。(2)以公民理性能力提供为核心，在公民事务讨论过程中提升公民理性精神。阿伦特指出，政治的本质是对话而不是暴力，话语实践才是政治的本真内涵。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由公民的理性推理能力与公共理性应用能力决定。我们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公民理性精神结合起来，通过公共理性精神塑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育，努力形成社会共识，从而使公民理性精神与公共推理能力都得到切实的提高。(3)加快公共协商制度化建设进程，打造坚实的公共对话平台。“商议性政治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一个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全体公民，而取决于相应的交往程序和交往预设的建制化，以及建制化商议过程与非正式地形成的公共舆论之间的共同作用。”在网络空间建构商谈机制，营造理性商谈的公共平台，最重要的是加强网络问政平台、政务博客平台、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平台制度化建设，使之成为常规性、规范化的网络公共商谈平台。
第三，提升政府网络舆论话语竞争能力与舆论议程设置能力，是网络政治生态治理的关键问题。只有提高政府网络话语影响能力，才能重塑政府话语权，才能争取网络舆论议程设置能力，才能真正引导网络舆论，从而使网络舆论朝向良好的治理方向发展。提升话语能力，争取网络舆论议程设置能力，必须从三个方面着手：(1)提高政府与网民对话能力。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介，构成社会空间人类文本，提供了‘表达自我’和‘建构社会现实’的唯一路径。在建立各类社会关系和结构的过程中，是完全对话体的”。解构传统权力是网络的天然特性，网络世界话语权力不是来自于政治权力而是来自于对话能力，在自由传播的互联网空间，政府如何与网民对话决定着政府在网络空间的生存能力与竞争能力。(2)提升政府话语影响力。网络虽是自由空间，但网络世界又是强者支配的世界。话语竞争影响力是网络话语能力的根本，只有深刻认识网民心理世界与情感，才能真正影响网民。因此，话语客观真实才能说服网民，话语情感真切才能打动网民，相反，空洞无物的官僚话语、赤裸裸的权力话语、欲盖弥彰的虚假话语、离经叛道的雷人话语在网络自由世界是没有任何竞争能力的。(3)培育政府网络舆论领袖。在网络舆论应对实践中，通过政府新闻发言人、政务微博等制度化建设，蔡奇、伍皓等一批官员网络明星和明星微博脱颖而出。但这还远远不够。如何更进一步落实这些制度设计，使官员和行政人员能够在网络说真话，敢说话，从而培育出更多的网络舆论领袖，是提高政府网络舆论话语能力与议程设置能力的关键。
收稿日期：2013－1－28
注释：
①部分研究者，如张真继、许国虎等人把网络生态系统结构理解成由环境因子与主体因子两大部分组成。这种理解忽视了网络生态作为人造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区别。
②虽然网络舆论主体众多，我们主要分析网络政治舆论生态系统，因此，我们简单地将网络舆论主体分为体制内网络舆论主体与体制外网络舆论主体。
③数据来源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30次)》。
④微博总用户数据来源于《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30次)》，政务微博数据来源于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2012年2月发布的《2011年中国政务微博发展评估报告》。
⑤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推出十大草根名博和十大草根网事，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7227631.html.
⑥中青在线．温州钱云会事件．http://article.cyol.com/yuqing/content/2012-02/29/content_57905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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